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入侵”城市，中国社会还没准备好

10月27日，南京一高铁列车撞上野猪，随车机械师下车查看被另一列高铁撞击身亡。

这是最新一起“野猪进城”引发的事故，一方面造成了人员死亡事故，尽管是间接的；另一方面，野猪与高铁列车相撞，也隐隐有野生动物与现代工业社会正面冲突的意味。与之前野猪当街浪荡、冲击饭店等有惊无险的“事迹”相比，无疑是显著升级。

就在近期，深圳、杭州两个超大城市也有野猪在市区出没的新闻。野猪“入侵城市”甚至“野猪当道”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了吗？现代城市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未来将如何应对野猪和其他新出现在城市的大中型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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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野猪“入侵城市”甚至“野猪当道”的时代正在来临，这是生态保护大气候和野猪种群复兴的小气候决定的，是迟早要来的，是不以吃瓜群众意志为转移的。

看数据。国家林草局官网2024年1月发文指出，专家认为野猪在我国28个省份有分布，数量200万头，很多省份数量过高，其中致害省份达26个。也因此，2023年6月起，野猪被移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大自然、山野中的野猪多了，农村包围城市，城市中的野猪就会多起来。这是必然。

野猪种群数量回升，是中国自然生态环境恢复的标志和结果，这个判断也不会有疑问吧？

那么各地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目标实现得怎么样了？都到位了吗？当然没有。至少也还有二三十年的保护恢复规划等待实施。

也就是说，未来几十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大概率还会进一步向好，在那时，城市中遇到的野生动物概率会比现在还低吗？如果反而低了，生态环境好转体现在哪里呢？

大概是这么个逻辑。

当然，野猪可能特别一点。

新闻报道如今提到野猪，清一色用的是“泛滥”。

必须说明，“泛滥”是一个主观色彩非常浓厚的词语，这不是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中的规范用语。究竟多少算是泛滥？

主观也就意味着，舆论对公众判断野猪是不是“泛滥”有很大影响。

目前经常说起的20世纪90年代的数十万只数量级，不可能是中国野猪数量的历史高值。做个横向对比吧，美国野猪的数量如今已然突破600万大关。如果说“泛滥”，200万的数量，显然还差了不少。

就城市来说，也不是哪个城市都有那么多野猪，南京的自然禀赋对野猪来说就格外友好。

还有，新媒体时代，特别是短视频“泛滥”后，其实也增加了相关资讯曝露于网络媒体的概率——就是会让你觉得野猪比实际的多得多，与人类的冲突比实际的也要多。

而且，在我过往的工作经验中，凡涉及对人类利益造成损害的野生动物，在报告数量的时候几乎没有不夸大的。

总之，至少在城市区域，现在就定性“野猪泛滥”，我觉得为时过早。

这样讲，是因为能感受到当前的网络舆论对野猪等野生动物的不宽容度正在增加。我刷过很多相关视频，留言都是一个腔调。我相信，鉴于接触会更密切冲突会更多，以后这种网络声音会更响：“野生动物保护是不是过度了？过犹不及？人类的利益甚至生命还不如野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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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与人类的“领地之争”，实质上是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之博弈的缩影。博弈嘛，总归要有不同声音的。

但是，至少在百年尺度，中国大部分地方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人在进，大自然在退。只是近十来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相关保护工程显示成效，很多地方才出现了“人退自然进”的局面——一些城市市区野猪种群的“复兴”，便是这局面的细部。

今天的多数中国人，早习惯了生活中没有野生动物带来各种麻烦和损失的生活，至少最近几十年都是这样的。野猪出现在闹市区，老虎逡巡在城市边缘，看起来是令人不安的“不正常”的新事，但其实无论从时间纵轴看还是从各国比较看，不正常的可能倒是我们习以为常而过于寂静的这几十年。

前不久去欧洲走了几个国家。在好几个“大城市”的车站（如华沙），等车的时候大批鸽子在候车室飞来飞去。我不大敢仰头观察，因为的确看到有位乌克兰旅客头上落过一坨鸟粪。城市的鸽子不算纯正野生动物，但也证明人与动物的关系和睦。

