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驴”：当女人开始为难女人

昨天（5月10日），papi酱诉说成为母亲的辛苦的微博引发了一个博主前言不搭后语的感叹：

papi酱生娃过后变得好疲惫啊，但是孩子还是随父姓。

随后，话题很快脱离“冠姓权”的范畴，转到人身攻击。从指责papi酱独立人设崩塌，到攻击她尽管事业成功，还是“婚驴”，扛起了丈夫这个“大鼎”。

普通人也难逃一骂。几乎于此同时，一个普通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出嫁时和母亲依依惜别的合照，同样涌入了很多戾气满身的陌生网友，且其中大部分为女性：

如果要给这张照片取名字，我只能想到——送刑；

养殖户泪送生猪出栏，屠宰场喜迎银货入库，横批——现买现卖。

在被震惊的同时，有必要向第一次听到“婚驴”、“大鼎”、“胎器”等侮辱性词汇的人，解释一下它们的含义和出处：

婚驴：指向“驴”一样干活拉磨，比喻那些家庭付出比男方更多时间、精力、物质的已婚女性，后泛指所有已婚女性；

 

大鼎：与女性相对，泛指所有享受婚姻红利的已婚男性；

 

胎器：原来为男性群体用来嘲笑已生育的“同妻”，后来泛指所有已婚已育的女性。

我们试图从各种搜索引擎中追溯这些词如何诞生，但具体出处已不可考。目前最早见于去年10月，某微博博主将已婚女性称作“上门驴”。

而这些词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他们把婚姻家庭作为剥削女性唯一的敌人。“不婚不育保平安”、“再不努力将来是要结婚生子”的口号早已喊过很多年。但在把男性当作剥削女性自由和健康的罪魁祸首后，他们开始将仇恨带入女性内部，粗暴地将婚育作为划分女性的唯一标准，未婚未育的是女性，已婚的女性就是“婚驴”、“婚奴”、“胎器”。

而这些账号关注久了就会发现，他们总有办法把女性内部的愤怒、仇视转化成自己商品的购买力。

隐秘的厌女症

有许多人将上述激烈攻击已婚已育女性的人归类为“激进派女权”，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走向了平权的反面——厌女。

激进派女权主义的概念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家庭被解释为剥削妇女的主要形式。女性的怀孕和当母亲给她们带来了“消极”影响,阻碍女性的“解放”。 

而先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意在指出： 

所有压迫形式中最初的模式就是令人压抑的男女制度。妇女解放是首要的，因为只要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其它改进注定要失败。

也就是说，激进派女权主义者将矛头指向“制度”，绝非弱势的单一个体。

而法国女性主义活动家安托瓦内特·福克在《两性》中提出，将生育看作拖累而追求平等是十分危险的，它将生成一种隐秘的“厌女症”，导致女性的自我厌恶。 

1965年，日本作家小岛信夫的《拥抱家族》，描写了一个出轨的母亲时子。江藤淳在《成熟与丧失》中直接提出：对于“母亲”和“妻子”的身份，时子感到厌恶。而女性的自我厌恶，是所有生活在近代产业社会中的女性的普遍性情感。

男人的厌女症，是对他者的歧视和侮辱。因为男人不必担心会成为女人，所以可以放心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歧视。

但女性的自我厌恶表现形式就更为微妙。

在上野千鹤子《厌女》中指出，女性的厌女症方式是把自己当做女人中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

为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成为 “女强人”。被男性群体当做 “名誉男人”。

这种厌女倾向常见于各种热播剧。《都挺好》中，因为上一辈重男轻女而痛恨自己女性身份的苏明玉，最后靠自己事业上的成功来摆脱这种对弱势地位的厌恶。

另一种是自动退出 “女人”的范畴，从而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即 “丑女”政策。例如，那些在婚恋市场上受欢迎的女性，总是被叫做“妖艳贱货”。

显然，将已婚已育女性成为“婚驴”和“胎器”的就属于后者，且对女性的恶意更深。她们手动在自己与已婚育的女性之间做了划分——将（未婚育）自己称之为女性，而除此之外的女性，就都是“他者”，甚至把她们开除出女性身份，代之以动物形象和器皿。

他们默认自己是单性别的、有丝分裂的、不孕的。

上野千鹤子曾说：

在性别二元制的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之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下，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但她大概没有想到，许多年后，这种对女性的恶意已经具象地展现在了所有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