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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书单SHUDAN,作者:唐一,主编:宋函,题图来自:AI生成
一、被迫啃老的中年人
“你说我一个211硕士,之前一个月能赚3万,现在怎么沦落到啃老的地步?”来自广州的李东,长叹一口气。
李东今年36岁,是广东一所211院校的计算机硕士。毕业后他在广州科韵路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后来几次换工作,也始终没有离开科韵路。10多年的时间,乘着互联网的东风,他的事业也一路走高,月收入攀升到3万那年,他买了房子,娶了老婆,很快就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然而,李东看似顺遂的人生,在2022年被按下了暂停键:他被裁员了。
李东无奈接受了这个事实。生活的重压一下子落到他肩上,如果他只是个单身汉,那他随便都能养活自己,但他不仅有老婆孩子,还有每个月将近1万块的房贷。
没有了收入,存款如流水般哗哗往外流,李东的老婆只是个普通行政,一个月5000来块死工资,连房贷的一半都不够还,更别提一家人的生活费、孩子的教育费用......
李东不是没去找工作,但投出去上千份简历,约他面试的寥寥无几,哪怕有几次面试的机会,也是在面试之后就没了下文。
走投无路之下,李东想到的唯一出路便是——啃老。
没被裁员之前,李东每个月会转给父母2000元生活费,父母有退休金,并不缺钱,这2000元只是李东展示孝顺的一种方式。但失业之后,这2000元对李东来说就是一笔负担,他无奈和父母商量,问这每月2000元能不能暂时不给了,以后有钱再补上。
父母也因此得知了他的窘境,不仅不再需要他每月转2000元钱,父母还“借”给李东10万块。虽然父母嘴上说着“这10万块你先用着吧,有钱再还”,但双方都心知肚明,这10万块就是父母对李东的免费资助。另外,母亲每个月还会给李东转2000元,说这是给李东两个孩子的“读书钱”。
李东已经2年多没有上班了,平时他只能接点小活儿贴补家用,杯水车薪,但他从父母那前前后后已经拿了二三十万。
“老实说,我是真不想领爸妈的钱。” 作为“啃老”一族,李东内心也充满无奈和痛苦,但每当他看到账户,还欠着那么多钱,自己又没有收入,他只能宽慰自己说,“爸妈有退休金,有余钱拿来资助一下儿子,这也正常,以后我有钱了一定好好报答他们。”
啃老,一般是指成年后仍需要依靠父母养活自己的现象。近年来,“啃老族”有越发扩大的趋势。2023年4月,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一篇文章,指出全球范围内的“啃老族”比例已经上涨到了20%以上,达到了近20年来未有的“高度”。
在中国,一个突出特征是,除了放弃就业而赋闲在家、纯靠父母供养的“显性啃老”之外,大部分啃老群体,都有自己的工作和收入。他们只是出于各种压力向老一辈寻求金钱或育儿照料的“隐性啃老”,因此难以统计准确数字。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近几年经济下行,年轻一辈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主动或被动向父母寻求庇护的“啃老”群体,也越来越庞大。
豆瓣“全职儿女工作交流小组”已经有近5000名成员,百度“啃老族吧”也有3.2万人关注,累计发送了25.7万条帖子。
啃老的人,到底是像李东那样因为拿父母的养老钱而充满愧疚,还是彻底躺平、感到一身轻松?
二、立志啃老一辈子的年轻人
虽然在绝大部分人眼里,啃老等同于不思进取,但不同群体之间,思维方式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对于啃老的态度也就截然不同。
22岁的小梅,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了,她已经打定主意,毕业后就在家啃老。
她有两句名言:“13万就能过一辈子!”“你找爸妈要钱买房买车,不也是啃老吗?那你和我没有本质上区别,五十步笑一百步,凭什么嘲笑我?”
