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没有大冒险

在里约贫民窟Vidigal半山坡的一面墙上，我读到一首葡萄牙语的诗歌，翻译过来是这样：

“生活想给你一份礼物，但你却沉湎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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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角署名@felipe_arco，看起来像个ins账号。“他很有名么？”我问导游Rodrigo。Rodrigo笑笑说，他在这儿很有名。

简单检索了一下，Felipe Arco因在巴西美景市的垃圾桶上作诗声名鹊起，之后靠卖了20万个花生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诗集的名字就叫《20万个花生酥和无尽的诗歌》。之后他在巴西境内旅行，在到过的每一个城市的墙上、广告牌上、灯柱和垃圾桶边留下了自己的诗句。回到美景市后，Felipe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12000公里和无尽的诗歌》。

一个听起来挺拉美的故事是不？由于地理和文化差异，拉美可能是活在中国人想象里最遥远又最好奇的意象。和脑袋里只要出现非洲大草原就会响起《狮子王》片头曲一样，谈及拉美也是言必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和切·格瓦拉，再进阶一些便是聂鲁达和略萨，笼统一些便是魔幻现实主义。可只要你开始做拉美的旅游攻略便会发现，你对这个大洲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些国家从何而来？有何不同？这些城市又有怎样独特的风土人情？稍加拷问自己，那些幻想中自以为有所了解的空中楼阁就会轰然倒塌。

此处插一句，最早将“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用于拉美文学的是来自危地马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罗萨莱斯，上次和一群朋友在巴黎拉雪兹公墓途经他的墓地，大家面面相觑，竟无人听说过这位在拉美文学历史上开山鼻祖般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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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rigo的人生经历说起来也挺拉美范儿。96年生人，贫民窟长大，没读大学，参加过法国海外军团，在英国做过足球教练，在葡萄牙的主要城市都待过；会说葡语、西语、德语、英语和一点俄语。他的语言天赋相当惊人：虽然最近这一年他才开始主攻英语，他已经可以用这门语言流利地做讲解。

跟着Rodrigo逛贫民窟有点像跟着留在老家的亲戚回乡探访，他真的是字面意义上地认识每一个人。形容交游广泛有个说法叫“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这里倒没有王公贵族，全是贩夫走卒，从耄耋老者到垂髫孩童，人人他都能攀谈上一两句。

“贫民窟”这三个字其实给这些居民区打上了强烈的先入为主的烙印。在葡萄牙语中这类居民区叫做favela，原本指巴伊亚州的一种树，当地一座山以此为名。里约的favela最早就是在巴伊亚州作战镇压起义的士兵退役后聚居形成。随着奴隶制的废除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又搬入这些favela，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军政府强行消灭favela将居民迁入公共住房项目后愈演愈烈。

这些占据了城市制高点的层层叠叠的彩色房屋，实在很难不让人想起那本鼎鼎大名的《逃避统治的艺术》，可惜，也正是在我造访Vidigal的五天后，本书作者James C.Scott去世，世间又少了一个关怀弱者的真诚学者。

不过既然能开放游览，消费主义和景观社会的魔力就必然已经压倒那些暴力街区的都市传说。Rodrigo带我们逛的第一个“景点”就很能说明今时并非往日。花费20里拉乘坐摩托车风驰电掣到达山顶，首先便抵达一个幽绿僻静的小花园，而这里曾经是一个巨型垃圾场。废旧轮胎铺就的小径，废旧马桶做成的花坛，整个小花园都是一场化腐朽为神奇的旧物改造。登上观景台，眺望不远处的Irmãos海滨，景色令人心醉神驰。如果这不是在里约的贫民窟，而是在香港的太平山、尼斯的蔚蓝海岸，这里生活的每个人都该是千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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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这儿的生活是破旧的房屋、能逃则逃的电费和屋顶的蓝色大水桶。Vidigal的街道上方有横七竖八来回交错的电线，Rodrigo说这里的居民都靠私改电表逃避交电费，包括他自己；至于水桶，如此高度差水力供应必然成问题，于是家家户户都要自己储备，由于水桶花费不菲，屋顶的水桶数量也能反映家庭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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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上的生活水平而言，如今的favela更适合翻译成“城中村”。黑帮帮派依然存在，但暴力级别大幅下降，三个小时的行程中，唯一接近电影镜头的场景是Rodrigo带着我们走过一个据他说是毒品交易地点的建筑外围，并反复提醒我们不要拍照，一个看起来十几岁的年轻人拖着枪在四周逡巡。

