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载”的韩国家庭开始“罢工”

韩国的面积和人口和浙江省接近。1961 年，它的 GDP 只有朝鲜的 1/3，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靠着 30 多年、每年接近 10% 的 GDP 增长率，韩国在 1990 年代一跃跻身发达国家，21 世纪后多次位列全球第十大经济体。

韩国经济增长让世界瞩目。在新冠疫情到来前，韩国也大致保持了比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速，没有出现类似日本的 “失去 30 年”。但增长没能掩盖问题：它已经处于 “人口紧急状态”，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低至 0.72（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它是发达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每天近 40 人自杀；它是发达国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政府规定的每周最长工时最高时接近 70 小时；毫不意外，它也是发达国家中幸福指数最低的。

许多韩国年轻人称自己是 “N 抛世代”（N-po generation）或者 “粉红”（Pink）族，前者指抛弃了恋爱、结婚、生子、人际关系、就业与梦想等人生愿望，后者是 “低收入、没有孩子”（poor income，no kids）的代称。

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特聘教授张庆燮（장경섭）将这一系列问题归因于 “汉江经济奇迹” 本身。19 年的增长奇迹般让韩国完成工业化，但也孕育了危机。

由于其特殊性，韩国混乱得多。一方面，韩国复制了很多西方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韩国也历史悠久，受到儒家思想影响。而且，韩国还被殖民过……所有东西都杂糅在一起。

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63 岁的张庆燮说话铿锵，表达犀利。访谈前，他刚完成一本预计明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压缩现代性的风险》（The Risk of Compressed Modernity）。这也是他 “压缩现代性” 系列作品的最新一部。今年，这个系列的第一本《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South Korea under Compressed Modernity: Famili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ransition）出了简体中文版。

相比媒体对韩国发展和危机的奇观展示，学者张庆燮的阐释要严肃、深刻，也晦涩得多。但他通过一系列富有穿透力的社会科学概念、理论与分析，提供了理解韩国乃至亚洲国家的思维框架与路径。他的作品不仅在韩国，也在中国、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地受到认可。

“压缩现代性” 是张庆燮概括韩国特色发展的原创理论。最直观的 “压缩” 是指韩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只有 19 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作为参考，日本花了 39 年、美国、法国分别花了 54 年、104 年。这使得 “传统 + 现代 + 后现代”“本土 + 西方 + 世界主义” 等意识形态，在韩国奇怪地同时混杂在一起。

具体的 “压缩” 还有：韩国 1960 年代农村人口占 70% 多，但 20 多年后，城市人口占 70% 多；韩国的产业迭代迅速，从早期工业化、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到技术密集型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各种服务业扩张——这些变化只用了不到半个世纪。换算下，大约是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年限，这意味着韩国人不得不频繁遭遇职业变化。

经济学家解释韩国奇迹往往会强调韩国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出口和广阔的世界市场等因素的作用，但社会学家张庆燮敏锐地看到 “家庭” 在韩国发展中起的重要作用。这也是韩国如今各种危机的根源。

他说，从 1960 年代开始，朴正熙军政府以家庭为主要制度框架，调动社会和经济资源，控制当地民众。正是这样一种动员式经济发展，才让韩国人走上了今天压缩现代性的历史道路。韩国人以一种从本质上依赖家庭的方式书写了国家历史和民族传记，以至于可以说韩国是一个 “家庭现代性国家”。

从教育、企业、福利、劳动、农村、女性等方面，都可看到家庭参与国家发展的角色与贡献。

比如韩国家庭承担了公共教育的职能，在子女教育上采取无限制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投资，为国家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韩国的 “学历斗争” 不亚于 “阶级斗争”，获得韩国教育证书的人被称为 “学阀”。

韩国大多数普通的小规模商业经营都是由家庭出资，或者由家庭人员组成的企业。财阀这一最大的商业组织，高管之间几乎都有血缘或婚姻关系，在所有权和管理方面也由家庭控制。张庆燮称其为 “家族资本主义”。

农村家庭为在城镇的子女和兄弟姐妹提供了搬迁、教育、培训、创业、食品、救济等费用。典型的一个韩国成功故事是，农村女孩到城市家庭做女佣，将工资寄回给弟弟交学费，最后弟弟考上了最好的大学或者通过了国家公职考试。张庆燮认为，农村家庭既为韩国工业转型作出贡献，也承担了社会转型成本。

