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后一次做孩子》：童话散场前

对于注重电影艺术多元性的影迷群体来说，每年的上影节（SIFF）“地球村”单元都是一个观看海外新片的重要窗口，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在第26届的“聚焦意大利”子单元，我去观看了由克劳迪奥·比西奥执导的《我们最后一次做孩子》。这部小众喜剧虽然早在2023年10月便于意大利公映，但对于国内市场来说，受制于进口额度与商业利益两方面的因素，国际影展这样的特殊契机几乎是观众看到它的唯一机会。

一

作为一部以儿童视角来展现战争残酷的悲喜剧，《我们最后一次做孩子》的故事梗概如下：

“1943年的意大利罗马，四个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战火纷飞中玩着战争游戏并结成了‘史上最伟大的友谊’。某日，来自犹太家庭的里卡尔多被德军带去了犹太人隔离区，剩余三个好友通过伊塔洛担任法西斯干部的父亲的关系得知了他的所在，决心穿越意大利‘英雄救友’。”

这部电影很容易让人想起《美丽人生》和《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微博上有位教育博主有次在转发前者片尾时，写了这么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

“后台常年有家长问，如何在一个严苛的体系下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心发展空间，我的回答一直是去看看右边截图里的这部电影《美丽人生》。”

在电影创作中，战争与儿童本身是一对相斥的元素，二者结合的重点，是既不打破童真，又能保证真实，这里的真实有其具体含义——浅层，容易表现的，即直接刻画战争的残酷；深层，易被忽略的，是人物身上的压抑感。

《我们最后一次做孩子》里既有浅层又有深层。

它的浅层，比如犹太男孩里卡多一家被连夜抓走；比如伊塔洛、万达和科西莫组成的“救援小队”途径一户农家，发现战争将他们压榨得几乎只能等死，哺乳期的女人饿到没有奶水。

它的深层，即孩子们日常经受的仇恨教育，比如拥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该向犹太人吐口水，该恨盟军飞机的轰炸；比如胖男孩伊塔洛“率先垂范”士兵应当恪守的行为准则；比如他口中那句“意大利的火车永远不会停歇”——这显然是战时宣传日积月累的结果。

从整个时代气氛与社会环境的构建上看，这部电影大于塔伊加·维迪提那部《乔乔的异想世界》，小于吉尔莫·德尔·托罗的那部《潘神的迷宫》。

二

本世纪和20世纪的电影，不分主题都会关注性别。

而《我们最后一次做孩子》在这一点上毫不违和，毕竟片中角色透露的性别歧视与偏见，在他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甚至没有人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刻板印象诸如骂人“娘娘腔”，讽刺“男性女性化”，调侃“女性会成为累赘”，但它更多是潜藏在几个孩子相处过程中下意识的言行细节里，其中既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男子主义，同时也体现了战争机器的性别安排中对于女性那种工具性的界定。

换句话说，枷锁是双重的，在男尊女卑的“传统”之外，还有法西斯政权之于歧视的强化——凡专制政体，都极端厌女。

比如片中的胖男孩伊塔洛告诉女孩万达，你的职责就是当母亲，生更多孩子。这基本就是上世纪20年代希特勒对于德国女性的期许。

比如修女艾格尼丝安慰身为孤儿的万达，如果你是男孩，早就被领养了，没有人在乎女孩是否聪明，他们只需要女孩变成傻白甜。

再比如搭帐篷露营时，万达膝跳反射式地想起修女的话，“如果跟士兵同床共枕就是被玷污了”，她甚至质问两位同伴：“你们会娶一个跟别的男人睡过觉的女人吗？”小小年纪脑子里已经充满了“贞洁观”，这些都反映出万达此前经受的是哪类性别教育。

但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以上厌女叙事之外，电影又体现了不少对于女性的尊重。

比如扒火车的时候，两个小男孩让万达先上，他们非常自然地觉得女士优先，并且叠罗汉式地搭人梯，让万达踩着他们爬上去。

比如伊塔洛的哥哥维托里奥，那个英俊的百夫长，他对于修女艾格尼丝的态度虽然貌似不恭，但从始至终并未做出轻薄之举，即便开玩笑被修女扇了耳光，也只是吐槽了句“你真是疯了”。

你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性别意识落后的男人好像总在轻视他们身边的女人，但当紧要关头或危险发生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却是保护她们。

这种下意识的朴素正义感，抵消了现实政治的法西斯化对于个体行为的负面影响，而它也根植于意大利的传统。

就像胖男孩的父亲，那个意大利将军对前来巡视的德国将军形容的那样，不是我们不努力作战，而是意大利人归根结底不像德国人，我们比较散漫，多少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

