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乐队的夏天

来源 | 燃财经（ID:rancaijing）

作者 | 张蓝予 孔明明

编辑 | 苏琦

封面 | 盘尼西林乐队

《乐队的夏天》让全国0.1%的乐队看到了未来，但仍有有99.99%的乐队，他们的夏天还没有到来。

熊花在公司电梯里又被认了出来。

已经数不清这是两个月来的第几次了。这名互联网公司的员工，自从以盘尼西林乐队贝斯手的身份上了《乐队的夏天》（以下简称《乐夏》），就突然变成了公司的风云人物：在办公软件里收到各种陌生同事的问候，走在过道里被人请求合影，还有人会来他的工位参观。

上班时，他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运营，下班后，他是盘尼西林的贝斯手。最近乐队正在筹备下半年的巡演，最后一站他们选在了北京工人体育馆——每个摇滚乐队梦想中的演出地点。

尽管《乐夏》这档出自米未传媒之手的综艺节目，没有像《奇葩说》一样爆发，但也吸引了很多平时不听摇滚乐的人关注。“最近家门口菜市场放的都是乐队爆款歌曲，像《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和《雨夜曼彻斯特》。”School酒吧主理人刘非说。

参与节目录制的乐队们开始从地下冒出头来，新裤子、痛仰、刺猬、Click#15、旅行团、九连真人等几支名次靠前的乐队邀约采访不断，演出费翻了几番，几乎包圆了各市巡演场地。在此之前，这些摇滚乐队更多在地下活动，摇滚乐则更多被打上“叛逆”“小众”等标签。

他们还没太学会如何面对主流媒体的大规模关注。很少有一档这样的综艺节目：即便在播出的剪辑版节目中，还能出现无掩饰的吐槽、掩面的失声痛哭、甚至不太友好的互怼，这在之前已经习惯被过度包装的综艺节目中，很少看到。旅行团主唱孔一蝉告诉燃财经（ID:rancaijing），在这个节目中，真诚是打动人的重要因素。

就像《乐夏》总制片人牟頔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乐队题材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独特性和真实性。鲜明的性格是一个乐队能否脱颖而出的很重要的部分，这些性格鲜明的人，他们对音乐理想的坚持和热爱，以及背后所发生的悲欢离合，天生是综艺节目的宝藏。

玩乐队在这个夏天变成了一种被越来越多人看见的生活方式，事实的确如此——下了舞台，这群摇滚乐手转身成为互联网运营、教师、孩子奴……是和你我没区别的普通人。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摇滚乐对他们来说已经不仅仅只是愤怒、叛逆的表达，更多的是一种兴趣和人生选择。

“出圈”的普通人

在《乐夏》冠名商近日的一次商演活动中，旅行团乐队一出场就引来了一大波粉丝的尖叫。台下的粉丝大多是通过这档综艺节目“粉”上了他们，自节目开播以来，旅行团乐队围巾等周边产品全部销售一空，粉丝们为他们建起了微博超话，越来越多人加入了后援会。

但他们还没有做好被当成流量艺人的准备。在互动环节，主持人让旅行团乐队成员为台下的粉丝们比个心，四个摇滚乐手显然对这个“饭圈”常见要求毫无准备，有些局促不安，最后队长黄子君打圆场道：“我们给大家鞠一躬吧。”

自2005年签约摩登天空正式出道，旅行团乐队已经走了将近15个年头，发行了9张唱片。认真、音乐有空间感、“中国披头士”，是圈内给他们的评价。在《乐夏》乐队互投环节，他们进入了前五名，新裤子主唱彭磊在演出结束后也不忘为这群“弟弟”们狂拉票。

在参加《乐夏》之前，旅行团还参加过央视的《超级乐队》与江苏卫视的《中国乐队》，但一直只是“没有出圈”的小众乐队。在两年前的夏日，黄子君还在微博里写道：“准备要发第八张唱片了，还是没什么人知道，也是一种忧伤。”

如今节目播出之后，邀约暴增，通告不断，但他们不认为自己红了。主唱孔一蝉认为，现在更多的人只是看到这个节目，消费综艺内容，但不会去找他们之前的歌听，去了解他们的思考。30岁有余的他们对此也看得淡然：“就做自己就好。”

