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玉鉴琼田（ID：YJQIONGTIAN），作者：周琼（银行从业者，经济学博士)，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

钱颖一曾引用这句话，并指出：“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要真正懂得其他国家，毕竟隔着地理空间，更隔着语言和文化，殊为不易。

即使我们学了英语，可以看英文书籍材料，但如果没在英美国家长期生活过，很难说对其理解多么深入。

而德国、日本等国家，因为多数人不懂德语、日语，无法直接看原文著作，了解就更少了。

《回望平成时代的日本经济》作者李海燕，1995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学习和工作近二十年，既对日本社会有切身了解，又博览相关书籍。

他从一桥大学商学部硕士毕业后，先后在日本大型银行、跨国房地产投资基金、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公司等工作。2010年回国，此后又在日本开展投资工作，广泛接触日本各界人士。

作者抱着想彻底了解日本制造业强大的秘密的学习研究心态，收集了日本很多大型企业的公司史等书籍，长期研究明治维新之后各产业的发展历程。

本书资料翔实丰富新颖，又有作者自己思考得出的观点，非常值得一读（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此书）。

一、日本失去了什么，保持了什么

1988年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出版了他的名作《大国的兴衰》，结尾对主要国家在21世纪的发展作了一些预判，日本一节的标题叫“进退维谷的日本”。

作者尽管指出了日本面临的很多困难，从亚洲国家对日本的赶超到美欧对日本出口越来越强烈的敌视，以及日本的老龄化，但还是认为“日本的经济有巨大的创造性，十分繁荣，并且越来越具有创造性，越来越繁荣”。

他和很多人一样，都不可能预见日本马上出现的泡沫经济破灭。

平成是日本第125代天皇明仁的年号（1989年至2019年）。作者对日本为什么出现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作者不赞成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观点），剖析得颇有深度，除了通常认为的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还有日本国内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

国际环境原因是冷战的结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美国的信息革命，使得日本的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被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所取代和转移（90年代，日本的人工成本是韩国和台湾地区的2~3倍，是中国内地的10倍以上），互联网时代的产业制高点又被美国所占据。

从硬件方面，苹果等智能手机的功能代替了很多的产品，从手表、闹钟、电子计算器、数码相机、游戏机、车载GPS导航仪，到CD和DVD播放器、随身听、电视机、录音笔、传真机等。

而这些产品，日本企业都是数一数二的生产大国。2007年苹果iPhone的推出是日本电子行业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从软件方面，因为人口数量劣势，日本在社交软件上难以发展出全球领先企业。

国内原因是追赶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走到了尽头，终身雇佣制等制度安排不适应新的环境，日本的公司做大后产生了大企业病，企业家精神消退，经济金融政策出现失误，以及人口老龄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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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经济低迷30年，但是日本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高的国民素质没有任何动摇。”日本人平均寿命世界第一，反映医疗水平、生活水平、环境、治安等各方面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

2005年以后，日本经济从“短小轻薄”进一步进化为“高精软远”，软实力增强，国际化提升，产品品质很高，在许多领域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

二、日本的财阀/企业集团

日本和中国同为亚洲国家，而且历史上日本曾以唐朝为师，但日本文化和中国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差异，政治体制也不同。

日本的一些成功经验，根植于其文化，有独特性，且优点和缺点相伴而生，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而且日本也在改变。比如日本的财阀/企业集团和其中的银企关系。

“日本能够在100多年时间内经济方面成功赶上欧美，财阀这一特有的产业结构发挥了极其特殊的作用。在明治维新之后的50年，日本形成了十多家财阀。直到今天，日本传统行业的大部分大型企业，都是明治时期成立的财阀企业发展来的。”

“‘二战’之后，美国认为财阀配合了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和扩张，指定日本大型财阀解散，禁止财阀创业家族的一些成员担任企业高管，财阀企业被分拆为众多的小公司。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被分拆为零散小企业的财阀企业又悄悄地合并，变回原来的大企业。”

“战后，日本的财阀逐渐形成了六大企业集团，或者说企业系列，也就是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一劝、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财阀企业分别融进了这六大企业系列。”