有句话形容意大利的民族性——“踢球像打仗，打仗像踢球。”电影中也有类似的桥段，当将军问儿子我们向谁效忠时，当着来访的德国人的面，观众都以为伊塔洛会说希特勒，结果他说的是米兰（AC米兰足球俱乐部）。

今年上影节还有一部意大利电影《指挥官》，是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它讲述的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意大利海军指挥官萨尔瓦托雷·托达罗在二战期间指挥潜艇“卡佩列尼号”击沉了敌对阵营的船只，却下令救助对方的船员。

用一个词形容这种民族性格，应当是“富于人性”。这一深入骨髓的特性，是一个社会崩坏时的最后防线。

同样是二战侵略国，德日意的面貌就截然不同，德国人比意大利人更凶残，日本人又比德国人更凶残，更罔顾人性、道德和国际法。

决定以上不同面貌的，自然是这些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就像几个人中了同样的毒，有人发作之后程度更深，说明根源在他自己的体质，不能全赖毒素。

具体到德国人身上，国防军就比党卫军更像职业军人，国防军不滥杀俘虏，不侵扰平民，对处决犹太人也没有兴趣。

具体到日本人身上，陆军第4师团（大阪师团）就非常另类，他们不好战、不嗜杀，还信奉穷寇莫追，比起立军功，第4师团更喜欢做生意。因为大阪这个地方有悠久的商业传统，官兵从军前多为商贩，对天皇的效忠有限。

简而言之，身为“甲种”的第4师团不是不能打，只是不想打，他们在主观上尽量避免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充当无意义的炮灰。

而在《我们最后一次做孩子》中，伊塔洛的哥哥维托里奥，正是个从北非战场伤退后假扮英雄的逃兵。

在维托里奥与修女艾格尼丝的相处中，艾格尼丝有两句话很值得注意。

第一句是为了安慰维托里奥而撒谎，然后补充自己不得不送出善意谎言的原因——“男人总是很脆弱。”在恶劣的性别环境中生长的艾格尼丝，早已习惯了男性的外强中干，看他们就像看孩子，所以不指望、不计较。

第二句安慰，更像发自内心，她告诉维托里奥——“比起英雄，我更喜欢逃兵。”如果说战争让男人脆弱，那么脆弱的男人，往往更富于人性，对于女性来说，任何时候，它都是两害相权的轻者。

尤其是为法西斯效力，发动战争，搞得自己民生凋敝，在这种情况下，当逃兵是变相地弃暗投明。相反的佐证，是维托里奥在一场误会之后同那些意大利军人说的：“你们都是混蛋，不过这意味着你们是好士兵。”

三

同场的一些观众在豆瓣发表短评时，认为电影结尾似乎有些草率，其实抛开意犹未尽的感性因素，这部电影并不虎头蛇尾，其结局也并非戛然而止。

我认为影片结尾最好的一点，就是即便结束了，孩子们仍然活在当时的既定剧本之中。

这里的“既定剧本”，包括伊塔洛以身为法西斯青年为荣；孩子们坚信被抓到德国去的犹太同伴一家不会有事；想救里卡多，得等把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杀光才行。

这些认知当然都是错的，但在当时，它是一个意大利孩子被灌输的全部，正是这些畸形的观念，塑造了一代人的是非观。只有等一整幕悲剧曲终人散，他们才有机会知道自己曾经经历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站在当代人的视角，一定觉得历史上没能进化出自主思维的个体既可悲又可笑，但事实是，浪潮退去前，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是在裸泳。更何况，每一代人都注定沉入每一代人的海。

电影结尾，万达和科西莫孙女那句“这是你们最后一次做孩子的地方”，结合剧情走向，难免令人神伤，这或许是一些观众觉得“这就结束啦”的原因——但这其实是误会了意大利电影，因为《我们最后一次做孩子》正是一部非常典型的意式悲喜剧。

意大利电影有两个传统，喜剧和现实主义。这使得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喜剧有着明显不同，它更注重从意大利的社会现实中取材。意大利电影最大的幽默，是日常生活中蕴含的荒谬和讽刺，所以它经常出现戏剧化乃至悲剧性的主题。

主旨的悲剧，与手段的喜感，在意大利人看来并不矛盾，这种悲喜交加的特质，是由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决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在意大利喜剧中，也很少出现好莱坞常见的大团圆结局，因为过于浪漫的臆想，在意大利人看来不过是一种虚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臧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