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巾互助，为什么这么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ID：njunewtide），采访：艾明珠、刘思何、范宏瑞，撰稿：凌云杰、林凌、艾明珠、刘思何、 吴昊明，美编：艾明珠，责编：吴昊明，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作为女生，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月经不定期来访，身上恰巧没有带卫生巾，只能独自一人忍受湿冷走回宿舍，忧心着沾湿的裤子裙子是否已经被同学注意。

其实女生们缺少的，不过是一片卫生巾而已。

互助盒

回应校园女性的生理应急需求，华东政法大学的许璐鸣同学在教学楼卫生间显眼处钉上盒子，装入几片卫生巾供女性应急。取用卫生巾的她们需再补充一片卫生巾放回盒内，“拿一片放一片，共同维护”，这就完成了一次互助。据中国环球电视网统计，截至10月27日，全国陆续已有126所学校在校园中放置了“卫生巾互助盒”。

卫生巾互助盒的出现，不只是女孩们的爱心互助，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一种对“月经羞耻”观念的反对。对月经这一生理现象的正视和重视，根本上是对女性的生理和人文关怀。女性一生中会经历约450次月经，每次2～8天，并伴随着痛经及种种不适。在难堪和尴尬时，来自他人的善意和温暖关怀将或多或少减轻生理上的不适和无可避免的孤独感。而当生理期必需的卫生巾如卫生纸一样被挂在墙上显眼的地方时，月经在人们的观念中亦无需遮遮掩掩。

有何困难？

自10月21日以来，卫生巾互助盒从最初一个简单朴素的小纸盒，发展为塑料盒、防潮袋、说明标签的卫生设施，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江南大学等高校还计划引进卫生巾自动售卖机。尽管全国范围的高校学生展开各类宣传与行动，卫生巾互助盒的推广仍困难重重。

首先是社会阻力——我国在两性知识、生理知识上的普及教育仍存在欠缺，“月经羞耻”依然是个普遍的社会心理。

卫生巾互助盒带来争议的一大原因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和不理解。2018年，一部关于月经和卫生巾的纪录片《月事革命》获得了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短片中的部分男性由于缺乏生物学知识导致定式思维严重，不理解男女生理规律不同。在他们眼里，月经是一种“病”，是一件羞耻的事。

（图片来源：《月事革命》）

在卫生巾互助盒活动的实际推进中，部分反对者认为卫生巾互助盒的出现是哗众取宠的行为，将女性的体己行为视作“上纲上线”的“一点小事”，并采取各种戏谑的手段嘲弄女性的应急需求。

不过，在卫生巾互助盒推广中也有男性的身影。长沙理工大学互助项目发起人之一刘奕志说“作为男生发起活动，我的男生朋友都说很酷很有意义。”

其次是组织上的困难。

新潮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卫生巾互助盒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了解到大部分活动目前仍以学生自发组织为主。华政、复旦、北外三所高校的互助盒活动正在准备立项或与社团合作；武大的互助盒计划在成立三天后被学校官方口头接管，目前处于自发状态；西政的项目在申请流程中碰壁；南大的活动由学生会公共权益部组织发起。

自发

这半个月来，北京外国语大学19级学生小琴和她的团队一直在为卫生巾互助盒的事情奔波忙碌。

“看到别的学校做这个活动，我们很感兴趣，觉得这个能很大程度上打破月经羞耻（的观念）。”10月23日，小琴在朋友圈发布了“北外卫生巾互助计划”的调查问卷，号召同学们为策划与实践提供建议。在收集了两千多份样本并进行分析后，她和其他20多名志愿者开始着手准备。