小梅自认为是个很淡泊的人,没什么物欲,她觉得出去工作没什么必要,卷来卷去也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还不如在家待着。
她掰着手指头,算起自己以后在家的开销:“我不爱吃肉,平时就吃点米和青菜,能花多少钱?唯一的娱乐就是玩玩手机,网费和电费那就更不花钱了,加起来一个月三四百块差不多了。”
由于小梅的家是在城镇,她家后面有一大块空地,甚至她还盘算着以后就在空地上种青菜,这样能把青菜钱也省下来,开销就能更低了。
“我算过了,我只要13万就可以过一辈子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出去卷?”小梅笑着说。
26岁的美华,啃老是因为她让父母为自己的梦想买单。
她之前曾在海外留学,一年花掉父母上百万积蓄。按理说,在海外留学花不了那么多钱,只是因为美华心中有个演员梦,本来她出国学的是心理学,后面瞒着父母偷偷转到电影系,那一年导师经常要求用胶片拍片,而胶片特别贵,她就这样花掉了上百万元。
美华的家庭只是中产,算不上特别富裕,这一百多万是父母的全部积蓄,她的爸爸也说,本来这些钱是留给美华买房的,现在钱都花光了,以后就没办法给美华买房了。
美华承认自己是在啃老,但她又会觉得,这更像是父母的一次投资,自己以后能赚钱回报父母的。
而大部分父母,面对孩子啃老,都是比较矛盾的心态。
湖南汉子李师傅,儿子在家已经待了2年多了,原因是儿子在公司被霸凌,心理出了问题,干脆辞职回家静养。
李师傅总会想,不上班待在家里,真的行吗?但转念一想,自己就这一个儿子,能陪在身边多看几眼,也算不错了。
广东人老周也有类似的遭遇,他的儿子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一直待在家里,他总是催儿子出去找份工作,哪怕出去送外卖也比待在家里强。
儿子在家待了一年多,父子发生了几次冲突,后来某一天儿子找他要10万,说要开奶茶店。
他有点迟疑,觉得这事情不靠谱,但想想儿子终于想要走出去了,怎么样都得支持,于是就给了儿子10万,结果不到3个月就全部亏完了。
老周苦笑地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他在家啃老算了。”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曾长期关注年轻一代啃老行为,她在一次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父母并不抗拒资助孩子,他们只关心两点:
一是子女的依赖是否超出了父母的承受能力,如果父母经济条件好、身体状况好,给孩子贴钱、烧饭、照料家务都是“可以的”,但如果父母条件不好,那这样的子女就是“作孽”。
二是子女是否“有孝心”和感恩,如果子女从语言和行为上表现出了“不好意思”、“想得到父母在为他们付出”,也就“不算啥了”“可以理解”,否则就是“孽子”“讨债鬼”。
“这些信息揭示出啃老能否被成功地合理化,既取决于家庭所拥有的客观资源,也取决于家庭成员的主观认知,并最终体现为情感上的相融程度。”刘汶蓉认为。
三、啃老族的压力
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属于“抚育-赡养型”,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简单概括为“反馈模式”。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接力模式”,流行于西方社会,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缺少赡养这一环节。这两种模式的区别就是西方社会不存在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社会中,年轻人啃老往往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啃老群体最普遍的心理就是,一边接受一边羞愧。
前几年李东还没被裁员时,他最喜欢的节日就是春节,他是个重感情的人,每逢过年有时间和一些亲戚朋友相聚,他就觉得特别开心。
但自从被裁员后,李东春节在老家待的时间就越来越少,有时候甚至年初三就找个借口匆匆回到广州。
原因在于,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时,他看到同辈人赚了足够的钱,给父母买房买车,自己在广州打拼10年,之前赚的钱都拿来买房结婚,没让父母过上舒适的生活,反而拿走父母二三十万养老钱,他一想起这个就压力倍增。
父母为了维护李东的面子,向亲戚们隐瞒了李东的实际情况,但他们也会焦虑李东的未来,隔三差五会忍不住旁敲侧击,询问李东未来有什么打算。
李东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能敷衍几句就过去了,他只能不断安慰自己:“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
晓彤陷入焦虑也是因为工作。她今年32岁,大学毕业后在家乡一家国企工作,稳定工作多年后,她开始厌倦这样的生活,于是怀着“见见世面”的梦想,跑去新加坡读硕士。
晓彤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多一份体验,她不是一个计较物质的人,所以也没太考虑现实问题,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过于天真。
新加坡物价极高,一年学费15万人民币,各种生活费一年10万人民币,虽然晓彤尽力把开支压缩到最低,但她过去积攒的积蓄很快就耗光,只能依靠父母救济。
面对晓彤的决定,父母一直没多说什么,只是偶尔唠叨几句,晓彤也没多大心理压力,总想着等自己留学结束,找到好工作,赚了大钱,再来报答父母。
直到两件事的发生,让晓彤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之中。
第一件事是,临近硕士毕业,晓彤开始找工作,她发现自己哪怕已经出国留学,自己在就业市场压根不占优势,甚至很难找到比之前更好的工作。“我留学之前,一个月赚1万,我留学之后,还是一个月赚1万,那我岂不是白留学了?”
第二件事是暑假时她回了一趟家,发现母亲偷偷在喝中药,一问才知道,母亲身体不好,一直在喝中药调养。
晓彤也忽然发现了,父母的头上多了不少白发,过去她一直把自己当成父母庇护的孩子,但在这一刻开始她才意识到,自己需要开始操心父母的生活了。
虽然父母一直小心翼翼,不敢给晓彤太多压力,但父母越是这样暖心,晓彤就越会觉得自己很自私。
和李东、晓彤二人不一样,颖子啃老的最大压力来源,就是她的父母。
颖子是90后,她之前有一份光鲜的工作,但背后却是无穷无尽的加班、办公室宫斗。她身心俱疲,无法忍受,干脆辞职回老家。
她打算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等恢复元气后再去找工作,但每天待在家里,她的压力反而比上班时更大。
父母见不得她在家无所事事,嘴上总是不停地唠叨,一会儿让颖子赶快结婚,一会儿让颖子在家考个公务员。但颖子不想结婚也不想考公务员,她只想休息一段时间,因此双方总会闹得不欢而散。
朋友会劝颖子找份工作,搬离家里,颖子却一直推脱,她觉得自己有种赌气的成分,父母越看不惯她在家躺着,她就非要在家躺着。
因为她始终不明白,她在家最多一个月花几百块饭钱,父母怎么就不能让她在家静静休息一下呢?
