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马尼拉：藏在烟花巷里的狗推们

为什么我们要刊登一篇人类学随笔？马尼拉的生命故事又与刺鸟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答案在过往推文里面已经说过多次：我们从来不觉得精神健康只能聊精神疾病，在这个动荡的大时代里面创造一片能够开放对话的空间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追求。人类学是刺鸟栖息地这么多年精神健康实践的重要起点：我们觉得魔幻的东西其实是很多人生活坚固的现实。人类学要做的不是去强调我们的不同，而是去建立一个新的大家能够互相理解的基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刺鸟栖息地，作者：老幺，拍摄：老幺，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篇文章所关注的是灰黑产业，背后讲的却是世道人心。贪婪，逃避，兴奋，孤独……绕树三匝，何枝可依？马尼拉的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

在马尼拉大都市的金融中心，马卡蒂闹市的一家青年旅社里，藏着一群从网络博彩公司逃跑的中国人，他们焦急地等待中国大使馆签发的旅行证，逃离马尼拉。2019年夏，我在菲律宾旅行时，意外地遇到了他们，短暂地相处和交谈后，我们又各自离开了这座城市。

此后，我开始追踪在东南亚讨生计的中国人，他们跟随各种投机活动和黑灰产业奔走于不同的城市。近几年如火如荼的东南亚网络博彩“杀猪盘”，就藏在马尼拉大都市的各个角落。通常，黄赌毒是相生相伴的产业，东南亚国家因其政局腐败为这些行业提供保护伞。政局偶有变动时，这些行业里的人又会跟着迁徙到更合适这些产业生存的环境里。

这是一群很难被看见的人，或者说无法站在坚实的土地上的人；他们的生活，常常像一道旋转门，在地又不着地，因一点风吹草动便会彻底扭转。也正因为如此，生存的意义才显得更加坚实。我沿着他们走过的路和生命轨迹，尝试探寻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有尊严的生活是否仍然可能，如果有，又会是什么样子。

在逃的“狗推”们

午夜，坐在客栈的酒吧长廊里喝着San Miguel，我收到了一条信息：“姐，我已经到深圳了。有时间常联系。”没等我说话，老何就在我旁边乐呵，因为他也收到了相同的信息。我们一块坐着，都为小五松了一口气。下一个回国的，就该是老何了。

小五来自宁夏，刚十九岁，从博彩公司逃跑的时候，不小心把用于工作的两部手机也带出来了。大概是因为太害怕，顾不及冷静下来，两手一甩就把手机扔了，然后逃到了这家“龙门客栈”。每天除了到马路对面的便利店买点面包，他几乎一直躲在房间里，不敢露脸。就算偶尔出来透个气，也会一直黏在老何身边。老何说：“他带走的手机涉及公司的信息，很可能会被抓回去。”一旦被抓回去，他们有一万种办法折磨你。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危言耸听，听过些网络上流传的故事，虽然在网络上听过，我也不尽然全信；直到我来到这里，听着故事到黎明破晓。

到马尼拉从事博彩行业的人，带着不同的经历来，最终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个游戏中。有的人是主动来淘金的，但有的人是被朋友骗来的；有的人在国内欠了一堆贷款或赌债，博彩是他们翻身的最后一棵稻草，只能拼死一搏。还有的人，则是被中介公司的人忽悠来的。小五就是被“黑中介”骗来的，他也是后来才知道，欺骗是这里来钱的唯一活法。“黑中介拉一个人3000块，干满一个星期加1000，干满一个月还能拿到更多。”老何估摸地算了下，中介公司拉一个人来马尼拉可以轻松挣个七八千。除了劳务派遣的中介费，还有签证和机票钱，中介公司都可以从中获利。而这些钱，最终都会算在博彩从业者身上。

东南亚的博彩和中介公司通常都会以游戏推广的名义招聘员工，也提供人事、助理或是财务等职位。但大家都清楚，最缺的就是推广，尤其是“狗推”。所谓的游戏推广有三个阶层：天推、地推和狗推；说白了都是拉人来投资/赌博的，只是渠道和手段不一样。

天推指的是公司会每天发给你一些客户名单，不需要自己找资源；地推虽然资源没那么优越，但也可以在一些网站和群聊里找到合适的猎物；而狗推呢，全靠一双手在网上码字，通过各种社交平台挖掘客户，这个过程通常会伴随着复杂的情感劳动。公司会提供一些特定的聊天模板，让他们可以随时转换成白富美、高富帅等任何一种角色，通过“欺骗”感情和取得信任来达到目的。