旅行团乐队模仿披头士经典动作

从来不看综艺的熊花，最开始不太想参加这个节目，但因为栏目组的足够真诚和对乐队的足够尊重，他决定试试，到最后觉得“上节目真好玩”。节目火了，但熊花觉得这不过是做音乐路上的一个小插曲，“做原本的盘尼西林就好”。

下了节目，盘尼西林的成员们又回归正常生活，一周1-2次排练，偶尔演出；放下乐器，熊花又变成运营，每天打卡，为OKR奋斗。

见到熊花那天，他先是推迟了半个小时采访，因为“抖音团队临时来开会，必须得参加”，又把电脑放在面前，屏幕开着一个数据监控页面，“怕有事儿会找我”。他身着黑色T恤、短裤，看上去就是互联网白领中的普通一员。

作为一个运动类创作者运营，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对接邀请各种原创作者入驻，扶持他们产出更贴合用户的内容，并帮助他们推广和变现。他觉得自己的角色就像经纪人一样，帮助别人发展，而在乐队里，他是“被别人经纪”的角色，他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别人，达成一个互补的状态。

虽然公司处于高速运转的上升期，运营工作又相当繁琐复杂，但他自认为效率非常高：“因为我懂他们想要什么，我自己也跟这些创作者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参加综艺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作者们知道他是知名乐队的乐手后，和他的黏合度更高了。

熊花

面孔乐队贝斯手欧洋，是第一期参赛乐队里资格最老的乐手，大家都喊他“三哥”——他是现场唯一参加过94红磡摇滚演唱会的乐手。那场有窦唯、张楚、何勇以及唐朝乐队参加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至今仍为后人津津乐道，称其为中国摇滚乐的巅峰时刻。

当初欧洋答应参加这档节目，主要是“想看看传统的摇滚乐还能有多少人听”。在乐夏第一期面孔乐队的演出结束后，现场许多乐手都泪盈于睫，许多热爱摇滚乐的人都说自己“听哭了”。看到那么多年轻人为自己的音乐感动，他觉得“特别满足”。

“有家的乐手和多数人生活一样”，欧洋正常情况下晚上12点睡觉，早上7点醒来，送4岁的孩子上幼儿园，回家开始忙自己的音乐工作，下午再去接孩子回家，就算偶尔出差也每天都和家人打电话、视频。黑撒乐队主唱曹石也称，除了演出之外，自己的日常生活和退休老人非常像。

“像刺猬的主唱子健，走在路上，你肯定不会多看他一眼，甚至想离他远一点，根本看不出他是玩儿摇滚的。”欧洋说。孔一蝉则说，摇滚圈其实很多人都有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抽烟、不喝酒、作息规律。

就是这些身边看似普通的人，当他们站上舞台时，瞬间变成了光芒四射的“Rock Star”。

被音乐改变的人生

曹石至今记得，当他2009年第一次登上摩登天空音乐节（草莓音乐节前身）舞台时，那种一呼百应的感觉，“一只手伸起来，台下会有千只手跟着我一起伸起来”。成为一名“Rock Star”，是他从青春期开始就想要实现的梦想。

曹石

从小，曹石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老师的器重与夸奖，让他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模范生，但他时常感觉青春期的“叛逆”无处发泄。那时唐朝乐队刚刚出道，一个同学的哥哥买了他们的磁带，曹石无意中听到后，“当时就傻了”，鼓点躁动，他心里却特别安静。从那一刻，他觉得“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他说：“只有听这些歌的时候，沉浸在我的小世界里的时候，我才能找到另一个自己。”

与曹石类似，郁乐队主唱刘斌从小成绩都能排上学校前几名，但上了高中之后，数学变得特别差，当他发现怎么都学不好数学时，开始产生自我怀疑。当时高中是寄宿学校，一群青春期的大男孩住在一起，“每天都在打架，每天都在打牌”。

后来他转学到其他高中，和朋友去了北京琉璃厂——当年北京最有摇滚氛围的一条街，一个学电吉他，一个学打鼓，想组一个乐队，玩叛逆且神圣的摇滚乐。家人觉得音乐是学习的对立面，但大家越是不理解，他就越要沉浸在摇滚乐里，觉得只有音乐能够拯救自己。

在那个年代，没人能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疏解内心的苦闷。摇滚乐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

