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流水线：网络写手与资本博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张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福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原文标题：《创意流水线：网络文学写手的劳动过程与主体策略》，头图来自：《翻译疑云》剧照

摘要：本研究在劳动过程的理论视角之下，探讨了网络文学生产进程中的劳动控制和抗争如何展开。通过在线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本研究发现网络文学平台通过产量竞赛、创意规训和权责置换的方式，分别达成对“执行”“概念”和“契约”的控制；网文写手通过“为爱发电”“公平感知”和“欲望治理”等策略对生产过程中的高压管控和职业风险进行认同。

与此同时，网文写手也通过个体抗争和社群联结的方式建立起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实现自我保护和权益争取。本文揭示了数字创意产业中劳动过程运行的内在机制，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了语境化的拓展，并指出了平台劳工意识觉醒、社群联结和劳动抗争的可能性。

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学产业蓬勃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4.55亿，占我国整体网民的53.2%。此外，龙头网络文学集团的海外拓展之路也不曾停下。2018年，阅文集团的海外用户访问量超过1000万；截至2019年，晋江文学城的海外版权输出就超过3000部^[1][2]。

一份商业统计报告显示，2019年网络文学产业总产值达到185亿，预计在2020年达到210亿^[3]。虽然网络文学产业从产值来看，在以万亿计的数字文化产业总体规模之中占比不大，但它是公认的数字文化经济的IP之源，为后续的影视、游戏等产业培育消费群体，孵化高值产权，在我国的文化产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网络文学产业也催生了全新的职业/零工群体—网络文学写手，即在网络文学平台上创作、发布并获取收益的创作者。

《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国内网络文学创作者达到1755万，其中签约作者61万人。男性作者占到56.6%，女性作者占比43.4%；这一创作群体的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其中90后的作者达到50.6%；17.3%的网文作者生活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以及以下的作者比例分别为23.3%、21.4%、38.1%。

他们的日均创作时间在5小时左右，日均更新的文字量为2500字，而月收入高于5000元的作者占比仅为15.4%^[4][5]。如果没有这一新兴职业群体的内容供给与持续劳动，当下的网络文学产业乃至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将无法保持。

作为“劳动者”的网络文学写手（后文简称“网文写手”）却面临着另一番窘境：在非正式雇佣和弹性酬劳体制下，除了处在金字塔尖的顶级写手，大部分网文写手处于低薪甚至是无薪的劳动状态。由于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网文写手无法享受到加班津贴、医疗保险、最低工资等一系列劳动权益保障。更重要的是，根据平台方提供的版权协议，网文写手常常需要在版权收益分成中做出妥协和让步，甚至完全放弃作品版权及一系列相关权益。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要求，网文写手的生存状态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一面是蓬勃发展的产业态势与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另一面是并不尽如人意的劳动处境，两者之间的悖论引向了本文关切的核心问题—平台方如何对劳动过程实现控制？面对资本剥削，网文写手为何依然卖力工作？网文写手是否及如何对劳动控制进行反抗？

一、文献回顾

本文采纳劳动过程理论作为研究视角，以期理解网文平台和网文写手之间的权力关系实践。在劳动控制与抵抗的视角下，“资本家如何控制劳工以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劳工又是如何反抗以维护自身利益，是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关切和重要分析单位”^[6]。

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家通过劳动分工的方式将工人安插在流水线互不交换的多个环节之中。因此资本家通过组织协作以达成对劳动过程的控制^[7]。在此基础之上，布雷弗曼将视角转向资本家的“科学管理”策略，认为，“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能够使工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分离，核心生产知识和技能由资本家把控^[8]，而工人则成为资本家意志的执行者和一个“可被监控的整体”^[9]。

然而，这种直接的操纵方式也极其容易引起劳工意识的觉醒和激烈抗争，尤其是在高工作强度和低酬劳的语境中。弗里德曼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控制界限”的概念，指出资本家也同时会提升工人的“责任自治”，部分地“赋权”于工人，以进一步提升其积极性，增强对企业的忠诚^[10]。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赋权只是暂时性的和策略性的。