武汉大学的情况有所不同。10月29日，卫生巾互助群的核心管理员之一作为代表参与了“校领导接待学生日”活动并上交了提案，在与校长的面谈中得到了口头上的支持与“接管”，但校长未明确提出具体分管部门。当天，在小组未达成统一意见的情况下，该管理员主导解散了互助群群聊，并注销公众号“WHU小卫”。第二天，因群内成员的不满与质疑，互助群恢复，管理层洗牌。互助群现群主20级学生刘思语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一开始建群就没有想把它变成一个组织或有领导的平台，只想大家可以在这里互帮互助。”目前，校方并未开展实质性行动，群管理员正在讨论下一步的规划，互助活动由群内同学自发参与。

（武大互助群内自发行为）

根据问卷反馈，绝大多数北外同学都对互助活动表示支持，志愿者们很快准备好了相关物料。“互助盒有封闭盒和普通盒。封闭盒用于放置卫生巾、干燥剂和密封卫生巾的自封袋，普通盒用于弹性放置备用自封袋、免洗酒精洗手液、暖宝宝、止痛药等。还会配有笔和便利贴，标明卫生巾的品牌、尺寸、材质、外包装拆封日期和提供者的院系姓名等。”小琴指出，就自己了解的情况而言，尽管大部分人私下里存放卫生巾并不会密封得那么细致，但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部分同学对卫生问题表示担心。

事实上，在各个高校开展“卫生巾互助盒”活动的过程中，卫生问题一直是同学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来路不明的卫生巾不敢用，害怕感染。互助盒安装在厕所附近，容易滋生细菌。厕所附近的监控也少于其他场所，难以限制破坏者行动。

其次，活动资金上存在较大缺口。目前大多互助盒活动都是依靠师生自发捐款。北外的同学没有向学校申请经费，钱款由负责人预先垫付。但若想长期进行，难以仅凭借捐款覆盖所有成本，例如单片装卫生巾、洗手液、干燥剂、密封袋的物料成本以及清洗、维护、干燥设备、定期消毒、填充物料的人力成本。12月1日，北外互助盒活动通过公众号“BFSU卫生巾互助计划”进行了第一次财务公示和资金物料众筹，分别以付款码和添加物料捐赠联络人微信方式实现。

作为项目或者与社团合作的组织方式初步解决了成本问题，但仅是简单的互助盒难以成为正规项目。

立项

与北外不同，复旦大学的杨蕾婷同学表示，他们是通过申请复旦的秋季短期实践项目来开展活动，“后期也可能把活动挂靠在社团下面。”考虑联络的社团为复旦大学认性社。认性社有常规活动“青春讲堂”以及其他相关暑期小课堂。 

申请立项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实践项目需要指导老师，杨蕾婷提前一周联系好了一位老师，也给她看过了立项书。但在申报前一天花一个小时赶到枫林校区找老师面谈时，对方突然反悔了，“认为这样自发的互助不能保障卫生巾的安全。”无奈之下，负责联络的同学紧急联系了别的老师，好在后者在看了立项书之后爽快地同意了。

相比之下，西南政法大学的卫生巾互助项目似乎并没有那么顺利。小宁连夜策划出学生自发互助、社团组织完成、学校后勤负责这三套方案，并上交给学校审批，却在基建后勤处分管物业的副处长那里碰了壁。这让小宁的前期准备付之东流，已经安装在教学楼的互助盒也只能暂时撤下。“非常抱歉，从10月23日到11月4日，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与基后处沟通、协调经期互助盒一事，但最终仍未能征得基后处的同意。”小宁写道。

（上图为活动发起人的公告，下图为发起人公开的与后勤部副处长的对话记录）

谈及在活动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杨蕾婷无奈地说：“发起的时候大家都在响应，做事的时候要么没人来做，要么做出来让人不满意。我自己在组织上可能也考虑不周。”

尽管磕磕绊绊，复旦的卫生巾互助项目还是开展了起来，参与人数逐渐增加到两三百人。“现在已有联络部和宣传部，一个负责去和部门、老师、社团以及其他学校联系，另一个负责海报、说明书以及之后公众号的运营。之后还计划设立后勤、财务、组织等部门，但现在还在和学校部门协商。”在项目策划书中，他们将长远目标表述为“希望以卫生巾互助盒为过渡，最终期待由学校官方牵头，放置官方设备，以解决女性教职工和学生切身的应急生理需求，避免学生自发项目带来的种种问题。”

