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逝世的这三个月，我们如何通过社交媒体悼念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腾讯传媒

对于全世界的湖人球迷来说，2020年1月26日是一个注定心碎的日子，科比·布莱恩特在这一天因直升机事故不幸遇难。“黑曼巴”的猝然离世让很多人掉入到一种极大的不真实感当中，顷刻间，全球社交网络被笼罩进一片悲伤的海洋，世界各地的人通过文字、视频等形式对科比寄予的哀思，在过去这两个月的时间中连绵不绝。

很久以前，我们往往是在电视、报纸上获悉名人的离世，并在心里默默消受这份巨大的震惊和悲痛。而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崛起，每个个体对逝去名人的悼念可以在公共平台上得以表达，这也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往昔的“悼念文化”。

那么，在社交媒体上悼念逝去的名人之于我们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它又是否会使得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变得轻浮随意，甚至让死亡成为一场消费和自我的展演？

“云悼念”的意义：去数字陵墓抱团取暖

随着Facebook、微博等社交媒体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不仅是一个人每天花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展示和浏览“生活”的地方，现在，也在直面死亡的经历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是悼念名人这个行为本身越来越容易成为一场公共事件的关键原因。

2009年，迈克尔·杰克逊去世时，Facebook只有不到4亿用户，Twitter只有不到1800万用户。而到了202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超过了24亿和5亿。同时，社交媒体独特的技术“可供性”（Affordance）为人们的悼念提供了更多可能。

学者Caroll和Landry2010年的研究就显示，网上哀悼能够克服时空阻隔，让各地的粉丝及时寄托自己的哀思，有效地缓解他们的伤痛。而对于那些文体明星的粉丝来说，这种克服时空阻隔的情感联结尤为重要。粉丝和明星一般不太可能相识和见面，明星的各类社交媒体主页往往成为双方连接的重要场域。当明星猝然离世，他们的社交媒体主页便成为了某种“数字遗产”（Digital Remain），仿佛一座虚拟世界中的陵墓，继续承载着粉丝对明星的情感。

学者Jessica Mitchell认为，在逝者主页持续留言，已经成为一种维持生者与死者之间联结的重要途径。Lisbeth Klastrup的一项追踪演员范·迪赛尔（Vin Diesel）2013-2015年间Facebook主页内容的研究也发现，迪赛尔在电影《速度与激情》系列中的搭档保罗·沃克（Paul Walker）意外离世后，他发布的悼念内容往往容易引发两人粉丝的强烈共鸣。粉丝们利用迪赛尔的主页倾诉自己内心对保罗·沃克的想念。

科比逝世后，他的微博主页下也留下了诸如“谢谢你给了我整个青春”、“你带我走进了篮球世界”等对话式的留言。通过在“数字陵墓”与逝去的明星持续互动，粉丝们获得了心理上的慰藉。

事实证明，社交媒体高度的可关联性（Associability）使得陷入到同种悲伤的人们可以抱团取暖。如果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印刷媒介的发明创造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那么社交媒体则是建立了一个能够通过持续互动建立社交支持、进而让直面他人死亡的悲痛不再需要独自承担的“哀悼共同体”。

普渡大学教授Heather Servaty-Seib提到，在自己喜欢的歌手普林斯（Prince Rogers Nelson）去世时，许许多多已经许久不曾联系但是曾经一同喜欢过普林斯的好友都在社交媒体上重新开始和他联系，一起聆听普林斯的歌曲，聊起曾经的岁月。他认为，重要名人的离世事件在社交媒体的中介下，甚至可能重塑或强化某个共同体的情感联结。

2015年的一份研究也发现，线上哀悼不仅是单纯的“哀悼”，更是一种“分享”，哀悼者的叙事身份很多时候是面向其他同辈，他们表达的内容也是在不用与他人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期待着他人的安慰。

除此之外，这份研究还揭示了社交媒体哀悼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通过提供一个情感的出口，为原本意味着无意义的死亡赋予意义。哀悼者们往往在讲述哀痛的文字中，将逝者比作某种精神的象征，并与自己的生活发生深层次的关联。在社会学名著《现实的社会建构》中，伯格和卢克曼就将“交谈”称作一种“重要的维护现实的工具”。通过交谈和讲述，人们可以组织自己混乱模糊的经验。在把自己不稳定的情绪向网友倾诉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明晰的轮廓”，被安置在生活意义位阶的某个位置上。

