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来到新世纪

虎嗅注：“愤青”是1990年代后兴起的词汇，主要指对社会现状表示不满乃至愤怒，迫切希望改变通过自己努力或社会/政治改变不合理现状的七零后与八零后群体。尽管不少愤青发泄情绪的方式并不理智，但总体上，这是个相对正能量词汇。而相当一部分愤青在摇滚乐中找到了情绪共鸣与文化信仰。新的摇滚起来之后，又如何与老摇滚调和？谁在消费摇滚？

2002年首届云南丽江雪山音乐节上出现的大量摇滚乐，被当时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小峰称为“中国摇滚乐第一次正面面对观众”。在这篇以批评这场音乐节怪相为引子、刊于2003年的文章中，乐评家颜峻借用了“愤青”的“愤怒”元素，与“摇滚乐”中的愤怒结合，描摹了中国摇滚乐及其受众在世纪之交的百态。庶几可作今年网综节目《乐队的夏天》的遥远注脚。

本文发表于《读书》杂志2003年1月刊，由《读书》杂志微信公众号首发，授权虎嗅转载发布。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头图：2004年10月，北京迷笛音乐节上的乐迷。©视觉中国

文 | 颜峻

毛病都是惯出来的。

在八月中旬（按：二〇〇二年），云南丽江的雪山音乐节上，从各地赶来的有钱阶层用他们的方式表达了对“摇滚乐”的热爱——在崔健出场之前，对所有其他乐队起哄。他们甚至依靠头发的长短来判断乐队的好坏，甚至根据主唱活蹦乱跳的程度来决定欢呼还是闭嘴，每一支好乐队他们都起哄，每一支做秀乐队和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古董乐队他们都叫好。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对媒体抱怨，说摇滚乐跑得太快了，有点看不懂了，年轻乐队太怪了，崔健以后一切都没劲了。

看在他们强劲的消费能力和坚挺的话语权力的分上，媒体也一起抱怨，说干嘛弄那么多地下乐队，干嘛不叫上“黑豹”、“零点”、臧天朔，嗯？除了阳光空气水和粮食，我们还需要——朋友，朋友啊朋友……这多么通俗、多么煽情，几十年如一日，十三亿人民同唱一首歌，摇滚乐不就普及了吗？

事实上这些人已经很久没有听过摇滚乐了。他们只知道崔健，或者说他们只关心被媒体神化了的崔健，最多再算上青春期崇拜过的长头发吉他英雄。在他们看来，花钱就应该被伺候。而他们的确一直在被伺候，从弱智电视剧到弱智流行歌，什么柿子软就给他们吃什么；现在摇滚乐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他们当然不习惯。

摇滚乐属于谁？“愤青”还是消费者？还是愤青消费者？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很久。愤青认为摇滚乐是一种愤青文化，是批判性的声音，是青少年表达不满的方式，也是他们创造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自身文化的一种手段，归根结底，它要么音量过大，要么就形式创新，通俗易懂不是它的使命。即使只有少数人分享摇滚乐的秘密快乐，也必须保证这快乐是纯正的、独立的、绝不妥协的。

大众以及大众派来的记者、唱片公司老板和流行音乐同行则认为，愤青永远只是少数，而音乐却只有被多数人接受才算成功。推广摇滚乐，让更多的人消费摇滚乐，最终让摇滚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反过来也让丰厚的经济利润来培养更好的摇滚乐，这才是正道。

而推广摇滚乐的方式，当然是先弄几个“唐朝”，哪怕他们十年都不出新专辑，只要保持神秘的高大的传奇的形象；再弄几个“零点”，哪怕他们其实是勤勉的流行乐队，跟摇滚乐没什么关系；再弄几个“瘦人”，只要他们会蹦，会煽动群众；再弄几个“果味VC”，只要他们时尚，鼻子上架的是窄墨镜；反正，实在不行还有崔健，那些并不喜欢摇滚乐的人至少会喜欢崔大哥，谁让他有名呢？这推广的重任就落在了老崔肩上……