然而这也逃不过消费主义的腐蚀。网红博主出价数万美金，就能大大咧咧地和持枪黑帮成员合影。贩毒当然是门好生意，但直播带货也不遑多让。

贫民窟的孩子如果不走这两条路——共性上来说都是把日子过成电影——又想实现阶级跃升，似乎无外乎踢球和读书。在巴西，贫民窟也有足球场并不会让人讶异，不过这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社区自己“凑份子”维护的。巴西的公立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免费的，听起来宛如天堂，但Rodrigo说，实际上要挤破头才能抢到公立大学的入学机会，私立教育则非常昂贵；有钱人家竟会各种打通关系、粉饰材料，争抢他们并不需要的免费教育。足球的情况也一样，作为为数不多的上升通道，资源近年来也逐渐向富人倾斜，社会底层想要出头，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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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值得再回顾一下Vidigal贫民窟的周边环境：从城市的东南角一路沿着海岸线驱车过来，会途经很多个碧海蓝天、洁净松软的沙滩，本地人和游人在沙滩上悠闲地晒太阳、发呆、嬉戏，临近Vidigal时，会先经过一家喜来登酒店，矗立在海边，富丽堂皇，俨然一副富人区的模样，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方向；但只消转过一个弯——就仿佛蒙太奇切换——一切都变了模样：布满山坡的破旧房屋、两辆停在山脚处的警车、画满纹身的年轻人、求营生的店家和小贩。我们不必妖魔化如今贫民窟的生存条件，毕竟还有游客专门租住此地的民宿，但这样不加掩饰的对比还是让人咋舌。我们也就更能理解，Rodrigo的愤愤不平从何而来。

但贫民窟依然以倔强的生命力孕育着巴西的特色文化，这个走出去的孩子，叫桑巴舞。从Vidigal山上下来的第二天，我们去了一家名为“文艺复兴俱乐部”的桑巴舞演出场所。直到进门前，我们都对这个叫做圆圈桑巴舞（Roda de Samba）的形式究竟是什么一无所知，毫不怀疑自己只是买了两张单纯的演出票，到地方了发现并不只是那么回事儿。检完票后，就仿佛走进了个大戏园子，别有洞天，先是各种摊位，出售小食、炸物、饮品甚至衣服，再往里走，露天的大院子里有舞台、十几套塑料桌椅和三层楼的露台，同样摆放了桌椅，加起来足够办一场小型宴会。乐手尚未登台，气氛令人狐疑，这是赶集么？还是别的什么？

桌椅虽多，但我们想坐哪儿都被驱赶，费了好大一番力气和笨拙的机器翻译，才稍稍明白这些位置都是留给亲友团，或这个名为非裔巴西人协会的董事们，于是只能站在舞台外的空地上。天色愈暗，到场的观众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挤得水泄不通摩肩接踵，喧闹的人群中时不时迎来久别重逢的热情拥抱和开怀大笑，我们才慢慢领悟：这不光是个演出，更是当地人会面亲朋好友的大型聚会。而我们是这里少见的外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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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落下，屋顶的雨棚拉起，乐手登台，鼓点响起，琴弦拨动，歌声嘹亮，从最初的几个人跟随，到全场大合唱和热舞，也就那么十几二十分钟。我们惊讶于人人看起来都熟悉歌词和旋律，赶紧打开手机查询，原来这个每周一的“工人桑巴”演出由巴西著名的桑巴音乐家和作曲家MoacyrLuz领衔，这家俱乐部也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是非裔巴西人的文化中心，2022年被评为里约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桑巴是巴西文化和非洲文化结合的产物。如前文所述，城市桑巴舞最早诞生于贫民区，曾经因为被认为与非洲邪教有关联，遭到当局打压，舞会被关闭，音乐家被逮捕，乐器被销毁，桑巴舞被迫转入地下。里约作为巴西帝国的中心，聚集了大量的黑人奴隶，因而成为桑巴的重要策源地。