“哪怕我再没用,我也还是她们的女儿啊。”颖子的声音里,充满着不甘和痛苦。
四、为什么啃老越来越普遍?
通常而言,啃老族对父母都会有愧疚之情,但也有例外。
广东东莞的静梅对“啃老”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我不是在啃老,我是在帮爸妈打工。”
静梅的父亲在东莞开厂,在当地小有实力,今年27岁的静梅就在厂里帮父亲做事。她其实对生产和管理一窍不通,服务对象就只是她的父亲,做的事情也不算复杂,无非就是帮父亲记录一下日程,在父亲设饭局时帮父亲订饭店。
她对自己目前的生活非常满意,因为她自知不算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反正父亲有自己的产业,她何苦要抛下父亲,跑出去给外人帮忙?
至于父亲,从来没给过她太多的压力,静梅一直感觉父亲有点重男轻女,但这种“重男轻女”并不是说父亲对她不好,相反,父亲对她在物质上非常慷慨,静梅随随便便就能花5万块钱做医美。
静梅这样的情况,类似之前很流行的“全职儿女”的概念。既然父母需要陪伴,父母也不觉得子女非得出人头地,那自己就留在家中陪伴父母。为父母提供情绪价值和生活照顾,也算是自己的一份“工作”。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吕新雨教授曾说:“全职儿女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社会原因和合理性,我国自古就有孩子和父母一起生活的传统,父母陪我们长大,我们陪父母变老。这样的陪伴本身就意义重大。”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也认为,中国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向来有紧密的互助和互惠传统,代际间的适度依赖是幸福家庭的象征。她不想一棒子打死所有啃老行为,因为“啃老并不一定代表不幸福”。
在她的研究中,她发现如果亲子两代人都存在共同的“大家庭”观念和利益共生意识,那这个啃老关系是可以和谐且幸福的。
但如果两代人对“何为有价值的生活”有很深的分歧,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生活道路选择的不认同,那么啃老行为就会极大损坏亲子关系。
静梅就是最好的例子,她和父母之间的价值观基本一致,她没有野心,没想着外出打拼,而父母也有能力、有意愿给她足够好的生活,因此她靠父母养活,家庭关系依然很好。
说到底,不同家庭有着不同的情况,对待啃老行为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与其争论“啃老”是好是坏,不如思考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现在啃老行为越来越普遍?最常见的一个解释是,现在经济下行,工作难找,子女没工作只能啃老了。
但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蒋晓平认为,啃老行为的升温,并不是因为“工作难找”,而是“高端工作难找”。
他指出,中国一直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再加上高校扩招,考研、考博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因此高等学历人才急剧增加。
但中国社会能提供的适合高学历人才的岗位有限,很多年轻人找不到符合自己学历的“高端工作”,但又承担不了生活成本,只能回归父母家庭。
其实在中国,诸如护工、月嫂之类的工作一直缺乏高素质人才,工资也很高,但很多年轻人更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办公室办公,这样才能和自己的学历匹配。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年轻人哪怕在家一直啃老,备战考公,也不愿意出去找一份没那么光鲜但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现阶段的高等教育政策造成的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惯性,是城市青壮年群体隐性啃老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根源。”蒋晓平认为。
另一个原因,则是“内卷系统过热产生的反作用力”。
老一辈人信奉“活着就要奋斗”、“趁年轻就要多赚钱”,但年轻一代开始对内卷生活慢慢厌倦,开始思考“我为什么要奋斗”?
当奋斗的意义被消解后,年轻人也就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回归家庭也变成了一个可以预见的选择。
静梅的“啃老”就是源于此。
在她家,父亲以后会让哥哥和弟弟接手家里的产业,而父亲觉得她一个女孩,没必要有什么事业心,“在家好好照顾父母,以后结婚照顾好丈夫和孩子就可以了”。
因此,无论是静梅本人还是她的父母,都不觉得静梅啃老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事情,静梅也说:“给谁打工不是打工呢?我还不如给我爸打工呢。”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参考资料:
[1]《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刘汶蓉;
[2]《逆向代际关系:城市从业青年隐性啃老行为分析》,蒋晓平;
[3]《全职儿女:与其内卷,不如回家》,虎嗅青年文化组
[4]《中国啃老族:爸妈死在你前面怎么办?》,公众号-ELLEMEN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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