狗推们心里都清楚，推广的最终目的，是让客户失去金钱。

阿吉是个东北人，和小五差不多都是同一时候逃到这家旅馆，碰巧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一边给我这个“小白”上课，一边描述他异常无聊的狗推生活：日复一日戴着不同的面具寻找猎物。大部分时候，他都在扮演可爱的女生跟一帮大老爷儿们调情，光这点就让他这个东北纯爷们儿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通常，他们会先摸清楚对方大概有多少钱，然后慢慢引他入局；以在公司内部有渠道为由，骗他们投资或者充值；然后再以各种理由锁定账户或者封锁网站，里面的钱就再也取不出来了，全都流进了博彩公司的银行账号里。

就在阿吉耐心地为我讲解博彩公司的各种角色时，老何突然来了这么一句：“逃出来的全他妈是狗推”“太恶心了”。老何没喝多，但说话有点上头，大家都在旁边听着，然后低着头，各自沉默。我们围坐在一块喝着酒，把话题扯开，不久又扯回来。想谈，又不想谈。

大家东一句西一句，混杂着各种叙事，可中间始终隔着太多的省略号。只是，每当有人怪罪黑中介和博彩公司的时候，老何又会跳出来说：“怨不得别人，要怪就怪自己贪，活该。”

大家又再次沉默。

马卡蒂的夜

刚住进这家客栈的时候，我并未撞见这些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博彩公司的人，他们好像不存在一样。我每天一个人穿梭于马尼拉的各个角落，从Poblacion到帕塞，又从唐人街回到马卡蒂。但所有我遇到的当地人都会告诉我，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工作。

我后来知道，他们所说的“工作”基本意味着两个意思：博彩和毒品。马卡蒂的博彩公司的大厦一直灯火通明，从旅馆附近的阿亚拉大道望过去，有些楼层一片一片地亮着灯。在里面工作的菜农们，就像是夜里的幽灵，两点一线地往返于公司和宿舍。

马卡蒂是马尼拉大都会的其中一个城市，也因其金融业务发达被誉为“亚洲的曼哈顿”，处处都有商业大厦和现代化商城。写字楼外面的世界，常常灯红酒绿。

白天，上班族穿着西装领带穿梭在红绿灯中间；可一到午夜，这里又换了营生，变成了热闹的烟花巷。小姐姐们穿着超短裙，拉着白人老头在街上聊天；半工半读的高中生揣着兜里的Cialis，无聊地蹲在路边，只盼着能多卖几盒——那是专门为贪心的白人老头儿准备的壮阳药，他们常常喜欢一次带三个小姐姐。而一盒Cialis，管够四天。

“No money no honey。”保安大哥微笑地看着我，又望了望坐在客栈门口等待爱情和善意的年轻人，淡淡地说道。每天看着人来人往，他深谙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卖Cialis的高中生

这家龙门客栈就藏在这灯红酒绿的马卡蒂闹市中，因为靠近中国大使馆，又是附近最便宜的客栈，成为了逃亡者们的最佳选择。从博彩公司逃出来的这些人，就像二战的难民一般，等待着一张去往自由世界的通行证。不同的是，他们等待的是中国大使馆签发的旅行证。

客栈的二楼是一个餐厅酒吧，晚上偶尔会有驻唱歌手安静地唱几首，餐厅往上的几层，则是住宿的房间。从二楼餐吧的走廊望出去，正是马卡蒂最热闹的红灯区和酒吧街。站在走廊抽烟，便可以听到街上的叫卖和调情发出的笑声。

一个白人男性拉着两个姑娘走在街上

若不是我当时决定多逗留一会儿，跑到走廊上抽烟，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他们。我们中间所隔着的，不仅是客栈的房门，更是后来令我难过的所谓的社会区隔。他们顽固地相信，一个博士生永远不会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大概是因为我比他们更顽固，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竟算交上了半个朋友。在马尼拉的那些夜里，我和阿吉、老何、小五他们一块抽烟、喝酒、泡夜店，然后各自离开这座城市。

开半挂车的老何

老何是个河南人，以前是开半挂车的，拉点买卖，勉强一个月有五六千块的赚头。他总是穿着白色的短袖上衣，双手插在胸前，微微露出那中年发福的啤酒肚。大概是微胖的关系，总有点笑佛的自在感，笑起来的时候让人感到踏实。年轻时开着半挂车一直在外跑长途，整日不在家里，媳妇儿自然也没着落。如今三十多岁，身无分文，“明天都不知道尿在哪儿”，更别说娶媳妇儿了。