“韩国在 ‘先增长，后分配’ 战略下，成功实现 ‘奇迹’ 般的经济增长，韩国政府对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立场，可以概括为 ‘最大限度地缩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以及将社会福利的政治责任转移给家庭。直到最近（注：原书出版时间是 2010 年），韩国经济实现了所谓的 ‘压缩增长’，其代价是家庭负担过重，因为家庭承担了几乎全部福利责任。” 张庆燮在《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中写道。

他引用数据称，从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韩国甚至低于经济远远落后于自己的东南亚国家。如果和发达国家相比，韩国政府在社会保障项目的花费一度只有它们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有两个典型例子，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没有为国民提供社会安全网，失业的人们最后只能向家庭求救；韩国的公共教育质量低下，家庭不得不承担高昂的私人补课费用（人均每月 2000 多元人民币）。优秀学校和补课机构附近的房价被家庭推高。韩国政府对公共教育承担的责任过低，曾是联合国关注的人权问题。张庆燮觉得这很 “可耻”。

韩国家庭之所以愿意承担不是自己的责任，主要在于过去的教育投资等回报丰厚。但当阶层跃升困难、贫富差距拉大，教育、住房等投资成本高不可攀时，韩国家庭 “累了”。现在，“功能性超载” 的韩国家庭开始 “家庭罢工”，极低生育率、晚婚、离婚、独身、丁克、离家出走等现象涌现。

激烈竞争导致的教育危机让中高收入的韩国家庭转向 “教育移民”。不过，即使到了澳大利亚等地，韩国人会复制过去的文化。他们将孩子竞相送入当地最具竞争力的学校、送到课后补习班，甚至贿赂老师以求对孩子多加照顾。

张庆燮出生于 1961 年的韩国农村，这一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所以他算是完整经历了韩国 “压缩现代性” 的变化，也看到了农村和家庭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980 年左右，他进入首尔大学学习，见证全斗焕通过政变上台，成为军事独裁者。

他觉得朴正熙至少发展了经济，但全斗焕上台时经济已经发展，只想着如何紧握权力。当时，大学经常被关闭。本来立志做学术的他，觉得学术对时代没有任何意义。当时虽然有些教授进了监狱，但大多数人谨小慎微，学生张庆燮憎恨教授们的懦弱。

毕业后，张庆燮成了《韩国经济日报》的记者，希望报道现实。他看到在韩国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中，财阀总是获益方，能拿到许多优惠条件。他意识到，韩国的经济体系与经济学教科书里的内容完全不同，有一套隐藏的秩序。

“我发现经济学其实是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书的副标题是 ‘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 张庆燮对我们说。

做了两年记者后，张庆燮收到一位在美任教的韩国教授的邀请，前往美国读书。因为韩国新闻界没有真正的自由，政府的腐败也让他愤怒。韩国精英或多或少被卷入这个充满撒谎、欺骗、偷窃的体系。他想逃离，不愿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我可以过一种非常真诚的生活，对自己真诚。这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在韩国，一切几乎都是工具。” 张庆燮说。

1980 年代末来到美国读书后，张庆燮一想到韩国问题就头疼，所以在布朗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题目是《家庭与发展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村家庭的共生关系》。

张庆燮觉得，当时许多学者是通过简化中国的情况来证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必须考虑国家和农民家庭之间关系的改变，预测中国的农民家庭从国家那里获得一定自主权后，会从事多样化的活动，比如进城打工、投资子女教育、建立乡镇企业等。这其实正是韩国过去发生的事情。

在讲述这段经历时，他会脱口而出一些中文词汇，如 “乡镇企业”“黑猫白猫”“人民公社”“农民工”“户口”“党委”。张庆燮说，“韩国没有 ‘邓小平’，但每个韩国人、每个韩国家庭都有这种 ‘黑猫白猫’ 的（务实）取向。”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和张庆燮的对话。

世界最低生育率：“一切问题的根源是福利制度”

《晚点》：2023 年韩国的生育率创下 0.72 的新低，今年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韩国进入 “人口紧急状态”。他说：“如果（趋势）不扭转，韩国人口最终可能会灭绝。” 你有什么感受？ 