布洛维则将目光转向了工人的主体视角。在他看来，劳动过程中的“同意”将是一种更为有效、持久与深入的劳动控制手段。通过对吉尔公司的田野调查，他指出工人们置身于“赶工游戏”的生产关系中，这不仅提升了员工投入生产的积极性，更使得他们积极主动地去维系这种生产方式和制度安排^[11]。在被制造的“同意”之下，工人们将倾向于与企业进行合作，主动配合而非积极抗争，从而默许了资本家的“剥削”。而这实际上遮蔽了二者之间结构性的冲突，让工人们很难认清他们在整个生产系统中所处的位置。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和平台经济的勃兴，劳动过程理论在平台劳工的语境中得到了拓展并得到了广泛的实证检验。资本方对于劳动过程的控制技术可以归结为三种核心策略：制度设计、技术监控与生命政治。

从制度设计层面而言，后泰勒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日益盛行，“弹性化”的雇佣制度和薪酬设计介入劳动过程，工作自主性机制、计薪与激励机制以及星级评分机制将市场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并促成了工人的主动认同与被动接受，最终将其转化为超额劳动^[12]。

从技术监控的层面而言，数字媒介得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达成最大限度的劳动吸纳和闲暇动员^[13]；算法技术对工人的工作线程、工作效率和工作结果进行实时的“超视距”监控，并使得劳动管理更为精细化与个性化^[14]。

从生命政治的层面而言，学者强调了非物质劳动者的主体性要素^[15]，认为在后工业时代，休闲与工作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互联网既是“游乐场”又是“社会工厂”^[16]，劳动者往往在沉浸享乐的同时就为互联网平台创造了剩余价值^[17]。而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平台资本的严格监控也必然伴随着劳动抗争的涌现，劳动抗争的形态也呈现出高度语境化的特点。

例如，平台外卖骑手会通过自主规划路线、同伴合作等方式争取劳动自主性，并通过建立成就感、身份认知与情感表达进行抗争^[18]；网络主播则通过沉默的抗争和矛盾的工作认同来建立工作的主体性^[19]。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本文涉及的研究对象为“网络文学写手”，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为“网络文学作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并采纳前者，基于以下几项考量：

其一，笔者试图以“写手”指代在数字文化产业勃兴之后所出现的一种新兴职业类型，与传统印刷时代从事文学创作工作的“作家”做出区分；

其二，相较于“作家”，“写手”更强调网络文学创作者作为“劳工”的维度，而非作为“创意精英”的维度，基于网络文学创作者当下整体的职业处境，“写手”更能揭示其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

其三，从网络文学创作者的身份认同来看，除了少数处于金字塔尖的创作者（如“唐家三少”等）之外，多数处于中底层的创作者更倾向于用“写手”进行自我指称，而他们是劳动供给中的大多数，也是本文所关切的核心对象。

本文旨在呈现和分析网络文学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具体而言，涉及如下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是，网文生产中的劳动控制如何实现？二是，网文写手如何对劳动控制进行接纳和内化？三是，网文写手是否及如何对劳动控制进行反抗？

从2018年10月至2020年3月期间，笔者以读者的身份注册了晋江文学、起点中文网、大唐中文网、17K等网络文学平台并进行大量的网络文学作品阅读。这能够帮助笔者从文本角度理解网文创作的基本规律以及平台运行的基本商业逻辑。此外，笔者还定期关注和阅读国内最大的网文写手交流论坛“龙的天空”中的发帖与讨论，以及问答社区“知乎”中“网络文学作家”“网络文学写手”“网络文学”等主题板块的提问与回答。这能够帮助笔者试图勾勒出网络文学写手的日常劳动实践、职业处境、职业选择以及其重要的职业关切。

为了对潜藏在职业行为背后的劳动意识进行挖掘，笔者还对13位网文写手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通过如下几种方式进行获取：一是，“龙的天空”论坛中的发帖征集；二是，“知乎”问答社区中的私信邀请；三是，前两种方式滚雪球得来的受访对象。鉴于网文写手分散在各个城市，访谈通过微信或QQ等在线通信工具完成。

三、多级程控：网文生产的平台管理

1. “执行”：多方共谋下的产量竞赛

海量网文的生产与消费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于读者而言，篇幅越长的作品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打发时间”，为其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更意味着对作品延续性的承诺。于平台而言，读者在平台上停留的时间越久，产生的注意力和数据量越多，就越能够为平台产生剩余价值。

