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当年的年轻音乐人，是怎样集体反叛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梁文道，题图来自：枪花乐队

“如果时间回流，希望进步主义不像今日一样一走不回头，希望资本能够有洄游，而社会还有流动可能性，希望八零年短暂抬头的BME群体不必在今日又一次遭受脱欧以来，那些因社会排斥而无资本的少数族裔所遭遇的无差别对待。”

《八分》第二季完结了。

自去年10月底开始，我们从“39名偷渡者之死”谈起，谈到了被大火吞没的冲绳首里城和澳洲森林，谈到了纷纷停业的独立书店，谈到了饱受诟病的北京米其林指南与当下消费文化，盼来了《美丽人生》《1917》等多部电影的重映与上映，旁观着伊朗、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政局风云变幻……

接下来，更一同经历了2020年开局的魔幻与晦暗，追忆着许多匆匆离我们而去的人，最后以疲惫的问答结尾——

一共111期节目，也见证了这近一年时光里的热烈、荒诞、残酷、欣慰、哀伤与温暖。在第二季的最后一集，道长（梁文道）说，“很荣幸能陪伴你走过这么一段时间，中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风雨，但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地走下去。”

回顾这一季，也发生了不少微小的改变，比如疫情期间《八分》开启了长达30天的日更，我们谈书、谈电影、谈世界，让被隔绝的彼此能在此相遇，从精神上相互取暖，共渡难关。

再比如，从第二季中后期开始，每期《八分》的结尾都会有一首道长钦点的音乐分享，偶尔也介绍一点与乐曲有关的背景知识。久而久之，有不少朋友开始认为，这应该是一个音乐播客。也因此，关于音乐的提问与交流在《八分》评论区越来越多，从古典到流行，从摇滚到电音。

音乐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更不只是一种娱乐消遣，它可以是一种力量，或抚慰，或震慑，或反叛；又或者，承载历史与社会变迁的意义投射。

当资本至上的今天，我们感慨摇滚不再愤怒、音乐不再自由，许多人纷纷回首，怀念那些曾经属于时代的声音。

曾经就有一批年轻人，用音乐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反叛能量，做出了许多改变音乐史、改变世界的东西。若比照当下，又是什么变了呢？

今天我们回顾过去，是因为“在过去的残迹里藏着未来的钥匙。(I believe that the key to the future is in the remnants of the past——Bob Dylan)”。站在现在回望过往，因为我们对未来还有期待。

之前有一期播放过Rage Against The Machine这支带着金属色彩的30年前组成的乐队的作品之后，很多金属迷出现在《八分》留言区，向我介绍各种各样的金属音乐。

除此之外，我收到了一个与音乐有关的提问，读完之后，我感到我必须回答一下—— 

提问的朋友叫做陆离，他说，

我是来自英国东北部地区杜伦大学的社会学学生。今日心情很沉重。不晓得道长听不听电子音乐。如果您听电子音乐，可能会留意到，近来Kraftwerk的创始人Florian Schneider（1947.4.7–2020.4.21）过身了。知道道长和许多同代香港骑师都深受那一代的摇滚音乐影响，比如sex pistols这种。便忽然想来问问道长对Kraftwerk（发电站乐队）这支乐队的看法。这正是鄙人今天留言道长的“八分”点唱机栏目的动机。

Florian过身这种打击对我是有象征与现实意义的。正如当年David Bowie的离世一般，恍惚和感慨之下方察觉个人心理中一丝不可思议的情绪。因为不论是发电站乐队还是宝儿，都曾经让人一时间忘了ta们是否在用人的肉身表现和表达，让人忘了ta们的frontstage和backstage。前者的理念从机器（人）到基因编辑再到数字序列，后者则找到了肉体改造和精神探索的无数种可能。一如ta们长大的那个刚刚出现解构肉体和重构身份的时代，都无比让人希望时间倒流。

这并不因为我向往无限可能的八零年代，而只是因为当下我身处的这个城市有太多深陷绩效系统的精英二代，和更多绝望的已经失去了矿区工业和工人福利制度好多年的工人家庭。尽管我只是处在一种类似族裔散居的状态，我所经历的断裂的惯习却让我更能理解他们所处的困难处境。