2012年8月，崔健在宁波海上丝路城市音乐节。©视觉中国

西方摇滚乐早在七十年代就已经成为主流音乐，在八十年代已经极度商业化，以至于它内部不断发生裂变和离心，无数叛逆的新声一再揭竿而起，在反对主流文化之前先反对了主流摇滚乐。曾经在九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另类”（alternative，选择性的、存在于传统或现存体制系统以外的）摇滚，如今已经瓦解了人们对传统摇滚乐的定义，它已经在不断的重组、嫁接、变异和突变中变成了无数可能性。条条大道通罗马，反倒是一上台就甩头发劈叉的传统摇滚乐不再摇滚了。

那么谁是摇滚乐的主人？是创造它、推动它的人，还是消费它、买卖它的人？

如果事情都要靠人多势众来发言，那么中国摇滚乐现在应该低头认罪，停止愤怒和创新，回家练习“爱不爱我”才对；如果还让人讲道理，那么摇滚乐属于年轻人，而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即使这种文化在中国还很微弱，但毕竟在疯狂生长。六十年代的美国嬉皮士，今天已经是爷爷、教授、老板和偶像，新世纪的中国愤青，在垮掉一代、嬉皮文化、朋克文化、背包族、左派、cyberpunk以及各种追求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反文化影响下，刚刚开始建立本土的青年亚文化。既然摇滚乐需要一个土壤，请看，这才是。

那些呼吁摇滚乐“健康向上、拯救人类心灵”的朋友，一定和摇滚乐没有关系，因为摇滚乐的基础，就是质疑健康文明的秩序化生活，它越健康，就越跟写字楼和看守所里的健康不同；它也没法拯救全人类，它只解放自己。你喜欢摇滚乐吗？那就解放你自己好了。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大城市，摇滚乐都已经分裂为不同的文化。只要有人多事，把朋克和重金属放到一起演出，那么打架就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同是金属，说唱金属就很少被重金属主流所接纳，因为他们的另一个名字是“新金属”，是对经典的背叛，没有华丽的吉他独奏也没有流畅的旋律更没有丰富的古典和声。那么什么是重金属的主流呢？有人说了：Scorpions啊，Aerosmith啊，Metallica啊——又错了，今天的重金属，即便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也已经成了黑金属、厄运金属、歌特金属、死亡金属、撒旦金属、残忍金属等等不吉利的金属的天下。

当然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朋克还是可以和重金属乐队一起演出，因为他们都是苦孩子，都面临同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自身的文化太过脆弱，他们和他们身边的人既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发言权，连服饰和俚语都是最近才成熟起来的；而KTV、春节联欢晚会、张艺谋、两只小蜜蜂和广告里的成功人士却茁壮成长，年轻人要么愤怒，要么大学一毕业就放弃一切梦想，加入资本和官僚的机器。

选择吧。

二〇〇三年在华盛顿的音乐会上，空中铁匠乐队（Aerosmith）的布拉德·惠特福德（Brad Whitford）、史蒂芬·泰勒（Steven Tyler）和乔·佩里（Joe Perry）倾情献唱（图片来源：wikimedia.org）

这样的时候，摇滚乐自身的潮流变化着，不为外人所知，其实却已经天翻地覆。

一九九七年以来，外省乐队开始造音，外地乐手大量涌入北京，激进的形式和明确的反抗意识得到发扬，有人反对传统形式，有人反对社会不公，有人反对北京贵族摇滚。成就不见得多高，但乱世出英雄，两年以后就见了分晓。

一九九九年，摩登天空公司发表了“Badhead第一击”四张唱片，包括“NO”乐队以前在香港发行的《走失的主人》、“苍蝇”乐队以前在台湾发行的《苍蝇·1》、胡吗个的另类民谣《人人都有小板凳，我的不带入21世纪》、吉他手陈底里的电子实验《我快乐死了》。北京朋克经过三年的磨练，已经生根发芽并向其他大城市蔓延——他们迅速而欢快的节奏，他们短促而尖利的喊唱，他们简单而热情的愤怒，他们彻底跟主流决裂的头发和衣服。外省的朋克乐队，却多数跟朋克音乐没有关系，他们实际上只是愤怒，只是迫切需要表达愤怒的手段，后来一旦成熟，就纷纷转向了其他的音乐形式，只有南昌的“盘古”坚持“不搞音乐，只搞革命”，而广州的王磊正在成为最露骨和刻骨的抒情高手。