尽管文化产业因其低边际成本的特性而具有较高的产业附加值，但“一次性阅读”的快餐式消费正在不断抬高网文生产的边际成本，网文行业也依然是一个要求写手们源源不断地输出创意，以制造并满足读者猎奇求新的消费需求的行业。因此在“创意”之上，“更新”成为网文写手的首要使命。

弹性工作看似为自我雇佣型劳动者提供了自主选择和自主安排的权利，但在市场需求的压力之下，自由职业者仅仅具有暂时的灵活性和高强度的时间治理^[20][21]。对于全职写手而言，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都会用来思考和创作；对于兼职写手而言，他们在结束本职工作后要牺牲其他休闲娱乐的时间进行劳动。非标准工时制度也延长了网文写手的劳动供给，使其陷入“自由悖论”之中。

为了保证并进一步激活网文写手的成果产出，网文平台推出“全勤奖”作为最低工资保障。写手们需要每日维持更新3000~6000字的文字量，以获得月均在1000元以下的固定稿酬，合计千字3元左右的单价。而一些写手并未止步于“全勤奖”设定的字数标准，单日文字更新量可达到8000字以上。写手们不仅仅要创作出当日更新的章节，往往还需要为后续的更新不断“存稿”。

如此高的更新速度和更新数量成为网文生产的标配，这一局面由多方面共同推动。其一，作为劳动者的写手持有“多劳多得”的信念，快速更新意味着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收益；其二，写手们将产量提升视为技能提升的重要路径，尤其对于新人而言，持续不断地写作、更新和市场反馈能帮助他们更游刃有余地把控网文创作的规律，网文界甚至流传着“百万必神”的说法；其三，这是在写手们对注意力资源争夺过程中，不断“喂养”读者后逐渐形成的“规矩”，不能够适应这种节奏的写手更有可能被市场淘汰。

读者给我的一万条评论中，有五千条都是催更的。（GL/男/26岁/全职写手/红薯中文网/2019-01-02）

写手一旦断更或停更，不仅仅会失去“全勤奖”，也会进一步失去责任编辑的青睐，进而失去被推荐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是对读者期待的一种辜负，不利于个人声望的建立和积累。

断更和太监（指停止更新）是对自己口碑的打击，这个行业是讲究人品的，败完人品的话，只能换马甲了。（OW/女/27岁/室内设计师、兼职写手/纵横中文网/2020-03-23）

当然，几乎每一位受访写手都承认自己经历过创作的“倦怠期”，为了激发自己的创作热情并提高创作效率，一些写手会使用第三方网文创作软件（如“橙瓜码字”“墨者”等）的“在线拼字”功能，通过加入战队的方式和其他网文写手同台竞技，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特定字数目标。这种近似游戏的方式为写手们枯燥乏味的工作增添了新鲜感和刺激感，督促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效率。而有趣的是，这种“赶工游戏”并非作为资本方的网文平台组织的，而是作为劳动者的网络写手们自主结队和自愿加入的。

2. “概念”：类型写作的创意规训

网文篇幅是劳动收益的必要基础，而网文质量则是获得成功的决定性要素。显然，商业化写作，尤其是娱乐性的商业化写作和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创作有着天壤之别。纵然部分写手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若不充分响应市场需求，也极有可能会失败。

一部好的网文作品不仅仅能够持续性地吸引读者，形成固定受众群和口碑传播的效应，更能够被改编成影视剧等衍生文化产品进而创造更大的收益。在非物质劳动的基本假设之下，劳动时间不足以解释剩余价值生成的全部逻辑，生产经营中的知识、符号、社交关系和胜任力等非物质要素被视为重要的价值源泉，且无法被定量分析与衡量^[22]。

因此在哈特和内格里的视野之下，劳动过程不仅仅意味着资本对劳工的简单控制，更关乎资本通过生命政治的方式激发劳工的主观能动性，并榨取其情感、社会关系、智力等非物质劳动价值。

作为一套显性的生产制度，类型化创作完成了对网文写手的垂直分类与主题引导。以读者性别为标准，网文小说被分为“男频”（以男性读者为主）和“女频”（以女性读者为主）。以创作主题为标准，网文又可分为玄幻、言情、历史、游戏体育等大类；而在大类之下，又有更为具体的小类，如历史类被分为架空历史、历史传记、穿越古代等。不同的类型又衍生出一系列约定俗成的世界观设定和情节脉络走向。

