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下的台北“啃老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财经（ID：fhzkzk），作者：霍安治，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家住台北的小吴，今年45岁，是一位手机研发工程师，拥有名牌大学硕士学历，每月工资新台币6万元（人民币1.33万元）。据台湾“主计总处”于2018年统计，30.77%上班族的工资不满新台币3万元（人民币6650元），50.04%的工资在3万元至5万元之间，只有19.19%超过5万元（人民币1.1万元）。小吴的工资是很体面的，但他的人生被房价彻底打趴。

他住在台北市边郊的文山区，这一带大多是1970年代兴建的老旧公寓，马英九也住这里。马英九住的老公寓，屋龄约40年，面积约30坪（99平方米），房价在台北市区属于低档次，每平方米约新台币13.6万元（人民币3万元），总价1350万（人民币300万）。以小吴的工资，他要不吃不喝19年，才买得起这种斑驳漏水的老公寓。

若讲究生活质量，想买屋龄10年以内的同样大小新公寓，价位是二手房的两倍，小吴要不吃不喝40年。一个上班族，一生工作时间也就是40年，等于打一辈子工，换一套公寓。

买不起房，小吴只好在老家窝着“啃老”。他一家父母三兄妹，只有妹妹嫁出门，两个已到不惑之年的儿子仍与年迈双亲挤在100平方米的老公寓里。小吴的房间面积约2坪（6.6平方米），老旧漏水的墙壁上还有他童年时的信手涂鸦。转眼半辈子，都在同一个房间里度过。

狭小的生活空间成了小吴的“围城”，他不敢娶妻生子。年过四十，仍无法担起养家重任。反之，他成为一个长不大的“巨婴”，每天下班回家就忙着打游戏玩手机。45岁的大男人，头上已开始秃顶，社交软件上仍自称“小吴”，天天狂刷滥晒，猛发“卖萌”自拍照。他的“围城”困境，是今日台北人的缩影。

1. 房价打趴台北人

小吴的父亲老吴，只有高职（中专）学历。20岁离开农村到台北打工，从操作工干起，22岁结婚，25岁生子，45岁自己开公司。三个儿女都上名牌大学，一个硕士、两个本科。老爸在45岁时事业有成，儿子在45岁时天天打游戏，两个世代的巨大差异来自房价。

老吴在1973年结婚，就在这年，台北房市突然狂飙。1972年市区新建住宅每坪（3.3平方米）新台币8900元，1973年突然翻倍，飙升到1.9万元，1974年继续飙涨到2.49万元。两蒋时代特重“均富”，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重手打房。

房价飙升的主因，是市场资金过多。1973年经济成长率12.78%，新台币供给率高达50.38%，大量现金冲进市场，建商投资客热烈贷款炒房，有住房刚性需求的民众受到房价飙升的惊吓，恐慌买房，立即将房市炒到火热最高潮。

蒋经国查明源头，迅速斩断炒房金流，存款与放款各有一套利率，他两路出击，大幅调高两套利率。建商与炒房客靠银行贷款，蒋经国把工商质押放款利率猛烈调高到13.25%，更要求银行紧盯房地产贷款，确保建商与投机客贷不起款。对于恐慌买房的老百姓，则鼓励储蓄，将一年期定存利率调高到11%，银行定存比做生意赚钱，成功地将民众的现金由房市吸引到银行。

同时，蒋经国也注意到官商勾结。他严禁公务员参加房地产交易，甚至使出极端手段，下令台北禁建新房，并于市区大量兴建廉价的“国民住宅”，有效控制房市。1974年，台北房价上涨幅度由213%压制为131%。老百姓仍有怨言，心里却不恐慌，因为当时工资上涨了134%，超越了房价，此后的工资涨幅年年跑在房价前面。

40年后的今日，老吴这一辈的老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怀念那个年代的加薪传奇。制造业员工平均工资在1973年为新台币2525元、1974年增为3389元、1975年打破4000元、1977年打破5500元、1978年打破6000元、1979年打破7500元、1980年打破9000元。1981年第二次石油危机进入最艰难时期，工商不景气，但老板加薪成风，平均工资居然强劲破万，达到10681元。

1970年代经济起飞，只要肯苦干，机会是无限的，房价无法阻碍人们对好日子的追求。老吴在1973年时，只是每月工资2000元的操作工，1980年已是主管，连本薪带加班费与年终奖，每月平均实拿1.2万，工资6年翻6倍，使他有信心成家。