如果时间回流，希望进步主义不像今日一样一走不回头，希望资本能够有洄游而社会还有流动可能性，希望八零年短暂抬头的BME群体不必在今日又一次遭受脱欧以来那些因社会排斥而无资本的少数族裔所遭遇的无差别对待。

尽管smart city的概念在德国走了好多年，尽管英国又开始高喊回迁生产线，技术一步一步向前走，而creative class和底层民众的境遇却越来越糟… 不晓得若干年后回头再看，Kraftwerk“断电”与Bowie“离开地球”是不是拟像与现实无法分离的巨大的隐喻。感谢道长耐心看完我的失落。 

陆离，看来你真的非常失落，但是能看出来你是很有条理地在失落。虽然很抱歉，我没法完全回应你的提问，但是我想简单谈一谈我对发电站乐队（Kraftwerk）这支乐队的一点看法和想法。 

《Kraftwerk: Pop Art》纪录片

一、改变流行音乐史的乐队

其实我从来没有太过沉迷发电站（Kraftwerk）的作品，但是我知道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关于发电站乐队的媒体报道里，你可能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形容，那就是发电站乐队是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以来，对流行音乐影响最大的一支乐队。

如果你不熟悉西方流行音乐史，可能会很惊讶，如果说发电站乐队是披头士以来影响最大的乐队，为什么听起来却如此陌生？ 

发电站乐队也许不是一般普罗大众非常熟悉的乐队，但是，如果没有这支乐队的话，过去40年来的流行音乐可能完全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模样。

你今天可能会听到很多黑炮、电音，看到大量比如现在的DJ采样，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都离不开各种复杂的采样技术，以及电子混音的技巧。但是你知道吗？40年前的时候，全世界几乎所有主流的流行音乐乐队，基本上使用的都还是最标准的传统乐器，比如电吉他、贝斯、鼓、键盘等等，就算用电子乐器也都是当键盘使用。 

但是自从发电站乐队出现之后，大家忽然发现原来有这样一个新天地，原来音乐还能有这样一种玩法，原来音乐是能够完全不用前面提到的任何一件传统乐器，而是全靠电子设备就能够做出来的，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

那是一个还没有个人电脑的年代，要做纯粹的电子音乐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做到了。更有趣的是，居然还把它做成了流行音乐。

为什么会这么说？这是因为电子音乐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是属于严肃音乐的创作范畴。

我们知道古典音乐到了20世纪之后发生巨大裂变，古典音乐史上很多很有名的名字，诸如巴赫、莫扎特，一听就觉得是很古老的名字，有些朋友可能会问，那今天还有没有人写古典音乐呢？

其实今天也还有人在创作，只不过这些音乐我们不再称之为“古典音乐”，而是称作“严肃音乐”或“学院派音乐”。

那么，为什么很少听说20世纪乃至21世纪有什么很重要的严肃音乐作曲家？

这只是因为他们做出来的音乐，与过去的古典音乐已经完全不同了，也跟我们今天一般听到的流行音乐很不一样，它需要消耗我们更多的脑力，需要我们抱着更加开放的耳朵，才能够逐步学习如何欣赏。

二、曾被嘲讽为“德国酸菜摇滚”

我在《八分》很早期的时候，曾经介绍过一位法国大作曲家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的作品，他就是一位20世纪响当当的严肃音乐作曲家。

他有一个学生叫做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是个德国人，当年在巴黎跟随梅西安学习音乐创作技法，同时又在巴黎学到了当年很流行的一些其他音乐的作曲方法，比如“具象音乐”（Musique concrète）。

施托克豪森回到德国之后，就创作了整个今天我们所讲的电子音乐的先锋。但是他的作品跟我们现在一般人熟悉的电音是完全不同的，有机会你可以听一听施托克豪森的作品，非常的先锋，甚至可能完全接受不了。

然而，在当年的德国，正因为有了像施托克豪森这样的先锋音乐家，以及许许多多在做电子音乐演出器材的厂家和设计师、工程师，使得德国成为了全世界电子音乐的集中地，也是电子音乐先锋的所在地。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到了60年代末，德国开始涌现出一批年轻人，他们玩摇滚乐，但是他们玩的摇滚乐却不是我们一般熟悉的英语世界的那种摇滚乐，而是混合了大量严肃先锋电子音乐色彩的摇滚乐，别有一番味道。