看到这一幕时，我想过很多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内车站里，会怎样处理？

家母从前曾对我说起她小时候，20世纪50年代末，黑熊经常晚上到家中院子里来。倒也没出什么恶性事件。那不是什么人迹罕至的僻野之地，就在东北某市的市区边缘。我有时想，如果从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就是现今这样的环境保护政策，可能在城市的边缘仍然有黑熊半夜在街上翻垃圾，就像在网上看到一些生态先进国家现在发生的一样。

讨论类似事件时，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可以采取什么措施避免野生动物，比如野猪造成的破坏、伤害？”

这样问的问题其实无解。提问者已经做了预设，即人们可以采取某项措施绝对避免破坏和伤害。这个预设是错的。

自然，没有野生动物的地方就不会有野生动物伤人，人都关在家里街头就不会有犯罪……某种意义上，这和我们不能禁止机动车上路以避免每年大量机动车事故造成的伤亡一样。

除非我们愿意回到野生动物离我们的生活遥不可及因而可以无视的那种状态，否则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会在相当长时间持续，各种麻烦、冲突甚至伤害的概率只会增加，小至“举头见鸟粪”，严重的可能出现猛兽造成人员伤亡事件，早晚的问题。

人类可以采取措施尽量减少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但哪怕是最不想见到的麻烦，也没有人能说绝对避免。

既然不可避免，人们就必须逐步习惯在城市与野生动物更近距离相处。其实，一些西部省区人类生活与野生动物产生冲突的案例每年都并不少。西藏野驴与牛羊争牧场，藏北的雪豹、棕熊，藏东南墨脱等地的孟加拉虎都会咬死咬伤牲畜。

这些问题长期存在，从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但也形成了麻烦不断下的平衡。形成这种平衡，有些需要投入资源，比如生态补偿，但必须承认，文化习俗、社会承受力和容忍度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是单靠钱可以解决的。当然，涉及人身财产损失时，该依法赔偿的赔偿，是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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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全面放开民间猎杀野猪的声音挺多。手机上诱杀、猎杀野猪的国外短视频也很多，一般是这个话风：“丧彪举起枪……”

看这种短视频，当然是爽的。特别是中国人，对野味的癖好还入脑入心。

尽管开放了不小空间，目前对野猪的控制手段仍然有限，多数地方可以说是不那么理想的。

其实，即便是美国，所谓野猪已经“泛滥”成灾了的国度，“放开射杀”都喊了好些年，好些州修改法律法规，“允许人们随意、不限量射杀野猪”，都还是在反复议而不决的阶段。与被吹得万分严峻的“泛滥”形势相比，相当谨慎，相当克制。

此前，网友在国外社交媒体上传了德国柏林警察拦截车辆让20多头野猪过马路的视频。据估计有3000只野猪在柏林安家，当地媒体称柏林为“野猪之都”。政府也雇佣猎人对付野猪，但柏林人已经学会了与它们和谐相处。

有一点非常重要，在放开之前，他们管理得真的很严格，特别是基层的管理能力。反观我们的基层，因为是行政权力的末梢，执法很容易乏力。

有信息表明，在国内某些试点放开捕猎野猪的地方，下钢套、猎夹偷猎、盗猎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现象不少，甚至造成人员误伤，平台上有人售卖野保动物、直播狩猎。由于多种原因，“合法狩猎者”哪怕自己的猎犬被夹伤夹死也不敢随意清理这些盗猎工具。又是相关部门最怕的“一放就乱”。

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学习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的时候，教材上铺排满了濒危动物名单，都是朝不保夕的样子，而且绝不是吓唬人。朱鹮可以说是绝处逢生，白鱀豚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这种局面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古怪的焦虑与不安全感。严格来说，目前的大多数珍稀动植物种群恢复状况，还远达不到可以消弭不安全感的时候——这才过上几天能吃饱饭的日子啊。

我远不是一个原教旨保护主义者，一直赞同在局部区域经过合理的评估，采取狩猎等手段调控野猪的数量。

但这些必须是有前提的，即对法律的尊重，对专业性的尊重，对地方主体性的尊重。这里的“专业性”并不是指某种具体措施的技术含量，而是相关管理中要更加体现对专业性和科学规律的尊重，包括不能因为网络舆论就让专业决策变形。

如果一时做不到这些前提，南京市民为什么就不能先学习柏林市民“野猪之都”的相处之道呢？只要中国城市的发展目标还是“文明和现代”，总是要走到这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