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中美关系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纬亿万学院（ID：billionsinstitute），作者：翟东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本文源自经纬亿万学院校友会·第一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教授的分享。近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是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中美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全球化是否已经终结？科技战又将持续多久？这些问题都能在本篇文章中找到一些答案。

话题较大，文章较长，信息量丰富，请大家静心阅读：

1. 一个基本认知：一切源于美国对中国的恐惧

美国恐惧中国？这个认知或许是反常识的，但却是事实。我们需要认识到他们为什么这么定义中国，为什么会对中国有这样一种情绪。怀揣这种认知，再去思考为何中美关系十年来持续下滑，美国对中国的种种举措，就不难理解了。

没有什么群体性崛起，只有两个超级大国

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发展是个什么态势呢？简而言之，是从一超独霸向两超多强的格局过渡。

现在所处的数字经济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工业时代赢家里的欧洲、日本已经全面落后。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词叫“BRICS”，金砖国家。很多人觉得这些年是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但是去看最具体的数据，能看到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这些国家，经济上最多保持一个平稳的态势，有的甚至还在萎缩。

金砖五国历年GDP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

金砖五国中间，只有中国是金，其他都是砖，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我们中方是非常希望看到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这样才能够掩护我们自己。但很遗憾，那几个不争气，我们根本藏不住了。我们能看到的其实就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超级大国。

关于把中国称为“新的超级大国”这一点，国内的舆论场上是非常反感的，许多人说你要谦虚，你要谨慎，你不要翘尾巴，你不要“厉害了，我的国”。

但是，请大家搞清楚一点，美国今天对中国这个样子不是因为我们关起门来吹牛说我们自己厉害导致的。你不要把人家当傻瓜，美方对我们的评估，包括军事、科技、人才储备、内部行政效率等各个方面的评估是非常到位的，甚至比我们对自己的评估都到位。

美国共和党有一位已经过世的元老，约翰·麦凯恩，2017年他去世之前找了一群军方搞战略的人做了一个推演，如果美国现在和中国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直接开战，会发生什么？美国会以多大代价取得胜利？美国要牺牲多少人才能搞定中国？

评估的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结果居然是他们自己会失败！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最多就是会惨胜，觉得中国不像伊拉克那么好打而已。但是，客观评估了中国现在能做什么，美国能做什么，却发现如果是在中国的大门口，中国周边XX公里之内，美方竟然会输。连惨胜都没有，是会输，这个结果对他们的心理冲击特别巨大。

美国早就已经把中国定位为跟他越来越平行的超级大国。从各种指标上看，全球其他玩家被中美两国远远甩开，这个趋势其实在后危机时代（2008年金融危机后）已经开始出现了，只不过奥巴马拒绝接受。

全球主要国家GDP（万亿）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我们希望美方接受“中美平行坐，都是好朋友”的局面，也就是新型大国关系。但是奥巴马政府拒绝接受，不愿意接受，觉得我们美国不愿意跟别人平等，没有什么平等可言，你们只是搭便车的。

到了特朗普政府，更是如此。7月21日，美国的防长埃斯珀公开讲话虽然释放信息要访华，但他在公开讲话里面居然讲到，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霸权。注意，老霸权现在居然要团结群众一块来反对所谓的“新霸权”。大家感受一下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这种观点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非常荒唐的，跟神经病一样，不可理喻。我们中国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怎么就成了欺负人的霸主了？

但是如果你在华盛顿那个圈子里边生活过，跟美国的核心政治圈层接触过，你就能非常容易理解他们这种想法了。老大当久了，有人哪怕接近你一点点，都是痛苦。华盛顿那个圈子里对华的感知是非常复杂的，各种情绪都有，但一个最主要的情绪是恐惧，他们很害怕。

当前世界经济的核心矛盾，在于谁拥有有效消费市场

更让美国感到恐惧的是中国消费能力的提升。当前全球经济的核心矛盾，就是供给过剩、需求不足。

如果以美国为百分之百，去比较中国各项实力对美国的追赶，出口贸易我们已经超过美国了，毕竟我们已经是全球制造大国。但真正厉害的是什么？是消费。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面临老龄化的问题。曾经的发达国家可以不在意钞票，他们可以无穷购买，但是现在他们老了，欲望降低了，消费能力下降了。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呢，比如非洲，年龄中位数只有17岁，充满欲望但是没钱。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国与美国的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人口普查局

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谁拥有有效消费，有效且巨大的本地市场，谁就具备核心竞争力。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我们中国这几年的消费实力，在后危机时代快速上涨。

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规模应该会大于美国，因为我们人口比他多好几倍，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中产阶级规模都已经远超过美国的总人口。以前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占主导，60%、70%都是中产阶级。但现在的美国已经在向金字塔型社会转型，中产阶级在过去30年中不断萎缩，而我们中国的中产阶级膨胀得非常快。

