罗斯巴德：奥派理论与美国大萧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李义平，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们应了解凯恩斯的理论，人们还应当了解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这很重要。

穆雷·罗斯巴德（1926～1995年）是20世纪后半叶奥地利学派的“首席理论家”。他用奥地利学派先期的代表人物冯·米塞斯的经济周期理论，从逻辑上完美地解释了经济萧条，特别是美国大萧条。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其创始人是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他的主观价值理论和边际分析，使经济学发生了一场革命，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学生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 Bawerk）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其资本和利息理论对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理论认为，个人在现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自愿选择决定了资本品的积累，资本品的积累扩大了生产的迂回过程和技术进步，从而带来了更多的未来消费，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本质所在。

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他把奥地利学派带入了20世纪，被誉为现代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塞斯被迫移居美国，过了几十年的流浪生活。米塞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

在1920年代，他发动了闻名于世的对计划经济的攻击。他断言，离开了随行就市的市场价格，你将不知道资源的稀缺程度，不知道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分配资源。波兰的兰格提出了著名的“试错”，冯·米塞斯回击“市场是不可模拟的”。从实践上来看，似乎是米塞斯赢了。米塞斯关于计划经济不可能的观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他是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完成了奥地利学派的核心——商业周期理论。商业周期理论认为，货币对经济活动和价格的影响是非中性的，因为经济活动由不同生产阶段组成，货币由不同的人持有。当中央银行人为地增加货币供给，或人为地任由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必然诱导企业家把资源错误地配置于资本品的生产，上了本不该上的项目，进一步人为地扰乱经济自身的结构，造成了虚假的繁荣。当货币停止增长或利率回到自然利率时，经济活动中曾经被掩盖的错误就大量涌现，繁荣破灭，萧条开始。萧条是强制性地挤出泡沫，强制性地调节结构。1974年，哈耶克因此理论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或许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胜利，哈耶克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哲学的研究，并写出了经典的政治哲学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美国大萧条》的作者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是自米塞斯和哈耶克之后奥地利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在经济学、历史、政治哲学和法学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罗斯巴德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人家庭，195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投身于米塞斯的经济学的研究。《美国大萧条》是罗斯巴德的代表作，1963年出版后还再版了5次，印刷了8次。这本书用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对美国1930年代的大萧条作出了创新的解释。

冯·米塞斯的经济周期理论

冯·米塞斯认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通常表现为通货膨胀，其特征是货币供给量增大，货币变得便宜，不当投资甚至是错误的投资增多，表面上看经济在发展，实际上这样的举措形成了更大的危机。萧条时期是市场经济的强制调整。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也持这种观点。在《资本论》第二卷《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产业进步不断革新，是用新的劳动资料代替旧的劳动资料。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即萧条）。

虽然马克思与米塞斯对经济萧条的作用有近乎相同的看法，但他们解决问题的出路却是截然相反：冯·米塞斯是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去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则通过“自由人联合体”的图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罗斯巴德认为，只有米塞斯的理论能够解释经济萧条。他认为米塞斯的经济周期理论通过对银行扩张的研究，对干预自由市场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对萧条阶段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实践说明冯·米塞斯是有道理的。

关于商业周期与商业波动，罗斯巴德认为，区别商业周期和商业波动很重要。社会生活充满了持续的变动，这种变动事先不能被准确预知。人们试图尽量准确地预测变动，但是这种变动不能被简化成一种科学。

企业家忙于预测市场的变化，包括供给和需求的情况。越是能够成功获得利润的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测也就越准确，而不成功的预测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所以，自由市场上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也是最善于对未来商业环境进行预测的人。但是，这种预测从来不是完美的，对未来的判断是否准确，取决于预测者的生活积累、信息来源、灵感和运气。

罗斯巴德指出，变动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内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包括消费者口味的变化、时间偏好的变化以及因时间偏好所产生的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变化；劳动力在数量、质量和地点上的变化；自然资源的发现或耗尽；技术变化对生产能力的改变；各种天气条件对农作物的影响等。所有这些变动都是常态的，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变动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中每个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模式，一切都是超稳定的，那便意味着落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变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聪明的企业家总是能抓住机遇。在一切变动中，关键是货币数量的随意性变动。

罗斯巴德指出，要考虑具有普遍性的商业变动。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这些变动都是通过普遍的交易媒介——货币进行传播的，货币把所有的经济活动串联在一起。如果一种价格升高而另一种走低，这就告诉我们，需求从一种行业转向了另一行业。如果所有行业价格同样升高或者降低，那么一定是货币领域发生了变化。只有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发生变化，才会引起物价变化。货币的供给量上升，而货币的需求保持不变，就会扭曲价格。

货币人为地增加形成的价格变化，并不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不反映真实情况的市场价格，扰乱了企业家的判断。因为货币或资本便宜，人们上了很多本不该上的项目，创造了很多“假就业”以及质量不高的GDP，财富本身并没有增加。所以，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大的项目，进行了一半就发现增加的货币买不到东西了，正在进行的项目和工程只能是半截子工程。

加杠杆带来的“繁荣”，充斥着浪费和错误的投资。何以解决这种没有经济发展的“繁荣”呢？萧条时期的功能，就是解决这种“繁荣”带来的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萧条可以强制挤出泡沫，以破产、重组、淘汰的形式调整结构，激励创新。逆经济发展的方向而调节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放手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

相反，如果政府不是让自由市场经济的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而是积极地干预，那样就会适得其反。罗斯巴德指出，如果政府希望萧条尽快结束，经济重新走上繁荣之路，最重要的是不要干预市场调节过程。干预的程度越大，萧条持续的时间越长，其程度也就越可怕，走向完全恢复的道路就越难。