张庆燮：我认为韩国与东亚其他国家有相似之处，甚至与美国也类似。最近，美国的共和党政客批评年轻人不结婚，过于自我中心，不承担家庭责任。但一些美国社会学家抨击了这种保守的声音，认为美国年轻人正处于危机之中。

其实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在物质基础、自我准备、建立家庭和成为父母等方面都非常困难。我用韩语写过一本书，叫《明日终焉？家庭自由主义与社会再生产的危机》。书中提出，在不利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人们将没那么有动力从事家庭再生产（即婚姻和生育）。这种趋势在当前的东亚社会很常见。

虽然几乎每年可能都在发生变化，但 10 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你问韩国年轻女性，她们是主动避免结婚生育吗？她们更同意的说法是，不确定自己是否会结婚生育，但也不强烈追求永远一个人生活。但当问她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要为生孩子做什么样的准备时，她们的标准非常高。

因此，准备工作非常重要。但准备工作对年轻人越来越难，比如劳动力市场的挤压。

《晚点》：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韩国的长期影响都很大，年轻人更难找到好工作。

张庆燮：是的，而且韩国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你没有钱，没有稳定工作，但韩国有很多有钱人，他们尽情购物消费、参与房地产投机，让一切东西都变得昂贵起来。

最糟糕的情况是，作为一个穷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这也是许多美国人的苦恼。韩国和美国都没有很好的福利制度，普通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很难找到体面工作。

穷人的父母很可能也是穷人。这不是一代年轻人的问题，更多是父母几代人累积的不平等，包括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的韩国企业无论在本土还是在海外，都雇佣了更多廉价的外国劳工。

韩国和美国的年轻人面临这些问题，东亚一些国家年轻人正在接近这种状况，也试图说服家庭承担福利提供的功能。

这正是 1990 年代韩国遇到金融危机后发生的情况。政府希望家庭承担福利的责任，强调孝顺、儒家等传统，鼓励家庭在不要求国家援助的情况下抚养、教育、管教、抚慰、支持和照顾其成员。

《晚点》：你认为理解韩国生育危机的一个关键维度是，父权制家庭主义模式下的生育力正在衰退，但并没有一种可以弥补这种衰退的新生育规范建立起来。因为新的生育规范必须能适应已被年轻女性广泛接受的自由主义现代性，比如年轻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劳动参与率、生活自主性等。你怎么看教育因素带来的变化？

张庆燮：现在韩国年轻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男性一样高，基本都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在企业和政府的选拔考试中，女性甚至往往比男性更胜一筹。

但另一方面，不平等是通过教育再生产出来的。如果你没有毕业于好大学，没有主修像医学这样的高收入专业，就很难找到好工作。作为父母，你也必须送孩子上大学，要为此作很多准备。韩国的私立教育很繁荣。你需要花很多钱在私人辅导和咨询，才能让子女上好大学。

这是理解韩国生育危机时必须考虑的复杂问题。到了现在，几乎所有韩国人都有大学学历。但越有钱的父母，越能把孩子送进更好的大学。

在生育危机发生后，韩国政府开始重视，但它没有说福利制度是重要的，提供福利是政府责任，而是在对年轻人说，请你们结婚生育吧，我们会为你做一切。但一切问题的根源是福利制度。

《晚点》：能不能从性别角度再讲讲你对韩国生育危机的看法？你曾提及，当一名韩国女性选择就业时，在职场，她要像她父亲一辈的雇员一样从事高强度工作，却不能不顾家庭；在做家务、生育和照料孩子等方面，她要投入和她母亲一辈的全职母亲一样多的努力，却没有经济上的支持。这种困境在日本等父权发展主义社会中也存在。

张庆燮：我的一个博士现在在日本任教，她做过一项比较中日韩生育率的研究。她发现日本的生育率很高，但韩国的生育率低得多。她解释说，韩国年轻女性的教育水平高于日本年轻女性，而且母亲和女儿之间的教育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在韩国要比在日本大得多。这几乎就是一场革命。

在一些西方国家，教育程度越高，妇女劳动参与率越高，生育率也就越高。但在韩国，不仅仅是教育水平高，而且教育水平的提高速度也非常快。因此，我们有了完全不同的新一代年轻女性。