二〇〇〇年，聚集在北京郊外的外地乐队逐渐占领了首都。除了底调和迷离的窦唯、毒辣和不恭的“诱导社”、越来越黑人化的崔健、正在成熟和研嗦之间挣扎的“爻释·子曰”、温情而暧昧的电子乐队“超级市场”，北京最好的摇滚（包括其他新音乐）乐队中间，几乎没有本地土著。“舌头”成为地下摇滚的旗帜和榜样。一场说唱金属的潮流席卷树村、东北旺（外地乐手聚居的地方），重而富于爆发力的形式、批判性的歌词在未来造就了“痛苦的信仰”这样的愤青领袖——他们的代表作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北京兴起锐舞热，DJ带动了一小群人的时尚。

“苍蝇”乐队主唱丰江舟成为中国地下电子乐的先驱，他率领更多人投身于激进的电子乐创作。“清醒”“新裤子”“花儿”这样的时尚乐队，穿越了尖领衬衣和Lee Cooper牛仔裤的丛林，轰炸并勾引了低龄的大城市中产子弟，他们用摇滚乐的形式推广娱乐文化，并被命名为“北京新声”运动。

二〇〇一年，更多的摇滚乐队发表专辑，京文公司旗下的“嚎叫”唱片成为国内第一大摇滚乐品牌，尽管封面设计大多难看得要死，录音质量也不尽人意，但总算是靠数量和销售手段，在各地的音像店里渗透进去不多的摇滚乐唱片。“NO”乐队主唱左小祖咒开始以个人名义发展，并在大陆、台湾地区同时发表新专辑《左小祖咒在地安门》，从疯狂的噪音摇滚转变为另类抒情歌手。前“鲍家街43号”乐队主唱汪峰和前摇滚歌手郑钧也成功进入主流，前者越来越好听，而后者恰好相反，但同样受到欢迎，这充分说明了资本的厉害——大公司的原则就是，名利双收并不断滚动。

随着资讯突破封锁、新青年长大成人，中国大陆几乎出现了所有形式的当代音乐；“地下”概念逐渐清晰，它意味着一种自成天地的亚社会体系，和对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对峙。独立厂牌蔚然成风，并通过有限的渠道传播着这些奇怪的、小众的、实验的（当然也有摇滚的）自制唱片。

二〇〇二年，中国摇滚乐在商业和愤怒之间继续寻找着平衡，有些人已经放弃了和大众沟通的愿望，但更多的人则在坚持作品纯洁性的同时，调整着姿态——事实上，没有一个乐队因为雪山音乐节是政府主办的、有流行歌星参加的、破坏环境的、拒绝了基层摇滚乐迷的活动而放弃参加的机会。

自从听说了伍德斯托克，中国摇滚乐迷就没有停止对集体狂欢的向往，仿佛只有举办一次音乐节，才能证明我们有了对摇滚乐的共同享受和对自由快乐的共同追求；当然反过来，各种音乐节的失败，也的确证明了中国摇滚乐的弱小。好大喜功的怪癖不仅仅体现在国家大戏院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它同样毁掉了大连乐舞节和昆明现代音乐节——一般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两个活动，因为它们太失败了。北京的“喜力节拍”倒是成功，不过主要是流行乐队和当代爵士。

二〇〇二年，摇滚乐的音乐节终于被媒体盯上。先是五月的第三届迷笛音乐节，然后是八月的“点亮长城”和雪山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在北京香山附近的迷笛音乐学校举办，免费，三天，五十一支乐队，有六千到八千人次观众；“点亮长城”备受关注是因为操作成功，有大牌乐队和著名DJ参加，又延续了长城锐舞活动的传统，但实际上只有不到四百人参加了这次持续二十四小时、票价二百到三百元的活动；至于沸沸扬扬的雪山音乐节，门票二百八十元，两天，大约二十二支摇滚乐队，外带雪山风景和流行歌手献演，据《三联生活周刊》说，有不到一万人次参加，大约二千人购票。

