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里，上海人搬过几次家？（一）

1980年10月《解放日报》发文《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文中指出上海在经济上至少有十个“全国第一”，但在五项“倒数第一”中有三项和居住有关：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建筑密度、人均居住面积。

《解放日报》1980年10月3日的文章

1993年8月，上海电视台摄制组开始追踪上海城建史上空前规模的10万市民大动迁。在历时不到一年的时间，成都路沿线十万居民完成了动迁，为成都路高架让路。

在最终的纪录片《大动迁》中，陈佩芬夫妇在这一年经历了婚后的第5次搬家。

1996年，本市7家新闻单位和上海荣联房产公司主办了一次“全面提高居住质量”的大型征集活动，共收到有效征询表26602份。其中，有70.41%的市民对居住现状不满意。

将采取何种措施改善住房条件？46.05%的市民欲等单位分房或差价换房。只有4.29%的市民考虑年内买房。

但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1.42%的市民考虑在三年内购房。

《文汇报》1998年4月20日

以上三组历史片段，是上海人在80、90年代的居住之变。

人的一生要搬几次家？这个问题和个体的决策有关，更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关。从动迁、单位分房到个体购房，从买房到置换房，搬家的决定有时候是被动的，有时候是主动的。

对于上海人来说，一次次的搬家，也换来了居住面积的扩大。

1985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5.4平方米，1995年8平方米，2000年11.8平方米，2010年16.7平方米，2023年37.51平方米。

在一次次搬家中，人生也有了变化。

张戴琳的故事

1981年，张戴琳出生在老南市方浜中路578弄1号。这里是张家的祖宅。更早之前，这里是夏家，名医夏应堂曾在此开设中医馆。

1940年代，张家从夏家手中用金条买下了这座五进式传统民居。

文革期间，张家住到方浜中路沿街的辅楼。辅楼的楼上是西式内饰，顶部有浮雕，四周是钢琴键盘雕。“阿拉阿娘（奶奶）说辅楼原本是给夏家的儿子媳妇住的，所以是很新派的内饰。这幢房子整体是中式的，但局部还是有西式的元素。”

1986年张戴琳在二楼的西厢房，受访者提供

当时，张家连同其他几户人家，都住在一进的辅楼里。最多的时候，张家24口人住在客堂间、西厢房、过街楼的三套房中。二进院往后的地方，从1970年至1992年间，为南市区图书馆。张戴琳家住的西厢房的北窗平台直接连着图书馆的藏书室。

“阿拉阿爷阿娘分到的是西厢房，再加上我爸兄弟姐妹4个人，再加上我妈嫁进来，有了我。这么多人，（住在西厢房的）两间房间。”

在张戴琳7岁之前，她都是和父母睡一张床。7岁后，她和奶奶两人住在阁楼上。

住在方浜中路祖宅的时候，要拎马桶。洗澡是悄悄在西厢房的小门外搭了一个平台，“类似于浴室一样，就等于偷偷地有一个隐私的地方（洗澡）”。

1989年的《上海市商用地图册》中的方浜中路578弄

在上海人的集体记忆里，都有“居住难”的一部分。

1990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是6.6平方米。但在这个平均数之下，还有很多人住在更逼仄的环境里。1992年初，本市尚有2万多户人均居住面积在2.5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

张戴琳家在当时就属于特困户。

张戴琳妈妈所在的仪表局，曾给她们一家三口分配了一套露香园路9平方米的房子。但是张戴琳一家三口并没有搬离老宅，露香园的房子给刚成婚的叔叔住。

等到1992年，露香园的房子收回，叔叔搬回老宅，张戴琳和父母三人住进了单位增配的闵行梅陇的朱行三村。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搬家。”

朱行三村的那套房45.3平方米，一通户。“进门先是厨房间，厨房间旁边是卫生间。然后进去，有个过道，是我的房间，我的房间是个暗房，没有窗户的。再进去，是我父母的房间，最后是阳台。”

“我当然感到高兴，因为我有隐私了。父母经过你的房间，要敲敲你的门的。”

