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失业人，能开启第二人生吗？

8月9日，徐峥自导自演的电影《逆行人生》上映。

影片因其与《我不是药神》颇为接近的现实主义色彩而受到关注。只不过，在观众聚焦的外卖行业之外，影片其实统摄在一个更宏观的结构里，击中观众的，还有大厂程序员高志磊人到中年被裁员这个情节。它触及到了一个同样敏感的社会议题——中年失业。而我们如果将影片放进徐峥的个人作品序列中看，从《港囧》到《逆行人生》所标志着的这种转折，折射出的，是中产滑落的危境。

一个滑落的中年中产，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学历和收入颇高、工作勤勉，却依然迈向了阶层跌落的深渊，房价、育儿、996、文凭贬值、中年失业：这些中产家庭如何存在——不是生活，而是夹缝生存。

中产滑落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专职作家阿莉莎·夸特在《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中，就描述了美国中产家庭的真实境况：社会保障越发薄弱，生育成本不断上涨，怀孕歧视和性别歧视频现、中年失业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白领难以拥有正常的工作时间，更别提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我们选择的章节，既讲述了中产阶级中年失业的窘境，同时指出商人利用这种普遍的不稳定，蜂拥而上，纷纷成立“第二人生”培训机构，以寻找商机，作者阿莉莎·夸特在结尾，也给出了虽然不完全但仍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毕竟，想办法、被看见、说出来，都同样珍贵与重要。

《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

[美]阿莉莎·夸特 著，黄孟邻 译

“我已经落后于世界的发展了”

波士顿正值秋天，在一间教室里，几排学生精心打扮，穿着不同时代的职业装：平底鞋和米色长筒袜、芥末黄的刺绣连衣裙、白色正装衬衫，还戴着老花眼镜。他们并非十几二十岁的学生，已经到了中年。他们上的也不是传统的课程，几位自称“职业指路人”的女性正在向他们传授求职面试的技巧。如果一次面试没有成功，一位穿着铅笔裙、戴着眼镜、脸上挂着露齿的温暖笑容的指路人就会劝说道：“不要自责！”

每一位与会者都交了20美元，来学习这些初听上去似乎显而易见的东西：在领英（LinkedIn）上制作简历，掌握面试技巧，在“战胜负能量”（Battling Negativity）之类的小型工作坊上克服忧郁情绪。在另外的房间里，一位职业摄影师正在给与会者拍摄职业照。他们逐个坐到明亮的反光伞底下，看上去有些拘谨。

这些都是人到中年的中产阶级，有白人、亚裔和黑人。大多数人都深受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之苦。他们询问职业指路人，如何才能找到并保住一份工作。他们相信自己或许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还能迎来新的开始。他们必须另谋生路，否则就会陷入贫困。而且其中许多人都已为人父母，这让他们的需求变得更为紧迫了。

我们所在之处是“重新出发”（RE:Launch）研讨会的现场。举办这次会议的是位于波士顿的非营利机构犹太人职业服务机构（Jewish Vocational Services，JVS）。

你们想要克服的障碍是什么？职业指路人问。

“我已经落后于世界的发展了。”塔玛拉·斯潘塞（Tamara Spencer）回答。她50岁出头，以前是一名航空工程师。跟其他人一样，她穿着一件可以去参加面试的棉质夹克。“我对千禧一代的工程技术已经一窍不通了。”

“我17年没有工作了。”另一位女士尖着嗓门说道，她看着自己的手，“我在照顾家庭，但我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我已经做好了被雇主拒绝的准备。”一位满头银发、声音轻柔的学前班老师坦陈，她的教职工作总是超不过一年。

一位计算机程序员说，他是一个消极的人，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喃喃自语：这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我过去以为程序员是一个绝对安全的职业，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迷恋年轻和最新技术，不断把老人推出去的职业）。一位前餐厅总经理兼侍酒师也失业了，他坦白说自己刚刚失去了公寓的租约，现在无家可归。

职业指路人说，她可以帮到他们所有人。“我们保证不会只告诉你开心一点或者保持微笑。”她说。

其他人坐在白色的塑料课桌前，纷纷摇头。这是2016年9月，导致这一切发生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八年了。据说经济已经好转，就业率也上升了，但是大量的新工作岗位并没有落到这场全天会议的与会者头上。JVS的办公室位于波士顿的商业区，它就像经过翻修的“兔子洞”，每天挤满了数百名年轻的求职者，其中大部分都在完善他们的简历。

