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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7 11:04
假如西哲碰到了中国人的心

西方哲学是理性思维结的果子,而中国哲学,则是灵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都含有灵性思维,“吾心即是宇宙”,便是灵性思维的理性化,哲学之中包含了神话。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与欧洲文艺复兴同时,中国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成果。那便是宋明理学被官学化以后,阳明心学开始在民间的发展。


“心”是个什么东西?


那时,如果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来到中国,他会遇到谁?一定是王阳明吧!他们是同时代人,见了王阳明,这位“君主论”思想家会说些什么?一定会问“心”吧,“心”是个什么东西?


西方思想库里,没有“心”这个概念,他很可能听不懂“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的说法,对于“理”,他或许还能用逻辑学或绝对理念来理解,但对于“心即理也”,难免会一脸茫然吧。


在他看来,心不就是物质性器官——心脏吗?对于“心之官则思”,他可能无法理解,心脏怎么能思想呢?在西方传统里,思想是头脑的功能,是纯然理性的事情。


也许有人会问,西方哲学,不是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别吗?如果西方哲学里没有心,那么唯心主义从何而来?


唯物主义好理解,因为西方人有物性论,可西方人从未有过心性论,怎么能够产生唯心主义呢?大概又是中国人用了中国的心学来解读西方哲学,或是用心学对西方哲学作分析并翻译过来的。


西方哲学是理性思维结的果子,而中国哲学,则是灵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都含有灵性思维,“吾心即是宇宙”,便是灵性思维的理性化,哲学之中包含了神话。


朱熹在理性上所做的努力,提出一个“道问学”,又被陆九渊一句话就问倒了:尧舜读什么书来?无书可读,只能读“吾心”,去发现本心。而去发明本心的结果,就只有“尊德性”,是在伦理学范畴里的理性思维。


王阳明的心学究竟有多大?当然还没有大到欧洲去,我们只是用今天之眼看同时代的两位思想家的不同,所以提出了一个假设,假如马基雅维利相遇王阳明。


还是来看看《明儒学案》吧,从中可管窥阳明心学之大。《明儒学案》共62卷,晚明大思想家黄宗羲撰写,有明一代的学术流派,被他一一点来。


全书《师说》为卷首,列方孝孺等25人,其次综述门派,分为各学案即各学派,思想人物以影响大小次第排列,一共241人。


学案体例,一般开始于叙论,介绍内容提要;其次,排列各学派的宗师,陈述其生平及其学脉,并录取各学案著作要点语录,重要的是分出理学和心学两条思想路线。


理学以薛瑄为代表,心学以王阳明为翘楚。将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以崇仁吴与弼、河东薛瑄、白沙陈献章为主;中期,以姚江阳明为主;末期,则以东林顾宪成、蕺山刘宗周为主。


黄宗羲本人出自姚江学派,以阳明为中心,将心学的地理分布一一列出,以姚江学派为主,还有各地王门学派以及由王门而自化的学派。


这些学案占了《明儒学案》大部分,实际上,他把《明儒学案》写成王门学案了。其他学案,或者作为王门的来源,如《崇仁学案》,或者作为王门的背景,如《河东学案》,都是为确立王门学案的主体性而存在的。


所以,黄宗羲很霸气地说,“有明学术,自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可见,他在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学术取向,是倾向于心学的。


《四库全书总目》说黄宗羲“欲抑王尊薛则不甘,欲抑薛尊王则不敢。”“薛”,即薛瑄,为北方理学代表,没什么创新,因其官学地位已定,圣学气质已成,学术格局已经定型,只能守着朱熹的学说传承,坐享王朝中国里的荣尊,缺失了在文化中国的发展性。