“这些企业系列大多有20~30家企业，分布在造船、化学、建筑工程、钢铁、有色金属、汽车、交通、房地产、商社、银行、证券、寿险、财险、租赁、石油化工、建筑材料、电机、远洋运输、精密仪器、纺织业、军工等领域。”

“笔者认为，战前的财阀和战后的企业系列为日本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六大企业系列的核心就是所谓的主银行。经过平成时代的反复合并，三井和住友银行合并，三菱银行和三和银行合并，富士银行和第一劝业银行合并。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六大企业系列变成了三大企业系列。也可以理解为日本的银行在企业系列中的相对地位下降了。”

作者分析了企业集团的五条特征，第一条是：“大型商业银行承担了给同一系列的企业融资的功能。由于是一个系列的兄弟公司，降低了信息的非对称性，降低了交易成本。”

“如果企业陷入困境，日本的银行往往会派出银行的人才到企业去担任高管（一般是负责财务的副社长或者社长），去重振企业。”  

第二条是：“系列里的企业处于交叉持股的状态。一家上市公司，往往被同一个系列的兄弟公司持有20%~40%的股票（每一家企业一般持有1%~10%）。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是不用担心企业被外国企业或者日本其他企业敌意收购；二是由于是兄弟公司的交叉持股，大家不用在意短期的股价的上涨或者下降。”

“企业经营者可以从长期的角度去考虑公司的发展，而不是为了短期的股价或者资本运作去做一些投机取巧的事情。兄弟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也明显下降。”

日本这种包含金融机构的大型企业集团，都可算是金融控股公司（符合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9月发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的定义）。企业集团中的银企关系安排，有其优势，但只学其皮毛和表象会失其精髓。

日本的企业集团中有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对企业获得稳定的融资非常重要，但企业集团还是以实业为主，既不主要依赖于银行获得利润，也不会把银行掏空来给企业利益输送，产业和金融形成了互利互惠的良性关系。

而中国，既有和日本类似的中信集团、招商局集团等实业和金融都比较强的优秀企业集团，也出现从德隆系到明天系等民营企业集团，做实业没有形成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靠控股参股金融机构和一系列财技腾挪扩张，出现：

“虚假注资、循环注资、隐形股东、违规代持、违规一致行动人、股东不当干预、向股东输送利益等深层次高风险问题”，最后企业集团难以为继，也影响银行的发展。银保监会认为，“股权关系不清、股东行为失范是近年来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丛生的根源。”（银保监会《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

为什么中国和日本会形成这种差异，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这种股权纽带下形成的银企关系，我们难以简单效仿。中国人民银行曾于1996年颁布《主办银行管理暂行办法》，但实际效果不佳。

银保监会2018年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联合授信牵头行，类似于主银行，但此制度也未得到普遍推行。

德国、日本这种有主办银行制的国家，企业和主办银行间多数有股权关系，银行人员还进入企业的董监事会。

而在中国，银行持有工商企业股权原则上是《商业银行法》所禁止的。工商企业入股银行，成为关系人，相关监管规定对关系人贷款有诸多限制，但一些工商企业股东又在实际上突破这些限制。

在中国，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在银企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在存款、理财、贷款、债券承销等金融服务中可以选择利率和费率报价最优惠的银行，可能会选择几家银行作为主要往来银行，一家银行很难成为其“主银行”垄断其金融服务。

而出现问题的企业，一般是最大的贷款行成为其债委会的主席行，也是无可奈何。没有股权纽带，银行和企业间虽然可能有长期服务结成的信任合作关系，但可能不那么牢固，银行需要为股东、债权人负责，择机退出市场前景不佳的企业。

总之，在没有股权关系纽带下，难以推行真正的主银行制度。

也许，现在也不需要大规模效仿。在工业化时期，企业经营相对稳定，银行给予持续的支持有助于企业扩张，而在后工业化、信息社会，商业模式变化快，银行很难长期不变服务一个客户，随着企业的优胜劣汰，金融资源也需要配置到新的企业。

日本这种稳定的银企关系模式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发挥积极作用，但泡沫经济破灭后，银行仍然不得不支持僵尸企业，是日本市场出清慢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美国的银企关系更为商业化，进入退出也更为灵活，企业该破产破产，每次从经济金融危机后市场出清恢复较快。这也是美国和东亚文化不同的体现。