不过他们的风格最开始并不被英语世界的乐评人认可，当时英语世界的乐评人和乐迷都认为，德国这群人的音乐实在太古怪了。他们把这一帮德国60、70年代玩摇滚乐的乐手称作“Krautrock”。

Kraut原意指的是德文里的泡菜，Kraut也是二战时期美军士兵贬称德国人的一种称呼，所以把Kraut加上rock的意思就是“德国酸菜摇滚”（又译“德国泡菜摇滚”）。

可想而知，这不是个好名字，带着贬损或玩笑的意味。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不被看好的先锋摇滚，到了70年代之后，通过不断把自己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具旋律感，转而入侵了整个英语世界的流行音乐。

不仅打入世界流行音乐的核心地带，他们的影响力还继续扩展到全球，包括日本的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黄色魔术交响乐团）都曾受到发电站的影响。

YMO, 日本音乐家坂本龙一、细野晴臣以及高桥幸宏所组建的电子合成乐团

从当年最先锋、最严肃、最实验的施托克豪森，到后来非常流行的发电站乐队，德国这批音乐人几乎改变了全世界的音乐版图。

无论今天是做严肃音乐的也好，还是做流行音乐的也好，某种程度上都受到当年这些德国老前辈的滋养。

那么，为什么当年的德国会出现这样一股力量？这就不得不提到当年的社会背景。

三、一代年轻人的集体反叛

发电站乐队里一位相对更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成员，拉夫尔·胡特（Ralf Hütter）曾经说过，他们这一批德国年轻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音乐上，一方面拥有着德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喜欢听英美的摇滚音乐。

于是这批年轻人就在想，在古老的德国传统与英美带来的摇滚乐之间，有没有可能开辟出另一条路径，做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既不像英美流行音乐文化沉浮，又不要抱残守缺地回到德国古典传统。

他们甚至还希望制造一些故意的颠覆，与过去的德国彻底切断，完全背弃古典传统留下来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他们没想过把德国的古典音乐传统，像今天我们常讲的“取其精华”再现代化？

这是因为，60年代的这些德国年轻人都非常反叛，所有这些“酸菜摇滚”，这些混合了电子音乐的崭新流行音乐，都是在一个德国年轻人集体反叛上一代的背景之下诞生的。 

为什么德国在60年代会出现一个年轻人集体反叛，也就是所谓“后浪”要彻底颠覆“前浪”的情况？当时的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如果回想一下上世纪60年代，那可以说是一个全球青年反抗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在美国，有大学生占领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在法国，有1968年的“五月风暴”，几乎要把当年的法国共和国彻底推翻；而在全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号召效法切·格瓦拉的革命精神。

当年全球的年轻人都洋溢着一股左派的反叛精神，都在想如何能更好地改造社会。

他们内心都有很多对现实的不满，他们看待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腐朽的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就只要大家不停消费，没有精神境界的追求，最终还造成社会经济的巨大不平等，只懂宰制平民百姓。

而当时德国的那批年轻人也是这样的想法，他们也同全世界其他西方世界的年轻人一样，参与反越战的游行示威，参与各种各样左派反体制、反资本主义、反西方民主的运动，他们崇拜许多左派思想家，包括德国自己的法兰克福学派。

但是，当年的西德跟其他西方世界国家又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德国的一个特殊背景，即二战时期法西斯主战国的背景。

《德国前卫摇滚：重生的德国》BBC纪录片

四、他们发问：当年你们到底干了什么？

我们今天对德国在二战战败后的印象，往往会与日本对比，认为德国与日本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因为德国人在二战之后有一个巨大的反省，他们是总理能够在纳粹受难者纪念碑前下跪道歉忏悔的一种态度。由此认为德国是集体忏悔，这是我们今天对战后德国的一种印象。

可是你知道吗？今天这种“德国印象”在当年（60、70年代）其实是不存在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1966年到69年出任德国总理的库尔特·乔治·基辛格，他自己曾经就是一个纳粹党员。为什么这样的纳粹分子居然战后还能在位？难道二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没有把所有这些人都清算掉吗？难道当年分割掉德国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没有彻底地去追究这些纳粹分子的罪责吗？

实际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纳粹在德国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国家主义，整个国家从上至下都被纳粹所掌握。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想要在德国找出一个公务员或者一个社会上颇有能力的人不是纳粹党，几乎是很困难的。