对于新人作者而言，“类型化”提供了创作的指南与索引，对写手的创作能力进行了“再技能化”，将写手训练成流水线上的“创意螺钉”，以符合商业化文学的生产需要。纵然面临传统文学界的诸多批评，网文写手们则强调了这种模式化创作的合理之处。

网文的套路作品能够用来赚钱，而传统文学缺乏这种变现渠道。（PG/男/28岁/全职写手/起点中文网/2020-03-22）

受访者OW说道：套路更像是网文的一个基础，绝大多数的网文作者都没有接触过系统化的网文训练，套路能够吸引那些文学素养没那么高的群体进行创作。

但随着网络文学同质化趋向日益加剧，并非所有的读者都会为“套路”而埋单，读者偏好与口味的变化会对作品创新形成倒逼式的压力，推动写手进一步贡献脑力劳动。

过去写文，高仿就能成功，但眼下这几年，一个火的书，基本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脑洞。网文目前比较偏重动漫与二次元。我必须根据市场趋向进行调整，跟不上时代，就会被淘汰的。网文这个行业，这方面还是很残酷的。（PY/男/37岁/全职写手/起点中文网/2020-03-23）

受访者OW：最火的诡秘之主，它就不是那么套路化，可以说有些回归传统小说的意味。而且，网文作者们也在考虑这些问题。伴随着网文的趋势更加偏向轻松向，现在更多的都是一些脑洞反套路文，这种文的文风一般都是很欢乐轻松的，甚至已经有了一种主流的趋势。

但仍然需要注意的是，当某一种创新作品突出重围大获成功时，它又会成为写手们争相模仿的对象，进而被“再类型化”。平台方也会通过专项作者扶持计划的方式激发作者围绕特定的类型、主题和文风进行内容供给。

例如，2019年10月，阅文集团宣布与迪士尼中国合作，推出系列“星球大战”网文，由网文大神作家“国王陛下”领衔，招募作家进入阅文集团世界观架构组和卢卡斯影业故事组，以版权开发为导向进行网文创作^[23]。在这一网文生产机制中，平台方掌握着对网文生产的“核心创意”的把控权，网文写手依照“核心创意”建立并执行各自的“分属创意”，由此平台方对创意劳工的“概念”，即技术、知识和想象力，实现了有效规训。

3. “契约”：写手不得不进行的权责置换

个体让渡自身的一部分权利以换取另一部分的权利，“社会契约”就产生了^[24]。网文写手们在选择平台和签署合同时有不同方面的考量，一些写手追求创作中的收入稳定，而一些写手则追求作品广阔的收益空间；一些写手看重平台对于作者的扶持，而另一些写手则希望能够更为灵活自主。从写手的权益保障层面，以上要素往往不能兼得，为了获得相应权益，写手往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从平台收入分配来看，签约合同大致可以分为买断合同与分成合同两大类。签署买断合同意味着写手们每月创作固定的文字量，获得固定的收益。这种模式多出现在用户规模较小的网文平台中。写手需要根据编辑的要求进行改稿，达到“标准”的稿件才能最终计入字数。倘若编辑预估到某部作品不具备市场潜力之后，有权要求写手立即停止创作，写手也无法继续从这部作品中获取收益。

签署分成合同意味着写手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来自读者订阅付费的分成。对于多数中层和底层的写手而言，写手获得订阅分成的比例在30%~50%之间，平台方占据大头。在分成合同之下，写手需要自行对劳动成果而负责，由此每月的收入会相对不稳定。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写手们在创作中往往展现出更高的自我驱动力。至于后台读者订阅所带来的具体收益，经常被写手质疑“不够透明”。

在版权开发的收益分配上，网文平台也把握着绝对的主权。根据一位受访者所提供的签约合同，若作品出版或改编成漫画、游戏、广播、电影、电视剧、有声读物等形式，则平台方得80%，乙方得20%，其他合作方式，平台和写手五五分成。即便如此，一些不规范的平台对写手进行版权劫持的案例时常发生，而写手在“店大欺客”的局面之下无从抗争。