三、日本企业的一些特点

作者重点写了日本很多产业和企业的情况，既写了很多优点，也写了存在的问题。

日本企业大都比较长期主义，有工匠精神（“坚守和不断提高是日本工匠精神的本质特点”），有长期稳定发展的企业文化。国家也重视保护产权，给企业一个稳定的经营环境。终生雇佣制等一些制度安排，曾发挥积极作用，但后来导致企业的冗员、大企业病，效率降低、成本提高。

1. 长寿企业众多。

“日本的皇室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存续时间超过2000年的皇室。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催生了一大批长寿企业。创业超过100年的企业，在日本有2万家以上。”

“日本的许多长寿家族企业，都有家训和家督，对子孙的个人修养和经营都有一定的规范。”“长寿企业是社会高度信赖的标志，是社会安定、文化有序传承、产业和技术稳定发展的定海神针。”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次改朝换代，都是重新洗牌的大震荡。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民营企业也都断层了。改革开放后才再次出现民营企业。所以从企业家精神如何培养到家族企业如何传承，都面临新的课题。

2. 善于消化吸收改良。

“研究日本传统大企业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在发展的初期，几乎所有企业都有购买外国专利、聘用外国人、日本企业高管海外考察的经历。”

“日本很多知名的企业，在过去都是合资企业或者是与外国企业合资设立过合资公司。比如GE公司在‘二战’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东芝公司的大股东。东芝公司的大部分产品，都是从GE公司导入技术生产制造的。”

“丰田汽车一直到80年代末，始终都在拆解美国通用汽车的汽车。通用汽车每推出一款新车，丰田汽车都要进行彻底的拆解和分析，进行逆向开发或者吸收其中的一些技术元素。其他行业也基本上都是类似的，都在紧紧跟随美国和西欧的全球领先企业。”

“日本在消化吸收外来技术之后，往往会进行改良和提高，之后会有再创造。”从硬件到管理，日本非常善于学习之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19世纪日本的纺织机最初是引进学习英国的，但1925年丰田织机的创始人丰田佐吉发明的自动纺织机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纺织机。英国的知名纺织机械公司向丰田织机支付了100万美元的专利费购买丰田的技术。

“大工业生产模式（也就是福特生产方式）是在美国诞生的。但是日本企业进一步细化了这种产方式，诞生了丰田生产方式。80年代以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制造企业都不同程度学习和研究过丰田生产方式。”

——这种对外来技术的钻研和改良精神，中国企业可能大多不如日本。汽车产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企业和外资成立多家合资公司，要“以市场换技术”，但这一美好构想基本落空，被称为是“汽车制造业最大的笑话”。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曾指出，在合资企业中，合资形式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的绝大部分是外方产品的生产许可权，即根据外方提供的成型设计进行组装，“中方企业很难对引进的产品进行任何修改和创新，在引进生产权的盈利模式下逐渐丧失了自主开发的动机、信心和能力。”

3. 文化的积极影响。

“茶道、花道、和服等都是代表性的日本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对茶舍、用具、仪礼等也进行了无微不至的改进，这极大地丰富了日本人的感性。而感性是支撑艺术创作和产品设计的最重要因素。”

“日语中保留着完整的敬语体系，日本人的礼貌也是全世界知名的。日本的礼貌和敬语离不开宗教的长期流传和皇室的长期存在。在现代社会，日本人的礼仪和礼貌成为日本服务业重要的竞争力。”

“日本传统的工匠精神和Omotenashi精神（以最尊敬的心情为客人提供服务、款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工业化大生产方式完美融合进化，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日本国民的富裕，富裕的国民对传统文化又形成了一个更高的精神需求。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展和现代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互动。”

“日本的发展经验说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不矛盾的。不仅仅不矛盾，而且对经济的健康发展能够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中国产业正处在升级的重要关口，如何培养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文化，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与日本文化以精致、精细为主流相比起来，中国文化虽然也有精致的一面，但更普遍的是比较粗放、粗糙，也反映在制造业、服务业上。除了历史的原因，可能也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德国、日本制造，都经历过从低端到高端产业升级的历程。