譬如，在科比去世后，有菲律宾的球迷在推特上留言道：“虽然我之后并不再打篮球了，但科比仍然是我童年记忆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共同喜欢他，我拥有了当时最宝贵的几段友谊。”对科比的纪念，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中这些珍贵的情谊。除了帮助哀悼者“抱团取暖”，社交媒体也在某种层面帮助我们从对死亡的见证中寻找意义。

社交媒体的正反面：提供便利，戴上枷锁

“便利”这个词，在悼念仪式中似乎并不被重点考虑。社交媒体提供的诸种“便利”，在很多时候也意外地遭到了许多的批判。

社会学家马歇尔·伯曼的那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十分适合用来形容当下的互联网时代。网络仿佛没有记忆，热点更迭的速度不断加快，可能上一秒刷到了某个名人的死讯，下一秒就会刷出美食博主的视频。所有本该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事件都在持续加速流动的信息中被冲淡。

大西洋月刊专栏作者Claire Wilmot就对线上哀悼颇有微词。他认为，“社交媒体短平快的媒介属性使得悼念死亡显得极为轻浮和简单，仿佛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完成。”碎片化的表达方式更是让一个即使完全不看篮球的人，也可以通过最简单的文案完成一次对科比的“云哀悼”。

Claire进一步表示：“社交媒体让分享哀思变得容易，但它却并没有塑造一种让我们对‘失去’变得更敏感的公共文化。”

事实上，从整个社交媒体创造的哀悼氛围来看，各种将科比误当成其他篮球运动员、足球明星乃至歌手演员的乌龙哀悼话术，的确消解了缅怀本身的意义，让严肃的事情变得滑稽。

正如媒介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所道，媒介对社会施加的影响并不在于其承载的内容，媒介的技术属性可以塑造一种全新的信息环境和人们的感知方式。

作为麦克卢汉的忠实拥趸，学者Gershon在一次教学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回答“什么样的分手是差劲的？”这一问题时，许多人提及如果用Facebook提分手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冒犯。Gershon据此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媒介意识形态”（Media Ideology）的概念，不同的媒介的技术特性往往会为同一个内容的表达赋予不同的意义和效果。

Samantha Kemp-Jackson就认为，如前文所述的那些社交媒体的技术特点让它显得更像是一个让我们放松和娱乐的场域，比较适合培育比如自拍和美颜这类文化，而与严肃的死亡话题格格不入，在社交媒体上悼念死者总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妥。

除了对死者的不敬，“云悼念”遭受的另一重质疑则指向悼念者自己，许多人认为这种悼念死者的方式不仅不能够有效地缓解人们心中的悲痛，反倒可能增加某种额外的焦虑。

情感社会学认为，人类情感并不只是一种生理或者心理机制，而是有着相当大的社会建构的成分，情感被各类文化实践所界定。同时，情感也并不只包括其内在于心的一面，也存在于对外的社会互动之中，这种情感的呈现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展示出来的情感”与“被感受到的情感”应该获得同样的关注。

因此，作为当代人最常进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空间，社交媒体中的哀悼情感具有了某种复杂的表演性。在过往，我们通过社会学习，很熟悉参加一场葬礼时应该如何根据自己的身份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悲痛。而在社交媒体里，人们表达的哀伤被放置到陌生人围观的放大镜下，这使得人们对于“什么是新的哀悼规范”感到无所适从。

巴纳德学院的Sian Beilock博士作为一个长期研究焦虑情绪的学者，从一次身边的邻居离世的事件中发现一个广泛存在于人群中的问题。每一个在线上对这位邻居表达悲伤的人，在悲伤之下都藏有一种深深的焦虑，他们焦虑于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悲伤，也焦虑于不知道“别人会怎样感知我的悲伤”，甚至有的年轻人会觉得因为自己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悲伤而感到愧疚。

