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海外的文科博士生们的精神危机

前段时间在我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深感触动。这两天一位从国内来的老师在探望我们的时候，用有些天真的口气问我：怎么大家在国内的时候都好好的，到国外后一个个不是病了就是快要病了？我一时也说不上来，回来以后想想，是应该借着她这个问题认真考虑一下：为什么留学海外的文科博士生们普遍在精神层面遭遇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以致我们在该方面可被标记为一个高危群体？

我没有做过社会学或教育学方面的实证调查，仅就我自己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事情，我假定这个现象在事实上真实存在：当前留学海外的文科博士生更容易在精神上处于高危状态。该假定将成为接下来思考的出发点，如果你认为这个假定在事实上不成立或对该问题不感兴趣，或者你在精神上属于极少数强健者，我建议你立刻关闭这个页面。

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三个涵义一步步收缩的身份：博士生，文科，海外留学。第一个因素我不再讨论，因为对此已有大量的社会学和教育学的相关研究支持，探讨当代学院体制下的博士生之间的精神焦虑。这些研究的要点一般集中于：学业年限的死线、毕业/求职的发表量要求和期刊承载量之间的巨大失衡、人生规划的紊乱等因素。我想从后两点出发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人

人的生存总是以他被嵌入一个由一系列符号秩序构成的集合体为条件，这个符号秩序的集合体塑造了他思考、言说和行动的基本模式，在由这些符号秩序构成的世界图景的中介和调节下，人在特定处境中的生存才被视作可理解的并因而成为某种“有意义的人类活动”。符号秩序的集合体犹如宇航员的太空服，充当着人与包围着他的那个远远超出人类理性把握范围的对象与事件总体之间的中介。人并非直面这个浩瀚而苍凉的宇宙，符号秩序集合体无时无刻保护着他，既赋予他以外部世界的可理解性（形上学/宇宙论），也赋予他社会内部人类行动的尺度和价值（社会/宗教/伦理）。

在古代人生活在一个由家-国-天下构成的秩序集合中，外部世界通过太极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六气之类的符号获得其可理解性，社会内部通过一株以六经或九经或十三经为树根、以史部为树干（裁断人事的世界法庭，它是对铭刻于经中的价值标准在具体人类生活情境下的运用，对应于西方的实证法）、以诸子为枝杈、以集部为枝叶的华夏世界树而获得行动的尺度和价值判断的准绳。

在当代我们生活在由红色传统和革命史观提供的符号秩序集合中，牵系民族命运的梦想乃当前社会明面上的主导性符号。当然并非大家都把该符号作为规范自己行动的准绳，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是靠一些更小的东西而活着，比如对爱中呈露的人类真实的追寻（the pursuit of the truth of man in forms of love）、对金钱-房子-家人-抚育后代的向往，对体验-记忆-梦的痴迷等等。

在这些更小的符号秩序中，有这样一类突出地占据着我们这代人的心灵：职业生涯规划家（careerist）的想象。职业生涯规划家式的图景是这样的：我在入职时属p5级别，三年内我要升到p7，十年后我要升到p9；对应到学院或政府部门或其他地方也都是类似的，它有点像是我小时候看的那种网络修真小说或甄嬛传之类的东西，你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自我强化/跟他人搞好关系，然后在一个大危机中闯过难关，然后突破到下一个境界，然后再重复整套流程。

你不要立刻嘲笑这些生涯规划家鄙俗或可悲，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以致我们都能体面地活着，有时候人不得不放下尊严以维系自己的生存，这很正常。批评的重心不应是这些体系里的人，而是产生这种病态的社会结构的那种政治-经济条件。

生涯规划家这一符号，尽管它充斥着扭曲的竞争意识和一种对现实过度简化的粗暴认识，以及最重要的，它使人受制于体制机器的主导而遗忘或放弃了对自身生命经验的感知和他作为一个人而活着的那种本真性，但无论如何，这个符号还是有效地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目的，由此我们知道自己要向哪个方向用力，我们告诉自己，一切并非虚妄，我还在（尽管是在打怪升级这个梦里）真实地活着。