如果做一比较，可以看出其中奥妙——迷笛音乐节花了迷笛学校四万元成本，赔了，但学校每年做这个音乐节都不是为了赚钱。“点亮长城”当然赚了，因为投资小、操作容易、票价高。只有雪山音乐节赔得很惨，不知道是谁预计了二万到三万人的门票，结果被现实扇了耳光，要不是崔健保证了乐队和音响的质量，恐怕会被骂得更惨。考虑到和政府合作的因素，很多怪事，例如十三不靠的演出阵容和漏水的帐篷，就很容易想通了。

二〇〇六年太湖迷笛音乐节现场©视觉中国

迷笛音乐节是成功的，因为它集中了北京乃至各地的摇滚乐迷，集中了热爱体制外生活的文艺青年，也通过三天的聚会，让这种文化得到鼓舞和传播。虽然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被承认也不被报道，但他们繁殖的速度却如此惊人，以至于已经遍布全国，潜行于古怪的唱片店、书店和酒吧，通过网络、独立杂志和各种活动联成了一个小世界。他们也让“迷笛2002”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节。

“点亮长城”是成功的，因为它赚到了钱。在摇滚乐没有演出市场的情况下，策划人在老外和资深玩家那里找到了利润，这就和其他买卖一样，想赚所有人的钱是不可能的，摇滚乐作为商业项目，也需要定位，需要稳准狠的销售策略。如果乐队有一定号召力、活动足够娱乐性、宣传做得专业、品质有所保障，那么即使从小众开始，摇滚乐和新音乐也并不是注定要穷下去的。

雪山音乐节也是成功的，因为它煽动了太多的媒体，让公众近十年来第一次面对关于摇滚乐的报道。它同样强硬地把地下乐队推上舞台，让它们遭受多数人的冷漠和少数人的关注，并从此扩大影响。它尤其让不同的观众站在同一个舞台下面，形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大杂烩场面，虽说没有音乐节的集体气氛，但却在分化的人群间建立了沟通的可能。崔健的固执，让摇滚乐走出了自己的世界，和它的敌人一起竞争、分享冰雹和阳光。

摇滚乐当然是集体的事情，而音乐节，本该是同类人聚会狂欢、商人赚钱而乐队扬名的大活动。像美国奥斯丁这样的地方，每年有数千场演出，其中就包括“冷血动物”和“脑浊”参加过的春季音乐节，音乐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跟中国相比，在丹麦、荷兰这样的小国，一个音乐节有几万人参加是家常便饭。很多人以参加音乐节为生活方式，打工挣够钱就背上帐篷周游世界，在不同的音乐节之间浪游。

音乐节已经是当代青年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没有伍德斯托克的原因，其实只是因为我们根本还没有青年文化。

“脑浊乐队”在二〇〇二年迷笛音乐节上

“让我们一起飞吧。”“舌头”乐队在雪山音乐节上如是说，意思是，你可以加入这个正在超越现实的行动，你可以暂时或永远地抛弃枷锁，你可以做一个你一直都想做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毫无理由地相互信任着，一起超越。

摇滚乐让人们激动，这是真的，但在中国，它主要还是让人们通过想像来激动。人们并不真的了解摇滚乐，也不见得愿意去了解——对别的事情也一样，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我们已经适应了被谎言和垃圾食品所养殖的生活——人们愿意阅读摇滚乐报道和评论，也愿意在网络上参加中国摇滚向何处去的讨论，但要改变自己的审美、品位、习惯和生活态度，那又谈何容易。

而这，就是中国摇滚乐仍然保持了罕见的愤怒、原始的冲动的一个主要原因。等公众不再叶公好龙，也开始把摇滚乐当作日常娱乐方式的时候，这种单纯的情感，也就越来越稀有了。这个矛盾是永远不会被平衡的，摇滚乐因此艰辛、危险，也因此充满奇迹。

让我们走着瞧吧。

作者简介：颜峻，乐手，诗人。主要从事即兴音乐、实验电子乐、田野录音和声音艺术，也是著名的乐评人。撒把芥末（Sub Jam，前期名为铁托）厂牌的创办者，FEN 乐队、茶博士乐队和即兴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