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传播学者有何作为？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新传研读社（ID：xinchuanyandushe），作者：安德烈·古斯曼、塞思·刘易斯，题图来自：图虫

写在前面：

本期推送的研究论文来自2020年第1期《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这篇论文讨论了传播学者应该如何参与到“人机传播”的研究中，并提供了未来的三个研究方向。论文作者为安德烈·古斯曼（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和塞思·刘易斯（美国俄勒冈大学）。以下为论文摘译：

70多年来，人工智能（AI）的研究和传播研究沿着不同的轨迹进行。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集中在“如何在机器中再现人类智能”。相比之下，传播学研究则集中讨论人们如何相互交换信息、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如今，随着人机交流越来越普遍，人工智能和传播研究之间的鸿沟也正在缩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用亚马逊的Alexa、苹果的Siri和其他数字助理聊天工具；在工业领域，新闻供应商（如美联社）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和传播新闻。

然而。传播研究者在考察人工智能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互动，完全不符合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传播理论，因为所有经典的传播理论都把传播主体默认为人类。本文的目的便是通过去回应这些理论挑战，从而推进人工智能和传播学的研究融合。

为此，我们借鉴了人机传播（Human Machine Communication，简称HMC）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传播学而言，这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侧重于考察“人与机器之间的意义创造”。HMC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关注人们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其中，技术不再只是媒介，而是新的传播主体。

HMC的研究重点是人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其中，传播学者可以借鉴本学科内的一些强调媒介重要性的研究传统，例如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判断，以及马文对传播技术包含的文化价值是如何阐述的。

那么，当技术扮演了传播者的角色，传播学的研究者又能有何作为呢？接下来，我们希望尝试提供三种可能的方向。

作为传播者的人工智能：功能视角

首先，传播学者应该从人工智能在传播中的功能出发，询问以下两个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被设计为传播者的？人类又如何去感知人工智能扮演的这一角色？

传统意义上讲，传播学者经常把传播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如今，这种分类的意义越来越可疑，因为两者之间的界限一直在不断重构、甚至完全模糊了。当人工智能作为传播者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之后，事情就更麻烦了。我们该如何开始研究它呢？

我认为其中一个关键的起点，就是去测试“人和机器的传播”与“人和人的传播”之间，究竟有哪些共性与差异。例如，那些撰写新闻的机器人，特别适合被放在大众传播的既有脉络中去考察。学者们会使用评判人类记者的标准（如报道的可信度），来评估“机器人记者”和它报道的内容。

不过，这种思路可能被认为太过“实用主义”，因此也是有风险的。正如Spence（2019）所质疑的那样：“人类传播是否应该成为评判HMC的‘黄金准则’？”因此，他警告说，这一思路可能会限制HMC未来的研究。对此，我要补充的是，虽然使用人类传播理论作为出发点是必要的，不过学者们必须小心，不要让这些既有理论成为HMC永久的边界。要知道，HMC的出现很可能为我们带来新的理论机遇。

在既有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人们如何将人工智能理解为一个可以交流的主体”。有趣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往往是会发声的，因为声音的存在，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拥有了“性别”。更加重要的是，一项技术的性别与特定背景下的文化期望是否一致，会影响人们对其技术的看法。除此之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能包括其他一些语言和非语言属性（人/机器，男性/女性，年轻人/老年人，移动/固定……），这可能都会影响人类会把它看作是怎样的一种传播者，并基于这种想象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注意，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比早期技术要更加复杂。鉴于人工智能作为传播者的出现，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因此，对于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理解这些先进技术，如何与它们互动，学者们仍旧所知甚少。我们有可能进行更加纵向的研究，例如人们对与人工智能交流这件事的理解，是否会随时间和不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们与人工智能的互动经历，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未来技术的理解？

作为传播者的人工智能：关系视角

乔治·米德告诉我们：正是通过交流，人们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了社会。因此，传播学者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人类与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互动？人类又如何理解人工智能与自己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避免认为“人机关系”一定会比“人际关系”更简单和低级。我想指出的是：研究者在考察人工智能和“自我”时，需要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对于传播概念是如何界定的，这种界定又如何影响了对于“自我”的研究。传播学者应该往前走一步，去反思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传播之中，哪些既有的观点应该被重新考量。

我们刚才说到，人工智能的“类人属性”（human-like character），进一步确立了它的社会角色。这可能会反过来，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举例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在历史上一直充当“助手”的角色（例如Siri），它往往默认会发出女性的声音，这和本来的文化观念很可能是一致的，因此会进一步巩固性别与职业之间的刻板印象。

因此，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应该更多考虑“公共话语”对技术的形塑，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研究技术的社会角色和关系时，考察的其实正是这种权力的动态运作。

对于批判学者来说，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裹挟着其创造者本人的世界观和偏狭。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技术代替人作为沟通者，并自动化完成整个沟通过程时，它有可能抹杀和贬低曾经站在这一位置上的人的价值，并威胁某些传统的社会进程（例如民主）。

学者们认为，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虚拟女性助理的出现，会让“助理”这一职业群体的地位随之下降。因此，批判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机器一旦代表人类，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意义？

作为传播者的人工智能：形而上学视角

在《人类传播的故事》（The St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一书的结尾处，威尔伯·施拉姆谈到了“思考性机器”（thinking machine）的问题，也就是计算机对传播和社会的未知影响。施拉姆说：“当我们到达这个阶段时，我们已经危险地接近了某些科幻小说的边界——电脑与其说是机器，不如说是一个物种……”

我们已经讨论过，传播理论一直认为，传播者理所当然就是人类，技术理所当然应该扮演中介的角色。正是围绕着人与技术之间的这条界限，理论的边界才得以建立。然而，HMC打破了“传播为人类专享”的理论假设。因此，对HMC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人与技术之间的这种“本体论”鸿沟是如何随之发生变化的。我们的第三项研究议程，正是如何从形而上学层面理解作为传播者的人工智能技术。

几千年来，哲学家一直试图理解人和事物本质问题。其中，通过讨论技术，哲学家们思考何为存活、何为人类，以及身体和大脑是如何运作的。当个人电脑被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时，Turkle（1984）将其描述为“形而上学机器”。我们如今面对的交流型人工智能技术，可被看作是“形而上学机器”的后代，其功能比早期的计算机要更像人类。

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模糊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界限。近年来，研究者也开始考察类似的问题：人类意味着什么？技术的本质是什么（特别是人工智能）？其间的分界线在哪里？人们又如何去划这条线？

传播学者需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本质性影响。例如，很多人都在围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进行辩论。既有的传播伦理和法律是以“人”作为行为者来制定的，因此，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这些伦理、法律的本体论前提是否需要调整。传播学者现在必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机器应该如何对待人类，反过来，人类又应该如何对待机器。

例如，当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新闻业时，学者们会发问：到底是谁（什么）在从事新闻业？HMC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技术可以成为新闻的传播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这个答案直接挑战了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假设，传播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事情。那么，问题一下子就变成：我们现在如何定义传播？我们如何在同一学科内，既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又研究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互动？

其实，即使在人工智能技术普及之前，传播学者也无法就“传播”这一核心概念达成共识。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预计这个问题未来也不会有简单的答案。我们的预测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强大，人与机器之间的本体论界限也会越来越模糊，这一讨论也会变得更具挑战性。

参考文献

Guzman, A. L., & Lewis, S. C. (202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munication: A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genda. New Media & Society, 22(1), 70-86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新传研读社（ID：xinchuanyandushe），作者：安德烈·古斯曼、塞思·刘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