尽管生活窘迫，娶媳妇儿只能是痴人说梦，可他还是看上了刚加入我们的一个女孩儿。我们坐走廊上喝酒时，有个女孩儿走过来，发现我们是中国人，便加入了我们。

她穿着一身利落的职业西装，像是来这出差的商务人士，一脸疲惫地坐在一旁。因为她一直好奇地打听大家的来路，又不喝酒，引起了阿吉的警惕，但女孩儿坚持否认自己是记者。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也是那个不合时宜的“女孩儿”。大家的谈话又在试探与沉默中交替进行。

客栈一角

老何在一旁听着，开始跟女孩儿聊一些严肃的家国话题，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悲观的想法和对党国的怨。我和阿吉都感觉到老何诉苦和寻求理解的欲望，但是女孩儿无法接受一个充满阴谋论的论说，竟然跟老何吵起来了。最后谁也争不过谁，女孩索性离席了。

女孩儿走后，老何一双眼睛直勾勾盯着我说，”我想上她。” 我一时不知作何回应，只好大笑，酒桌上的荷尔蒙混杂着彩色的LED灯、街上行人的嬉笑声、餐吧的音乐声，一同飘荡在马尼拉的上空，然后渐渐散去。正如同这里所有的交集，都会渐渐消失。

大概是女孩儿突然离席勾起了某种遥远的共鸣，老何终于开始放松了他对我的戒备。他开始想起来自己如何一步步地掉进了马尼拉的菠菜圈（博彩）里，成为一个不合格的菜农，又为何急忙逃到了这里。正是这个无论如何也不愿加我微信的老何，在我们认识的第一天跟我聊到了凌晨五点。“我不管你是不是记者，是不是来挖黑的，反正我都不管了。你要拍照也随便你，完了在文章里把我打上马赛克就行了。”

我想女孩儿是真的触发了他脆弱的一面。

老何做了十几年的货车司机，从青年开到中年，没什么特别的，生活就一天天平淡地过去了。钱挣不多，但也饿不死，总算有口饭吃。有一天，他照例开着半挂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后面突然蹿出来一辆卡车，嘭的一声就撞上了他的车，幸好他及时停稳了车，才没有因急剎造成侧翻。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真实存在，原来死亡离自己那么近。

老何原本以为这是一起意外的事件，但事故的真相突然令他坚信的某些东西瞬间崩塌了。撞他的那个人，原本车就蹭坏了，因为没买保险，又没能让前一个人为他买单，情急之下，只好在老何身上碰碰运气，想通过制造另一起意外，让老何负个全责。老何几乎把能想到的粗口都骂了一遍，可还是无法理解，是什么样的生活把人逼到要用生命的代价去换一口饭吃？

就这样，老何没再开过半挂车。他开始放弃以前的生活，想要发财。他开始觉得，只有发财了，生命才不会变得这么廉价，面对死亡时才不会如此无力。“人不能什么都没享受过就见棺材了，对吧？” 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进了传销组织，又出来了。再后来，又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来到了马尼拉。

到马尼拉的时候，老何才发现自己被朋友卖了。这个朋友可是他的发小。他朋友不仅拿中介费，还一改和善的脸色，让他乖乖地上交了护照和手机，软硬兼施让他留下来。连原本保障的薪资，也变成了甜蜜的陷阱。

“一个月下来撑死三四千块。”老何愤愤不平地说。说好的别墅宿舍，也变成了拥挤黑暗的双架床，还是十六人间。本想着一走了之，可公司告知他来程的机票签证钱都得在工资里扣，完了还得赔付一笔钱。咬咬牙，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干呗。

接受过公司培训后，他开始像模像样地工作，每天到探探、微信、甚至是同性恋平台上寻找目标猎物。他说，同性恋者更容易骗，因为很少人愿意理解他们。老何每天都在和不同的人聊天，可他就是下不去手，只好浑水摸鱼，含混过关。他感到人与人的信任过于脆弱，愿意相信内心的良知。

日复一日的无聊消耗和苛刻的公司制度最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也说不上来。有一天，这种奇怪的感觉终于爆发了。骗他来的朋友在上班的时候，突然跳起来对着面前的计算机大笑，喊道：“像你这么蠢的猪，不杀你杀谁。”原来，他朋友成功地让一个福建商人输了一百多万，被逼得想要跳楼，却还在苦苦哀求把钱还给他。