张戴琳的房间有8个平方米，放下床、橱、写字台之后，房间差不多满了。“所以那时候上海人很流行做吊橱嘛。我所有东西摆在吊橱上，还有床下面。虽然地方小，但我可以规划我自己放东西的地方了。”

空间变大的代价是通勤时间的直线上升。原先从方浜中路去大境中学念书，走路8分钟。搬家后，她要坐上6点第一班的218路高峰车，到大兴街再走去学校或者乘坐11路。

张戴琳初中班级的四十多人中，有五六个小朋友因为动迁或者增配，要远距离通勤。“老师家访，只要听到梅陇、凌兆、德州、杨思，基本上都是不能上早自习、不能做广播体操的。老师对我们就一个要求，能保证8点上第一节课。”

而她在梅陇地区也结识了一批“车友”——同样从梅陇到南市念书的同学。“阿拉搬去梅陇的时候，已经有交关动迁房了。一趟218路公交车上大家就知道，侬是三村上来的，侬是上中西路上来的，伊拉分别去敬业、大境上学。我有一个学期数学成绩突飞猛进，就是在车上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教的，老师还以为我在外面上了补习班。”

90年代的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而在这十年间，上海经历了百万居民大动迁。

在朱行三村住了7年后，张戴琳家也面临了动迁。

“99年人家市中心还没拆，阿拉轮着了造外环线动迁。拆了两个门洞，到现在为止，朱行三村那边只有这栋楼被拆了。”

如今朱行三村南面就是外环高速

当时动迁分配的房子有4个选择：普乐、罗阳、朱行四村、古美。但是张戴琳家选择拿钱，自己买房。

“我问我妈，你为什么当时敢做这么大一个决定？我妈说，第一，99年那一年女儿要上大学了（离工作不远了），这个钱总能还得出来。第二，再怎么样，总算有自己的房子了。她就觉得之前增配也好，搬家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这一次她可以真正为自己争取一次。”

拿着动迁的8.8万元，张戴琳家买下了普陀长征板块的一套商品房，两房两厅，离外婆家近。这套房子建筑面积98平方米，由于当时阳台面积不算在建筑面积内，实际面积108平方米。

新房是期房，30万，装修15万，差额部分，张戴琳的母亲大胆贷了款。

在1999年就率先贷款买下彼时还算新鲜的商品房，这在当时可谓大胆而前卫的决定。

彼时，住房实物分配的时代结束，历史走向了住房分配货币化及住宅商品化的新阶段。为了推动房地产，上海从1998年6月1日起，在全国率先尝试“买房退税”政策，即在上海买房并在上海缴税的个人，可享受购房后起算的个人所得税抵扣，该政策至2003年5月31日终止。

张戴琳家买房的时候，父亲也退得了一部分税款。而张戴琳记得表姐家两夫妻在外企工作，收入高，“30万的房子，姐夫退了4万块”。

《文汇报》2002年6月2日提及了“高收入、高退税”

楼市的火热也在张戴琳新家周围体现。“99年刚搬过去，我家对面还是一片竹林，晚上可以听到海浪声，因为竹林的声音，就像海浪一样。半年以后就没有了，半年以后就开始造房子了。”

那一次搬家之后，张戴琳再也没有搬过家。

“我在这里住了二十几年，住到现在，因为我们实在想不出来，我们（再）搬的理由了，除了没有电梯以外。”

面对人生的两次搬家，张戴琳如此总结：

“一开始，你只是想要一间独立的房，无论它有多小，无论它有多远。”

“第二次搬，你真真正正有了一套独立的房子，有完整的客厅、完整的书房、完整的卧室、起居室，双向阳台，这个才是一套完整的公寓应该具备的所有功能。”

25年前的大胆决定，也让张戴琳未来的人生产生了蝴蝶效应。

“你知道为什么我后来没有再买房？因为我够住呀。我们没有那么迫切地渴望要再去搞一套房子。”

“（房价）从1999年开始，尤其是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之前，真的像发疯一样（在涨）。如果不靠房子，你不可能翻身。”