老吴26岁买房，40岁就还清房贷。他银行有存款，公司配股票，房贷背完改背车贷，4个轮子跑起来，买了辆平民价位的福特“跑天下”小轿车。老婆是专职家庭主妇，小孩连生3个，手腕上一串金手镯重达5两。他的青壮年时期朝气蓬勃，充满希望。

回忆起经济奇迹年代的老台北，大众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房价，而是“明天会更好”的希望岁月。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台北戏剧化地在同一年改换面貌。1988年正是台湾经济奇迹最高峰，老百姓太有钱，大量资金疯窜，汹淘涌进房市。1987年新建住宅均价每坪9.27万元，1988年暴涨至18.28万，1989年飙到28.45万元。工资涨幅却慢了下来，老百姓开始感觉高房价之苦。

李登辉“执政”之初，羽翼未满，实权握在“行政院长”俞国华与郝柏村手里。两位蒋经国的肱股重臣坚持打房，压住房价。1990年代中期，房市冷却，李登辉已经握住权力。他一反蒋经国路线，全力刺激房市，大幅下调利率，建商与炒房客贷款便利。他甚至释出800亿邮政储金注入房市。

2000年陈水扁“执政”，大降房地产交易税，存款利率压到比通货膨胀率低，把老百姓的积蓄从银行里逼出来买房。房贷利率更压到最低水平，大开建商投机客贷款的方便之门。银行现有资金不足“救市”，当局直接提供1.8万亿优惠房贷鼓励购房，甚至开放房地产证券化产品，投资信托基金成为炒房大户。

十余年的大力刺激，于2005年展现成效，奄奄一息的房价骤然飙涨。台北市新建住宅价格由每坪31万元狂飙到43.8万元，陈水扁下台的2008年飙破60万，2013年达到最高点84万，相当于每平方米5.6万元人民币。

就在这房价狂飙的20年里，小吴长大了。

2. 可望而不可即的林志玲豪宅

千禧新世纪，“70后”的小吴进入社会，却发现社会已经与老吴年轻时大不相同。

1990年代台湾产业升级失败，经济空洞化，只靠两蒋时期打下的基础苦撑。在国民党失去政权的2000年，经济成长率尚有5.77%；2000年陈水扁当选，2001年衰退2.17%，台湾自此进入低成长年代。产业萧条，工作难找。

小吴进入社会的2001年，平均失业周数为26.13周，找一份工作平均需要半年时间。小吴花了一年半，投了上百份履历，才找到一份较理想的工作。相比之下，30年前老吴到台北打工，工厂急缺工，刚下火车第一天就找到工作。

职场僧多粥少，工资谈不上去。大学毕业新人的工资行情是新台币2.4万元，小吴的第一份工作只有2.2万。但年轻人有冲劲，刚找着工作，就打算买房。只是小吴失望地发现，台北的新楼盘大多是气派的豪宅大楼，装修奢华、门禁森严，销售对象不是普罗大众，而是大手笔炒房的巨富。

早年台北市区房价狂飙，购房的刚性需求是主因。1970年代大量外来务工者涌入台北市区定居，1971年台北市人口183万人，1981年227万人，1989年达到270万人最高峰。有钱就买房，刚性需求多年不坠。

但1988年房市狂飙之后，台北市区的购房刚需快速降低。1991年，台北人口开始下降，1996年已降到260万人。与此同时，全台湾的人口增长势头也停了下来。新住房需求不再，大量房屋空置。1990年底台湾住宅普查，赫然发现全台空屋多达678520户。2000年再普查，空屋数增加到1232128户，空屋率17.6%。房屋供给已严重过剩。

沦为炒作工具的豪宅新楼盘，主要特色是单元面积非常大。寻常台北公寓约100平方米，豪宅则多半是2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林志玲曾买入一户的“力麒麒御”小区，一般户型约300平方米至400平方米，大户型将近550平方米。

每平方米单价约新台币27万元（人民币6万元），400平方米一套就是价值高达新台币1.08亿（人民币2400万）的炒作物件。林志玲的豪宅以1.57亿买进，从未入住，两年后以1.61亿卖给一家珠宝公司，一转手获利400万元（人民币88.8万元），算是豪宅市场上不值一提的小额进账。

2005年开始狂飙的台湾房市，由台北市的亿万豪宅领头炒作，连带拉起全台湾房市涨风。城市乡村房产齐涨，连农田也跟着一起涨。最偏僻的花莲农田，原本1坪新台币5000元，2014年最高点炒到1坪15000元，翻了三倍。

