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

题图来自IC photo，本文摘自《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作者贺雪峰，2019年10月出版，内容接上篇《当前中国农村与农民日益分化，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下面分别列举若干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

一、消费层面

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消费不合理。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绝大多数农户家庭都已经摆脱贫困，到2015 年全国贫困人口只有5000 万左右。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消费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各种不合理、不理性消费快速增长。

某种意义上，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费增长速度。

据我们调查，在一些贫困山区，比如湖北秭归，农民收入的大约1/4 要用于人情开支，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就要上万元，人均达到3000 元左右，人情仪式支出的同时，事主方也要办酒席，酒席的铺张浪费情况也很惊人。浙江农村办酒席，一桌酒席花三四千元很正常，条件稍好的家庭办酒席，三四十桌的情况也很普遍，婚丧嫁娶办一次酒席就要花费十多万元。

与长江流域普遍沉重的人情酒席支出不同，华北农村仪式性支出十分浪费，甚至办丧事也要请戏班子唱戏，其中不少狂歌劲舞，与丧事悲伤凝重的气氛完全不协调。

农村消费中，最大支出是建房。

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建了三茬房，由砖瓦房到楼房，再到高标准别墅式装修的住房，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庭到城市购买了商品房。

随着住房质量、面积、花费的逐渐提高，每一次新的建房潮都几乎会花完农户所有积蓄，其中多数还会欠下债务。而实际上，农户家庭所建住房往往大而无用，之所以建超过农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高大而奢侈的住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攀比而非实际需要。

最近几年，农村又出现了买小车的攀比，有钱无钱都要买，贷款也要买小车。实际上，很多买车农户常年在外打工，买的车仅仅春节回家时开出来显摆显摆，春节一过，小车就关在车库（如果建了车库的话）里，纯属浪费。

当前农村消费尤其围绕男婚女嫁进行，农村婚嫁中普遍出现了女方索要高额彩礼的情况。除了高额彩礼之外，女方往往还要求男方家庭在城里买房、买小车，索要各种“三金”之类的物品。

婚礼仪式也越来越新潮，甚至请婚庆公司来主持，更不用说普遍要拍婚纱照。有人形容，农民日常是一分一分地攒钱，到了儿子结婚时就是一万一万地花钱，结一次婚不仅将全家所有积蓄用完，而且往往欠下巨额债务。

此外，农村赌博情况也十分普遍，六合彩在农村更是长期流行。

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不合理、不理性的消费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与其说农民之苦是收入太低，不如说是消费不合理。

二、农村人情与村庄社会资本

当前中国有一些农村地区深受人情债的压力之苦，尤其是长江流域的重庆、湖北、湖南的一些地区和东北农村，农民收入的相当部分要用于人情支出。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婚丧嫁娶需要相互来往和互相帮忙。正是通过互惠的人情，熟人社会中的村民被建构为“自己人”，自己人的认同提高了村庄熟人社会共同应对自然和社会风险的能力，以及完成集体行动的协调性与情感，增加了村庄社会资本，构造了村庄社会。也使得熟人社会有了更多的价值内涵。

不过，当前有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利用人情来敛财的现象。

刚开始时，婚丧嫁娶办酒席，收取的人情钱多于花费，办酒席有盈余。在传统时期，这种盈余可以算作亲朋邻里对举办人生大事村民家庭的经济支持。

在农村社会快速变化且村庄结构性力量弱化的情况下，有农户家庭连续办了多次婚丧嫁娶酒席，收了多次人情。而有些农户若干年都只送出了人情却没有办酒席收回人情的机会，就会在之前相对约定俗成的酒席范围之外办酒席，收人情。

这样的事情有了开头就有人跟风，在过去约定俗成的酒席以外，各种名目的酒席就大量产生，以至于办酒席都不用说明原因，这就是所谓“无事酒”。

由此出现了酒席越办越多、人情越来越高，所有村民都因人情支出受到巨大压力的问题。有少数村民开始退出人情圈，最终越来越多村民退出人情圈，过去作为互惠的人情不再能维系下去，村庄熟人社会变成人情的沙漠，之前依靠人情来将熟人变成自己人的机制也因此很难发生作用，村庄社会资本快速下降。

三、闲暇的无意义感

在机械化快速推进、化肥农药广泛使用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不再是重体力劳动，农忙时间大大缩短。

这也许是中国农民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充分的闲暇时间。尤其是在平原和低丘陵地区，因为机械化的普及，每年农忙时间可能只要2～3个月，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农闲，如何度过闲暇就成为决定农民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

