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已成为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共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2023年出生人口仅为902万，已不到2016年出生人口的一半。在青年群体中，低迷的生育意愿尤为明显。根据2021年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大学生的平均意愿子女数仅为1.36个，这一数据显著低于其他年龄段。与此同时，经济不确定性带来了青年群体失业率的上升，以及加剧了青年群体的焦虑与悲观情绪。从“躺平”“摆烂”“内卷”等词的兴起，再到“发疯文学”“鼠鼠文学”“窝囊废文学”这些梗的爆火，均反映出年轻人在面对社会困境时的无奈与彷徨。一项对知乎评论文本的网络话语分析研究发现，青年对未来发展的悲观预期、自我感知的被剥削感，以及对孩子未来社会地位的忧虑，都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那么，对未来越悲观，真的越不想生孩子吗？一、悲观与生育：从经济不确定性说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生育领域经历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生育率急剧下降，并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在人口学研究中，通常从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视角出发，强调个体化进程以及婚育观念的转变对欧洲人口变化的驱动作用。然而，第二现代性理论同样提供了理解低生育率现象的另一种视角，尤其是从风险社会和不确定性等角度出发。乌尔里希·贝克著作《风险社会》封面贝克提出的第二现代性理论强调，现代化带来的新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体本体不安全感，是导致低生育率危机的重要因素。虽然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让人类摆脱了前现代社会中面临的饥荒和地方性传染病等生存风险，但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不确定性。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技术的快速变革、劳动力市场的波动，以及传统家庭作为个体庇护伞的瓦解，均使个体面临无处安放的困境。在风险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进而引发普遍的焦虑、不满和对风险的厌恶。在现代社会中，生育和养育孩子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务，尤其是在缺乏传统家庭支持的情况下。为了规避风险，选择少生育、推迟生育甚至不生育，便成为了许多人的自然选择。第二现代性理论恰恰回应了当时西方社会在经济领域的变化。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经济领域，同样是20世纪70年代后，自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兴起，去政府管制、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成为主要经济政策原则。二战后建立的福利国家制度经历了转型，国家不再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尽管新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更具活力的市场和企业，然而，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新自由主义同样将风险转嫁给了个人，为个体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剧，许多年轻人需要直面不稳定和低质量的工作以及不确定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前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向个体的转移等因素，共同导致了低生育率的出现。二、从客观转向主观：未来叙事的作用08年经济危机后，研究逐渐关注重大危机对生育的影响，同时，经济不确定性的相关议题也开始融入生育实证研究的视野。研究表明，经济不确定性指标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基于欧美国家的数据，相关研究发现，消费者信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指标明显负向预测出生率。如果经济不确定性对生育的影响仅限于客观经济限制，那么随着经济复苏，生育水平理应随之回升。然而，数据显示，经济危机结束后，生育水平并未随着经济的回暖而恢复。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国家的生育率仍在缓慢下降，即便是性别平等和家庭政策最为完善的北欧国家也是如此。这一现象表明，仅靠客观的结构性因素无法充分解释生育水平的下降，研究者们开始将目光转向经济危机对人们主观态度的影响。一系列研究显示，经济危机对生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人们的客观经济状况变化上，还在于经济危机改变了人们的主观认知。危机加剧了人们所感知的经济不确定性，放大了对未来经济的负面情绪，从而抑制了生育意愿。即便危机已经过去，这种“过去的阴影”仍持续影响着人们的生育决策。Vignoli等提出的“未来叙事”框架进一步强调了个体对未来看法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该框架认为，个体对未来的认知是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结构性约束、过往经历、期望、想象和对未来的叙事共同影响生育选择。在个体心理层面，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前者影响后者，但后者并不完全受前者的制约。图片来源：Vignoli一文中的“未来叙事”框架“未来叙事”框架同时强调，个体对未来的看法并非孤立存在的“无缘之木”。它深深扎根于个体所处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受到公共媒体、朋友关系以及由这些因素形成的“共享叙事”的影响。