除此之外，网络文学平台的“大神”制度与作者扶持计划也试图通过层级化赋权的策略，给予优秀写手以平台资源的倾斜。这种资源倾斜不仅仅包括在线上和线下的流量推广，收益分配上的倾斜，还包括积极地将写手推向主流文学界，使其加入各级作家协会，参与到各种类型的创作培训中。越是被平台青睐和重视的创作者，其创作身份与平台的绑定就愈加紧密，创作者的议价能力和收益空间就被相应减弱。

大神作家PY说道：合同方面，作者的议价权利比较小，年限过长，强行捆绑笔名。（笔者：我之前还以为网文平台会把大神级的作者都捧在手掌心。）不是捧在手心，是圈在手心。你笔名在这，6年内你走不了。你想走，至少也是合同期之后。合同捆绑笔名太死，在网站选择上，就失去一些自由。

网文平台不仅掌握着对“契约”制定的核心权利，并在“契约”博弈中占有绝对优势。即便是业已达成的“契约”，平台方也能够对其进行修改并强迫写手接受。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写手们无法参与到网文平台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因此无法实现对自身命运的把控。

写手们对于平台方的垄断性地位并非一无所知，也并非缺乏反抗的意愿。只不过在“强控制和弱契约”的劳动关系之下^[25]，已然没有协商和议价的空间，任何反抗都将有可能直接导致合作的崩溃，写手自身利益也将受损。因此，多数以网文创作为职业的写手只能选择妥协和退让。

受访者OW：“平台的签约合同就已经够霸王条款的了，然而我并没有反抗，也反抗不了。说白了白纸黑字的合同放在那，没得办法，要么就不签约，签了就挣扎不了了”。

四、同意制造：网文生产的意识形态

一方面，网文写手面对着平台方的高压规制；另一方面，网文写手也面对着职业生涯的多重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面对平台控制和剥削，网文写手为何依然选择认同并卖力工作?网络文学写手是如何合理化自己的弱势处境的?

1. 职业托付前的“为爱发电”

在发布原创作品之前，多数写手都是网文作品的忠实读者，因此网络文学创作这份工作极好地结合了“兴趣”和“赚钱”的双重目的。在网络文学平台上，写手的构想和观点得以呈现和共享，个体能够有效链接到志同道合的读者与作者，其作品也能够得到兴趣社群的认可与支持，进而提升自身的自尊感、价值感与成就感。换言之，网文平台实现了普通用户成为“作家”的梦想。

而进一步地，对兴趣的追求也进一步削弱了其对经济收益的考量，使得写手默许平台方的剥削与控制。然而笔者发现，对于写手的劳动供给而言，“兴趣”的解释力是有边界条件的。其一，兼职写手更倾向于强调“兴趣”的激励作用，而全职写手更倾向于强调“赚钱”的重要性。其二，“兴趣”仅仅是劳动参与的初始动机，而长时间的网文创作和功利化追求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兴趣”的作用居于次位。

我是严肃奇幻小说的爱好者，然而国内的奇幻小说杂志基本停刊了......再说我本来写得就不怎么样，要是杂志的话，根本无法刊登。（笔者：那你是否会考虑全职进行网文创作呢?）不会，因为竞争激烈，写作的劳动强度大。（YG/男/30岁/硕士研究生，兼职写手/起点中文网与纵横中文网/2020-03-24）

尽管“兴趣”往往作为初始动机存在，但网文写手中仍有相当部分群体对此类兴趣劳动寄予了生存之维与职业之维的托付—网文创作成为个体额外的收入来源，甚至成为一份正式的职业。尤其是全职写手之所以会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是因其在网文创作中洞察到了特定的生活机会、更为广阔的职业前景和自我赋权的可能性。

受访者GL在大学期间就开始了网文创作，临近毕业时网文成绩慢慢有了起色：支撑我创作的动力还是比较现实的，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必须要写下去。（GL/男/26岁/全职写手/红薯中文网/2019-01-02）

受访者IW在全职创作前在世界500强下属的电商平台工作。如果是在职场上，职业前景顶多就是旗舰店店长，工作对我已经没吸引力，一直就有计划转写作行当，在打算辞职的前三年，就开始关注小说创作和自媒体创作，并开始养号。两年前合约到期，正好手头有一份保底写作合约，就不再上班了。（IW/女/37岁/全职写手/醉唐中文网/2020-03-23）

2. 成果分配上的“公正感知”

