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口味的中医：人体入药与道德困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ID：ipress），作者：邓文初，题图来自：东方IC

本草里的“血余”一味

前一阵子，一位浙江朋友来信，说是久病血漏，请一位青年中医开方抓药，草药一熬，恶臭满屋，气味怪异，汤药入口，直想呕吐。问我这方子还能用不？是哪味药出了问题。

我赶紧制止，说这是身体的本能抵触，近乎生理上的“自体排斥”，不能再用。要她发来方子，看是哪种药物产生的毒副反应。方子发来了，一看，十多味药，多是常用的，应该没问题，不过在方子底下，新增了一味“血余”，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开方子的医生倒是做了解释，说所谓“血余”，其实是人的头发，不过是经过特殊处理，“烧灰存性”，也就是依据“古法”，将人体乱发放在旧瓦上煅烧成灰，再入药。因发质属于角蛋白，煅烧时会产生恶臭，不过这没关系，只要忍一忍，过了心理关，继续服用，就会立见成效。

“血余”，顾名思义，就是“血之余”，一般病人自然不知道是什么，本草里面却说得明白，它是归在“人部药物”之中的一味特殊药物，是以人之肢体或器官入药的那类本就早该取缔的药物。中医说头发是人体血液所化，以人血补人血，见效岂不最快？！

显然，这样的“古方今用”，算是近几年中医界倡导广读经典、钻研古书的结果之一。从中医药物学看，头发在本草中确实被称为“血余”，其起源可以追溯至《黄帝内经·素问》。《素问》有“肾之华在发”的说法，元代医学家滑寿直截了当地提出“发者血之余”，“血余”之说大约就出自这里。

众所周知，“肾”在中医理论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认为是一切生命之源。“血余”的重要性既然得到诸家认可，有了“学理”依据，于是，方伎家们、各类经方医生们，就在自己的临床试验中开启以“血余”入药的风尚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人部卷就对“血余”入药有详细分析，且“发现”了诸多相关征像，说人的气血旺盛，头发就会既有光泽又长得好；气多血少，头发虽光泽但难以长长；气少血多，就会毛发系稀疏而发质粗糙；气血要是都很衰弱，毛发就难以生长，落发秃顶 [i]，大约凭着发须的生长情况，就可以了然人体健康状况。这样，眉毛胡子一抓，包治百病，中医神功，确实令人骇然瞠目。

依此逻辑，头发既然是“血余”，以头发入药自然就是补血补肾的捷径。李时珍明白主张，“发乃血余，故能治血病。补阴，疗惊痫，去心窍之血”，还在《本草纲目》中附录了不少成方。《本草纲目》相当于明朝时的国家药典，后世医生们，似乎只要背好它，熟读古方，就可以为病人开方治病了（其实还用不着这么复杂，大多数草药郎中是《本草纲目》都没见过的，只需背熟汤头歌头，就可以江湖行走了）。

这位浙江医生想是读过李时珍书的，所以，“血余”引发的这种毒副反应，并未引起他的关注，“药方只卖古时丹”，保险得很。

中医人体入药种种

“血余”可以补血，依据中医的类推逻辑，人血自然更补，以人补人就顺理成章，这就触及了中医药物中一个悠久的传统，以人体器官及其分泌物入药的“另类医疗”。

鲁迅小说中的人血馒头，一般读者理解为群众的愚昧行为，其实，这与愚昧无关，而是中医“以血补血”传统之一。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古代中国可谓比比皆是，中医文献里也保存了不少“案例”。

唐开元时代陈藏器所著的《本草拾遗》较早记录了这方面的情况，人血、人肉、人胞、妇人裤裆、人胆、男子阴毛、死人枕、夫衣带等等都收纳在内。其中还有“人肉治瘵疾”的记载，中医认为这是以人肉治疗肺结核的记载，所以，“割股疗亲”的孝道之类，最初应该就是基于这种医学传统。

唐代或之前，民间流传的各类方术中，以人体器官或相应的衍生物入药的就更多，马王堆出土医书中记载的，就有人发、发、燔鬓灰、男子洎、男子恶，小童溺、婴儿溺、溺、头脂、头垢、燔死人头、死人骨，人泥、乳汁等等。

此外，还有僵尸入药的记载，刘敬叔《异苑》中有：“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这是东晋时期的事了。