因此，个体对未来的看法能够超越经济不确定性，并不完全依赖于结构性约束和主观感知的影响。那么，个体对未来的看法又是如何影响生育的呢？Vignoli团队在另一项基于情境实验的研究中发现，个体的未来观确实显著影响其生育意愿。当人们接收到关于积极经济情境的描述时，往往表现出更高的生育意愿；而在接收到消极经济情境的描述时，生育意愿则显著降低。值得注意的是，积极与消极的未来情境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对称。相比于积极的经济场景对人们生育意愿影响的增益，消极的经济场景对人们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更大。三、不仅仅是经济状况，同样也是对社会环境的担忧多年前，朴树在接受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说到自己不敢尝试做父亲的原因：“我会觉得我没有把握，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一个好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社会是这样，然后我真的没有把握，看着他从小在看着垃圾电视剧，吃着垃圾食品”。这段话揭示了悲观情绪与不生育之间的另一层关联。在人们进行生育决策时，除了考虑经济状况外，他们还会评估整个社会环境的氛围是否对自己的孩子更友好。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於嘉老师，在讲教育焦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时，也谈到了类似的说法。“其实我们在考虑生育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仅仅考虑我当下的状态，我们也会考虑孩子成长之后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教育竞争压力这么大的地方，我会想我的孩子成年之后，他也要面临一个这么焦虑的环境，我的选择可能就是干脆不生孩子了。”最近发表在《人口与发展评论》上的两篇实证研究支持了类似的观点。在其中一篇中，研究者利用了荷兰的一项纵向研究数据，以处于生育年龄的个体作为重点受访者，这项数据在初访时收集了受访者认为未来一代六个不同领域的自我报告负面评估，同时也追踪了受访者实际的生育状况。最终结果表明，那些对下一代未来感到更悲观的人，成为父母的可能性显著更低。图片来源：Societal Pessimism and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A Future Too Bleak to Have Children?另外一篇则基于德国经济社会小组数据，发现除了经济和安全因素外，对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战争等社会环境的担忧同样显著降低了受访者成为父母的可能性。四、写在最后尽管缺少严谨的实证研究证据证实中国情境也是如此，但上述研究也许为我们理解近些年的低生育率现状提供了一个视角。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很可能塑造了年轻人的社会心态，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的生育观。随着整个社会走入相对稳态的周期，外部环境愈加复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今天的年轻人对于未来的叙事和想象更容易陷入一种普遍的焦虑感和悲观当中。此外，正如Vignoli所说的，人们对未来的叙事同样也是基于社交媒体的“共享叙事”。处于数字时代的个体，也更容易被社交媒体上放大的焦虑感所席卷。近年来“考公热”的现象，正是年轻人在不确定时代中追求确定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此外，我们还需关注人们对社会环境的感知可能对其生育决策产生的影响。在东亚的语境下，人们的生育决策往往与他们感知到的社会流动性状况密切相关。如果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持有较为悲观的态度，无法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个相对优渥的生活环境，并且觉得下一代将面临阶层固化、难以改变命运的局面，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选择不生育。因此，如何重塑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让年轻人拥有更多的获得感，营造一个更多元和包容的社会环境，或许将是破解低生育率难题的一个重要面向。只有当年轻人看到希望和机会时，生育意愿才能得以恢复，未来的社会才可能焕发出新的活力。参考文献：刘慧君，陈香君.低生育率困境何以形成？——中国青年生育意愿的质性分析［J］.家政学刊，2024，1（1）：66-74.Golovina，K.，&Jokela，M.(2024).Personal and social worries associated with the likelihood of having children.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Ivanova，K.and Balbo，N.(2024)，Societal Pessimism and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A Future Too Bleak to Have Children?.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50:323-342.Vignoli，D.，Minello，A.，Bazzani，G.，Matera，C.，&Rapallini，C.(2022).Narratives of the future affect fertility:Evidence from a laboratory experiment.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38(1)，93-124.Vignoli，D.，Guetto，R.，Bazzani，G.，Pirani，E.，&Minello，A.(2020).A reflection on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fertility in Europe:The narrative framework.Genus，76，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