作为全场唯二的亚洲脸，我们自然引来了不少好奇的目光。和之后旅行的秘鲁或阿根廷不同，在里约，人们总是优先猜测我们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拥有600多万人口的里约，华人大约有2万多人，不过这已经是巴西华人数量第二大的城市。巴西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在圣保罗，华人数量竟是里约的十倍之多。当我们结束一个多月的南美行程又回到巴西，落脚地即是圣保罗，和里约街头难觅一张华人脸不同，这里有专门的中国城和地道的中餐，在旅行的尾巴上给了两个亚洲胃久违的安慰。

茨威格曾三次到访巴西，并最终选择长眠于里约附近的彼得罗波利斯，在他的著作《未来之国》里，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巴西的喜爱、赞美和祝福，称“里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也因这些溢美之词和过于乐观的判断遭到后世批评。在里约停留的五日里，前三天均是阴雨，我们百无聊赖躺在酒店里，空气湿热，百思不得其解茨威格为何要给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如此盛赞，直到第四日放晴。那些充沛的阳光、曼妙的海滩、乳白的浪花、挺拔的椰子树，自然的确馈赠了里约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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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对一些问题视而不见，里约是宜人、浪漫、平和的，宽阔的跑道上永远有健步如飞的跑者，热闹市区的小资街景与纽约巴黎上海无异，遇到的人们都友善热情，来之前担心的盗抢也从未发生。可惜的是，对遥远的外界而言，里约留给世人的印象往往不是茨威格的《未来之国》，而是费尔南多的《上帝之城》，两个名字和科科瓦多山顶的救世基督像一样，充满了启示录意味，似乎无论里约为善为恶，都不会只是简单的尘世之地。

里约热内卢，它的葡萄牙语名字Rio de Janeiro意为“一月之河”，因为它是1502年1月1日被葡萄牙殖民者佩德罗·卡布拉尔发现的。这里曾是法国人走私贩卖巴西红木的大本营，是米纳斯·吉拉斯金矿被发现后“黄金之国”的出海口，是日落西山的葡萄牙帝国的临时首都，是巴西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来自非洲的黑奴转运贩卖至南美的集散地。巴西这个熔炉国家的悠悠岁月：难以摆脱的资源诅咒，被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双重身份，血缘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群融合，这些起承转合、荣辱沉浮，就像瓜纳巴拉湾的海水一样，日夜不息，从里约身边奔腾而过。

在里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一件铁质面具藏品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讲解词写道：这个面具由奴隶佩戴，目的是防止他们在金矿工作时偷偷将金子或其他珍贵的宝石含在嘴里带走。随着时间的迁移，这个面具也成为那段黑暗时期非洲黑人在南美被奴役、被噤声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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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idigal贫民窟的行程结尾，Rodrigo领着我们走过一所学校，他介绍说这是一所义工学校，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教师会在这里教授多种多样的课程并换取免费住宿，说到这儿他顿了一顿，接着讲道：“外面的人总觉得贫民窟里都是暴力、枪杀和偷窃，但其实没有人真想那么过日子。一支枪的价格要几百上千美金，难道是贫民窟的人买得起的么？那枪是从哪儿来的呢？只有军队、政客、有钱的商人，才能真正大批从国外进口这些军火。”

在电影《上帝之城》中，生长于贫民窟、一直想要成为职业摄影师的主人公阿炮，也有类似的疑问，在电影结尾的火拼过后，他带着照相机一路跟踪被军警抓走的黑帮头子，终于意识到其实黑帮的军火供应源头，就是军队和警察内部的倒卖，是这些人养寇自重，大发贫民窟的“战争财”。

如今，距离这部电影拍摄的故事已经过去了近50年，距离巴西废除奴隶制已经过去了136年，距离葡萄牙人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已经过去了524年。里约很难再有大冒险，但历史留下的盘根错节和回响仍在。我不禁再次想起写在墙上的诗句：

“生活想给你一份礼物，但你却沉湎于过去。”

愿我们最终都能与这些Nostalgia和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分成两半的人 （ID：when-heaven-burns），作者：一只不走心的越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