“远离这种消极情绪，你的内在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有缺陷。”一位职业指路人说道。她试图让我们建立规律的时间表——没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会令人感到沮丧。许多励志活动都会让求职者感到有点（有时可不止一点）自责，“重新出发”则带来了一些相当与众不同的东西。职业指路人小心翼翼地回避了那些被我视为“失业羞辱”的言行，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求职过程中的自我关怀。

“是，都怪我妈。”其中一位求职者用浓重的波士顿口音对自己的困境开起了玩笑。事实上，许多与会者的困境都是因学生贷款或教育培训债务而起的。这我可以理解。毕竟，在身负学生债务的美国人中，超过30岁的占了60%以上。

自2005年以来，中年以上人群持有的债务比例大幅增加，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回到学校继续进修的人数增加了，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偿还原有大学债务所需的时间变得更长，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成本也上升了。这些来自真实生活的例子体现了一种被操纵的叙事，仿佛映在墙上的邪恶阴影。

正如我采访的一位有抱负的中年护士母亲所经历的，讨债公司对从前的学生穷追不舍，效果堪比恐怖片。有些讨债公司甚至会威胁这些中年债务人：他们可能已经四面楚歌了。然而，这里的敌人并不是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用几十年时间累积起来的财务支出数字。

年龄歧视催生“第二人生产业”

在人们试着开启“第二人生”时，任何高明的话术或者专门的伪装都无法掩盖年龄的重要性。

年龄越大，情况就越糟糕：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一项关于长期失业的研究，如果你在超过55岁时失业，找工作的难度要高于30岁的时候。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在过去20年里收到的关于年龄歧视的投诉显著增加，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比，最近几年每年收到的投诉要多出大约5000份。年龄歧视的存在显然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如果想要继续成为劳动者，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否认身体的存在——会变老、要生育的身体。

在“重新出发”研讨会上，人们展开老花眼镜，打开笔记本电脑，仿佛这是开学的第一天，而不得不到这所学校上学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如果是在另一个时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应该已经退休了，而不是还在找工作；又或者，如果他们的工作没有被机器取代，没有被裁减，他们也可以继续他们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的工作。

“我们经济的大背景就是，人们需要面对越来越不稳定的局面，所以他们不得不开启第二人生或者第三人生，中上阶层也不例外。”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社会学家、职业转变协会的联合创始人奥弗·沙龙说，“如今的就业市场对于年纪大的劳动者和没有工作的人来说是无比艰难的”。

在美国，我们相信从头再来—再来，再来。但是现在，随着中产阶级也开始成为合同雇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些关于代价高昂的第二人生的故事。营利性的大学、认证课程，还有加入这一新潮流的教练——他们都在提供“帮助”，有偿提供。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有时令人担忧的奇特产物，我将其称为“第二人生产业”（second act industry）。

“职业变道者”的导师在对他们鼓吹人类的潜能，而他们如果生活在之前的时代，可能已经在计划退休了。一些公司对50岁以上的专业人士进行第二人生指导，教他们如何对新雇主展示自己，应该朝哪个职业方向“转变”，价格最高可以达到每年2万至9万美元。

当然，以上许多关于在较大的年纪如何包装宣传自己、建立人脉、进行自我再教育，从而打造最好的第二或第三人生的说教并非毫无根基。在一个人们被教导在面对通常是体制性的问题时只寻求个体解决方案的国家，对这些服务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

此种梦想，何以能够被兜售

职业第二人生概念的走红也源自一种更广泛的、对人类可完善性的信仰：我们对于个性抱有一种改造心态，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对人生轨迹所持有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在最坏的情况下，充斥于第二人生产业之中的这种改造心态就像是为职业进行的整形手术。

但是，换工作或者转行并不像玻尿酸填充物那么可靠，尤其是考虑到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和日渐崛起的自动化趋势对白领职业带来的影响。认为只要花足够时间去完善自己就能适应经济环境，这只是一个快乐的幻想，并不总是能成真。