政府可能采取某种方法来阻止市场调整。例如：

（1）向濒临破产的商业增信贷，使该死的不能死。

（2）进一步通货膨胀，并因此阻止了必要的价格下跌。

（3）依然保持较高的工资率，进一步加大了失业。

（4）阻止价格下跌。使价格高于市场应有的水平会形成商品滞销，阻止了经济向繁荣的回归。

（5）刺激消费并阻碍投资。我们已经知道了更多的投资加上更少的消费可以加快恢复进程；而更多的消费和更少的储蓄将使得储蓄资本的短缺进一步加剧。通过食物券以及发放救济金，都可以扩大消费，一些私人资金可能会被用于储蓄和投资，而所有的政府资金则偏向消费。罗斯巴德认为，经济中任何政府规模的扩大，都会引起社会结构中消费——投资模式开始偏向消费，同时萧条的进程也被延长。

（6）救助失业。任何救助失业的行为都将无限期地耽搁失业问题的解决，同时阻碍工人向可提供就业的行业转移。

根据以上分析，政府的正确的政策就是自由放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为了预防萧条的发生，政府应该一开始就阻止任何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信贷扩张。

如果我们可以把罗斯巴德用冯·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解释经济萧条加以小结，那就是：银行效率的增加使资本变得便宜，误导企业家上了很多不该上的项目，形成了虚假的繁荣。虚假繁荣的泡沫注定要破灭，萧条就是市场机制强制性地淘汰、挤出泡沫，与此同时，结构得以提升，经济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政府的干预只会使事情更糟。

用“商业周期理论”解释美国大萧条

在美国历史上，1819年发生了第一次大萧条，当时联邦政府唯一做的是放宽联邦政府土地债务人的偿还期限。在1837年的恐慌中，范布伦总统坚决地执行了自由放任的政策。该死的死，该活的活，美国经济很快走出了萧条。

面对1929年的萧条，由胡佛领导的政府开始了“胡佛新政”，稳稳抬高工资率和物价，扩张信贷，扶植濒临破产的企业，增加政府干预（如补贴失业人口，为公共工程投资），从而达到反萧条的目的。从萧条一开始，胡佛就使自己的措施向违反自由放任的原则发展。他所有干预的措施的特征都是外柔内刚的，劝告的背后就是威胁。结果，对市场的干预使得在胡佛离任时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萧条中，以至于在3年半后，人们也没有看到复苏的迹象，失业人口达到了可怕的25%。

胡佛政府一反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对经济进行了全面的干预：包括对失业问题、扩大信贷、大踏步地开拓公共建设、增加税收、增加对购房的贷款、加强对农业的管理，因此形成了大量的农产品过剩。胡佛治理萧条的措施悲剧性地失败了。胡佛的失败应当看作是政府计划，以及干预的失败，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失败。在此之前，即1920年～1921年的危机中，自由市场的调节是成功的。

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还可以解释2008年美国的萧条。这场萧条来自美联储多年的货币管理不善。2003年～2008年5年间，美联储向金融市场投放了巨额货币，美联储M2供应量上涨了40%。主要市场利率在调整到通货膨胀影响以后要么为零，要么为负值。

2003年～2008年，银行体系向所有借款人任意提供贷款，这些银行不仅下调名义利率，还降低了信誉标准。为了取得信贷数额，金融机构以“创新”的方式把房地产抵押贷款包装成了安全的金融组合，实际上这是高风险的垃圾债券。

低利率和低信贷标准也影响了消费膨胀，这导致了2003年～2008年之间消费信贷上升了25%，人们的债务负担急剧上升，潜在风险很大。货币泛滥导致的低利率和信贷方式创新，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错配：太多人负担不起房贷；在后泡沫时期的氛围中，太多投资项目无法维持；在经济衰退之下，人们的财富和收入大幅度调整，太多的消费债务已经脱离了人们可以真正承受的范围。消费不足的说法是错误的。

寻找本国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

在经济实践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各国政府更青睐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可以通过多发货币和上项目制造辉煌。然而，紧接着就是滞胀，而且使问题更加严重。

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说法，多发货币是一种很不好的政策。在马克思的经济学里，货币只是一个交换的媒介，例如一只绵羊等于两把斧头，斧头就是货币，又是实实在在的财富。

把以上的例子换成更为现代的例子。如果8只面包换一双鞋，8只面包就是货币。出现了纸币后，先把8只面包换成8元钱，再用8元钱去买8只面包。现在面包还是8只，想买两双鞋，银行却多发了8元钱，一共16元钱。16元钱给了制鞋人后，他会发现第一个8元钱买完了相关材料后，第二个8元已经买不到东西了。因此多发货币将造成新的不公平：那些能得到增发的货币、水涨船高的人的利益不会受损。

凯恩斯经济理论以及在这种理论支持下的政策，没有认识到危机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对经济过热时形成的泡沫及对被破坏了的经济秩序有修复作用。人们经常讲市场经济体制，其实萧条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那些引领经济的产业会大量投资，高歌猛进。萧条就是为快速前进的经济列车踩刹车，就是强制性地挤出泡沫，强制性地淘汰落后，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刺激创新。

政客们都喜欢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可以制造繁荣，但这有泡沫的成分。从一定意义上讲，凯恩斯主义是逆经济发展规律而动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几乎找不到践行奥地利学派的模式，各国政府都在寻找市场与政府的最佳结合点。优秀的都是给定条件下的优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