其实，苏珊·桑塔格早已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中阐述过这种现代人面对他人苦难时的独特心理感受。现代传媒制造的不断增殖的“苦难”图像，使得人们对于苦难反倒产生麻木，加之种种结构因素的制约，现代人并不容易将同情转化为行动，使得同情迅速枯竭，并转化为沉闷和犬儒。看似距离我们很远的受难者通过传媒与我们发生了亲近的关联，但我们从心理上反倒不容易感到真正的切近，并常常从道德的冷漠与麻木不仁中感受到某种无力的愤懑和沮丧。对他人的痛苦感到痛苦，有时确实也会反映为“感到自己无法感同身受”的痛苦。

《英国每日电讯》作者Alex Proud也认为，每一个人因名人的逝去而受到的心灵震动程度确实是不同的。然而在社交媒体上，这样的人之常情却被转化为了Beilock研究中发现的这些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是哀悼者的杞人忧天，现实生活中，确实有非常多的人因为自己“没有表达某种被需要”的哀伤而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攻击。

比如，当科比去世时，有球迷在湖人队现役球星勒布朗·詹姆斯的社交网站留言：“你为什么没有发布一条带科比照片的悼词？我不再喜欢你，你只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在2月25日的追悼会上，“詹姆斯是否出席”也成为了当天球迷圈最大的争议话题。

Proud认为，线上哀悼逐渐催生了一批“哀悼警察”（Grief Police），他们总会认为“只有他们的反应是唯一正确的反应”，并以此要求他人。这种“强迫滥情”的扩散会吸引——或者说是逼迫——越来越多的人为了避免社交压力而加入这次哀悼之中，并表达同样情感强度的哀伤，反过来也加剧这种强迫。哀悼似乎变成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只有在里面的人才是安全的。Beilock认为，此时，线上的这种有些畸形的哀悼伦理已经“削弱了我们真实的感受”，让每个人的情感反倒不再自由，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并不真诚的信息。

每个人回应死亡的方式都应该是不同的，当我们看到许多并不熟悉科比的人在朋友圈“疑似跟风”地悼念时，或许比起简单指责他们“不配悼念”，更应该反思，社交媒体似乎并不仅仅是给予了我们表达哀思的自由，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自由的枷锁。

被挪用的死亡：数字情感劳动与名人死亡的被消费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很容易认为，在社交媒体的哀悼活动中，参与的人只有个体的用户，却忽略了另外一些特殊的哀悼者——大公司、跨国企业。

作为与科比一直合作的体育行业巨头，耐克公司在1月27日于社交媒体发布了“曼巴永恒”的宣传海报，并在一个月前科比的追悼会上展示了同名的纪念短片，回顾了记录了科比崛起的全程，突出科比“永不动摇”“永不言弃”的精神，文字最后定格在“Mamba Forever”，以此来定义科比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

企业参与到名人去世的哀悼之中的现象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但在Magdalena Kania-Lundholm等学者看来，这是大型企业利用社交媒体，将粉丝与明星之间的情感连接作为资本增值的工具，粉丝为大型企业进行着无偿的“数字哀悼劳动”（Digital Mourning Labour），而这又是数字情感劳动（Digital Affective Labour）的一种。

作为“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霍克希尔德（A.Horchschild）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出了“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的概念。通过对空乘人员的田野调查，她发现空乘人员等服务行业从业者们需要时时刻刻在顾客们面前表现出热情的状态，就算工作辛苦，也必须压制自身的负面情绪，时刻以微笑示人，这种借助情感的自我管理以实现利润增殖的劳动过程，就是情感劳动最好的实例。某种程度上，明星也是从事“情感劳动”的重要工种，不过Magdalena认为，明星的粉丝也在从事着一种情感劳动。

粉丝们在线下参加明星的活动、购买明星代言的产品，在线上点赞转发偶像社交主页的内容，其中都包含着粉丝们的认知与情感的投入。这些情感连接能够非常自然地过渡到粉丝与明星所代言的品牌之间的情感连接，粉丝对乔布斯、科比的情感认同，也就与他们对苹果手机和耐克鞋的认同等同起来，为大公司创造出不菲的价值。

