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对待战争一样对待传染病

这周三，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了重要的紧急状况委员会，讨论是否要将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义为“公共卫生紧急情况”。这种措施极少发生，通常只在重大传染病疫情出现时候才会启用。

但“极少”并不是传统认知上“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罕见，在公共卫生领域，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紧急情况：2009年的猪流感（H1N1）、2014年到2016年的“埃博拉”（Ebola）疫情、2016年的寨卡（Zika）……全球人民发现自己正在越来越多的面对这样的大型传染病。

在武汉之前，很多专家预测会成为下一个流行病的病毒在中国。只不过不是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而是一个叫做H7N9的禽流感。88%的感染者得了肺炎，四分之三的人因重度呼吸道疾病而接受了重症监护，而41%的人死亡。

01. 相比核战争，我们更要警惕传染病

1918年3月4日，一处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发生了流感。接着中国、英国、西班牙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头痛、高烧、肌肉酸痛、食欲不振。

几个月后，秋季来临时，这个最终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的传染病已经正式成为肆虐全球的流行病。至1920年春季，全世界有10亿人感染，约2500万到4000万（一说为7000万到1亿）人死亡。西班牙流感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同期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世界各国都已经没有额外的精力再应付战争，所以最终一战在1918年末结束。

（一张1918年美国的老照片，棒球手们全都戴着口罩在进行比赛。来源：国家地理）

一战的死亡人数约为2050万到2200万，远少于死于西班牙流感的人数。单看这些数字可能会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我们列出死亡人数最多的流行病和战争：

你会发现，因为流行病死亡的人，并不比因为战争死亡来的要少。

比尔·盖茨几年前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流行病与战争都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但是政客们只会认真对待战争——至少在建设军队等方面是这样的。

“对军人来说，他们是随时随地都准备好要投入战争的。我们还有预备军人，能够使备战的人口大量增加。北约组织中有很多战争游戏，可以让我们知道人员是否已经训练有素。”在一次TED演讲中，比尔·盖茨这么说。“这些，应该是我们为疫情出现做的准备。”他说。

他还拿出了一个模型，表示如果西班牙流感在当代社会爆发，会在250天之内杀死3300多万人。虽然人类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交通运输的发展同样有目共睹，给病毒的大规模传播带来可乘之机。研究表明，如今穿越国境旅行的人数是1918年的50倍，一旦出现传染性疾病，就可能随着人流入侵世界各地。盖茨说：“在传播速度方面，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危险的环境。”

但现实总是令人失望——在美国，所有的军队加起来的人数是130万，而经过认证的医生人数，只有95万。

在世界的另外一头，西班牙流感至今还在兴风作浪。根据胡安卡洛斯三世国家流行病监测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2018 年共有 927 例流感死亡记录。

而当时间迈进新前年，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以更加“文明”的方式进行战争——网络战、信息战、贸易战后，与战争相关的死亡数远远地被流行病甩在了身后——在过去的60年中，每十年新发疾病的数量增加了近四倍，自1980年以来，每年的暴发数量增加了两倍多。

在1990年有关“传染病人类学”的论文中，玛西娅·英霍恩（Marcia Inhorn）和彼得·布朗（Peter Brown）估计，传染病夺走的生命可能比战争，非传染病和自然灾害加在一起还要多。传染病是我们最古老，最致命的敌人。

他们今天仍然如此。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Thomas Frieden）博士说：“在丰收的一年中，流感杀死了10,000多名美国人。” “在糟糕的一年中，它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原来的五倍。如果发生大流行，情况将更加糟糕。人们认为H1N1流感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有1000多名美国儿童死于H1N1！”

02. 像对待战争一样对待传染病

盖茨说，“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未来几十年内杀掉上千万人，那比较有可能是一个高度传染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部分理由是因为我们在核威慑上投注了很大的精力和金钱，但是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投入却很少。人类还没做好迎接下一场大的疫情的准备。

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任何系统：我们找不到一群准备好了的流行病学家，可以去到疫区看看病理和病情发展，病例都是由媒体报道传来的，信息上线已经很晚了，而且还未必准确；我们也找不到训练有素的医护小组；我们没有一套让人们严阵以待的方法；我们调动上千名医护人员到达疫区的速度十分差强人意。