李时珍《本草纲目》算是中医本草的集大成者，在书中，他专辟了“人部”一卷（第五十二卷），与草木部、果菜部、金石部、服器部、禽兽部等等并列。人部收录人体各类相关器物达34种，人肉和人血，人体器官人胆和人骨等，“人遗”如人之屎尿 [ii]，还有头垢、膝头垢、耳塞（耳垢）、汗水、津液、精液、妇人月经等等，只要沾染了些“人气”，就能“以气养气”，且依据中医阴阳学说，这些“肮脏”的人遗往往是难得的至阴之物，养阴以壮阳，就更离不开了。还有肢体类如发须爪等等，可谓包罗万象、搜罗无遗了。

李时珍

其中一些“药物”，草药郎中们还经常使用；一些，因为难得或禁忌，很少公开入药了；那些容易大众化的，往往就会成为追捧的对象，往往一阵风来，举国疯狂。

人尿（尤其是所谓的“童子尿”）曾经风靡华夏，传统文化重镇如台湾、香港，一度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弄得“童子”们不敢独自出门。妇人乳汁则现在还在南方某些城市的高档餐厅被当做“特供”食品出售着。

胎盘入药自然大家都是熟悉的。一些妇产科医院的主治医生，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恭候最新消息，一些人还利用职权预定男胎，只差点没有直接进产房抢劫了，真是一盘难求。当然，这些“新鲜出肚”的“大补剂”一般人就算是强求也未必就能求到，于是大多转而求其次，以成药来满足滋阴壮阳的欲望。

成药中的“河车丸”“大造丸”（大造丸据说需要用童子尿浸泡三日）等等，据说多少是用胎衣为原料制造的，至于究竟有多少含量那就只有天晓得了，但医者意也，意思到了也就多少满足了。大约也正是基于这种心理，中医在命名这些药物时，就很有这种“意思文化”的味道，所以胎衣还有佛袈裟、仙人衣、混沌衣、混元母之类的称号。这些当然都是道士们的创造，不过道教本是中医的老祖宗，所以李时珍也多处引征他们的说法，来为自己的医学提供学理依据。[iii]

道家丹书曾把胎衣称作“紫河车”。李时珍说它具有“治男女一切虚损劳极”的神奇功能。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能壮阳补肾，说其“补阴之功极重，百发百中，久服耳聪目明，须发乌黑，延年益寿，有夺造化之功”。

在引经据典之外，李时珍不失时机地介绍了两个病例，说一男子病弱，阳事大痿，“服此二料，体貌顿异，连生四子”；一妇人年六十，身体衰惫，“服此寿至九十犹强健”。

于是，“紫河车”的名号，连普通百姓也知道了。

“以人食人，非人类也”

尽管李时珍对这类人体药物详加解说，但并非没有道德焦虑。对紫河车这样以胎衣入本草，他就略有批判，说在元朝之前，中医界还是很少使用，这类药物的流行，朱丹溪要负责任。

朱丹溪是元代中医的四大家之一，他在“气血论”基础上主张“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影响所及，中医治病，就以补虚为不二法门，百姓养生，就以壮阳为葵花宝典。这种理论今天看来当然不足道，但饱受阴阳学说熏陶的国人，却很是迷信之且崇拜之，只要提及“虚”之一字，几乎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对症，因此，“补虚”就有了强大的文化心理基础，国人几乎都是补虚论的拥趸，这样子市场当然就大了。

朱丹溪，为“滋阴派”的创始人。

医理家们制造“内虚”、拉动“内需”，药店卖家提供需求，满足消费，这样的“供需侧”经济学早在朱丹溪时代早已流行了。身兼医理医药双重身份的朱丹溪，自然也就顺势推出系列成药，大补丸、补肾丸、龙虎丸、补天丸、补虚丸、补阴丸、五补丸、固精丸、济阴丸等等丸剂散剂一起推出，“补损方五十一”，其中以紫河车为料的“补天丸”只是其一。

不过，在朱丹溪时代，官方医界对人体入药还是有所顾忌的。朱丹溪的《本草衍义补遗》所收的196种药物中，人体入药只有三种，人尿、人中白、人中黄，都还算是“人遗”之类，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人体药物，尽管朱丹溪已经提及紫河车入药之事。

大约，元代前后的医界尚存古风，明代时，人体入药才大为风行起来，这大约就是引发李时珍道德焦虑的原因之一吧。

他在遍引各类典籍时发现，以人体入药并非中医正脉，而是从底层、从域外蛮荒传入的陋习。比如，他在《隋书》中发现，“琉球国妇人产乳，必食子衣”。在张师正的《倦游录》中也发现，“八桂獠人产男，以五味煎调胞衣，会亲啖之”。这些化外之地的习性传入中原，中医开始广为接受，李时珍在编纂《本草纲目》时，也不得不将这些人体药物收入其中，但至少，李时珍还有所警惕，说“此则诸兽生子，自食其衣之意，非人类也。”