所以冷战时期，无论东德西德，两边一开始都被迫或者默默地要接受许多前纳粹分子来继续主持国家机器，以及社会的正常运转。如果彻底清算掉所有这些人，整个国家系统可能反而会面临崩溃。

那么，哪些人可以留下来继续任职，哪些人需要送审坐牢或者解除职位呢？就只好看他们在纳粹时期的具体表现如何，是不是主要的罪责承担人等方式。

可是试想当年纳粹那样一个体制之下，那些被迫害的犹太人可能就是你的邻居、你熟悉的店铺老板、你的同学、你家族的好朋友……当他们一个个被抓走的时候，那么多你身边的人冷漠地看着这样的场面，一言不发，甚至主动告发，面对这样的事情，其实已经很难推说所有的罪行都只是几个纳粹高官或者纳粹分子的责任而已。

当一个国家陷入如此大的一场灾难之中，这是举国的悲剧。

难道所有的罪责就只有推到希特勒个人身上吗？或者只是希特勒和身边少数几个人干出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吗？这就是60年代德国那批年轻人，他们不断在追问的问题了。

这批年轻人许多是在纳粹掌权的后期才出生，整个成长阶段则是西德民主化的阶段，与他们的父辈全然不同。他们的父辈那一代人可以称作“四五世代”，也就是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的这一代人，“四五世代”是什么样的人？

在纳粹时期，他们可能都是或被迫或不自知地参与其中的一份子，当纳粹倒台之后，你认为他们希望的是什么？他们其实只想回复到正常的生活中，好好维持日常生活就好。纳粹折腾了那么多年，他们现在也只想好好工作、好好挣钱，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和发展。

所以，当时整个德国的社会气氛，就出现了一种很古怪的状态——关于这种状态，有一位德国的哲学家曾用一句很精短的语言来形容，就是“你们不问，我们不说”。 

比如当孩子问起，当年纳粹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呢？你有没有去干过那些坏事？你有没有去参与纳粹烧书的行动？你有没有参与过高喊“希特勒万岁”的游行呢？你有没有告密揭发过你身边的犹太人呢？你有没有举报过一些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并不接受希特勒统治的同事、同学、朋友呢？孩子们可能会向父母问出这些问题。

如果孩子不问，父母们当然什么都不愿说。甚至即使孩子问了，父母也还是不想说，因为这些都是伤疤，而且是耻辱的伤疤。

可是偏偏到了60年代，当全球青年都掀起反叛风潮的时刻，西德的年轻人开始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了，他们一起发问：当年你们到底干了什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逐步出现了更彻底的德国去纳粹化、去法西斯化的过程。

与此同时，当时的德国年轻人还非常不满父母们的生活状态，认为他们都是一群只有小资乐趣，只想赚钱过好日子、满足物质生活，但是精神空虚的一帮人。

因此，当年德国年轻人的反叛，既是左派对当时资本主义与西方民主社会的反叛，同时还是年轻人对他们心目中双手沾满鲜血的父辈的反叛。

在这样一个反叛潮流之下，整个德国陷入了一片混乱，随着情况的恶化还出现了更加激进的表现。

比如当时就出现了极左的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简称RAF），这种红军派还分裂成好几小股，用今天的定义来讲，其实就是恐怖分子，他们真的会去暗杀一些他们心目中万恶的资本家，甚至暗杀各种政治人物。 

当时卷进运动的很多人，当然不是全部都恐怖分子化，也有很多人走上了其他的道路，但基本上都是希望通过各种路径来进行一次集体的反思，甚至较为激进的反叛。也由此，在文化上、教育上、学术上、思想上，都出现了很多的颠覆。

基于这样的背景，也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那种非常先锋的音乐潮流。

在音乐上，他们觉得自己要开辟一片新天地，既要与过去那套腐朽的德国古典音乐传统割裂，又要拒绝现在英美所主导的那种代表着资本主义铜臭味的流行音乐。

五、因为反叛与反思，才创造出许多改变世界的东西

德国走到今天，其实也经历了一场很大的运动、很大的反省，甚至是一场很大的清洗。他们要好好反省自己的国家曾经犯下了什么样的罪恶，去追问每一个人在那个年代干了些什么，其中也包括对大学的追责。

在那个时候，诸如科隆大学、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等等，很多著名大学都被指出当年或多或少地成为过纳粹的帮凶，所谓“帮凶”指的是什么意思？