网文平台对于读者的评价标准是透明且恒定的—即他们的作品能否获得读者的认可。这一条标准决定着写手的创作收益、平台资源的获取以及对自我能力的评估。写手们将成功的因素归结为三个重要的方面—天分、努力和运气，而并非后台、背景与资历。而当天分和运气不充足的时候，则可以持续不断地学习和努力来补足。由此，尽管网文行业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过于残酷，写手们认为相较于其他行业，网文是一个“相对公平”的行业。

OW说道：如果你有一定的写作天赋的话，经过几百万字的磨炼，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收入。我本职工作是室内设计师，做设计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对于美的理解，对于工艺知识的积累......我们行业里面，一般岁数越大越有经验，就越有话语权。但是网文创作不一样，写作这个东西，天赋很重要，他有精力，有脑洞，有很好的天赋，他就可能会一步登天，成为大神。相反来说，岁数大的网文写手也有，但相对来说他们的思维都比较固化了。你看现在活跃在一线，真正写东西的写手，大部分还是年轻人居多。

PG：我个人看法，没有任何行业是公平的，我反而认为网文是相对公平的行业了。因为网文行业想要获得成功，是无法人为操纵的。

纵然网文写手的职业收入和职业地位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的趋势，但这并不影响写手对这份工作的“公正感知”。因为在写手的工作价值观念中，他们更为看重的是“程序正义”而非“结果平均”。组织管理学的文献也证实，一份“公正”的工作往往能够给员工带来更高的意义感和成就感^[26]。

当员工感知到成果分配的过程为公正时，他们往往会忽略客观成果分配中的偏倚，并对组织展现出高度的忠诚^[27]。于网文写手而言，这种劳动成果分配的“程序正义”是通过与其他行业相比较而得来的，能够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是对个人天分与努力的褒奖与对其职业价值的认可。

3. “成神之路”上的“欲望治理”

在网文创作的职业语境中，多数写手们的梦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仅有少数写手能够取得成功。为了消除“屡战屡败”所带来的负向心理结果，并进一步激励自己“追梦”，写手们也发展出了一套“欲望治理术”，通过策略性地激发或抑制自己的欲望来调节工作中的认知失衡。

一方面，写手们信奉行业中流传的“成神故事”，以此作为职业奋斗目标，通过“欲望升级”的策略对自己进行鞭策。

@知乎匿名用户：我入行五年多了，所见所闻是这样的，只要坚持肯钻研，且，每天能稳定更新六千以上的，坚持两年以上，百分之二三十的概率，可以月入过万。再坚持下去，坚持四五年的，百分之十的概率，可以月入在三万以上，百分之一的概率，能月入稳定十万以上。（匿名用户/知乎/2018-08-08)

而当自己的作品暂未获得市场认可时，写手又会采取“欲望降级”的策略对自身处境进行合理化。这种“欲望降级”通过同行之间的社会比较得以实现，写手们在阅读过“大神”的作品之后，都深感自身的匮乏，认为自己“活该扑街”，对职业目标的定位也从“成神”降为“温饱”。在写手们发布的经验帖中，时常强调“心态”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创作中不宜太有野心，而是要“淡泊”，否则心态极其容易崩溃。

“经得起挫折、耐得住寂寞、受得了非议”，是一个“码字工”的必备心理素质。在“欲望升级”和“欲望降级”的双重策略中，“熬”和“拼”成为行业共识与值得称颂的劳动美德。

@红景天：说说我见过的神奇写手吧。为了灵感和氛围，把放电脑码字的房间墙壁全涂成黑色，没窗子，关上门就是深夜；为了节约时间直接盖个小被子睡在电脑椅上的，醒了能直接起来码字；度蜜月旅游带着蓝牙键盘，在大巴车上颠到吐还继续码字。但这些都不值一提，因为业内比这拼的多得是。（@红景天/知乎/2019-04-25）

五、网文写手的主体策略

面对动荡的职业生涯和高强度的劳动处境，写手们也并非全然受到资本操纵的“原子化”个体。在劳动实践中，写手也发展出一套主体性策略以争夺更多的职业机会、降低职业生涯中的风险，并与资本方形成抗争，尽管这样的力量依旧相对微弱。

