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录：现代化十六讲（之十一，现代化的本质和铁律）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发现，当进行社会分工和交换的时候，最终创造出来的价值反而更高。他用两个人的交换来比较：两个人做两件不同的事，即使第一个人两件事都比第二个人更有能力，可是当他集中精力做他更有能力的第一件事，让第二个人做他相对更有能力的第二件事，他们创造出来的价值，互相交换后合起来反而更多。他的定律说明社会分工、社会交换会创造出利益，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贸易从古至今都是财富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他用公式1+1〉2来表达这个意思，即增加的、交换的人数越多，市场越大，创造出来的增量就越多。所以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个规模经济。

在现代3.0文明时代，由分工交换产生的增量又进一步被放大，这是因为人的知识是可以积累的。单纯的商品、服务的积累不太容易，但人的知识积累比较容易。知识思想交换时出现的情况是1+1〉4。不同的思想交换的时候，交换双方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思想，获得了对方的思想，而且在交流中还碰撞火花，创造出全新的思想。3.0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科技知识与产品的无缝对接，知识本身的积累性质，使得当现代科学技术在和自由市场结合时，无论是效率的增加、财富增量、还是规模效应都成倍放大。知识增长的程度几乎无限，且一直处在一个爆发的状态。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人类知识大约每十年就会翻倍。由于知识近乎无限的爆炸性增长，最新科技能够提供的产品几乎是无限的，能够降低的成本几乎也是无限的，这就和人的需求无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不断累进增长的现代化经济。

通过自由市场机制，现代科技使产品种类无限增多，成本无限下降，与人的无限需求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现代3.0科技文明。经济开始出现以累进地方式增长，似乎毫无上限，这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整个经济进入到了一个可持续的累进增长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3.0科技文明的状态，也就是通常人们讲的现代化。社会鼓励现代科技的学习、传播和创新、经济系统可以无障碍地与现代科技结合，以科技为主导的经济因此可以持续地累进增长，这就是现代化的本质，这样的社会国家我们叫它现代化的社会与国家。

斯密与李嘉图的理论解释为什么分工与交换不仅适合国家内部，也适合国家之间的市场交换，从中不不难推论出为什么市场本身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当参与的人越多，交换的人越多，它创造出来的价值增量也越来越多，越大的市场资源分配越合理，越有效率，越富有、越成功、也就越能够产生和支持更高端的科技。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进化、自我进步、自我完善的机制，现代科技的介入使得这一过程异常迅猛。这样在相互竞争的不同市场之间，最大的市场最终会成为唯一的市场，任何人、社会、企业、国家，离开这个最大的市场之后就会不断落后，并最终被迫加入。一个国家增加实力最好的方法是放弃自己的关税壁垒，加入到这个全球最大的国际自由市场体系里去；要想落后，最好的方式就是闭关锁国。这就是3.0文明的铁律。

二十世纪所谓的道路之争恰是对3.0文明铁律的反证。苏联华约组织市场一度也很大，但不是自由市场机制，效率远不如当时美国和战后欧洲建立起来的共同市场，短短三十年后，整个苏联体系相比全球主流市场越来越落后，最后在冷战中失败，被迫加入到一个大的全球市场。再比如毛时代中国的自力更生，闭关锁国。另外，受到国际经济制裁，被迫退出国际共同市场的国家比如伊朗、缅甸、古巴等等，其后的经济表现也是很好的反例。抑或是假设德国在二战的时候胜利了，建立起另外一个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欧洲经济体系，我看它的结果也未必更好。因为它的市场虽然也很大，但是它不是一个自由市场，这样科技和市场的无缝对接就会有问题，它不会呈现出像美英市场这样不断自我提高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的结果可能和苏联华约的结果差不多。

最早的自由市场一旦在英国、环大西洋、英国美国之间形成，就表现出很强的不断自我改进、自我进化的态势，效率不断提高，规模也越来越大。一旦它成了最大的自由市场，此后所有其他的国家实际上只能选择加入它。凡是其他单独成立的市场体系，最后都不如这个最大的市场更加有效率，时间一长就会变得落后，所以最后大家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加入这个最大的市场。这个过程到了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东欧解体，加入到国际自由经济，中国也彻底加入到国际市场以后，全世界就形成了一个唯一的、统一的国际自由经济市场，我们今天叫它全球化。这是一个可以预测的结局，是3.0文明铁律的必然结果。全球化以后，商品、服务、科技、金融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整合、拓展、加深，让离开这个市场的代价越来越大。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市场交换所引起的规模效应在2.0农业文明也同样存在，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没有产生这样极端的全球化结果？主要原因就是在2.0时代，还没有现代科技，产品十分有限，成本下降空间也非常有限，当贸易尤其是不受政府管制的民间贸易产生的时候，财富也会增加，分工也会增加，但是这个增量不是无限的。当土地、货币等生产资料集中到一定程度，社会分工需要进一步加深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一些动荡和不稳定的状况，政府通常就会以安定社会和民意的名义出面干预。比如在中国通常以国有专营的各种方式与民与商争利，以均贫富稳定社会，这样既充实国库，又使得实际执行官吏中饱私囊，一举三得，这样的措施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2.0农业文明由于光合作用的能量转换本身存在发展的天花板，不能够突破五大挑战，应对五大挑战的有效办法仍然是建立起一个高端政府，因此高端政府对于民间经济的管制几乎就成为一种必然。比如在中国，在过去几千年里，由于政府的管制，民间经济常常在自由、繁荣、管制、重新开放的循环之中。商人的利益和财富也会随着这只看得见的手变幻莫测，以至于对运气的信任成为中国商人的集体强制记忆，甚至渗透入了中国文化，即便到了今天，在全世界所有的赌场里都还可以看见中国人在实践自己对运气的信念。同样的道理从官方角度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成为传统实践的一部分，一直到今天，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也成为中国几千年历史造成的条件反射式的选择。

那么究竟中国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说当不断进步的科技与自由市场结合使整个经济进入了一个可持续地累进增长的状态时，这样的社会就进入到了3.0文明现代化时代。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已经具备了雏形，但是还不完全自由，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只手还是在一个调节之中，常常还会左右互搏。现代的科技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学习和传播，但是创新力还不足。科技和经济的无缝对接现在还没有完全完成，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三十几年，但是还没有进入到一种自动的可持续增长的状况。中国现在显然还没有处在现代化的状态，但是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的雏形，所以说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在2.5以上的文明状况，正在向3.0的文明状态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