2013到2014年，马英九重税打房，由台北市豪宅开始打起，终于打垮炒作信心，房市刹那急冻，房价退回2013年秋季水平。但房价展现了易升难跌的“僵固性”，自2014年起“僵固”至今，原地踏步5年不再下跌。即使是马英九住的99平方米破旧老公寓，总价也要1350万。退而求其次，郊区同类型老公寓，最少也要600万。靠工资过日子的小吴，注定没有买房的机会。

今日，台北的房产只有巨富舍得买，一般老百姓勉强买得起套房。2017年，台北市房屋买卖量5862户，其中豪宅大楼占58.25%，传统公寓占26.91%，剩下的14.84%则是小套房。将传统100平方米公寓隔成两间，一间位于台北低档区的40平方米小套房，也要900万元，以小吴的工资水平，要不吃不喝12.5年。至于月薪比不上小吴的80%上班族，只好再委屈一些。

10到20平方米左右的套房，成为台北的热门房源。台湾房屋装修法令宽松，只要不动承重墙，五楼以下房屋内部可以任意改装。房东相准商机，将100平方米左右的传统公寓隔成2到4间小套房，卫浴厕所共享，1套老公寓可以塞进4个家庭。空间虽小，却挺起租屋市场。小吴住的低档100平方米老公寓若整户出租，月租行情在4万到6万元，一般人根本负担不起。若隔成4个20平方米左右的套房，每间租金大约1万到1.5万，上班族租得起，房东收租也不吃亏。

需求创造供给，改建火爆，造成严重的安全隐忧。2007年，台当局要求改建套房需申请许可，房东转而利用违建。台湾6层以下公寓普遍于顶楼加盖一层堆杂物的铁皮屋，铁皮吸热，在亚热带的台湾原本不适合住人，但台北一房难求，铁皮屋套房成为新流行。台北边区一处两层楼房，居然加上4层铁皮违建，隔成158间套房。2017年11月，中和一处4层公寓大火，2到4楼隔成套房，再加顶楼违建1层，足足隔出51间套房，逃生路线却只有一条，造成9人罹难惨剧。

老公寓套房遭严打，建商精准掌握商机，建造全新的30平方米左右“小坪数”套房式大楼。正厅摆张床，隔间厕所，加个阳台摆热水器与洗衣机，打出“小豪宅”广告，价格也是上千万，却是许多家庭的无奈首选。“香港化”“蜗居化”成为台北人的热门话题。

台北人实在买不起房，取得房屋的主要途径不再是买，而是继承。2017年继承登记楼栋数多达8993栋。医疗进步导致寿命增长，2017年继承房屋的子孙们，近33%已经超过60岁。

3. 没有梦想的“巨婴”世代

与大部分台北人一样，小吴选择不买房。从大学毕业到退休，能工作挣钱的时间也就是40年。一户破旧漏水、蟑螂横行的中古公寓，价值等于毕生积蓄。只有毅然割舍，人生才有滋味。

然而，高房价仍然如影随形，无情地逐个摧毁小吴的梦想。

小吴想存钱，但是高房价推升工商业的营运成本，物价居高不下，存了10年，户头余额不到新台币10万元，赫然发现自己成了“月光族”。小吴学习认真，下班后勤奋进修硕士，梦想自己开公司。但办公楼的租金早已炒热，台北市区最便宜老城区的60坪办公室（198平方米），月租新台币6万元，加上装修与押金，租屋成本一年就要100万。小吴想离开台北，到中南部工作，但只要有大公司工作机会的城镇，房租都已高涨。一个20平方米的小套房，月租新台币1万元，加上水电费与外食族开销，6万工资只剩一半。

当然，小吴最大的梦想还是讨个老婆，但没房子，找对象机会渺茫。“车子是男人的第二个老婆。”老婆讨不成，小吴决心买车。但今日台湾的普罗大众存不了钱，买不起车，各大汽车公司放弃普罗大众市场，一心开发豪富客户。从前以平民车系为主力的福特与日产，今日车型由60万起跳。但小吴义无反顾，看中一辆两厢小轿车，简单交车不加装，总价新台币76万元，小吴分期付款还撑得住。只是有车无处停，在台北买个便宜的机械停车位，均价145万，相当于两辆两厢车。

第二个老婆也讨不了，小吴失去了斗志。他从网络世界寻找虚幻的成就感，现实生活里则以“月光”为乐，不再辛苦存钱，反而热衷以高档次的休闲消费证实自己的人生价值。他经常旅游，日本看枫叶、中欧看城堡、韩国看大长今影视城。没钱买机票时，他最大的乐趣是到各个网络热门景点拍照“打卡”。