1. 个体抗争策略

弱者的武器

作为一种弱者的武器，“偷奸耍滑”是劳动者常常采纳的抗争策略^[28]。在平台的高压监控之下，写手也策略性地与平台规则展开“游击战”。

例如，纵然在编辑和读者的百般催更之下，写手可以随时选择停更或断更；为了满足“全勤奖”的字数要求，写手们有时会选择往作品中“灌水”以减轻自身的压力。

再如，为了使自身的作品在短时间内快速吸引读者的注意，一些写手会不顾平台对于内容的审查，采用“擦边球”的方式去触碰敏感话题；为了争取作品的曝光，一些写手会干扰平台自身的推荐机制，通过“刷票”“刷榜”等手段，让自己的作品出现在网站首页上。而显然，这种反抗手段都是暂时性的，并且直接伤害到作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对技术规则的挑战也将受到平台方的进一步惩戒。

强者的武器

与底层写手的境况不同的是，中高层写手可以使用“更换平台”或“权益协商”等强者武器进行抗争。当这些写手无法从平台方获得薪酬水平、分成比例与相应权益保障时，更换平台成为他们最为有力的抗争的手段。而“大神”写手们的跳槽行为往往缘起于另一家网文平台所提供的更为优厚的待遇，这在无形中也增添了写手们的议价权利。中高层写手的跳槽将会给平台方带来较大的损失，平台方不仅仅会失去高质量的内容供给，同时也流失一部分忠诚的读者。

尽管各大平台为写手们提供的是一份既定的合同，但这种劳动合同并非完全不可协商。为了留住一些具有商业价值的写手，平台方会适度做出让步，满足写手的要求。但与此同时，写手也需要让渡部分的权利与平台置换。

受访者IW：在写到第三本时，尝试和编辑谈条件，以放弃网站扶持为代价，换回部分版权，下一本会继续谈条件，目前我自己找到了可以长期合作的有声书工作室，影视和出版等手头这部完结，也会去谈。

2. 社群联结策略

经验共享

职业社群是指工作者们通过职业身份认同和职业规范和价值共享而形成的特定社会群体^[29]。职业社群的形成和运行能够超越组织机构和地理位置的边界。在数字劳动的语境中，学者也证实了网络职业社群存在的可能性^[30]。

网络文学写手的基数之庞大也催生了相应的职业社群，写手们通过互联网密切地进行交往和互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阵地有“龙的天空”、“知乎”和QQ群。“龙的天空”是国内最大的网络文学相关话题的论坛，它是写手们探讨写作问题，张贴原创作品和架构想法的大本营。“知乎”是国内最大的在线问答社群，其中“网络文学”“网络小说作家”等板块聚集了海量的问答和关注。QQ群则是各网站写手各自结社的阵地，写手们会就各平台的工作特征和创作经验展开讨论。

新人写手能够通过上述网络途径快速进入职业社群，增进对网文创作规律的了解，掌握必备的创作技巧，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可雇佣能力。例如，“知乎”的“网络小说作家”板块中的精华提问就包括：

“写的小说已过二十万字被好几个平台拒签，大佬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科幻类网文小说主要靠武器装备划分境界or等级可行吗?”等。在此类问题的答主中，不乏有“大神”作者的身影。在写手们看来，剥离开职业成就，“网文圈”中的写手们处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普通作者有许多机会能够接触和认识到“大神”作者，并向其讨教创作经验。

除此之外，写手们在网络社群中也会对平台的劳动规则展开一系列讨论，以吐槽、控告、揭露的方式呈现平台对写手的压榨，并分享相关的权益维护经验。此类话题包括：“中层和底层网络写手真实状况是什么样的?”“有哪些事情是写了网文以后才知道的?”“网文圈内幕知多少，一份合约买断一生，码字还能改变命运吗?”等。这能够帮助写手们消除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职业风险和平台剥削，也能够帮助写手们进一步认清自己的劳动处境，进而做出理性的职业选择。

集体行动

在平台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下，网文平台所聚合的读者和写手越多，其中心性就越强，就越居于垄断性地位。在这种“中心—边缘”的劳资结构之下，个体写手们细碎的抗争终究无法对平台形成有力冲击。但表面的稳定并不意味着写手对劳动规则的全盘接纳认同，当写手在版权分配、宣传运营等方面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时，外部资本与组织机构的兼并与重组极其容易触发写手劳动意识的崛起与内部凝聚力的形成，并进而对平台的垄断性地位构成挑战。

