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经营报（ID：chinabusinessjournal），作者：毕舸

职场PUA，一个这两年来流行的热词，大致意思是职场上上级对下级的精神控制。PUA来自恋爱的“泡学”，是讲男生如何对女生实现精神控制来“泡妞”的一种非道德及非法手段。职场PUA只是换了对象，即领导精准打击员工的自信，以达到从精神上掌控员工的目的。比如上级天天批评下级“狼性”不足，对于高业绩考核以及其他高标准要求缺乏足够的承受压力。再比如关于加班，很多企业管理者也总喜欢将加班等同于奋斗，认为加班时长是衡量一个员工是否达到付出和产出标准的关键所在。

而职场PUA正从传统意义的企业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前火箭少女101队长Yamy日前发表长文，揭露了其经纪公司“极创引力”的老板徐明朝在没有她参与的公司会议上，公开对其外貌、能力等方面进行羞辱性的人身攻击，并曝光了现场音频录音。

在会议上，徐明朝还称，自己就是对艺人太好，导致艺人有了选择权，而艺人就应该要绝对服从，还鼓动与会人员附和他的观点。

这就是典型的职场PUA。作为一名演艺公司的老板，对于旗下女艺人进行相貌、能力的直接攻击，已经涉嫌人格侮辱。而如此做法，无非是希望在无形中向Yamy“植入”一套认知逻辑：也即Yamy自己存在太多外在和内在缺陷，如果不是该经纪公司的提携，恐怕Yamy根本就没有站在舞台的机会。以极度贬低女艺人的相貌和能力，来建立经纪公司与女艺人之间的博弈强势，未来Yamy面对该经纪公司开出的任何条件，恐怕就只能无条件让步。

更意味深长的是，作为老板的徐明朝向与会员工释放了明确信号：第一，艺人不应有选择权，必须服从老板的任何要求。第二，要求与会人员对此附和，就是希望建立更加威权式样的公司文化，老板在其中说一不二，而所有员工不仅要从行动上服从老板的指令，而且要在心理层面高度认同这样的文化。

这也就意味着，职场PUA被不少企业管理者所“借鉴”，套用在他们认为可行的任何领域。以Yamy所在的女团领域为例，国内女团模式基本借鉴了日韩经验，通过公开选秀、选手演艺PK、粉丝投票等赛制，筛选出一批初步具有粉丝号召力的种子成员，然后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专业培训。其培训不仅会让成员接受每天多达十几个小时的培训，在心理和生理上以超极限为标准，同时会进行残酷的淘汰，包括内部淘汰、补充新人、再淘汰的循环筛选，最终将经受了巨大压力考验、考核合格的选手正式推向舞台。

而此时则进入到男团女团的又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负责培训的经纪公司往往会与成员签订合同，包括各种未来收益分成，成员如果不履约要面临的赔偿条件等，而且合同期会很长。

Yamy所指向的演艺圈男团女团组建路径，其实也和其他职场领域相似。都是从小白做起，但本身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比如演艺圈强调形象、气质、台风等，其他职场领域则主要聚焦学历、从业经验、专业知识和技能等，然后被企业录用，经试用达标后转正。

而老板为何会打压当初力捧的Yamy？或许，所谓长得不好看、能力一般等说辞，并非该经纪公司老板的真正想法，而是通过这样的话语打压，摧毁Yamy的职场自尊。按照常识，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往往会把“收留”他的老板视为恩人，也就自动丧失了讨价还价的基础，面对经纪公司开出的任何条件都只能屈从。

在其他职场领域，时刻敲打员工也成为不少管理者认同的潜规则。甚至在一些企业的面试中，就有所谓压力测试，以贬低应聘者目前所在企业及其自身经历、能力，从而剥夺应聘者后续在与企业关于薪资、工作时长等谈判的筹码，但对外则美其名曰为检验应聘者的心理素质，是否具备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成长性。

当下的国内职场，不少企业偏向于对员工采取以赛马、末位淘汰、定期优化等各种名义所串联的高压管理机制。无论是量化的业绩、加班时长等绩效指标定期考核，还是对上司各类指令瞬间响应、言语行动中所显露的谦卑等软性指标，都决定了上级对下级是称职、优秀还是不合格、待淘汰的考核分野。非高压，不成才，成为这些企业奉行的常态化管理。

也因此，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讨论职场PUA的话题，当事人自陈不堪承受上级压力所带来的身体精神创伤。而深入研究职场PUA的扩散，一方面是由于当前我国职场供需不平衡的客观环境，让部分企业管理者总有“两条腿的人随便找”之类优越心态；另一方面过度崇尚“狼性”“奋斗哲学”的企业文化大行其道，企业管理者以成功者姿态对社会洗脑，也助长了此类风气的蔓延。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法律救济机制不够完善，导致了员工遭遇职场PUA时缺乏足够的公力救济。这并非仅止于职场PUA，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学历歧视等现象长期存在，受害者则找不到高效、便捷、具有足够威慑力的维权通道，从而沦为沉默的大多数。部分企业管理者在采取此类侵犯员工权益的行为时也无所顾忌。

职场生态的净化需要更完善的第三方监管，尤其是从立法到执法上针对包括职场PUA在内的不公平现象进行同步升级，包括集体诉讼、惩罚性赔偿等制度的探索，从而更好地保护人们的就业和发展空间。这在世界其他国家已有成功经验，我国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借鉴并推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经营报（ID：chinabusinessjournal），作者：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