心学正相反,因为没被王朝中国裹足,所以能在文化中国里迈步。正如黄宗羲所说的,自从王阳明指出“良知”二字,便人人有个作圣的出路。人人都一颗心,在本心上求平等。


圣人观与君主论


如果马基雅维利再次相遇了王阳明,接下来,他还会问什么?或许,他会问“圣人”,为什么要做圣人?这也是西方没有的。


西方文化教人做公民,中国文化教人做圣人,做人不太一样。做公民,是在国家的制度安排里给个人一个定位,以个人权利来表达国家的意志,做圣人就不能以个人为本位了,而是要以天下为本位,以天下为己任,在天下观里,做一个内圣外王的人。


西方文化立人,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上帝,对于人性的看法,跟原罪有关。中国文化立人,也有个大前提,但不是上帝,而是天地,人是天地之心,立人,就是“为天地立心”。


上帝是人格化的,天地是自然化的,这就决定了对人的看法:人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还是自然的产物?对此不同的回答,就形成了东西方迥异的文化。你是面对上帝,做个有罪之人,神往天国,还是立于天地,做个自然之子,心系天下?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来说,他们是两者都需要的,既需要有终极追求的宗教信仰,也需要具有现代性的人文理想,而做圣人就是一种人文理想。


可马基雅维利显然不懂得做圣人那一套,他的《君主论》里,没有一点儿内圣外王的痕迹,我们从《君主论》中,没读到做圣人的论述,却看到了类似《韩非子》那样的君主专制主义,只可惜,他与韩非同调不同时,与王阳明同时却不同调。


倘若他相遇1700年前的韩非,也许会引为同志。我们不知他的《君主论》有无中国影响,也不知道这位佛罗伦萨的骄子是否读过威尼斯商人的《马可波罗游记》,但他的《君主论》与《韩非子》那么相似,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影子。


《君主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是个另类,有人说,马基雅维利是孤独的,例如阿尔都塞就认为,他在西方文化中,无法归类,无法与其他思想家一起被列入同一个阵营或同一个传统,就像一些思想家被归入亚里士多德传统或自然法传统一样。


如果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那就不一样了,最起码,他不会孤独。在中国“君主论”的队列中,在他之前的先行者,排队已经排了一千七百多年,即便与他同时的王阳明,对他的《君主论》也不会陌生,反而会觉得是老生常谈。


因此,马基雅维利有可能搞不懂阳明的圣人观,但阳明一定能懂他的《君主论》。


圣人观,是对君主论的扬弃,既有扬——表扬,也有弃——放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君主专制主义的高级阶段,有了圣人观,何必君主论?


圣人观,能包含君主论,但必须是用人民价值论和圣人革命观改良过的君主论,像《韩非子》那样搞法术势的君主论是不行的。


对于法家之术,王阳明当然熟悉,那是王朝政治的死角,是国家本质的人欲烙印,圣人观就针对法术势的局限性提出来的,是改造良方。


王阳明以为他发现了那局限性的根本,那根本就在人心,叫“心中贼”。马基雅维利不懂“中国心”,当然,也就不知道有“心中贼”,但他知道,如何能“灭山中贼”。“灭山中贼”,他有《兵法》,“灭心中贼”他就不知所云了。


古代西方人不太喜欢写兵法,古希腊人有战史,没有兵法,罗马人也一样,就连亚历山大和凯撒那样不可一世的帝王和统帅,也没有留下一部兵法,更没有人为他们写兵法,而那时的中国,却是兵法盛行的时代,出现了兵法大典《武经七书》。


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写兵法的人,比中国晚很多。到了东罗马时期,才有两位皇帝,从莫里斯一世到利奥六世,前后约三百年,写成《战略》和《战术》。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曾说,拜占庭人继承了太多缺点,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些胜利,也不过是偶然的好运而已。但写兵法,不是从罗马人那里继承来的缺点,而是拜占庭人,也就是东罗马人自己开的头,从此,欧洲就有了专门的兵法。


也有人认为,东罗马人的胜利远比失败多。若把胜利同运用兵法联系起来,这中间或多或少,要归功于那两位写了兵法的皇帝。胜利多了,国运才能长久,西罗马与汉同时,但比汉朝要长,东罗马与唐同时,也比唐朝要长,两罗马约千余年,超过了汉唐盛世。