传统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只有终日劳作才能解决温饱问题，农忙时节自然忙得不可开交，农闲也要搞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忙各种家务，几乎没有闲暇。仅有的一些农闲时间都安排了各种节庆，比如秋收后有中秋、重阳，春播前有清明，春播后有端午，冬季有春节。

节庆就有活动，就要忙碌。

也就是说，在传统时期，农民的时间都被季节性展开的农业生产和社会性节庆所占用，几乎没有真正闲下来的时间。仅仅是农村中人数很少的地主阶级有空闲时间，而这个地主阶级一般也要参加劳动，同时又要耕读传家、获取功名。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从农村抽取资源，工业化的成果却迟迟没有回馈农业，农村劳动力在完成传统时期的农业生产任务以外，还被高度组织起来利用冬闲时间建设各种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

而且，人民公社还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提高人的素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文艺宣传队、各种会议等等，几乎将农民所有农闲时间都安排满了。

分田到户以后，一方面是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一方面是农业机械化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人多地少的农村的农闲时间大幅度增加，且重体力劳动大幅度减少。几乎是突然而至的大量闲暇让农民难以适应，如何过好闲暇生活在当前农村成了问题。

突然而至的闲暇与千年形成的农耕生活习惯之间的不匹配，在身体上的表现是农村出现了普遍的心血管疾病，生活上的表现则是农民天天打麻将赌博，以及各种低俗文化的兴起。在当前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背景下，农村社会中结构性力量的弱化进一步造成农村人际关系的弱化。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量闲暇时间，可能这些闲暇时间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生活品质的提升，反而造成了他们的无所适从甚至无意义感。

赌博、迷信活动、地下宗教、人情泛滥、无序竞争，以及其他以感官刺激为基础的各种低俗文化的泛滥，大都与农村的闲暇安排有关。

四、道德方面

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村庄传统结构性力量解体，基层组织体系功能弱化，农村社会产生了各种问题。

其中，农村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成了各种社会问题的最后承受者，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老年人自杀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的农村（尤其集中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有老年人说现在农村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

笔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也不全都是因为子女虐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老年父母身体不好的时候担心拖累子女，选择自杀。

他们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不再能为子女做贡献了，活着就是拖累子女，即使自己不自杀，村庄舆论也是“某某老糊涂了，都不知道自己该死了”，村庄舆论对处在绝对弱势的老年人十分不利，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尤其是生活难以自理之后，似乎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杀。

老年人的普遍的自杀现象会使村庄社会中的所有人产生非常消极的预期。

五、政治的方面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搭便车甚至利用时机捞取好处的人。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些事事搭便车捞好处的人会付出名誉的代价，并且处在社会边缘的位置。不然，村庄熟人社会就会人人争当搭便车者。人人搭便车，集体行动陷入困境，村庄社会就无法应对共同的生产生活事务，村庄社会就要解体。

正是因此，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必有一套抑制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包括舆论力量。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保持了千年的稳定的村庄社会结构面临解体。之前相对封闭的村庄变得开放，农民可以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并且越来越多地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

过去约束村庄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解体，越来越多村民学习搭便车，甚至越来越多村民借国家项目       在村庄落地的机会当钉子户获利。

村庄缺少约束“刁民”的力量，“刁民”成为村庄中“堂堂正正”的力量，“刁民”得到好处，成为示范，就有越来越多村民变成“刁民”。“刁民”泛滥蔓延的结果就是，不仅村庄内部为公共利益所进行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而且国家要为村庄做好事也会处处遇到钉子户的刁难，好事不好办，好事办不好。

六、终极价值方面

传统中国农村，农民的宗旨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围绕生儿育女来完成人生任务，获得人生意义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正是有了明确的传宗接代任务，农民所有行为都有目标，所有辛苦都有理由。这样的终极价值让农民可以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的子孙延续的意义。

当前农村快速的变动不仅彻底打破了农民对传宗接代终极价值的信仰，而且让农民失去了进行村庄社会性竞争的稳定条件，从而在农村中普遍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正是本体性价值的丧失造成了村庄中激烈的社会性价值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荒漠化。农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对的。

以上六点应当是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可以总括为文化失调的问题，当前农民之苦不是苦于物质匮乏，不是苦于劳动繁重，而更是苦于他们在生活中丧失了价值感。

缺少了由人与人之间稳定联系所形成的相互期待与合作，无法从闲暇中生产出有品质的生活，反而产生出来各种低俗的伤害身心的恶习。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

作者介绍：

贺雪峰，现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实践，长期坚持实地调研，学术研究上主张“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在城乡治理、农业政策、农村经济、土地制度等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著述，是“华中乡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