4. “青贫”“月光”“穷忙”…

2018年，两份来自本地职业介绍网站的调查，揭露上班族“穷忙”的惨烈真相。1111人力银行统计，46%的上班族是没有存款的月光族，38%存款不满1万（人民币2200元），只有16%真正有储蓄。Yes123求职网则深究上班族的心态，在理应充满斗志的40岁以下青壮年中，56.9%在工作中没有成就感，67.4%没有人生目标。清贫现象迅速向中老年延伸，“老穷族”渐渐浮现。“下流老人”“又老又穷”成为热门新话题。

至于成家生子，更是遥遥无期，40.3%的青壮年没有结婚计划。台湾男子初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是32岁，女子则要熬到30岁高龄产妇年纪才肯结婚。已婚青年中，44.2%不想生小孩。

失去梦想的绝望根源，追根究底是房价，高达53%的上班族没有房子。若是运气好，工作地点不远，还能住老家；但距离略远，只能租房。据统计，38%上班族租房，租屋开销约占平均收入的27%。

这是台北标准的老公寓景象，几乎每栋房顶都建造了铁皮屋。

5. 世代对立   

老吴快70岁了，见了小吴就冒火，天天吵架，虽然同住一屋，却已多年没有好好讲上一次话。

这些年来，老吴的人生梦想逐一破灭。1990年代李登辉戒急用忍，景气不振，他的工厂业绩低落，只撑10年就黯然歇业。老吴攒了新台币2000万养老，两蒋时代高利率鼓励储蓄，一年期以上定存年息超过8%，存款能实现老有所终。李登辉与陈水扁却大力降低利率，逼老百姓将存款投资于房市股市，存款趋近“零利率”，退休老人只能省吃俭用。

老吴退休的2006年，小吴刚满30岁，工资3万出头，老吴不忍心让小吴出钱孝顺，反而想拿养老本儿为小吴买房。只是陈水扁刺激房市生效，房价狂飙，买不下来。2015年，小吴硕士学成，又为公司赢得美国大订单，工资提到5万，进入高收入阶层。马英九打房展现成效，房市急冻。老吴原巴望着房价能降下来，让儿子从此自立，买房搬出去，年迈双亲宁可不拿儿子一毛孝顺钱。

但房价停涨之后僵固不动，并未大幅下跌，父子只能干瞪眼。

古稀之年，老人别无所求，唯一的心愿是抱孙子，但小吴已经磨光斗志，根本不想结婚成家。小吴天天打游戏，老吴天天为他找媳妇。他遍托亲友介绍，甚至亲自上网，将“相亲银行”设为开机首页，小吴却宁可玩网恋。年过四十，小吴凸肚谢顶，不再有潇洒本钱，只好将感情世界完全寄托给网络。他的电脑里塞满黄片，对日本AV女优如数家珍。

老吴常发脾气，小吴却认为老吴不懂年轻人的苦，火气更大，但夹在一老一少之间的母亲才是最苦的，长年苦闷，渐成失智。老吴的心血管不好，行动不利索，但雇不起昂贵看护工，只能自己照顾老妻。更糟糕的是，房价刺激物价，生活成本高涨，加上老年医疗，亲戚倒账，养老本儿花得比预期快。在这困难时刻，小吴却以“月光”为乐，网上“纠团”一趟“新马泰”，花了8万元，却不愿出钱为老母请看护。三兄妹吵了许久，才勉强达成每人每月拿5000元孝敬父母的协议。“孝亲费”是台湾年轻人共同的苦闷，老年人共同的隐痛。

孩子对老母的痛苦无动于衷，老吴很伤心。亲戚们认为小吴有严重的“IAD”，即网络成瘾养成病态人格。但知子莫如父，老吴知道小吴心中的热情，是被房价浇灭的。他经常自称“鲁蛇”(失败者)，人生已经失去目标，只能游戏度日。

于是老吴也绝望了。他有两个儿子，却抱不上孙子。老夫妻老病缠身，却指不上媳妇照顾。老吴心里仍保持着传统男人成家立业的责任心，但房价把下一代压成不争气的“鲁蛇世代”。

2019年，老吴按照中国人农历传统，提前过七十大寿，却只是在家里切个蛋糕。老吴心中最深沉的恐惧，并不是老无所依，而是自己来日无多，但小吴迟迟不能自立。他只能减少开销，省之又省，至少能为小吴留下房子。

不过，小吴还是幸运的，工作地点就在老家附近，可以安心窝在从小生活的老旧公寓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财经（ID：fhzkzk），作者：霍安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