文科

人文科学的一个特征是，由建立于该领域的生涯规划家符号构成的秩序图景是模糊而脆弱的。当然对于文科下各不同的学科类别还是不可一概而论，但总体而言，某学科/领域的实证性质越强，建立在其上的生涯规划家图景也就越强悍，反之亦然，理论性和抽象性（也就是说，缺乏档案材料或田野调查之类的实证材料支持）越强，其生涯规划家图景就越模糊和脆弱，也就是说，越无力于为人提供行为的规范和生活的目的。

为什么这么说？纯理论的人文科学，在其研究活动时，能够从中获取到的“我完成了什么东西”的实感是很弱的。这类学科与比如实验室学科相比，他无法朝九晚五去实验室打卡上班，无法日积月累地进行操作、观察、记录数据的稳定流程，无法像他们一样在每次获得实证材料的时候都获取到“自己对某领域的了解又增进了”（或者反过来，“又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或者再极端一点，“他这个我怎么一直复现不出来，这小子该不会是数据造假吧”）这样的充实感。

这就使得纯理论人文科学的研究缺乏一种在可靠科学方法指导下点滴积累的渐进进步。有时候人会感到自己像是在太空中漂浮，在无尽的黑暗的真空里，我真的有在向某个方向运动吗，还是其实只是悬停着？或者像是在一段漫长的没有路标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我这是到哪了？这个方向是我要去的吗？周围一成不变的景色无法辅助你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耳边只能与引擎那不知疲倦的轰鸣声和车载电台乏味的流行歌曲为伴。人像是被囚禁在一个以隔音海绵为墙体的纯白小格子间里，人用力捶打那逼仄地压迫着他弯腰低头的墙体，却没有感到拳头击打物体本应有的那种痛感，他用生命和灵魂呼喊，却甚至听不到自己发出的声音——一个没有任何反馈的世界，唯留下的无边的恐怖的寂静。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世界里下雪了，纯白的、宁静的、诉说着失声的死的雪。纯洁的颜料像是母亲对待襁褓里的孩子那样，纤细入微地把声音和色彩从他的世界里一笔笔抹去。先是太阳和温度，然后是远方的地平线和久已逝去的梦，然后是色彩里浸润的鲜血和力量，然后是小人的幼稚的轮廓线。一切都被消去了，只留下空无一物的画框。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没有某种符号秩序的保护，这个宇宙是人所不堪承受的。而至少对纯理论人文科学而言，生涯规划家的符号还不足以支撑人直面这个宇宙。如果人始终做一个“乖孩子”，如果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始终迎合制度机器那种把人的生命不断狭窄化的惯性，他最终就得面对那场大雪，他将被迫意识到，他始终委身于的那个制度机器不仅不足以庇护他，还会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背叛他，因为对他而言是梦想与激情、未来与希望的东西，对制度机器而言是数据，是招生名额、成果量、补助金额和毕业率上的一个数字。

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为什么我仍然认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有必要抱有对自己所研究之物的信心，在其职业活动中恢复严肃感与崇高感。人当然可以说：你搞的这些只是一种意见/观点/意识形态宣传/叙事/话语，总之某种主观的、可替代的东西，其实不存在客观的、实在论意义上的真理，一切都是视角/权力关系/诠释等等。但是这就好比帕斯卡尔关于神存在与否的赌注说一样，你信了的话是纯赚，要果真有，你就大赚，就算没有，你也没啥损失。这里也是一样的，恢复一种严肃而崇高的人文科学研究，你就可以在职业生涯规划家以外，把自己置入宇宙、历史、真理和精神演化的脉络里，从而为自己寻找到新的位置、目的和意义，就算它并不真实，它也能产生效果，从维护心理健康的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这也是纯赚的事情，何乐而不为？不要当犬儒或取消主义者。

留学

要是留学海外，问题就更严重。

人不得不从他所熟悉的生活环境、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中脱落下来，而这就导致原先的一系列符号秩序都不再能够生效了。原先社会里的主导性秩序是通过一系列节日、庆典和仪式活动维持的，年夜饭、初五迎财神、元宵吃汤圆、清明扫墓等等，定期重复的仪式性活动将物理时间转化为一个不断生成意义的神圣的时间，在其中家庭、宗族、社区、过去与当下、死人和活人一次次地重又在一个神圣空间中恢复具体的联结，再加上一些每日定时的电视文宣之类的东西，人总算被安顿在一个还过得去的宇宙秩序里，彼此相互依存，依靠家庭（“还不都是为了孩子”）、单位领导（“再忍忍就转正/升职了”）或者其他人来为自己指明生活的方向。

