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决定改写命运

世界高速运转，女性投身其中。“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已成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

虎嗅将目光投向那些富于独立、进取精神的新一代女性，她们来自文化、科技、商业领域，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完成对自我持续的建构与重构。

虎嗅年轻组作品

作者 |  常芳菲

从履历上看，钱佳楠是“人生赢家”的代名词。

18岁被复旦大学提前录取，19岁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西村外》就拿到复旦望道传媒首奖。毕业6年后，她放弃稳定的教职，决心去英语世界试试，“额头碰到天花板”似的申请到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硕士。“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这个最早也最负盛名的工作坊，在82年间除了培养出众多普利策奖得主（包括保罗·哈丁、特雷西·基德尔等）之外，也为美国文学确立了全新的标准。现在，32岁的她即将赴南加大攻读英语系博士学位。

但实际上，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想要在英语世界立足，难度不亚于让美国作家从头学习唐诗宋词。此前，鲜少有成功模板可供参考。她只能在一片大雾中独自行走。沿路很多人都说她不行：“你就只能写上海，你就把上海写写好就够了！”

而疫情让这一切更不确定了，钱佳楠即将前往南加大攻读英语系博士学位，最新的消息是，南加大决定线上授课，根据最新的留学生政策，线上授课的学生有被迫离境的风险。

对很多人来说，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仅仅意味着要穿越天赋、勤奋、审美的重重窄门。

而对钱佳楠来说，漂亮履历的背面是她拼命向上，以此来克服贫困本身重力的故事。

二十一世纪开端，城市化飞速发展伴随着千万工人“我不下岗谁下岗”响亮而惶惑的声音。

时代猝不及防地掀起烟尘，重重落在许多家庭头上。父亲的两次下岗，让钱佳楠的生活从普通降格成贫困。

如今“贫穷女孩”已经成为一个轻飘的梗。我们在买不起限量球鞋、高端护肤品、偶像演唱会门票的时候常常发出感叹，自嘲是“贫穷女孩”；Up主们也以“贫穷女孩爱用物”的主题推荐各类护肤品和生活用品。

实际上，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浪漫化的贫穷与真正的匮乏毫无关联。

因为贫穷，这个家庭永远把花钱当作大事。

两年前的此时，钱佳楠在爱荷华（Iowa）听说母亲中风消息的时候，距离母亲病发已经过去了一周。此前，母亲已经因为脑瘤动过手术。

母亲中风恶化，是因为没有及时治疗。钱佳楠想买一个轮椅给她。母亲一口回绝，说一瘸一拐可以走；她嘱咐父亲要打出租车去给母亲跑腿，但在一个闷热的午后，父亲还是骑着电动自行车穿过了整个上海。

其实钱佳楠早在12岁就知道这种匮乏的真实含义。

它意味着早慧。

彼时钱佳楠小升初还需要电脑派位，小学最后一次家长会上，班主任对每一个家长说：如果你不想你女儿14岁就怀孕，就找找关系，不要让她去对口的学校。

话说到这个份上，钱佳楠母亲行动起来，托远亲让她去了另外一个学校。择校费足足8000元，区级三好生的身份免去1000，最后，她母亲交了7000元，相当于这个家庭一年的收入。那张减免择校费的收据很长时间都压在抽屉里，也压在钱佳楠心上。

她至今都记得母亲当时说了这样的话：“我跟你爸能力有限。接下来念书和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我们帮不了你。”

从那之后，一切物欲都有了金钱的重量。

她不舍得跟同学去12块一小时的溜冰场，借口父母在家，溜不出来；她从小就懂得怎么体面地拒绝玩具店的诱惑。玩具店阿姨拿毛绒玩具逗她，问她要不要。她就说，我们家里多得是，不买！母亲把这件事当作女儿懂事的谈资在亲朋好友中炫耀，但钱佳楠知道，自己最喜欢毛绒熊。直到今天，朋友还会从世界各地给她带学院泰迪熊当做礼物。

它意味着亲子关系的罅隙。

父亲下岗之后做了小区保安，少了点上进心，于是拿了一辈子最低工资。钱佳楠叛逆期的时候，父亲每次骑自行车去学校接她放学，因为父亲常常都以不修边幅，拖鞋背心的样子视人，他总被指定好，要等在和学校隔一条马路的地方。