疫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展示了中国的动员能力

疫情的政治经济意义相当于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概念呢？历史上以每百年为周期，大国之间会有一个权力调整，就像人有代谢一样。新兴大国一定会挑战传统大国，这是历史客观规律，而调整的过程通常是战争。

这次本来该轮到我们作为挑战者登场了，但我们就是爱好和平，我们就不愿意打仗。说的玩笑一点，我们自己不愿意，那历史客观规律说，本该轮到你上台表演一下，但你就是不愿意上台和别人PK，怎么办呢？我给你们开个系统局好了，大家一起考个试。

这次疫情就是如此。以前是玩家之间对打，菜鸟互啄。这次系统直接来个人机对战，每个玩家进一个小包间，系统给你出卷子。大家仔细想想，我们今天应对疫情的模式是不是跟战争的动员高度相似？

应对这场疫情的方式或者标准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本质上不需要有高科技，甚至也不需要有多么充裕的医疗设备。只要能够充分动员自己的人民，让本国的所有人同时在家里待着两个星期，切断传染链条，这个病毒就完蛋了。

这种程度的动员不就是战争动员吗？但问题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在全世界没有几个。前苏联或许可以做到，现在的俄罗斯肯定不行。但是中国可以，而且是如此有实力的中国可以做到。

不上台，见不了真章。一场考试，让曾经的学霸真正发现那个低头学习的后进同学居然有如此恐怖的实力，美国如何能不感到恐惧？

2. 一个不愿相信的事实：全球化早已衰退甚至结束了

全球化进入衰退已经12年了，这点是我们许多人意识不到的，甚至选择性忽视的，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也正由于我们是受益者，就像是在牛市里挣了很多钱，就会本能地希望这个牛市不要结束。那当熊市到来的时候，绝大部分人不是认为熊市已经来了，而会选择相信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回调。

2014年翟东升教授参加《一虎一席谈》辩论中美关系

2014年，我曾被凤凰卫视邀请参加了《一虎一席谈》，当时我和七八位媒体专家进行辩论，主题就是全球化问题、中美关系问题。在场的很多媒体专家还是抱有美好的愿望，认为全球化还会继续，中美关系还有很多回旋余地。对我们处在中美一线的人来说，当时其实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临近悬崖了。我在当时，五六年前就非常坚定断言全球化已经结束了。

熊市已经来临，未来还会更冷

我们先通过数据指标来论证一下这个事实。下面这张图以全球出口占全球GDP的比例来做衡量，定义为贸易开放指数 (Trade opennessindex) 。从这个指数来看，全球化的程度从1870年到现在出现过两次下降。一次是1914～1945年间，这中间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完成了新老权力的交替，是从英帝国权力向美帝国权力的交替过程，之后就进入了持续上升的阶段。

近150年来全球贸易开放指数  图片来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

其中，新自由全球化是从1980年开始的。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也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中美建交，这就相当于什么？大牛市从1000点要拉到6000点，在那个1000点第一根大阳线上我们all in，满仓杀入，然后一路干到最高峰。

另一次下降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从这年开始，

全球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在下降；

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百分比在下降；

全球FDI（净流入）占GDP百分比在下降；

国际债券未偿余额占央行资产负债表百分比在下降；

全球每年新生效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也在下降……

我们现在也仍在经历其中，而且还没到谷底。此时此刻其实是逆全球化“寒冬”到来之前的深秋，我们现在已经感到很寒冷了，但这还只是前奏，真正惨烈的故事还在后边。

未来世界也许是半球化，两个平行技术标准

在全球化进程当中，1945～1990这个时间段其实是很有趣的。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时段并不是全球化，而是半球化，世界上存在两个平行的国际体系，一个是苏联东欧的体系，一个美国的体系。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我们恰恰是吃到了这两个半球化前后最精华的红利。

但是自今而始的未来呢？

中国被完全孤立是不可能的，美国完全众叛亲离也是不可能的。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并肩而行的情况下，最有可能的就是全球化会倒退回半球化时代，类似于1945～1990的两个平行国际体系。

尤其是在疫情持续期间，人口流动的全球化全面停顿。即使未来疫情被消灭，人口自由流动也很难恢复到历史水平。这些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在发生，签证被停、学术交流禁止、科研工具被禁、两国互撤领馆，分裂正在继续扩大，只是很多没有国际交流和业务的人没有那么强的感知而已。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寒冬”中的腊梅。全球疫情背景下数字经济全球化正在加速，构成全球化的新风口。跨境电商蓬勃发展，根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增长28.7%，高于外贸整体增速。在这种背景下，跨国公司正在从超级大公司为主变为中小企业为主。更加方便、快捷的数字货币将成为大国主权信用在全球各地延伸的新工具。