整个社会和国家对此没有做好准备，女性不得不先自己探索如何应对。这也是 “压缩现代性” 在教育层面上的反映。

过度竞争的教育和高自杀率：“你无法逃脱这场游戏”

《晚点》：和低生育率相关的是韩国家庭对教育的过度投资和竞争。你在书中写道：“自 1997 至 1998 年韩国遭受经济危机以来，经济不平等现象迅速扩大，非常令人不安。这也意味着迅速增多的贫困家庭被剥夺了参与教育竞争体系的权利，而该体系是韩国光复后阶级迁移制度的重要标志。”

现在离你写书已经过去 14 年，韩国的教育危机变得更严重了吗？

张庆燮：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的教育体制是以男性为主体，但到了 21 世纪，韩国的教育体制是以女性为主体。

过去，韩国女性接受教育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女性要想嫁给有魅力的能干男人，就必须接受大学教育。现在，教育变得更加实用，因为几乎所有受教育的女性最后都会进入就业市场。

如今许多韩国女性不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因为她们在大学比男同学优秀，毕业后也进入更好的公司，拥有更好的职业。

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成功者永远是少数，韩国社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女性和男性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也不会轻易结婚。教育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越来越重要，竞争也变得更激烈。

我不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接受那么多教育，但这是一场必须玩的游戏。就像滑板之类的游戏一样，他们在玩教育游戏。你无法逃脱这场游戏。

韩剧《天空之城》（SKY 캐슬）讲述上流社会的韩国家庭如何费尽心机送孩子进入名牌大学。在韩国，SKY 是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的简称。考上 “SKY” 意味着迈入上层社会。图片来自：《天空之城》剧照

《晚点》：韩国社会危机有一些极端表现，其自杀率、工作时长都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作为社会学家，你觉得为什么韩国的自杀率会那么高？ 

张庆燮：我对韩国的高自杀率没有强有力的理论分析，但可以试着说说。富裕社会里的穷人比贫穷社会里的穷人活得更凄惨和痛苦。

这不仅是物质上的痛苦，一些调查发现，韩国人自杀的大部分原因是社会、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不只是今天的经济困难，还是一种过度竞争的社会心理结构。

1960 年代的韩国人很穷，但许多人成功考上好大学，有了好工作，赚了很多钱。他们之间也有竞争，但那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游戏。现在的过度竞争造成，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在游戏中，就很容易做出极端行为。

这种被抛出游戏的心理挫败感非常普遍和严重。不仅是年轻人，韩国不仅是自杀率最高的发达国家，还是老年人自杀率最高的发达国家。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比如很多老人认为自己工作得太辛苦。他们不仅需要钱，还希望感到自己仍在游戏中。

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参与上，也体现在他们与家人的关系上。如果你不在游戏中，那么你的孩子就无法参与这场游戏。如果孩子遭受失败，叠加自己的贫困和健康问题，他们很容易走上绝路。

医生大罢工反映集体利己主义，“都是为了钱，没别的”

《晚点》：今年韩国医生因反对医学院扩招举行大罢工，导致许多病患无法及时得到救治。你有什么感受？你认为它暴露出韩国社会什么问题？

你曾写道：“这些专业组织的大部分活动都反映了机构寄生现象，或韩国通俗所说的 ‘集体利己主义’。例如，反对扩大医学院的学生配额和国家律师考试配额，抵制国家将药房与医疗实践分开的政策，破坏医学和法律教育研究生院制度的采用。”

张庆燮：医学专业在韩国越来越受欢迎，并非因为韩国人对医学充满热情，而是因为它是一种垄断性的高收入职业。在最近的罢工中，没有人从道德、伦理或哲学角度谈论医疗实践。他们都是为了钱，没别的。

他们觉得进入医学院太难了，后来在医学培训过程中坚持下来也很难。他们忍受着一切，只是希望以后成为韩国最有特权、最能赚钱的专业人士。他们的人均年薪超过 20 万美元（大约是韩国人均国民收入的 5 倍多，折合为 140 多万元人民币）。他们当然不愿意放弃这些特权。

《晚点》：按你的说法，其实不止是医生，韩国的专业团体比如律师，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你也说过：“这些专业团体缺乏对其专业实践的社会和科学基础的信心，更不用说对公众的尊重，任何改革其制度化遗迹的社会尝试或政治尝试都伴随着这些专业团体的生死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们的物质利益毫无保留地被表达出来。”