当温饱、赚钱成为头等大事，给家人的爱难免缺斤短两。钱佳楠大学4年，捱过上海的冬天只靠一床被子。实在太冷，她就拿一个巨大的毛绒熊压在脚上。她和母亲提过好几次，但最终，被子也没有多一床。被子慢慢变成了一个象征。“那个时候我母亲很忙，忙着挣钱，我也可以理解她。但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又像化不掉的冰一样插在两个人中间。”她对我说，“被子的事情就在我心里不断升级。认为是不是她不够关心我，是不是钱比我更重要。”

而对钱佳楠，一个作家来说，贫困意味着永远有比实现文学梦想更迫切的事情等着她做。

长时间拮据的生活，让钱佳楠时刻绷紧一根弦——要考虑钱，永远要想，是不是先做一个更保守的决定。

而更重要的是，她深知，把家庭拯救出泥潭的重担也落在自己身上。

好好读书只是最基本的步骤。在半自传小说《不吃鸡蛋的人》里，女高中生周允有一张从凌晨5点开始到熄灯的严格作息时间表。钱佳楠对自己更苛刻，因为不知道自己会选文科，为了保证年级排名，她一直拿理科的竞赛题做练习。有时候学生会的宣传工作耽误复习，她凌晨4点就会起床，带着自备的应急灯，到公共盥洗室的台子上写作业。

“麦斯威尔的速溶冰咖啡，我要喝整整三包，才能把一天撑下来。”她记得一清二楚。

真正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是钱佳楠19岁的时候。外公去世，她写的《西村外》拿到当年复旦望道传媒首奖。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同时也是当年的评委托同学来说想要见一见钱佳楠，当面说了很多鼓励她坚持写作的话。

她自己“心里也有杆尺”，写出来就知道自己灵气够。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敢想把写作当成职业。

她知道，那个每年更新一次的作家富豪榜，不可能和一个1988年出生的严肃文学作家有什么关联。

“写纯文学的人，靠稿费根本不能养活自己。大部分人都需要一个正职，业余时间写作。”她说。何况，她还有一个家庭。为了避免父母跑去找柏阿姨（《新老娘舅》著名嘉宾）哭诉女儿不争气，她也不能任性。

整整6年，钱佳楠的生活以黄昏作为精准分割线。

白天，她是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的一名IB教师。夜晚，她回到一户室十几平的家里开始阅读、听公开课、写作、给各种报刊杂志供稿。睡眠太奢侈，每天最多三两个小时。她用夜晚来追回已经丧失的白天，她用燃烧自己的方式接近梦想。早晨六点，她又要去赶早班地铁。

很长一段时间里，钱佳楠的签名都是佩索阿的句子——在白天，我什么都不是。到了夜晚，我才成为我自己。“白天就是做一份全职工作（full-time job），我会完成必须完成的职责（duty）；但晚上的写作才是我的事业（career）。”她对我说。

白天，她为了养活自己，为了消除贯穿自己青春的羞耻感而工作。她总觉得是自己不够本事，才让一家三口蜗居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让父母常常为了天花板漏水这样的小事争吵。而在母亲和各种亲戚朋友的嘴里，别人家有本事的小孩已经“收回”了父母的投资、年薪几十万、进了微软、嫁了厉害人物。

到了夜晚，她写贫困和因此龃龉丛生的生活。她笔下没有金光闪闪、杀气腾腾的外滩、南京路、陆家嘴。她用笔尖划开城市上空的旖旎幻景，去写它的反面——工人新村里因为常年不洗澡被离婚的下岗工人、聚会上用酸溜溜口吻讥笑她吃不起一菜一汤的亲戚。

“我每个月都会发超过一篇文章或者小说。有些稿子不一定发在了很好的刊物上，但它给钱多，我就会写。在那个阶段，我都在设法赚钱。”她说，“我想得很实际，我不能再和父母住在这个小房子里，我要把他们弄出去。”

“二十多岁的一天要比六十多岁的一年更值得拥有。”她不断告诉自己。

周而复始，她用燃烧自己的方式度过了6年，直到自己勉力攒够了钱，让父母搬进宝山的公寓楼。

这样生活数年的后遗症是，一碰到记者问“如果重新过20岁这10年、如果回到过去”此类开头的问题，她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我不要。她的母亲如今也说，你过去真的太辛苦。

去美国爱荷华读创意写作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意味着要斩断过往的全部生活和写作经验。她必须重新接受成为一个初学者、重新默默无闻。

此前看似安稳的幻像最终被复旦师兄梁捷的一个提问戳破——你这么努力，你为什么还是没有写出好东西来。

钱佳楠瞬间知道自己的写作和生活都进入穷途末路。上海主题的叙事一再重复，似乎每个主人公身上都有钱佳楠的影子。而我们知道，当一个作家频繁调动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人情感，就意味着写作陷入了某种瓶颈。