当然，可惜的是这个延伸过程也会如前所述的半球化一样，出现两个平行体系的撕裂，把原本统一的全球市场撕裂成两部分。一些小国，一些小的经济体，比如英国、韩国等都已经在筹备，20年之后可能就是两个技术标准，互相不兼容，而这些小国的期望就是能够左右逢源。

3. 几个不被认识的因素：华尔街、美国分裂与新知华派

中美关系的下滑，不仅是中国崛起这样的外因，更有美国内部的各种原因。

华尔街权势下降，无力扮演好中美关系维护者的角色

我们先看一张图，表达的是在二战之后，历届美国政府中间最顶级的白宫官员来自于华尔街的占比。

出身华尔街高官占比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翟东升教授

我们可以发现最高峰是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有50%多的官员是来自华尔街。从肯尼迪时代开始的持续上升，说明华尔街这样一个特殊利益部门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力持续上升。

为什么过去30多年中美关系会那么稳定？中间也有危机，但是所有的危机几乎全部都在2个月内搞定，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什么经贸关系，许多人说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压舱石，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在我看来，这个关键就是华尔街，他们是稳住中美关系的一个很重要势力。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特朗普政府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书《事件发生的房间:白宫回忆录》，里边就反复讲到了华尔街背景的姆努钦财长总是替中国说话，为中美关系稳定努力。

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华尔街高官的比例就逐步下降了，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在美国身败名裂。美国人发现，华尔街的人就是大赌徒，赌赢了是自己的，赌输了让我们全民给你买单。这种声望的下跌直接让华尔街权势下降。

更甚的是特朗普政府，虽然特朗普上台之初也找了不少华尔街大佬担任高官，但是大家知道此时此刻，特朗普政府里边有多少人是华尔街的么？只有一个，其他人全被踢出去了，华尔街在美国内政外交中的影响力大幅下降。

如果拜登能够上台，那华尔街的势力也许会有所回潮，中美关系就会更稳得住，至少稳住一段时间，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自由落体，到一个互相完全无法信任对方的状态。

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感到被背叛，民主与自由分裂

前面我们讲了我们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近40年来我们的收入水平上涨、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成绩是显而易见的。那谁是这个时代的相对牺牲者，或者是相对提升没那么高的人群呢？

曾经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在给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公布了一张让欧美中产阶级感到震惊的曲线——大象曲线。

大象曲线  图片来源：Branko Milanovic，World Bank，中泰证券研究所

这张图的横轴代表贫穷和富裕人群的区间，纵轴代表20年间不同人群的收入增长率。这张图被解读为，在全球化当中，新兴国家群体和全球精英阶层的收入增长是最高的，而曾经的中产阶级群体的收入几乎没变。虽然这张图的统计口径被很多人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精英群体和美国的蓝领、工业、农业中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被急剧拉大。

这种事实让美国的主流人口感到自己被东海岸的金融资本和西海岸的科技资本出卖了。他们会认为这么多年，你们这些精英群体是都挣得盆满钵满，而我们的工资没涨，收入没涨，失业率、离婚率、自杀率、犯罪率这些却都涨了。

所以，也正是这个群体用选票把自由的力量给打下去了，选了特朗普出来，民主和自由出现了分裂。

新知华派取代老知华派，恨与爱的交替

以前我们打交道的美国对中专家（知华派）基本上都是白人，都受过非常好教育，名校毕业，多数还是研究汉学出身。他们很多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我们中国人自己都厉害。他们这个群体有一个特点，就是越研究中国，就越爱中国。

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确实是很有魅力、有韵味、有包容性的。你对中国文化研究深入下去，你就会喜欢喝点茶，学学书法。他们这个群体认为中国人是非常好的人，中国文化是非常好的文化，所以我们只要去接触他们，跟他们做买卖，他们即使不热爱，也不会恨我们。

但问题是老一代知华派正在全面被新知华派取代，而这些新知华派恰恰是由极端仇华的人组成的。这里边比较出名的是余茂春，他是一位华人，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1983年公派去了美国留学，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他就在美国海军学院教东亚和军事史，这些年堪称是反华急先锋，被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迪威称作“国宝”。他的办公室就在彭佩奥的斜对面，经常参与到各种政治策划当中。

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华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就是余茂春的观点。这个“主义”是什么意思呢？说的通俗点就是大力出奇迹，就是不需要管中国什么反应，不用担心中国反制，不用担心中国不满意、不高兴，你只需要强硬对待中国、限制中国就行，一个限制不够就两个，限制不够就制裁。他的核心理念就是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强大，但实际上脆弱，容易退让，这都是余茂春的歪理。