作者分析了不少重要产业。其中讲到日本半导体产业为何80年代后期超过美国，90年代以后又被美国超过。

有多方面原因，有一个原因既是日本80年代成功的原因也是90年代失败的原因，就是美国英特尔等是专业半导体公司，而日本基本上没有专业半导体企业公司，生产半导体的是综合电机公司（东芝、索尼、松下、日立、夏普等）的事业部。

好处是综合电机公司“生产的范围非常广泛。这些企业生产半导体首先使用到自己公司的众多产品中。”在70和80年代，综合电机企业“可以用其他领域（比如家电）的利润来支撑半导体事业部的研发费用或者赤字”。坏处是不够专业化和战略投入不足。

“这些综合电机企业在90年代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一些企业（比如东芝）已经是百年历史的企业，机构庞大臃肿。其他的一些企业比如索尼公司，第一代创业人也都退出了经营一线。这些产业难以进行业务的选择和集中战略，错失了重新振兴半导体行业的机会。”

“半导体虽然重要，但是不是终端产品，总的销售额比较小。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日本的综合电机企业的社长基本上没有从半导体行业晋升上去的，他们对半导体没有充分的理解。”

——某一项业务或产品，有时在一个大的集团内借助其他子公司的力量、协同发展更重要，有时有独立自主性更重要。

作者后面讲财阀时也写道：

“母公司控制到什么程度，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是一门艺术。”作者从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的经验还总结了一个规律，“某个国家或者地区半导体发展速度快或者成功实现对发达国家赶超的时候，都是第一代创业家在半导体企业负责人的位置上，而且许多企业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和发明家。”

作者分析了为什么经历日美贸易摩擦，日本汽车行业的竞争力还是很强，而半导体行业明显下降，根本原因还是日本的工业生产体系适合缓慢进化的工业产品，但许多时候不适合崭新的创新和转型。半导体行业的进化和发展速度，远远高于汽车行业。

日本很多情况和中国现在面临的都很类似，比如经济发展后，企业的人工成本、环境和合规成本的上升。“许许多多的日本企业，都通过艰苦的研究开发和经营发展的转化，把外部环境的压力改变为企业升级发展的动力。”

——中国的企业，正在经历这种变化。

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很多企业更重商业模式，而对技术研发投入不足。

美国擅长从0到1的创新，中国擅长从1到N的复制、规模化生产，日本则既有在美国基础上的优化，也有不少重大的技术创新。在工匠精神方面，中国确实需要学习日本。

中国社会和日本相比，似乎整体还是比较浮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物质匮乏到丰裕，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成为世界工厂，从1到N的复制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老大的技术封锁打压，更凸显从0到1的宝贵稀缺。而从0到1的原创创新，似乎还是美国这样宽松开放自由的环境，以及发达的资本市场，更能够哺育。

四、总体感受

本书有15章，按照主题来写，比如“为什么日本拥有高技术但不能达成高经济增长”，“日本的长寿企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作者对平成时代日本企业大规模并购的作用，安倍经济学的效果，日本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之道，都提供了很多中文世界过去没有的信息，作出比较有高度深度中肯的分析。一个小瑕疵是个别段落信息各章间略有重复。

看此书也颇使人唏嘘。很多事祸福相倚，利弊互相转化，有的短期看是好事，长期未必，反之亦然。

比如日本的战败，反而使日本在美国羽翼下不用搞军备，一心一意发展经济，那时日本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而此后中美分别从高端和低端市场对日本进行了挤压。

有的事刚出现谁也料想不到其深远影响。比如苹果公司推出iPhone手机，成为日本电子产业兴衰转折点。日本的低生育率、老龄化，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

2010年日本到达其总人口的历史高点12807万人，2019年是12627万人，日本又不愿意放开移民来增加人口。

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观天下》中，李光耀很不看好日本，核心就是日本的人口问题，他指出：“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人民的命运。人口萎缩意味着国家的力量正在减弱。”

“一个老龄化的人口将无法维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让经济不断发展的是年轻人，而日本缺乏年轻人。”

历史有必然，有偶然，有内因，有外因，各种因素共同塑造了“国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日本是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学习借鉴和需要避免重蹈覆辙的都很多。

但是日本的经验不容易复制，有的教训可能也不容易避免。

但我国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相比日本，内需潜力更大，更能够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信会有更好的国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玉鉴琼田（ID：YJQIONGTIAN），作者：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