张戴琳的亲眷没有抓着楼市的机遇。“在应该可以买的时候，没有买，硬要屏牢，要等动迁，没考虑过时间成本。我妈想得很清楚，时间成本很重要。我们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们已经享受这个房子享受了二十几年了，很多人可能刚刚轮到。二十几年，人生能有多少个二十几年？”

但也有人选择不屏。张戴琳的同学A没有等到动迁，就先买下了房子。“她已经等不及了，她没办法接受她的人生，廿几岁辰光还要蹲在没有独立卫生条件的房子里。”

2008年，张戴琳攒了30万，准备出国留学。同一时间，A同学拿着30万贷款买了一套64万的房子。

2011年，张戴琳留学回国。

2014年，A同学家在薛家浜路的房子动迁了，分得三套房子，A同学选择出国。

2016、2017年的时候，A同学将64万的房子卖掉，卖出360万。“就在短短这段时间里，涨了嘎许多。”A同学后来定居在了米兰，和丈夫共同买下米兰一套196万人民币的房子。

回头看2008年两人做出的不同决定，张戴琳有些感慨：

“（同样30万）她买房子，我留学了。然后我们的人生轨迹，就开始发生很大变化了。”

“我花30万的钱，只是去完整了我的人生。但是她选择了买房。”

“如果当时动迁，我们家没有选择自己买房，我就不可能先出国，这个钱肯定是要拿来买房子的。”

“通过房产，A同学的财富积累比我快得多了。我只能是靠自己打工赚来的钱，她其实就是一次投资。”

但是反过来说，也是因为没有买房，张戴琳的职业路径可以大胆。

“如果当时买了房子的话，我只能选择老老实实去上班。因为我后面做的很多工作、项目，其实类似于自己半创业的状态的。你用什么东西去拼呢？你每个月如果有房贷在，如果行情不好，身上有债务的话，日子很难过的。”

“人生，你是说不清楚的。”

尾声

2012年，黄浦区露香园路地块征收，张家老宅也要动迁了。

黄浦区第四房屋征收事务所露香园地块项目部，就在方浜中路578弄。受访者提供，2012年拍摄

从征收到辅楼拆除，中间经历了两三年，张戴琳每个月都会回老宅帮阿娘（奶奶）拍一张照片。

老宅被部分保留了下来，张家拍下了祖宅平移的过程，受访者提供

阿娘从16岁到上海，20岁嫁到张家，一直到动迁，在方浜中路578弄住了大半辈子。

“阿娘、二阿娘、三阿娘，她们三妯娌就是吵了一辈子、斗了一辈子。一直到快要动迁，2011年的时候，3个人一起相约从中华路走到河南南路，拿一条方浜中路（西段）从头走到底走一趟，那时候她们都80多岁了。”

“阿拉阿娘格辰光就晓得了，她们三个人应该再也不可能再见到了。这就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

老宅搬迁后，阿娘搬去了青浦，妯娌们分别搬去了三林、航头，都紧着自己孩子所在方位搬。

“这是她们在一生当中，唯一一次三妯娌一起走。”

（注：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张戴琳为化名）

方浜中路578弄1号大门口，受访者提供，2009年拍摄

参考资料

1、《上海图书馆事业志》，上海市地方志；

2、《上海年鉴1996》，上海市地方志；

3、《今年要办好三大实事：交通、住宅和菜篮子工程》，解放日报，1992年4月22日；

4、同仁，《商品住房将成为大众消费品》，文汇报，1998年4月20日；

5、柳泉，《住宅发展七大趋势》，新闻晨报，2000年5月21日；

6、《上海“买房退税”政策将按期结束》，报刊文章，2002年5月29日；

7、《申城临时性财政政策历时五年“买房退税”平静终结》，新民晚报，2003年6月3日；

8、沈峻坡，《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解放日报，1980年10月3日；

9、徐家麒，《上海住房解困世界瞩目》，解放日报，1996年5月23日；

10、李一能，《告别蜗居 幸福安居 老有宜阳 怡享寿康》，新民晚报，2024年9月29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上海市民生活指南，作者：姜天涯，编辑：小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