唐朝乐队

从幼儿园到初中，孔一蝉一直因为成绩不好被家长老师否定，“差生”的标签一直跟着他。当他用吉他弹奏出三个和弦时，突然找回了自信：“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可能听着有些夸张，但那时确实有种被拯救的感觉。”

为了追随偶像披头士，他和几个伙伴决定组建一支叫做The Shadows的乐队，谐音“甩头士”。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音乐为你打开了另一扇门。”学校因为他们成绩差拒绝他们参加本校艺术节，他们就拉着乐器辗转其他校园进行演出，“那会儿正是HOT、NRG韩流的年代，后台都是宽衣服宽裤子染发的舞蹈组合，人群里多出我们几个瘦衣瘦裤的披头少年，很奇特”。

他们在台上疯狂地敲击弹奏，学生们在台下手舞足蹈、一直尖叫，“像极了披头士访美纪录片里疯狂的乐迷”。那是在场所有人对于课业压力的释放，是青葱时光里一段疯狂的经历。

但这样的疯狂终究只属于青春，走在成年的分叉路口，每个人都得在音乐与事业间做出选择。

2004年，旅行团的键盘手韦伟，有了去北京学音乐的打算，带着乐队录的30多首DEMO和堂哥孔一蝉两个人来到北京，一家一家唱片公司挨个投递，终于签约摩登天空，开始了北漂逐梦生活。

到公司的前3年，他们根本没有太多演出的机会，就帮公司做一些彩铃制作、平面设计工作。有时候为了赚钱，还会去帮品牌的发布会做一些递笔送水的零工，一天下来能赚个七八十块。“你只知道，有机会出唱片才是最大的事情。”

出道第三年，旅行团终于发行了首张专辑《来福胶泥》。第一次摸到实体唱片，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抚摸刚刚降生的孩子。那天他们坐在从大望路到通州的地铁上，每隔5分钟都要举起唱片拍照，“有一种宝宝来到世界的感觉，想要带它跟全世界合影留念”。

孔一蝉

当时和刘斌一起玩摇滚的朋友因为想专心搞音乐而辍学，他至今都忘不了同学妈妈那失望的目光，他不想让家里人也流露出这样的神色，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

毕业后，他去唱片公司做水木年华的助理，公司里有高旗、李延亮，让他觉得离摇滚更近了一步。但工作了两年后，他发现自己每天的状态都是在耗，身边都是明星，日子悠闲，渐渐迷失了自己，于是开始全心玩乐队。

年轻时的曹石，也曾在大学组建自己的乐队，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计算机研究生毕业后，他不想做跟同学们一样的工作，想专心做音乐，父母无法理解：“供你上了这么多年学，你起码让别人问我儿子是做什么的时候，我能说出口。”

那段时间父母一直不说话，曹石在家待业了半年，内心苦闷，每天躺着玩手机里的俄罗斯方块。后来他去平遥古城旅游散心，火车上碰见几个大学老师，说自己学校在招聘。大学老师这个职业正好是最优解：相对清闲，不影响他玩音乐，又能给足父母面子。

他就这样过上了十年的双面人生。一边尽职地做着大学老师，一边在业余时间坚持创作音乐。他创作的方言歌曲在网上受到很多人喜欢，30岁时，他又萌生了重组乐队的想法。

于是这个白天西装革履的计算机大学老师，常常下了课不换衣服直接去排练室排练，甚至被队员们嘲笑：“你看你哪像一个主唱？更像是卖保险的。”

“乐队就像四五个人在‘谈恋爱’”

熊花是2015年和朋友在School喝酒时，与盘尼西林主唱小乐相识的，俩人当时聊琴聊得甚是投机。过了半个月，小乐说盘尼西林缺一名贝斯手，他想也没想就加入了。

在《乐夏》中，小乐因为个性鲜明、直言不讳引来许多争议。在节目中不太多说话的熊花，私下里聊起天来和小乐几乎一模一样：“做了音乐还在乎别人评价吗？我们都不在乎。”

面对最近的歌曲抄袭质疑声，熊花甚至有些激动：“无非就是一个和弦走向问题。键盘侠说什么都行，我觉得有本事就自己来玩儿，把吉他拿出来弹弹再说话。”