它的前提就站不住脚：就算你受过极好的训练，能够胜任工作，如果没人招聘，你也照样倒霉。

在20世纪中叶，人们的大半辈子甚至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到了90年代，当我进入处于衰退之中的就业市场时（那时年轻人假装自己个性“懒散”，部分是为了在被日益萧条的职场拒绝之前，先发制人地保护自己），在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已经变得老土了。它成了过时的陈词滥调，就像发给退休人员的金表一样，象征着一种我们已经无法获得的平淡生活。

人们被期望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或者从事自由职业。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我甚至记得在研究生院时一位教授给我的解答。那时我正悲伤地不住询问，为什么我无法得到父母那样的安稳生活，而是在做这些奇怪的零工，写一些只有数据库会看的东西。真相是零工和自由职业经济已经开始吞噬其他的工作岗位，能够有机会真正为一家公司工作的员工很快就会变得更少。

第二人生产业就是在这样的幻想中蔓延滋长的。这是一个正能量陷阱，向你承诺人至晚年也能有第二次机会。这一产业背后的驱动力在于一些人失去了本该有的上升曲线。如果美国梦能够正常运转，人们可能会获得更加清晰的个人发展轨迹。通常在同一个行业，你的第一份工作能带你进入第二份工作，如果一切顺利，你会一直做这份工作，直到年满65岁退休。然而这条路再也行不通了。美国劳动者，包括本书中我遇到的许多人，不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拥有结构清晰的人生轨迹。

关键在于，在夹缝中生存的美国人需要明白，有这样的感觉并不只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他们的痛苦是由一个巨大的体制错误造成的。

成功摆脱困境的人都做对了什么？

我们也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那些成功摆脱困境的人都做对了什么。

本书前面介绍的米歇尔·贝尔蒙特，在成为一名专业图书馆员后依旧难以摆脱贫困线，但她因财务状况而产生的痛苦则有所减退。她的核心问题依然是让她饱受辛酸的债务，这些债务大部分来自研究生院。跟我采访的许多中产阶级父母一样：截至2017年，贝尔蒙特依然背负着2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和17.5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

尽管如此，她还是转变了自己的人生，生活状况大有改善。她们家现在在一个相对便宜的区域租了一栋房子。“也许等我提高了信用评分，大概五年左右，我们就能买点东西了。”她预计（截至2017年我们最后一次联系时，她比预期更快地达到了目标，而且正在商谈购买一栋房子）。此外，她儿子的新日托中心也是一个惊喜，“奇迹般地”便宜并且“质量很棒”，她说。

贝尔蒙特能够改变生活的一个原因，是她努力培养了自己的情绪适应力。提升“毅力”是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推荐的帮助一个人战胜与金钱相关的痛苦的方法。（在我看来，认为那些经济上岌岌可危的人缺乏适应能力的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同样错误的还有认为他们只需要提高自己的毅力和能力、“自力更生”创造经济保障，而不是需要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足够且可负担的儿童日托服务等等。）

在贝尔蒙特的例子中，正如APA建议的，她还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实际事务上：关注现实的目标和“小成就”，例如更新自己的简历，而不是专注于抽象的情绪。同样是听从APA的建议，她还采取了“果断的行动”，而不是（用APA的话说）完全远离自己的问题。

其中一项小而果断的行动是“野心勃勃地”找工作，就像她说的那样，最终她找到一份年薪至少10万美元的新的全职工作。她的新工作再加上丈夫的5.5万美元收入，令他们的中产阶级地位稳定下来。她的年薪一度只有3.7万美元，但当她再次求职时，她发现自己的能力可以更值钱。

“我感到如释重负，不用再为抑郁、焦虑，以及深陷债务旋涡而感到羞耻，”她说，“我偶尔还是需要跟家人借钱买生活用品，但现在总能在一个月之内还给他们。”

贝尔蒙特的故事是第二人生一个相对罕见的成功故事，她认识到了自己的状况不是她或者伴侣的错。这对夫妇在经济上的问题如今已经解决了很多。她出人意料的结局也证明，情节反转（当代好莱坞编剧精心炮制出来的东西）有时也会发生在现实人物的身上，尽管开心的反转往往更小也更微妙。事情会变糟，但也会变好。反转情节会发生，但它们程度有限，既不会是完全的悲剧，也不会是完全的胜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阿莉莎·夸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