纳粹掌握政权之后，曾要求彻底改造大学，纳粹开始主张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按照著名的哲学家以及后来很遗憾与纳粹同流合污的海德格尔的讲法，他说，“我们的精神、历史在此存有的开端力量下”，（意思其实就是）整个德国的大学正处在重回欧洲精神开端的契机里，这个契机是什么？那就是希特勒上台——“从这一刻开始，学术才有可能”。

他又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大学的使命”，就是要落实在纳粹的教育政策上，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要追随元首，要把大学做成德意志精神共同体的一个核心、一个站点，只有统一在元首的领导之下，做学者的人才能够承担起救国的任务。

当时这些很有名的大学都被要求执行纳粹的政策，首先就是驱逐所有犹太籍教授和学生；第二就是驱逐学校里那些尽管不是犹太人，但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立场不对”“背叛德意志精神”的教授和学生。

要知道，当时的德国原本可以说是全世界学术的重镇，而因为纳粹这样的政策，产生了很多流亡学者。这些流亡学者只好四散海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爱因斯坦。

如果没有纳粹这种政策和做法，那么今天的美国和英国在学术上会不会到今天这样的地位，恐怕很难讲。不过，这就只能看做是德国当年自己做出的错误事情的代价了。

当年他们还干了什么错误的事情呢？比如烧书。1933年5月10日，法兰克福大学的校长就呼吁学校师生出来烧书、焚书。焚的又都是些什么书呢？

他们把所有“有问题”“非德意志”的书都从学校图书馆搬到了城市的广场上，还同时派出了9个积极的学生代表，进行了一场“仪式”。

这些学生代表把书丢尽烈火中，同时还要喊“口号”。

第一位呼喊者：反对阶级斗争及唯物主义，拥护民族共同体的理想来维系生命！我将马克思与考兹基的作品丢入火焰。

第二位呼喊者：反对堕落与道德沦丧！支持在家庭与国家中培育伦理！我将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格雷瑟（Ernst Glaeser）及克斯特那（Erich Kästner）的作品丢入火焰。

第三位呼喊者：反对思想不忠诚及政治背叛，要对民族与国家奉献！我将佛斯特（Friedrich Wilhelm Förster）的作品丢入火焰。

第四位呼喊者：反对过度强调欲望生活而枯死灵魂，支持人类灵魂的高贵！我将佛洛伊德的作品丢入火焰。

第五位呼喊者：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并贬低我们历史伟大的成就，要敬畏我们的过去！我将路德维希（Emil Ludwig）与黑格曼（Werner Hegemann）的作品丢入火焰。

第六位呼喊者：反对充满民主—犹太内容的、违反民族精神的新闻，支持能建设国家、有责任感的作品！我将沃尔夫（Theodor Wolff）与伯恩哈特（Georg Bernhard）的作品丢入火焰。

第七位呼喊者：反对背叛参与世界大战军人的文学，支持以防卫精神教育民族！我将雷马克的作品丢入火焰。

第八位呼喊者：反对毁坏德意志语言，支持保护我们民族的珍贵财产！我将克尔（Alfred Kerr）的作品丢入火焰。

第九位呼喊者：反对傲慢无礼，要敬畏永恒的德意志民族精神！我将图修斯基（Tucholsky）与欧希兹基（Ossietzky）的作品丢入火焰。

——《美茵河畔思索德国：从法兰克福看见德意志的文明与哀愁》

这种情形除了法兰克福大学之外，当时几乎全德国大学都在干类似的事。多年过去，到了60年代这批德国年轻人，他们开始反思，开始追究责任，开始为那些受迫害者平反。

他们认为，即便那些受害者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今天的我们不能当这些事情简简单单地就没了，还是应该通过一些作为，让大家记住。

前面提到的法兰克福大学就在自己建校一百周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专门记录他们曾经在纳粹时期犯下的错误，猛烈清算自己的过去，批判过去的错误。 

这就是德国之所以成为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德国的历程，它不是那么自然而然、顺势而为，而是经过了中间一整代青年的投入，几十年的时间，才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状态。 

而这批年轻人，当时有着那么大的一种反叛能量，有那么开阔的自由空间想要去开拓，也自然地在文化艺术上做出了许多能够改变世界的东西，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德国电子音乐的先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