然而上述符号秩序的有效性通常只是在地的，你离开了这片土地，这些东西也就很难对你再生效了。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不得不面对一整套新的节日、庆典和仪式的节律。融入不是嘴巴上讲讲那么简单的，你固然可以和本地人过同样的节日，但这些节日对你而言并不产生意义，你没法加入到这个由周期性的仪式编织起的宇宙秩序里去。试想，圣诞夜的时候，人家都跟家人团聚去了，大家围坐在餐桌前，祈祷、感恩、重新体验整个世界随圣言的降生为人所获的更新，而你呢，你自己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

宇宙秩序是由整个社会空间中的每一个部分在一种各安其位的相互依存中实现的，世界由此建立在一种普遍的认同感之上，在这种认同感中，宇宙中的自然与人、神与世界、物质与精神等被感受为一个和谐的有机体。想要进入一套宇宙秩序，不是跟别人一起放假过节那么简单的，你必须要让自己在这个社会空间中占据一个位置，要接受一种相应的对自然与人、超越与内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关系的全新的理解，它要求一种人的认识的全方位转变，而这通常需要付出漫长的时间和努力，而对那些只是临时旅居的人，也看不到这么做的必要。

于是你和整个由社会关系建构起的神圣空间、由节日与庆典建构起的神圣时间都是脱嵌的。你始终是一个游离在该宇宙秩序之外的原子人，既没法托庇于你母国的宇宙秩序，也没法蒙荫于你所在国的宇宙秩序，外部世界不再对你具有可理解性，一切都对你显得因陌生而混沌，因混沌而恐怖，由此，你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意识而主动的、下意识地向内收缩，变得比过去更内向、更羞怯，不愿与人社交、不敢踏出家门，等等。然后就是恶性循环。

孤独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东西。真正的孤独总在你和那些你最亲近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降临。在和朋友谈笑的某一刻你会突然感到自己从人群里被抽离，你悲哀地发现人们正津津乐道谈论着的话题无法在你心中泛起一丝波澜；在拥抱你所爱的人的时候，炽热的肉体会唤起你内心更深层次的悲伤，你被迫认识到无论你们再怎么靠近，你们的灵魂之间相距仍如此遥远；更不用说你的同事、师长或者别的工作上的关系，你发现很少有人真正有意愿听你说了什么，因为你只是一个nobody，人们根本没有在听，永远只有一种形式上的、浮光掠影的批评：真诚的、深入的、实质层面的交流已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可能了。

春和景明，世界毫不吝啬地展示自身的美，但这种美太过耀眼，只让你感到恐惧；人群言笑晏晏，人们邀请你加入，你感到自己如此丑陋和干瘪，你像躲避病毒一样躲避人类表现出的欢乐，就犹如：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And the light shineth in darkness; and the darkness comprehended it not — John 1:5）。

于是，你想要逃离，不只是逃离这里，也是从整个世界逃离。

我们现在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孤悬海外让人脱嵌于他母国通过节日、仪式和政治宣传的各种符号秩序搭建起的宇宙秩序，游离于由各种社会关系塑造的有机共同体以外，而文科让人难以托庇于以职业生涯规划家符号搭建起的生活小目标。两者叠合造成人的小-中-大三重秩序图景的全面崩溃，于己无法筹谋生涯规划，于人无法建立社群依存，于宇宙无法重新体验与整体的有机联结，他被迫孤零零的、在没有穿戴任何防护服的情况下，独自面对这个苍凉的宇宙，又如何能不被自身内部的失压和外部的宇宙射线所击溃？而所有这一切又哪里有他的错——如果有的话，那恰恰是，他太相信那些曾承诺会给予他秩序保护的东西了。

不要做“乖孩子”。去爱，去犯错，去真正地活着，让体制机器滚蛋，让有毒的行政和导师滚蛋，拓展自己生命的可能性，尝试、培育、舒展自己的世界，只有我们自己的灵魂是我们生命的最高所有者，就像路德说的那样：

Pecca fortiter et crede firmius!（勇敢地犯错，然后愈加坚定地相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月无忘，作者：YB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