张庆燮：在明年将出版的《压缩现代性的风险》（The Risk of Compressed Modernity）中，我更加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

韩国的制度设计是从现代西方国家直接复制过来的，但韩国人不能在这些西方制度的基础上直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韩国人需要发展自己的实用方法。比如在工业经济中，我们有 “财阀”。这是一种特殊、非法、非正式的实践。

社会服务领域也是一样。医疗和教育部门被宣布为非营利。但要以非营利形式运转，至少需要很多富有的资产阶级俱乐部。这些富人想成为公民社会的领袖，愿意捐献自己的财富来建立大学。很多美国大学都是这样创立的。

《晚点》：但韩国没有这么一个群体。

张庆燮：对，韩国有 300 多所大学，大部分是私立大学。但它们的创建不是来自像美国那样富有慷慨、愿意奉献的资产阶级。所以理论上如果要保持教育的非营利性，那就该由国家出面建立大学，但韩国的公立大学很少。

这就是我提出的 “功利体制的二元性”。从法理上讲，教育不应该营利，但在实践中，教育成为一门生意。这些人通过欺骗民众、社会和政府赚钱，但政府其实也知道这一点。因此，这种策略性腐败是被允许的。腐败也正常化了。

在那些 “非营利” 的社会服务领域，比如教育、医疗都存在这类隐性运作过程。所以像这次医疗罢工，政府也不能用法律惩罚威胁他们，因为整个医疗行业的制度都是非法的。教育也一样。律师行业更是如此。

《晚点》：“非正式” 是你解释韩国危机的一个关键概念。家庭也是 “非正式” 领域的一部分。通常人们不会将它和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但在韩国，家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张庆燮：是的，正如我刚才提及的，韩国照搬了 20 世纪西方的现代制度，但西方的制度是在长期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韩国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民主很好，但民主不能立马解决经济问题，韩国必须发展，培养自己的人才发展经济。所以虽然韩国的现代化是以西方为模板，但韩国不是西方社会，表面正式的制度并不是实际运行的制度。

韩国人发展经济是在实践中学习。我认为中国也是如此。比如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允许农村家庭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也允许城市有一定自主权，可以制定不同政策、解决不同问题。像广东更需要农民工，所以最积极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福利。各地的户口制度也在灵活发生变化。这些都是 “边干边学”。

中国和韩国的不同在于，中国在尝试一切可能的方法之后，会将有用方法吸纳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但韩国的正式制度就是纯粹西方的，新事物没被纳入，所以变成隐性的组织统治，成为非正式制度，所以常常是非法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财阀。

韩国在形式上是西方自由主义，但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开发的方法不能完全取代以前的制度。这也是韩国人的困境。

韩国社会形成了职业对抗，或以公民社会为导向，或以金钱为导向

《晚点》：你在书中批评了过度扩张的财阀对韩国经济秩序的破坏。现在 14 年过去了，你觉得情况有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变化？

张庆燮：从经济上来讲，韩国人依赖财阀生存。我们无法真正摆脱 “魔鬼”，无法发动一场没有财阀的经济革命。^{[注：根据经济学家朴尚仁的《财阀共和国》（Republic of Chaebol）一书，过去十多年，韩国五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的总销售额一直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2012 年超过了 70%。它们的业务也渗透到韩国人的生活中——从医院到人寿保险，从公寓大楼到信用卡和零售，从食品到娱乐和媒体，更不用说电子产品。]}

最近这些年，许多韩国财阀的一大变化是，外资占据它们约一半的资本。华尔街不再批评财阀，因为它们成为财阀的一部分。韩国财阀也在全球资本主义基础设施中站稳脚跟。

10 年前的统计表明，韩国公司总共雇用了 500 多万中国和越南的工人。这比韩国国内雇佣的所有韩国工人总数还要多。从就业角度，韩国资本主义的跨国性大于本地性。多年以来，韩国创造就业的主要是中小公司，但它们中的大多数也与财阀的分包等有一定联系。所以从广义上讲，它们也是财阀系统的一部分。