2003年，以潘勇为首的起点10人团队集体出走“中文在线”，并建立了“17K文学网”，大量优秀作者也随之而去。2013年，约20名编辑及3名白金级作家已加盟了创世中文网，他们也带走了100余位起点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抗争行动中，写手、编辑与读者由原先的牵制与抗衡的局面走向同盟与联合，与平台方形成对抗。无疑，这对起点中文网在行业中的霸主地位构成了挑战。

除了劳资关系的变动，网络舆论与集体罢工也成为网文写手们的重要抗争武器。本文写作过程中，阅文集团修改合同事件备受关注，在新的合同中，网文写手被要求无条件让渡自身版权，且甲方对于作品的运营和开发无须经过作者同意。与此利益相关的写手们保持高度的警觉，通过发帖、请愿和声明的方式表达对这一合同的集体抗议。

以前大家有口饭吃，不考虑揭竿而起!现在扑街连饭都没了，梦也没有了!现在是你们的机会了，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抓住机会！一句话，只要你们愿意出来旗帜鲜明地搞事，我们广大扑街就愿意助你攻入某厂大文娱的腹地!!!决不能让他一家独大。（@面包树上的猴子/“龙的天空”论坛/2020-03-10）

除此之外，阅文集团旗下网文平台的作者联合发起了“5·5断更节”，以此号召同行停止更新网络小说一天，以抵制阅文平台的霸王合同。迫于舆论和写手的压力，阅文集团宣布拟在5月6日举行旗下作者的恳谈会和调研，并表示会修改合同中不合理的规定。写手们的集体抗争取得了初步成效，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现实良好的注解。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劳动过程理论的框架之下，分析了网络文学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控制、同意制造以及劳工抵抗如何发生。通过在线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笔者发现，网文平台通过产量竞赛、创意规训以及权责置换等方式，实现了对网文写手的“执行”“概念”与“契约”的三重控制，确保网文写手能够进行连续性、高质量和高承诺的劳动供给。

布雷弗曼曾指出“概念”与“执行”的策略性分离和管控是资本家实行劳动监控的重要方式^[31]，而本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垄断性平台对于“契约”的控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维度。在弹性雇佣体制之下，平台方通过提供看似平等自由的劳动契约实则实现了与劳动者不对等的权责置换，并主导着劳动过程中的规则制定。

与布雷弗曼所言的“概念”与“执行”相分离所不同的是，网文写手既掌握着创意生产的关键技术，又是劳动任务的最终执行者，“概念”与“执行”在他们身上并不能被完全分离。但平台方依然能够对技术资源和市场逻辑进行整合运用，使得写手通过责任自治的方式，既服从于网文生产的创意规训，又能将其高效执行，进而为平台方源源不断地贡献着“剩余想象力”。这一发现进一步揭示了新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方创意劳工的监控和剥削机制。

与数字劳动研究中所描绘的无知无感的“兴趣劳工”不同的是^[32]，网文写手对资本的剥削保持着敏锐的洞察与深刻的体认，但这也依然未能阻碍网文写手进行创作的能动性与积极性。笔者指出，在“为爱发电”“公平感知”与“欲望治理”等意识形态的宰制之下，写手们默许了剥削的进程。一方面，不能否认网文平台的赋权功能，它为写手提供了现实世界中难以获取的兴趣施展与职业收益获取的机会与独特方式。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上述意识形态遮蔽了劳动过程中的结构性对立，并削弱了劳工抗争的意愿和潜力。

除此之外，本研究进一步证实，网文写手并非任由资本宰制的“原子化劳工”，他们通过个体抗争和社会联结的双重策略为自身建立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并试图与资本方形成抗争。在平台经济的垄断性特征日益加剧的当下，网文行业中所展现出的劳工意识的觉醒和集体行动的形成也为数字劳工从“自在阶级”转为“自为阶级”提供了希望与路径。

网络作家“我吃西红柿”在其重要作品《莽荒纪》中的一句话深受网民和网文写手的喜爱：“我本微末凡尘，可也心向天空！”本文初步揭示了普通网文写手在平台经济逻辑下的劳动过程及其抗争，在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商业模式不断迭代下，如何进一步彰显数字劳工的权益，并使其在劳动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如何保持数字劳工的创意本色，如何保障数字劳工在扭曲和延伸的产业链条上的合法权益，仍有待进一步的求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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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张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福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