关于胎衣，汉族其实是有诸多禁忌的。李时珍之前的崔行功，就曾很详细地介绍过该如何处理胎衣（见其小儿方）。说凡胎衣宜“深埋紧筑”，这样才能令男长寿。若是被猪狗吞食，会令儿癫狂等等。李时珍当然知道这些禁忌，所以在介绍胎衣入药时说，这些禁忌是“自然之理”。然而，时人为了滋阴壮阳，将胎衣蒸煮炮炙，和药捣饵，“取其同类，以人食人”，岂不是触犯天条？！李时珍指责说，这样的野蛮行径，与琉球、獠人，又有什么区别。

李时珍的道德困境

中医这类“非人类”行径，显然严重背离了儒家道德，但如果这类人体药物确实具有真实疗效，作为医家的李时珍，该如何面对？

《本草纲目》人部的前言中，李时珍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说《神农本草经》中只收录了一种人体药物，是人的假发。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禽有别。后世的医家，连人的骨骼、肌肉、人胆、人血都被用作药物，太不人道了。《本草纲目》人体部中，凡是那些医家使用过的人体药物，一味都不能少。但也给自己定下规矩，那些无害人道的人体药物，就详细说明，而惨忍污秽之类，就只简单收罗。[iv]

人体不入药，在李时珍看来，是界分人与物的关键，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人禽之别”。然而，李时珍毕竟是一个医家，而当时的方伎之士，那些道教修炼者、炼丹术士和医者巫者，他们作为中医最主要的源头，不仅提供了如《黄帝内经》之类的理论体系（中医理论体系整体上借自道教），且从药物实践方面早已开启了人体入药的大门，人骨、人血、人胆、人肉都被用为临床药物。

尽管李时珍不得不哀叹一声，“甚哉不仁也”，太不人道了！但他并未因为这种不仁而摒弃了这些人体药物，反而在其编纂《本草纲目》时，收罗了当时所知最全面的人体药物（“皆不可遗”）。这类药物也通过他“求全责备”的知识趣味而进入《本草纲目》的经典，并走上中医的正统之道。从此以后，以人体入药就不再面临道德压力，口子一旦打开，没有了道德禁忌的中医会走向何方呢？

显然，如果仅从药效讲，李时珍并不反对人体入药，但关于药效多得之传闻，并非基于他自己的验证。譬如关于人胆入药，他用了一个“云极效”的说法，可惜的是，医界中人多是“读书而不识字”的，往往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个“云”，而强化“极效”——其实，《本草纲目》中绝大部分药效说明及处方载记，都是这种传闻性质，本来只能“聊备参考”，却往往被后学谨遵死守，以为越古越好，医家于是陷入泥古的恶趣，而道德与生命却被悬置高搁了。

《本草纲目》的药效介绍采取的是一种“技术化”姿态，这样的姿态不仅突破了道德禁忌，且多少鼓励了人体入药的行径；不仅为此后的医家使用人体药物提供了职业性引导，且免除了他们的道德责任。这样，人体入药就借助这些药效的传闻，大行其道，且成为中医文化的一部分，由医学流入社会。道德免责所产生的道德灾难，于是在国史上一再上演（参见郑麒来《中国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为透析》）。

郑麒来的《中国古代的食人》

注释：

[i] 原文是：“经气血盛，则美而长；气多血少，则美而短；气少血多，则少而恶；气血俱少，则其处不生”。 基于这种发现，李时珍还“发明”了一套学理，说人体各处发须，属于不同经络，头发属足少阴、阳明；眉毛属手、足阳明；胡须且分为髭、须、髯，也分属于不同的经络。

[ii]人屎中药称“人中黄”，人尿中药称“人中白”、尿液结晶体中药称“秋石”。

[iii]关于胎衣，李时珍就征引过道家丹书说法：“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橐龠。铅汞之匡廓。坯胎将兆，九九数足，我则乘而载之，故谓之河车。其色有红，有绿，有紫，以紫者为良”。

[iv]原文为：神农本草，人物惟发髲一种，所以别人与物也。后世方伎之士，至于骨、肉、胆、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今于此部凡经人用者，皆不可遗。惟无害于义者，则详述之。其惨忍邪秽者则略之，仍辟断于各条之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ID：ipress），作者：邓文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