这几年一起做乐队，两个人有着超乎寻常的默契。“我们节目里面演出的互动，几乎都不用排练。”小乐脾气大，有时候排练会争吵，但熊花理解他，也能很快化解掉。

在《乐夏》中，盘尼西林在台上提到吉他手刘家即将离队，气氛一下子变得伤感，台下的孔一蝉双手捂脸，泣不成声。这是属于乐队之间独有的情谊——彼此因为理想和爱好走到一起，这份深厚的团队感情正是打动许多观众的地方。

孔一蝉记得，2013年3月，队员们正在讨论巡演歌单时，前贝斯手小P一句“我不想玩了”，让整个乐队陷入沉默。小P提出想离队回柳州老家——年近30，他觉得做音乐看不到希望，想做一个有正经工作和正常收入的普通人。

大家都愣了几分钟，放下乐器走出了排练室。那段时间小P的生活与状态都出现了问题，甚至每天早上睁开眼都不想起床，不想呆在那个环境。大家甚至没有劝他留下，“我们知道他说出这句话时，去意已决”。

组建乐队时可能还是少年，可以一腔热血一意孤行玩音乐，当迈入而立之年，生活、家庭、父母，种种压力都接踵而至。

黄子君和家人分隔两地，他在北京玩乐队，家人在柳州生活。一来他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孩子就应该在柳州成长，二来就算家人来到北京，他也没心思照顾他们，“都在音乐上面折腾”。

一个月大概有5天假期，他会跑回柳州与家人团聚，用有限的相处时间更多地去跟孩子互动。每次回去，他都会观察孩子的每一个细节和动作，去猜想他的精神世界。

“你也不知道他是内心坚强还是真的对你冷漠。”有时候孩子会一个人下楼送他上车，挥挥手说句拜拜，就头也不回地回去了。黄子君就一直扭着头目送孩子，直到他消失在视野中。

2016年，整个乐队陷入瓶颈期。大家都抱着成绩一次比一次好的期待，但现实总会报以无情的打击。那年剧场巡演的上座率特别惨淡，乐队状态也时好时坏，大家都特别失落。“你把所有的招都用完了，但结果还是不满意。”队员们开始互相指责，是不是宣传不到位？是不是歌不够好？词不够好？还是编曲不够好？乐队在解散的悬崖边摇摆。

黄子君一边质疑自己，一边觉得亏欠默默支持的家人，一个人在北京租来的房子里根本待不下去，每每进家门都是扑面而来的孤独感，就趁着房租涨价直接把房子退了，去朋友家住。

眼看着乐队停滞不前，即将解散，韦伟提议大家再做一张唱片，这次要更坦诚，互相写一封信。那天下午，大家当着其他三个人的面把信念了出来，最后四个大男人一边读信一边哭。“念信只是导火索，重新一起做音乐才能互相疗伤。”孔一蝉认为做音乐首先是疗愈自己，这是人的本能，就像狮子受伤了会舔自己的毛一样。

“黑撒对我是一种拯救。”曹石说。自己年轻时是一名文艺青年，看电影和小说都会泣不成声，“特别忧郁的一个人。”黑撒乐队刚成立时，写的歌几乎全是可爱、搞笑的歌，这些歌赶走了曹石内心的忧郁，从“要死要活”到“性格开朗”起来。

做乐队最大的特殊性就是一群伙伴共同的配合，这也是乐队最大的魅力。“乐队永远都不是一个人，而是四五个人在‘谈恋爱’。”刘斌说。

黄子君感慨，乐队不是公司，不需要每天打卡，反而更像是婚姻。只要大家心还在，就会彼此信任。正因为如此，旅行团现在也没有加入正式的贝斯手。“现在会和很多贝斯合作，也是好兄弟，但上升到婚姻是另外一回事。”韦伟说。

0.1%乐队的夏天

《乐夏》播出后，很多人评价旅行团不够摇滚，孔一蝉反而认为，“被很多人评价为不够摇滚，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摇滚的事情。因为每个赛段我们呈现的东西都不一样，而摇滚乐就是要敢玩儿”。

