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录：现代化十六讲（之十四：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政治预测）

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在政治上的一个伟大制度创新就是宪政民主制。宪政民主制从思想上源于启蒙时代的君权民授论，就是政府的权力源于公民的认同和授权。这是在轴心时代民重君轻思想上的发展与延伸。宪政指的是有限政府，既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制约。一方面，一国之中没有任何人的权 利高于宪法。同时，个人权利与自由得到宪法保障，政府不得随意干预 。宪政下的民主则指公民参与选举政府及政治权利分配的制度。 从实际政治发展、演化历史上看，宪政民主制反映的是伴随着3.0文明的出现，商业人士在社会中地位的上升，及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作用的变迁。代表新型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开始进入政府，使政府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在经济活动中从管理、干预过渡到辅助作用，充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提供、保护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思想、言论自由空间。

宪政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历史上成功的宪政民主国家通常是宪政先于民主，财产权、经济自由早于选举权、政治自由。以最早也最成功的宪政民主国家英国为例，1830年，英国已进入3.0文明时代，宪政也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公民也有了充分自由，但是此时英国公民也只能投票选举下议院议员，而有投票权的人占总人口不到2%。 尽管接受君权民授，授权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治权力的分配，最早从皇权到了诸侯， 再后来到了有产阶级选举权。选举权在有产阶级里，又从大产开始，逐渐扩大到中产、小产，后来到了男性白人、女性、有色人种，最后演变成任何成年人都可以投票。就英、美实践看，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并随着经济发展的上升而逐步扩大。选举权的平等是从资格平等开始逐步开放，到了最后，当西方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高度，几乎人人都成为中产阶级，都受到基本教育后，才变成了成年人一人一票，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过程直到二战结束四十年代末才真正实现。

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以选举结果来划分，人人都有可能，公开、透明、机会平等，所以这套制度有自己的合法性，也比较公平，有持续的生命力。

英美宪政民主制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英美社会平缓步入3.0文明，政府基本上不干预市场活动并在国际间推行自由贸易，公民有充分的自由、财产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的民主权利随着经济收入增加，逐步、缓慢开放。英美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制共同造就了经济、政治上的机会平等，塑造了3.0文明的西方典范，并构造了在当时最有效、最大的自由市场体系。由于3.0 文明铁律的规模效应，这一市场最终成为今天全球化的国际大市场。

但是宪政民主制也有它的弊端。在充分民主的情况下，民意政治更能代表局部、短期利益，而常常与整个社会的整体、长期利益相矛盾。金钱在选举过程中的腐化作用更是雪上加霜。矛盾不可调和时会让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长期政策近于瘫痪（比如今天的美国国会）。邱吉尔的名言“除了我们已经尝试了的其他政治体制外，民主是最坏的了”并非仅仅是幽默。

再看中国的科举制，科举制的特点之一就是政治权力的资格制，人人都可以通过公开、透明、公平的考试、考核竞争机制获取分配政治权利的资格。通过对学习能力和治理能力的考核来选拔最优秀的人，政府选贤任能，把最有能力的优秀人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社会上人人都有平等机会进入政府，从平民中选拔出的大量政治精英又让政府具有超强的远见与执行力。这一伟大的制度创新让中国在一千多年中领先西方，领先世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成功的文官系统、职业军队都多少受科举制某些方面的影响。

同样，这一制度也有它的的弱点。 首先，科举制仅限于官僚体系，受皇权领导，而皇权是血统制，不是资格制。血统和能力没有必然关系，所以就造成了历史上中国整体政治受制于皇帝能力影响，明君和昏君差别巨大。对比慈禧五十年的统治和同期的明治日本、西方的差别，让人不得不扼腕长叹。另外，由于在农业文明时代政治通常是平民精英唯一的上升渠道，官员有更强烈的动机将政治权利转化成经济利益，官僚腐败成为不可根治的硬伤。

尽管有这些弱点，科举制仍不失为2.0 文明时代最伟大的制度创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长久的历史中维系一个人口众多、土地广阔、社会相对稳定的国家，科举制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中国政治仍然受科举制影响，资格观念依然深入人心。

科举制没有能解决最高权力的选择及其合法性，同时它面对的是2.0农业文明时代的挑战，对于3.0文明时代对政府提出的特殊挑战略显不足。宪政民主制诞生于3.0文明时代，恰恰对科举制的弱项提供了许多有益实践。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演进方向，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东西方两大制度创新，既科举制与宪政民主制的有机融合。

3.0科技经济需要政府保障公民财产权，提供科技创新的必要自由空间，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为此，司法需要逐步独立，使法律既能制约政府行政权力又能保护个人权利、自由；军队等国家工具受制于国家宪法；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宪政国家。

同时逐渐开放公民政治参与，但是与西方相比，参与方式将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比如政府也通过选举取得合法性，但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需要赢得的资格。职位越高，资格要求也越高，选举人及被选举人越少，层层递进。比如说在村子或街道里，成年人一人一票自治、自理。国家公务员则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高职位则对学历、政绩、品德、民意更高要求，资格与职位相当，到了最高国家领导人，则在极少数拥有最高资历的人中平级选出。这是一种资格选举制，就是通过考试、考核、有限选举的结合方式选贤任能。在实践中，保持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当。从历史经验上看，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与经济发展程度直接相关。经济处于低等发达时，经济发展是第一要求；中等发达水平时，对环境保护、生命安全要求更高（比如今天的中国大陆）；到了高度发达水平，对政治参与的要求达到最高（比如今天的香港、台湾）。

执政党作为中国唯一现代政党，为了更好地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并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机会， 也需要对全社会开放，通过考试、考核，公平竞争， 让人人都有机会凭本事参与政党内部权力的分配。在适当的时机，将政府高级主管的工资水平与社会、商业同等高管工资水平挂钩，建立指数对应关系，以高薪养廉。同时，大力削减政府权力，尤其是削减在经济领域里的权利，管理权从正面清单逐步过渡到负面清单。在此基础上，实施对腐败的零容忍。以严苛的法律、无情的党内纪律、媒体监督、民意举报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将腐败控制在最狭小的范围内。

完成这一系列改革后，在中国社会中将出现经济、政治两个对全民开放、机会均等的上升通道，大量社会人才进入市场经济领域，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同时也有大量有公益精神的人才流入政府，通过资格选举制，选贤任能，在宪法限定下，精英治国。

人类从本性上追求结果平等，接受机会平等。凡提供机会平等的社会都可以持续发展，长治久安。

中国自1840 鸦片战争之后，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与昏政之中。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中国第一次有了专注于现代化建设的国内外环境，在随后的三十几年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卓著成就。在中国从2.5文明向3.0文明的迈进中，自然会遇到上述讨论的各项挑战。但是，自1840至今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中，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的环境和条件，在今后的几十年中，面对挑战，解决问题，并最终向3.0文明演进，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彻底实现全面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