不过财阀参与全球金融也有积极一面。由于一些金融资本试图通过敲诈或威胁财阀牟取暴利，财阀们现在变得非常小心，必须比之前更透明，遵循全球资本的通用规则。

《晚点》：韩国财阀和官僚关系紧密。最让人担心的是财阀操纵或者接管政治权力。有一种说法是 “铁打的财阀，流水的总统”。三星向总统候选人就提供过数千万美元的非法政治资金，人们抨击 “大韩民国” 变为 “三星民国”。另外，现代集团的郑周永和他儿子郑梦准都参与过总统竞选。

你觉得财阀对韩国的民主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根据《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的观点，自由资产阶级是西方政治史上民主的首要社会必要条件，那么韩国能否拥有真正的自由资产阶级？

张庆燮：如果你不能合理合法存在，那就无法在公民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财阀正是如此。那么谁是韩国公民社会的主体？知识分子非常重要。因此，韩国的公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知识分子运动。此外，它也受到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组织的推动。

韩国的公民社会非常有活力，但它没有真正的物质基础。20 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政府调动了许多非政府组织参与进来。民主化运动后，韩国摆脱了专制的军人政府，旧有的非政府组织开始重塑。许多民主人士成为积极分子，希望塑造真正的权威。

最终，他们创造了更多的自主权。虽然韩国没有自由资产阶级，但有自由的教师工会、自由的记者协会等自由派社会团体。这些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从物质上来讲，它们不是主流。物质上的主流应该是医生、律师、企业家等群体。因此，韩国形成了一种以公民社会为导向的职业和以金钱为导向的职业之间的对抗，后者与政府紧密相连，金钱也流向政府。由于腐败，它们彼此接近。

而前者，也就是那些面向公民社会的专业人士呼吁，我们必须遵守法律，我们必须清洁整个系统。但他们的声音还没有被充分听到。

韩国在风险的基础上运作，其中一项成果是流行文化

《晚点》：现在韩国政治有着极化趋势，以老人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年轻人为代表的进步派对抗激烈。在世界范围内，韩国的政党政治似乎少见地以代际冲突来直接表现。你觉得这对韩国而言是一场危机吗？如何理解这种代际冲突？

张庆燮：我只说一点，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是 “保守派”，都不愿改变自己的观念。那些年长的人不是 “保守主义者”，只是因为他们不能真正回归主流社会，但还活着，所以会比年轻人更坚持自己既有的信念和情感。

年轻一代的想法非常受机构等力量驱动和左右，他们也不一定代表进步。比如上次韩国总统大选，年轻女性更支持进步党派，但年轻男性更支持保守党派。这与任何系统的保守主义或进步主义理论无关，完全是形势所迫。

一些政客擅于利用人们的挫败感来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但此前，年轻人只是觉得他们根本没被代表，觉得自己被完全疏远。因此，他们非常努力地在网上代表自己。但大多数年轻人忙于工作，无暇上网，所以最后是一些极端分子每天 24 小时充斥网络。这才是代际问题。

《晚点》：韩国人有着抗议传统，你觉得这给危机的解决带来希望吗？ 

张庆燮：韩国人在 2016 年、2017 年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总统下台。后来政府介入，但又出现了新冠疫情大流行等一系列问题。政府在这些事情上没犯什么大错，但人们仍不满意，因为政府没有解决结构性问题。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危机让我们陷入困境。

我即将完成一本韩语著作，叫《民主资本主义的压缩现代性：韩国社会系统性的常态危机》。我想说，韩国陷入危机是正常的。就像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的 “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理论。他认为，西方社会的风险率高于正常危机下的风险率。因为他们处于后工业社会，这是一种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社会。

由于 “压缩现代性”，韩国的风险更大。我写《压缩现代性的风险》这类书，不是说韩国社会非常糟糕，很快就会崩溃。我很客观。我也认为韩国是在风险的基础上运作。我不确定在没有风险和危机的情况下，韩国能否取得过往的进步。

比如其中一项成果就是韩国的流行文化。如果你看韩国电影，比如《寄生虫》，就会明白生活处于危机之中，但这很正常。韩国社会充满矛盾和危机，但这都是韩国在经济和文化向前发展的体制的一部分。

社会科学有时过于简化，电影、小说和戏剧等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全世界许多人都喜欢韩国的流行文化，他们也间接了解和体验到韩国的情况与危机。虽然我花在看韩国流行文化的时间不多，但我为它们感到自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作者：曾梦龙，编辑：钱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