他们这种必须强硬对待中国的歪理其实特别契合美国新教徒的文化——强者文化或者叫强盗文化。跟新教徒打交道，当有矛盾的时候，上来就一定要凶狠，显得自己锱铢必较，绝不让步，就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我就能跟你拼命，一定要表现出这样一种态度，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

而我们中国人恰恰讲礼让三分，讲和气生财，讲谦虚与大度。这种心态和新教徒打交道，恰恰是邀请他们来欺负你。

这样的人其实还有一批，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离开中国，对中国怀有刻骨仇恨，在美国这些年混得很不如意，但是其中有一些像余茂春这样的有专业能力的，在美国体制内存活了下来，在特朗普这个非常不正常的总统的非常不正常政府开始冒头，也正是他们逐渐取代了原先的美国白人、汉学研究人士出身的知华派。

能够为中美关系斡旋的华尔街势力衰败了，美国中产与精英阶层分裂了，温和的老知华派被仇华的新知华派取代了，这些也都是中美关系日渐滑落的重要但不被很多国人认识的因素。

4. 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科技脱钩不以美总统更迭为转折

最后说说科技脱钩，谈这个话题就离不开华为这个例子，用这个例子恰能说明推动科技脱钩的到底是哪些人。也回答很多同学会前提的问题：如果特朗普下台，科技脱钩是否会停止？

华为为什么会成为美国重点打击的对象？华为到底动了谁的利益？我们可以用华为和思科的争斗来说明。原本华为和思科不是直接竞争对手关系，是上下游关系。但是华为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打败了所有同行后，他就要拓展到新的板块，和思科开始有了直接的竞争。

开玩笑地讲，华为是理工男思维，他们竞争初期想的很简单，就觉得我成本比你低，功能比你好，我就能屠杀你，对手就要遵循市场规律被淘汰。华为挑战思科时就干了个特别直男的事，2002年他们做了一个很具侵略性的广告，背景是思科（Cisco）的品牌标志——旧金山（San Francisco）的金门大桥，广告语“他们唯一不同的是价格”。

思科当然也不是善茬，不会接受被屠杀，就开始打专利战。后来思科发现华为技术专利都上来了，专利战打不通了，开始打什么？打政治。这么讲，肯定很多人会说这是阴谋论，把正常的商业竞争与阴谋论相结合。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只能说太相信世界的光明，或者没有真正经历过残酷的商业厮杀。

思科从事的通信行当是跟情报系统密切相关的。思科不仅在业务上和美国军情系统有紧密联系，在人事利益上也有关联。许多美国军情系统的高级官僚退休、退役之后，就会到思科这类公司里面担任高管。当他们发现技术上PK不过你，价格上PK不过你的时候，玩政治、玩脏活也就成为了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美国军情系统介入到中美的科技战中，大概就是从2008年开始的事。起初的表现还不是太严重，但是到了2014年、2015年的时候，这些人成功地把一个概念植入到了美国的政治意识中，就是AI和5G这两个东西是二十一世纪中美之间争夺霸权的制高点，谁占据了这两个东西谁就能够大大地占据优势。

所以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中美科技的脱钩和特朗普总统无关。

为什么？特朗普总统是个地产商，他对高科技是嗤之以鼻的，他对西海岸的高科技资本家是瞧不起的，他认为这些人玩的都是泡沫，不如用钢筋水泥造出来的大楼来的实在。所以他的政治思维和政策是不利于美国的科技产业的，明证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输掉众议院多数席位时，美国科技股迎来普涨。

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的deep state（影子政府）其实就已经在推动科技战了，要搞中兴和华为。这件事的背后推手和操作者就是美国的军队、情报、外交、安全还有司法这些deep state圈子。

换言之，中美的科技脱钩无论接下来美国是谁上台当总统，未来也都将会继续。因为这些人才是美国495公路圈里的常客，他们才是那里真正的主人。民选的总统或者一部分的明星议员只是过客。我接触过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这些人水平很高，多是经历过冷战的老战士、老兵，干过脏活、累活，手中拥有硬权力。

所以，从科技战将会持续的角度，从这是美国核心圈层的战略意图的角度来判断，华为很危险。足够优秀的华为太过孤军深入，国内的技术产业链又不足以为它形成支援和回护。所以，华为现在最缺的不是技术，也不是资本，而是时间，足够让国内的产业链解决一些关键问题的时间。

总体上，在科技战方面我们目前还处于战略退却阶段。当我们在操作系统，在芯片等领域能够培育出一个新的生态来的时候，我们才能进入战略僵持。

而战略反攻，可能还得十几二十年之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纬亿万学院（ID：billionsinstitute），作者：翟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