这也使得名人的去世成为了某种另类的商业机遇，Magdalena在研究中指出，这种挖掘名人死亡的商业价值的行为由来已久。

传统纸媒时代，有研究者就提出报道离世名人的新闻往往聚焦于那些最能引发人们情感触动的议题，例如道德争议。而在社交媒体时代，企业往往利用营销手段将明星的非凡成就与代言的产品品质相连接，并在名人死亡后通过操纵名人的相关图像，略去TA的一些平凡的特质，将其塑造为某种象征与图腾，通过社交媒体的内容引发粉丝最大程度的情感共鸣，促使与企业相关的内容大规模传播，并直接服务于明星代言产品的销量增长。

不过，Magdalena的研究也指出，企业挖掘名人死亡的商业价值往往具有极高的风险，可能引来道德上的批评与指责，对品牌公共声誉产生极大的影响。不只是与名人直接合作的大企业，商业与资本的力量在悼念名人的进程中似乎也无孔不入。有自媒体帐号甚至撰文，指导自媒体如何“高效蹭科比的热点获益”。许多鞋商趁机哄抬科比签名鞋的价格，被指“一场篮球圈的悲剧却成为鞋圈的狂欢”。社交媒体时代，死亡变得更加容易被消费。

结语

正如学者Hjavard所言，我们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已经日益被“媒介化”——“媒介不再仅仅是一种互动的渠道，而是以其自身开始形塑我们互动的方式。”社交媒体已经无可避免地对我们的悲伤情感、哀悼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任何新技术总是有着天使与魔鬼的两副面孔，围绕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哀悼的利弊的争论，也注定将一直持续。当我们谈论了许多有关社交媒体技术属性所带来的影响，面对新的哀悼文化有些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们也许能从数码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的话中获得一些指导我们行动的启发。

他认为，“随着数码科技的发展，人类被中介的程度其实没有增加，”曾经面对面的互动其实和数码技术中介的传播一样都是文化的“曲折表征”，我们之所以忽视了面对面传播中的框架，是因为这个框架运作得尤为高效。而在数码传播科技的使用中，我们的不安源自它们“让我们突然重新意识到那些在面对面传播过程中被我们忽视了的框架的存在”。

社交媒体改变了有关死亡的很多东西，但它更多也是线下哀悼文化的延伸。如果我们在真实的线下生活中依然认同共情的力量，依然敬畏死亡，我们就可以相信，未来的社交媒体哀悼会让更多的人在悲痛中被抚慰，让更少的死亡被消费。 

“Mamba Forever”。

参考资料：

1.A.R.Hochschild.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feeling.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2.Magdalena Kania-Lundholm. Digital Mourning Labor: Corporate Use ofDead Celebrities on Social Media. Death Matters.2019.

3.Ilana Gershon.The Breakup 2.0:Disconnecting Over New Media.CornellUniversity Press，2011.

4.[美]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5.[英]丹尼尔·米勒，[英]希瑟·A·霍斯特：《数码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14.

6.[美]彼得·伯格，[美]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7.Giaxoglou, and Korina. Entextualising mourning on Facebook: storiesof grief as acts of sharing. 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and Multimedia21.1-2(2015).

8.Lisbeth Klastrup . Death and Communal Mass-Mourning: Vin Diesel andthe Remembrance of Paul Walker.Social Media + Society 4.1(2018).

9.莹琪，董晨宇：《社交媒体中的哀悼行为与社会规范》，新闻与写作，2019（11）.

10.戴宇辰：《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

11.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8qgppp/how-social-media-changed-celebrity-deaths-in-2016?from=singlemessage

12.https://www.theatlantic.com/entertainment/archive/2016/06/internet-grief/485864/?from=singlemessage

13.https://medium.com/swlh/the-uncomfortable-reality-of-social-media-mourning-3111fe4bf18f?from=singlemessage

14.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your-online-secrets/201409/mourning-social-media?from=singlemessage

15.https://www.nytimes.com/2020/02/02/opinion/kobe-bryant-death.html?from=singlemessage

16.https://www.telegraph.co.uk/men/thinking-man/our-public-grieving-over-dead-celebrities-has-reached-insufferab/

17.http://www.madisonboom.com/2020/02/25/kobe-bryant-is-forever-in-nikes-mamba-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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