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航天出海，有望复制新能源的成功吗？

11月20日，G20巴西峰会闭幕翌日，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与国有的巴西电信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垣信卫星将为巴西提供卫星通信服务，实现对巴西偏远和网络不发达地区的宽带互联网接入，推动巴西国家数字包容公共政策执行落地。按计划，垣信卫星互联网服务将于2026年在巴西正式商用。

垣信卫星是我国巨型低轨互联网星座“千帆星座”的建设和运营方。今年8月6日和10月15日，千帆星座进行了两次一箭18星的发射。年内，长五系列火箭还将一箭发射36星，使星座规模达到72颗。千帆是中国计划的三大“万星级”巨型星座之一，也是继SpaceX星链后世界上第二个启动组网发射的巨型低轨星座。考虑到星链已经在巴西运营，千帆即将与它展开贴身竞争，不免令人期待。

中国商业航天自2014年以来，十年间发展迅速。现在，无论火箭还是卫星，无论是技术能力还是市场规模，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存在。我们的商业航天公司也逐渐建立了和SpaceX一比高下的底气。中国市场特有的“卷”，加速了技术的成熟，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国内商业航天市场也正在从蓝海变成红海。业内人士都已经意识到，出海是必然，时机已经成熟！

我国产业出海最成功的案例，莫过于进入新世纪后崛起的新能源产业。中国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的出海战略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全球领导者。中国商业航天出海能不能复制这样的成功、再铸辉煌？

其实，中国商业航天起步远早于2014年。1990年，中国用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了有中信集团持股、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商业通信卫星，首次打入国际发射市场，同时开启高轨通信卫星国际业务，做到了起步便是国际化。其后十年，中国力压航天大国俄罗斯，成为国际发射市场鼎立的三足之一。只是由于九十年代后期美国的打压，中国航天才逐渐淡出国际市场。

事实上，中国航天并没有完全退出国际市场。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发射了多颗欧洲制造、无美国部件的通信卫星。后期更是实现了国产大中型通信卫星和遥感卫星的在轨交付。应用层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比如卫星地面设备出口、北斗定位导航海外应用等。

最近几年，很多新生的商业航天公司在国内取得初步成功后，也尝试开拓海外市场。前不久，中科宇航力箭一号发射成功的“阿曼智能遥感卫星一号”由地卫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提供全套解决方案和星上载荷，深圳航天东方红提供卫星平台。这是由我国民商航天公司提供卫星研制和发射全套服务所完成的首次海外交付。

在千帆星座和巴西合作之前，吉利旗下时空道宇就已经和马来西亚及阿曼合作伙伴签约，将共同在当地运营目前尚在建设中的低轨物联网星座“未来出行星座”。这是我国首个将低轨通信服务延伸到海外的案例。国电高科的天启物联网星座也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此外，在卫星零部件出口、航天测控海外布局等领域，中国商业航天公司也有不少斩获。

但是，在影响力最大的商业发射和通信服务市场，目前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依然没有什么存在感。千帆出海，只是刚刚迈出的万里长征第一步，最后成功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与此同时，马斯克现在俨然是全球商业航天的代言人。从猎鹰九号回收，到龙飞船对接国际空间站，到星链密集升空，再到筷子夹星舰，几乎都是SpaceX的高光时刻。

必须承认，和新能源产品出海相比，开拓商业航天国际市场面临的挑战要大上许多倍。存在着一个技术和市场领先多年、强大到几乎无敌的对手只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航天是和国防军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战略产业，每个国家都会严加控制。商业航天准入门槛普遍都很高，对用途范围、商业架构、信息安全、监管措施、知识产权等有严苛的要求。在中美竞争大背景下，中国航天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发展中国家也受到来自美国的各种压力。对于航天这样的战略产业，当地各利益集团间及它们与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可能会成为横亘在面前的深坑。

第三，卫星发射和通信服务都涉及一系列的法规要求，比如卫星及地面站无线电频率的申报和协调、当地通信服务商牌照的申请、敏感数据管理的合规要求等。如果是境外卫星发射，那么发射许可涉及的审核更多，比如空域、环境和落区安全性评估等等。在这些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有五花八门的苛刻条件、无穷无尽的繁文琐节、效率低下的复杂程序，都足以让你知难而退。

第四，海外市场环境和中国相比差异巨大，语言、宗教、历史文化迥异，政商工作效率和规范化程度普遍较低，应用场景和需求肯定也不尽相同。对于市场高度碎片化的服务如卫星物联网，或应用型商业航天公司来说，对当地市场和应用需求的深入理解必不可少。这就需要投入足够的资金和大量的时间，更需要当地的人脉和合作伙伴。这对规模尚小的初创航天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第五，和其他产业相比，中国航天长期以来主要局限于国内发展，和国际市场的连接非常有限。而中国商业航天的创业者很大比例来自于国家队，这就导致商业航天公司普遍缺乏国际化经验和国际化人才，尤其是市场营销人才。