孔一蝉穿着粉色西装和周洁琼跳舞

随着时代的变化，大家对摇滚乐的定义也在发生改变。

欧洋从小和邓讴歌、张炬在一起玩，和唐朝乐队一起学音乐。刚开始听的就是重金属，觉得除了重金属都不是摇滚，都是流行。但现在的他，认为很多不同的音乐形式都是对摇滚的诠释，比如后摇，没有唱词，但音乐一出来，听众就会感受到那种氛围，可能比重金属某些东西还来劲儿，“言语有时候说不出来”。

玩音乐30年，他从没想过要离开。“做摇滚就是做你想做的，不放弃。”

年轻时他率先留起了长发，但看到别人都留起长发后，他觉得没意思，剪成了短发。现在他的另一重身份是潮牌店主，也没指望能带来多少营收，主要是想设计一些和别人不同的、自己能穿的衣服，“不一样才来劲儿”，他从未改变过内心的特立独行。

年轻时期的欧洋

“摇滚为什么一定要是愤怒的？新一代的乐队可能已经没有特别挣扎的时候。”熊花说。

因为时代在改变，《乐夏》的出现就改变了一些事情。

熊花记得，录制第一期节目时，导演在旁边列队，一个个摇滚乐队排好队准备入场，经纪人在旁边站着。“你能想象一堆摇滚乐手当时排队的那个画面吗？旁边的经纪人就像是孩子参加夏令营时，守在一旁的家长。”

第一次站在《乐夏》舞台上时，虽然台下观众没多少，但众多同行的出现，让曹石觉得比以前参加任何演出都兴奋，“就是想让他们多看我两眼”。

旅行团在收到节目邀请后，开了很多会，做了很多预设，比如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真正参与其中的时候，事态完全与预期不同，他们的情绪随着剧情的演变像过山车一样起伏，听着演出一齐成为了“哭哭团”。

阶段赛第二首他们选择了比较躁的《Bye Bye》，用尽全力表达自己的不满，孔一蝉自嘲“杀红了眼”，第一次做这种用力的演出，下场后回看自己的演出视频，“脸都变形了”。

“其实挺好玩的，一生当中能留下这种很难忘的回忆，挺好。”孔一蝉说。

在乐夏播出之前，节目组曾多次找过刘斌——2018年，郁乐队拿到了德国WACKEN金属战火全球总冠军，也是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首支夺冠乐队。但他们考虑到自己重金属乐队表现手法的特殊性，大篇幅的唱法都是嘶吼的，担心很多人无法接受，没有接下橄榄枝。节目播出后乐队们知名度倍涨，更多人开始了解他们，刘斌同时发出了疑问：“这种热度能持续多久呢？”

《乐夏》是否只是一股热风，在熊花看来并不重要：“这个世界有太多好玩儿的事情了，如果乐夏热度下去了，我又可以骑车、去山上挖植物化石、去海边钓鱼了。”接受完燃财经采访的第二天，他正准备去英国度假，还专门去买了一个小吉他随身带着，“就是喜欢，音乐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伙伴”。

节目的火爆让排名靠前的乐队知名度和演出费大涨，但即便是在《乐夏》播出之前，地位高的乐队收入也并不惨淡。今年年初，新裤子在工体演唱会门票10分钟售罄，黑撒去年乐队人均收入大几十万，熊花也直言，目前做乐队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工资。

在刘非看来，《乐夏》让全国3万个乐队里的30个乐队看到了未来，但仍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乐队的夏天还没有到来，大家依然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但对摇滚乐队来说，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好事情了。

对比94红磡，欧洋觉得现在才是摇滚乐最好的时代，因为音乐形式更丰富，各种类型的乐队也越来越多，整体的市场也在变好。

“甭管任何的音乐形式，只要你在这个领域里做得足够好，就会有人喜欢，你就会脱颖而出。”欧洋说，“如果没出来，不要怪市场，也不要怪听歌的人，就是你没有打动别人、做得不够好。”

School酒吧作为摇滚乐的“练习生舞台”，主理人刘非在面对一个新乐队时，有一个惯常的灵魂拷问：“你做乐队是为了什么？”

70%的人会回答，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刘非会直接判定这个乐队不值得培养。剩下的30%回答各异，通常是为了钱或者为了名。但刘非说，至今他只听过六七支乐队给出了他认为的最聪明的答案，其中包括盘尼西林和Click#15。

那个答案是什么？刘非没有说。

熊花告诉燃财经，小乐当时给出的答案是：“为了名。因为有了名，可以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钱自然也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