大的疫情需要我们动员数十万的人，在疫情到来之前，我们没有任何人在研究治疗方向，没有人在想该用什么方法。该用什么工具——盖茨说，这是全球性的失败。

预防流行病的主要方式是早期发现。这意味着要进行良好的监视。不幸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194个成员中，只有64个具有足够的监视程序，实验室和数据管理能力，足以履行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达成的协议中的义务。此外，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是监视流行病，而不是做好前期的预防研究。

在发生新的流行病之前，现代医学理应给我们提供某种保护。但是专家说我们很可能会出现疫苗紧缺，甚至连抗生素都会没有。2014年，埃博拉疫情导致超过11000人死亡，虽然人们对这种病毒并不陌生——从1976年发现以来，每年都会有人因此丧生。但至今为止，依然没有能够与之抗衡的药物或者疫苗——因为市场不够大，制药公司没有任何理由去制作。

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的速度依然不够快。为了加速这一进程，盖茨基金会今年宣布成立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医学研究所。除非我们能够开发出疫苗或利用其他手段来预防最具破坏性的传染病，否则全球最贫困的人群就无法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除了及早发现外，整个世界都需要在体制和技术上做出更好的反应。众所周知，世卫组织在涉及埃博拉疫情时减慢了速度，人们普遍认为它过于繁琐和官僚主义，无法应对将新兴流行病扼杀在萌芽状态的速度。有人说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国际防疫组织。

当然，这些工作依然在进行中。

03. 埃博拉和西班牙流感的启示

2014年，一个钢铁商人从利比亚乘坐飞机飞往尼日利亚。那个时候正是埃博拉在西非肆虐的时刻，这位商人在飞机上就出现发烧的状况，还没有出机场就倒下了。他被人带到了位于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医院，这是西非最大的城市之一。

幸好，传染性极强的病原体在城市中，遇到了知道如何应对传染病的人——受到美国CDC训练的医生在人海中寻找到了这个商人，以及他在飞机上遇到的那些人，以及他们遇到的那些人——最终，这份名单超过了超过了20000个人。

最终，这个名单里的人有19个死亡。但是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去寻找那些潜在的受到感染的对象的话，这个名单可能会更多。

埃博拉病毒暴发的时候死了一万多人，所有的死者都在西非的三个国家里，之所有没有扩散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医护工作者的诸多英雄事迹，他们找到病人，并且防止更多人得病；第二个原因是病毒的特性，埃博拉病毒不是靠空气传染的，等到你有足够的传染力，大部分人已经卧床不起了；第三个原因是病毒没有传到都会区，而这纯粹因为好运气。如果病毒传到大城市，死亡人数远不止这个数字。

武汉肺炎这次，显然我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通过空气传染的病毒让人无法察觉。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病毒通过空气传播的模型：病毒会以很快的速度向全世界蔓延，最终全球有三千万人死于这个疾病。

盖茨建议说，事实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反应系统。我们可以用手机收集和发布信息，我们有卫星地图可以看到人们在哪里和往哪里移动，我们在生物学上的进步也可以让大幅缩短我们找到病原的时间，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疫苗和解药。所以我们是有工具的，但是这些工具必须整合在一个全球健康系统下，否则就是无效的。

此外我们必须时刻处于准备好的状态。我们如何做好准备？最好的例子还是来自于备战。对于军人来说，他们是随时随地都准备好要投入战争的，我们还有预备役军人，可以使备战人口大量增加，北约甚至有个机动小组，可以很快地行动起来，北约组织还有很多战争游戏可以测试人员是否已经训练有素——而这些其实就是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该准备的事情。

关键的事情有哪些？首先，在贫穷的国家里必须有发达的卫生系统，母亲们可以安全生产，小孩们可以接种疫苗，我们也可以在很早的阶段侦察到疫情的暴发；我们需要后备的医疗部队，和非常多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可以随时准备好带着他们的专长到达疫区。我们甚至可以用军队来配合医护人员。利用军队迅速移动的特性，来进行后勤运输和维持安全。

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情境模拟，进行病菌游戏看看防卫漏洞在哪儿，最后，我们在疫苗和病理学上还需要很多的研发工作。

虽然我们无法预估这一切究竟需要多少预算，但是盖茨确信跟损失比起来，一定是比较便宜的。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如果我们有流感的疫情暴发，全球经济会损失三万多亿美元，以及千百万人的死亡。

如果说武汉肺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这个全球性的卫生系统的建立，刻不容缓。如果说一次又一次的全球性病毒，有什么正面影响的话，那就是让我们提早拉响警报，觉醒，并做好准备。如果我们现在着手，那么， 在下一场疫情来临之前，我们是可以准备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