困难这么多，我们出海还有机会吗？

有，当然有！因为市场空间很大，我们的优势也很大。

其实我们不必在意欧美市场。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即使不包括中印两国，也有36亿人，是发达国家总人口的3倍以上。作为信息技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航天应用可以帮助落后国家消除数字鸿沟，实现跨越式发展。最近几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展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商业航天的出现使得他们在西方之外多了一个选择，也能减少风险。巴西接纳中国千帆星座，和前段时间星链不服从巴西法院命令不无关系。这就是我们的巨大机会。

在国家队几十年积累的基础上，中国商业航天经过十年发展，已渡过起步期进入产业扩张阶段，产品日趋成熟，已具备很强的竞争力。虽然和SpaceX相比，我们在火箭回收、超重火箭、可复用载人飞船、巨型星座、手机直连卫星等方面还有若干年差距并正在全力追赶，总体来说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更全面、产业链更长、性价比更高。

在天地运输系统方面，中国商业火箭型号更多。除各家公司目前主攻的可回收大中型液体火箭，还有小型和中型固体火箭，能满足各种载荷和轨道的发射需求。得益于中国的产业链优势，中国商业火箭和可回收的猎鹰九号相比，性价比差距并不大，实现可回收后甚至可以超越。我们还有SpaceX尚不具备的海上发射能力，可以拉到赤道发射，对同步轨道载荷和东南亚国家卫星尤为合适。

卫星方面，中国商业航天公司具备从公斤级到吨级各种卫星的研发制造能力。商业光学和雷达（SAR）卫星分辨率已达世界顶级，有兴趣的读者可搜下最近发射的长光卫星“吉林一号高分05B星”。万星级巨型低轨通信星座，中美是仅有的玩家。文首提到的千帆星座和国家队星网计划都是我们对星链的回应。相信我们作为后来者，性能上不会太落后，手机直连大概率会跳过星链所用的4G制式，一步到位实现国际电联的NTN标准，对接6G。

载人航天和前沿技术方面，我们近几年发展尤为迅速。最近公布的中国空间站商业补给飞船“快舟”和“昊龙”航天飞机对标美国天鹅座飞船和追梦者航天飞机，且进度神速。我们的商业公司也在研发亚轨道载人旅游飞船（中科宇航）、在轨维护（国宇星辰）、商业临近空间飞行器（凌空天行）、掩星气象观测（云遥宇航）等前沿性项目。

至于卫星火箭背后的测控、零部件、材料、应用等领域，中国的世界级供应链造就了很多商业化“隐形冠军”，例如专注商业测控的航天驭星。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驭星已经出海开始全球化布局。

中国商业航天已经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但目前我们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与之很不相称。航天是新质生产力，是面向未来的战略产业。作为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航天出海战略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前面已经提到，商业航天出海可能遇到比新能源等领域的更多、更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我们的商业公司付出不懈的努力，也需要得到我们政府部门更多的支持和扶植。这里，笔者提出三点不尽成熟的建议：

首先，可以借鉴新能源领域出海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商业航天现有产业政策作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将出海规划包括在内，并制定相应的鼓励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研发和营销支持、销售补贴、出口退税、无息或低息外汇贷款、融资配套等等。建议建立中国商业航天出海专项基金，主要用来支持资源不足的出海民商航天企业。

其次，可以由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工信部、国家航天局、国有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单位联合成立中国商业航天国际化协调中心，通过外交渠道和驻外商务机构帮助出海企业在所在国处理各种相关事务，如政府关系、资质和准入申请、合作伙伴推荐等。对于重大事项，如境外卫星发射，则还可能需要驻外使团人员直接参与和所在国相关部门的对接和交流。

最后，要充分发挥港澳桥头堡作用。作为亚洲一号诞生地，香港是中国商业航天先行者，有亲商传统、自由港税收政策、完备的法律体系、国际金融资源、国际化的世界级大学、丰富的国际化商业人才等内地城市没有的优势。特区政府也有科创转型的决心。所以，香港非常适合作为商业航天出海、辐射一带一路尤其是东南亚的基地。

中央政府应该将香港纳入商业航天发展整体框架。前面建议的产业政策应一视同仁适用于港澳企业。工信部对频率协调等事项甚至可以给予港澳企业更大优先权。特区政府方面，则要简化牌照申请程序、降低准入门槛，给予商业航天初创企业更多机会。同时，配合国家商业航天政策，特区政府生产力局、创新科技署等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专项配套资金。

诚然，出海比内卷难度更高。但我要引用一句话：我们做这件事，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它很难！

产业政策是我们的制度优势。这一点，连很多反华的美国政客也承认，甚至还羡慕。我们有机会，也有优势和实力，理当再接再厉，继新能源后再下一城，成为全球商业航天领导者，带领人类走向星辰大海。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征程已启，未来值得期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工力量，作者：陈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