还有人认为,罗马人的兵法成就,西欧人18世纪都难以企及,除了东罗马两位皇帝,也应该包括了罗马人的后裔佛罗伦萨的公民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写了《君主论》,还写了《兵法》,它们是配套的。写《君主论》,是罗马人的一种宿命,那君主的原型,可以说是凯撒或亚历山大,在他们身上,反映了从表达国家独立性到追求世界统一性的历史进程。而君主,就是统一性化身,所以,就需要有一本教人做君主的《君主论》教科书。


由于世界市场尚未形成,贸易难以担待世界统一性的历史使命,所以,战争,依旧是运载历史向前的车轮;军队,仍然是引导世界统一性的引擎;君主,作为统一性化身,要时刻准备着用兵,所以,要有教人用兵的《兵法》,为了统一而争夺天下。


这样的君主,在马基雅维利之前,有凯撒和亚历山大,在他身后,则有希腊化的彼得大帝和罗马化的拿破仑,他们都是被《君主论》呼唤出来的政治幽灵,他是他们的先知,也是他们的先师,《君主论》通过他们,成为了一种世界理念和国家精神。


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在西方被视为异端,在中国则早已见惯。有人说,他开始用人的眼光而不是神的眼光,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国家,这在西方,当然是一次思想解放,若搁在中国,就算不得什么,周公在三千年前就这样做了。


如果停留在“人的眼光”上,那么国家机器还会保留人性温暖和人文之光,无论神权,还是王权,都可以包含在人道主义里面,可惜转向了君主专制的眼光。用君主专制的眼光来看国家,就会开放国家原罪,放出利维坦。那《君主论》里的利维坦,岂不就是个“主-奴结构”的君王?


是的,由此可见,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原野上,可以文艺复兴,但难以产生新的政治思想。


马基雅维利的出现,虽然促使西方政治学从神学转向人学,但他并未从神权转向人权,而是从神权转向王权,没有确立个人本位的新的政治立场,而是习惯性地将自己投怀送抱给了君王,将古典政治学彻底抛弃。


直到西方近代文艺复兴,逼着西方政治学重回“人学”,在认识“人的自我”中发现政治上的个人权利……从此,西方政治思想,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由英法两国担当。


心学的霸气


王阳明,也是从“认识自我”——“心学的维度”上来思考的。但他的思想路线,没有通往个人权利,而是另走一路,走向个体人格,其政治路线也没有通往“三权分立”,同样,也是另走一路,走向了“内圣外王”。


个人权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短板,在君子小人之辨中,被列入小人范畴。儒家文化的理想国,是个做圣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君子人格共同体,但政治上的小人,又不像军事上的敌人那样分明,所以,战胜小人不能用兵法,而要用心法。


做圣人,要有霸气。陆九渊曾说过“六经皆我注脚”,延续了孟子一脉的霸气。


心学的霸气里含有兵法,陆九渊虽未打过仗,但他曾任“知荆门军”,有这样的机会,他便依山川形势,从容部署,访求勇士,研究恢复大宋方略等,已显兵家风范。


而王阳明,则是众所周知的大兵家,他那两手破“贼”功夫,用兵破“山中贼”,讲学破“心中贼”,两手都很老辣,连曾国藩也得佩服。


兵法之本,在于立心,以不变应万变,在乎一心。立心以定,而有主体性;立心以慧,而有能动性。而心学,在本体论和宇宙论上,打开智慧之门。


“知行合一”,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完全打开了。心法即兵法,心学即兵学,是王阳明的独自体贴。阳明用兵,一生无败,学生问他用兵之术,他说:用兵有什么术!只要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就是术。胜负就在于“此心动与不动之间”。玄妙!