生活同样如此。她甚至连寻求搬出去独立生活都不可能。母亲给出的理由是“嫁人之后有人管你，嫁人之前，我要管好你”。而一向支持她所有决定的两个表哥，这次也站在了母亲一边。“我在家里就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钱佳楠说。

但到了今年，钱又变成一根弦，紧紧绷着。南加大所在的洛杉矶是一个大城市，一切花费都与在小城不同。

“我快被洛杉矶的房价逼疯了。我之前可以每年有一笔固定的钱留给父母养老，但之后，这笔钱就需要我额外去挣。”钱佳楠说，“每个人对安全的理解不一样，我是更会为挣钱焦虑的人。

尽管母亲的中风在这两年渐渐有好转的迹象，但父母的衰老同样让她不敢细想。她更惧怕自己每次要伸手够到梦想的时候，就有种不明的力量把她拽回原地。在亲情和梦想之间，她暂时选择了后者。父母绝不会以不负责任的罪名来指责她，“可那个批评的话语早就内化在我脑子里。”她说。

然而用英语去实现梦想更不容易。外国人、外来者，是贴在她身上的标签。相比起种族歧视，“隔绝感”同样难捱。

尽管她有一个平静快乐的朋友圈和微博，但在给友人的信里写：我感到自己在这是一个Alien（外星人），我每天都觉得自己要溺亡。在这个绝大多数人都来自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工作坊里，钱佳楠是个外来者。几乎只有她会把日常用语和书面语混用。

同学评价她的作品只有张力而缺乏冲突。西方文学界并不理解中文的“闲笔”，每次碰到这类与主线无关的段落，教授和同学都倾向于让她删掉。有一次，因为一个失败的小说被宰杀（butcher），情况惨烈得让她打起退堂鼓。

上升通道同样狭窄。写作基金竞争激烈，多数刊物发表不给稿费，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表难度随之降低。

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钱佳楠永远不够自信，要抖抖豁豁地寻求帮助，没有办法像美国人那样，时刻散发出——我应当得到瞩目和尊重的气场。

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以“彻底决裂”的笨办法努力。她每天五六点钟起床，尽量8点前出门去图书馆，当中有课就去上课，没课就待在公共自修室，直到晚上。

每周，钱佳楠只留半天时间阅读中文。其余时间，不仅听说读写都是英文，同时还要背——她可以背诵乔伊斯《都柏林人》中除《死者》之外的所有小说，只希望有一天乔伊斯的天才可以进入自己的口吻。这样的阅读方式像水蛭一样吸光她所有的时间。

直到一个用词。钱佳楠在雨景描绘中用了Impinge（撞击），许多同学在看到这个词的时候都在下面划了线。她立刻改成更常规的fall（落下）。而她非虚构写作的同学支持她用回impinge，说在需要激起不安的语境下，这个词更合适。这个词就是她从乔伊斯的小说里“盗来”的，他的光芒终于照进了钱佳楠的故事里。

同样的困境，严歌苓也碰到过。

“那时我一个小时英文阅读极限是7页，而我同学是30页～50页。但我有减免睡眠的自由，有强记硬写的自由，也有暂时戒掉娱乐、party、野餐的自由。我更有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拿出稍新一些的读书阐述和规定作业的自由。

 

当然，我也有完全自由去做一个三十年代亭子间里小作家，在功课打工的夹缝里写写小块文章，拼凑报纸版面，去挣房钱、粮钱。最有价值的自由，应该是小说选材的自由。”

现在，钱佳楠也享受到了这种可贵的自由，仿佛推开了一扇大门。

“我现在可以写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最近发表的英语小说（译作《仓颉造字鬼夜哭》），把中国上古时期夏启时代的传说和印第安传说融合在一起，是一个类似神话的小说。我的另一个新小说没有中国人的角色，是一个完全的美国故事。真的什么都可以写。”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读完她的一则小说，甚至有人评价，进入英语世界之后，她成了“莫言”。

成为一个非英语母语写作者会成功吗？她不确定，她甚至做好60%～70%要失败的准备。可这重要吗？

日本导演黑泽明曾对青年导演说：如今年轻人刚起步，就在琢磨赶紧到达终点。但如果你去登山，教练告诉你的头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看峰顶在哪儿。盯着你脚下的路。

就像她在《有些未来，我不想去》结尾处写的那样：

我的未来，一如我的过去，都弥漫着茫茫大雾。唯有在雾中前行，我才能看到最切近的路上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