官方组织

10月23日至28日，南京大学权服侠发布的一份问卷在QQ空间广泛转发，“互助卫生巾，有爱小蓝鲸——NJU卫生巾互助盒计划”。然而，几天之后，它像是悄无声息地沉入大海，再无动静。

卫生巾互助盒为何仍未设置？学生会公共权益部回答道：“我们联系了人大、南中医等高校的相关负责人，针对互助盒容易出现的问题也进行了一番讨论，大家都觉得互助盒卫生难以保障，回收率过低的问题也不好解决。”在问卷总体支持度调查中，2.57%的同学不赞成卫生巾互助盒的投放使用，认为该计划可行性较弱。这些同学中，半数以上表达了更愿意接受卫生巾自动贩卖机。11月5日，南京大学权服侠发布关于引进卫生巾自助售卖机的问卷。关于项目的进展状况，学生会表示不便回应。

事实上，南大卫生间曾有过卫生纸、卫生巾、湿巾的联合售卖机，厂家合同到期后便拆除了机器。该售卖机为宁波依心智能科技公司开发的产品“99依心魔巾盒”。其中卫生巾价格是1元/片。为了解该公司退出南大市场的原因及经营现状，新潮三次致电原售卖机厂家，均未接通。

（曾在南大投放过的卫生纸自助售卖机）

我们在期待什么？

据媒体报道，2015年，市场上出现 “筱叶子”壁挂式卫生巾自动贩卖机，供货商为ABC与七度空间，主要投放点为机场、高铁站、商场、景点等地卫生间，用户可通过线上支付即时购买。自动贩卖机缺货时，机器会自动向补货人员发送信息。补货工作由附近的兼职保洁人员或专职工作人员完成。

2017年，博真集团在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等人流量密集地域投放月如意“共享姨妈巾”机器，用户注册成为会员后可免费领取一包价值18元的卫生巾。根据天眼查简介，博真集团是一家综合性新零售企业，从事健康领域快消品销售。卫生巾企业在自主贩卖领域初步试水，追求品牌曝光的商业动机大于为女性提供生理期便利的长期公益目标。新潮与博真集团通话确认该项目已于2018年结束，持续不到一年。

与月如意“共享姨妈巾”项目类似，护舒宝在2018年推出女生盒子项目，在成都、上海等城市投放，2019年进驻同济大学嘉定校区，至今仍在保持运营，但贩卖机服务范围未覆盖全校。

2019年出现的“飞么盒子”属于水贝科技公司，总部在深圳。据客服人员介绍，“飞么盒子”在深圳及周边城市仍然保持稳定运营。“飞么盒子”采用加盟运营模式，由个人向总部提出申请成为地区代理，在总部提货后提价分销获利，总部提供卫生巾贩卖机与“飞么Faimes”品牌卫生巾。商家在淘宝产品页展示了检测报告，并写道“权威认证，专业检测”。

互联网上还存在少量不知名品牌的卫生巾售货机广告。其中，广铭贸科技公司业务人员介绍，该公司有独立的卫生巾贩卖机生产线，仅出售机器设备与管理软件，并非加盟性质。厂家不提供统一消毒包装过的卫生巾产品，也不开展针对运营人员的集中培训。机器安装后的长期维护与管理堪忧。

目前国内卫生巾自主贩卖项目仍由卫生巾厂家主导，商业目的大于公益关怀，后续运营乏力。个人盈利模式的卫生巾贩卖机难以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长期稳定、公信力强的卫生巾自助贩卖机公司鲜见，卫生巾自助贩卖机市场尚未成熟。

（文中小琴、小宁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ID：njunewtide），采访：艾明珠、刘思何、范宏瑞，撰稿：凌云杰、林凌、艾明珠、刘思何、 吴昊明，美编：艾明珠，责编：吴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