对于朱、陆异同,他是倾向于陆九渊的。他指出,程朱理学,亦步亦趋,尚要“追寻孔孟”,而九渊“简易”,直接就从孟子那里来,所以,更加亲近,更为贴切。


但陆九渊也有粗处,“致广大”是够了,“吾心即是宇宙”,够大了。可“尽精微”还不够,只一句“心即理也”,没能说清楚“理”的来源处。


“理”从天上掉下?还是从心上来?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若从天上来,那就是天理,从心上来,便是“心的条理”。他只说了心与理统一,还没有分别心与理哪个第一,所以,未能“精一”;还承认心之外的天理,还要到心外面去格物致知,这就不是“知行合一”。


在格物致知里,“知”和“行”分作两段,先知后行。而阳明心学认为,一念起时,是知,也是行,当你知时,就是行了,当你行时,就是知了,本来分不开,是为了理解方便才分作知和行两段,不要忘了知行原本不分。


因此,在认知上,“格物致知”是必由的阶段,陆九渊说“心即理”,未言“心外无理”,就是还没有走出来,而他,王阳明,终于走出来了!


他怎样走出来呢?要超越,再超越!不仅要超越程朱理学,还要超越陆九渊的心学,回到孔、孟去,走向尧、舜、禹,进入心本体,是文明之根。


他这番觉悟,不是从老旧的书中来,而是从荒原来,从瘗旅来。那里,文明不在,历史不在,只有心在,恰如尧、舜、禹时代。脱去历史,剥落文明,王阳明的孤独,孤独到只剩本心了。而他的本心一动,便是“致良知”。


还有死亡,四十大板啊差点把他打死,每一板子,都在告诉他,“存天理,灭人欲”,究竟是什么意思!打他的,是太监刘瑾,太监代表了皇帝,而皇帝代表天理。他挨了打,活该!在天理跟前,没有人权,只有人欲。


据说,刘瑾生杀予夺,会有暗示,行刑的太监,要看他的脚,他的两只脚,摆成外八字,就是放一马的意思,摆成内八字,那就得死。挨了一顿板子,这还不够,还要将他贬到贵州龙场驿。


在恐惧的荒原里,他孤独若处子,看到了文明的生机——“良知”。


后来,他将自己的心得总结为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文明的根柢是良知,格物就是“致良知”。


他从根本上倒转了“格致”,不是格物致知,而是以良知格物。这不是文字游戏,他成了倒转中国传统思维的哥白尼,从内心深处以“良知”“格物”,看似不经意,实为大手笔,思想回到荒原,文明从头开始。


此番觉悟,缘起于贵州龙场驿悟道,从龙冈书院讲学开始。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书院讲学,书院开在荒原偏僻山中,一没书二没钱,一无所有。


还真有人跟他走,不仅跟他走,还与他心连心,帮他建书院。他发现,人与人交往,可以没有书,也可以没有钱,人一无所有了,只有“吾心”与“吾心”的相印。人人都有理解心,那是“良知”;人人都有同情心,那是“良能”。以“良知”和“良能”交往,回到文明原点。


在前往贵州途中,路过长沙,他专门去了岳麓书院,就像龙应台说得那样:我到长沙,什么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条小路,那条小路就在岳麓山里,没有名字,有青苔或落叶铺路。王阳明就从这条小路,通往岳麓书院。


到了20世纪末,龙女士走在这条小路上,她在想,这千年书院为什么“时而房舍巍峨,书声琅琅,时而断垣残壁,鬼影幢幢”?这样的情形,不仅出现在书院,还出现在思想者身上,例如朱熹,究竟是什么使他的形象变成“断垣残壁”,使他的思想变得“鬼影幢幢”?龙女士有断语,可王阳明会怎么想?


当他从贵州回来,再次走在这条小路上,他依然还是“反求诸己”,从内心深处拿出良知。最根本的解决,是政治解决,还是道德解决?他认为,是道德解决。他不知道在“君君臣臣”之外,还有其他途径和方式的政治解决。


那就用良知来照亮一切吧!它的光源,就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吾心光明”,吾心好似一盏灯,那是良知的光芒,洒落在书院的那条小路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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