故事到此戛然而止。老何已经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他终于把交叉的双手解开，用手指着桌子说，“这就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那时，老何愈发觉得恶心，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什么时候也会这样把他卖了。他匆匆逃离了公司。

“诶，认命吧。”老何说，

“回去还是开半挂车吧，一个月五六千，不折腾了。”

说完故事的第二天，他就回国了。

老何始终没有加我的微信。

逃离马尼拉

早在2003年，亚洲最早的网络博彩业牌照机构——第一卡加延（First Cagayan）就开始为网络博彩公司提供服务，替菲律宾政府保障并监督博彩公司的合法运营，一共发放了114张牌照。

在2016年时，新上任的总统杜特尔特大力打击毒品和非法博彩业，拔除贪腐势力，并以政府的PAGCOR机构代替第一卡加延，成为菲律宾唯一可以合法发放网络博彩牌照的机构。到2018年底为止，PAGCOR公司一共发放了56张牌照，未拿到牌照的博彩公司统统被视为非法公司，不受菲律宾政府保护。

拿到PAGCOR牌照同时也意味着要给菲律宾政府交税。杜特尔特不仅把发放牌照的权力紧紧握在手上，还通过立法的形式为博彩公司取得合法地位。这样的举措使得菲律宾博彩业的税收在短短的3年内增长3倍，到2018年达到356.2亿比索（约50亿人民币）。

PAGCOR公司作为菲律宾的国有企业，成为了杜特尔特当局的赚钱利器。虽然正式的牌照只有56张，但是一些大型的博彩集团通过“挂靠”的方式为一些无证的小型公司提供庇护，使得菲律宾的网络博彩公司得以遍地开花。除了这些受到正式和非正式庇护的公司外，还有很多难以统计的非法小公司散落在菲律宾的各个角落。

网络博彩公司的主要工作人员有三类，客服、财务与推广，客服和财务有相对固定的收入，但是对于推广的工作而言，公司遵循工资加提成的奖惩薪资制度。来自福建的小赵告诉我，他们公司的推广都以团队方式运作，由组长带队拼业绩，常常处于高压状态。

对于个人而言，也有非常具体的奖惩制度。小赵刚进去的时候，第一个月的月薪是一万人民币，如果达不到业绩要求，第二个月的底薪就会减半，以此类推。底薪有可能减少到零。因而，在这样的薪资制度下，在推广岗位上的人只能想方设法去拉业务，毕竟他们大多数人刚进公司的时候就被告知欠了一堆债，包括中介费、签证费、机票等。

当他们到达公司签劳动合同的时候，公司就会以办理长期工作签证的名义没收他们的护照，以便更好地管理（控制）他们。他们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合同里面其实包含着各种霸王条款，如来马尼拉的一切费用只是公司帮忙垫付，如果他们毁约辞职，不仅要赔付高额的违约金，还要把公司为他们垫付的所有费用一并交齐。我听过最离谱的赔付项目，是办公室的空气费。

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发现，比起挣钱发财，更象是在打工还债。无独有偶，从事推广的人有很多本来就是赌徒。小赵说，每当他们公司放假的时候，宿舍几乎是空无一人，大家都出去搏一把，以期望能够更早地摆脱现在的工作状态。

这是一部正在发生的《赌博默示录》。一些员工到了赌场之后，一下子就会把刚发的工资输个精光。尽管也真的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一夜摆脱债务，辞工回国。就在我误闯入这家旅馆的前两天，阿吉好不容易从小黑屋逃出来了，他的朋友却为了一千块人民币把他骗回去了。正是他交往十几年的朋友，说为他担保，前提只要他愿意回公司一趟，交了赔偿金，就会把扣押的护照还给他，让他回国。

他回去了，仅仅因为信任这位朋友，等来的却是钢管和小黑屋里漫长的夜。公司的几个人死死按住他的手，压在桌子上，然后一棍一棍地敲下去。我想，那一晚，很多人都听到了他的嘶叫声。所幸，他最后还是趁看押他的人不备之时，再次逃回了这家客栈。

我不想浪漫地想象狗推们的能动性，尤其是对于这些逃亡者而言，明天会在哪里都是个未知数。在严苛的公司制度下，他们也没有过多的灵活性可言，只能在上班的时候浑水摸鱼，混够了合约期离开。当我在客栈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护照，一边喝酒一边骂无良的中介，末了还要补一句“他妈的回去还是要靠他们”。

丢失了护照、身份证和现金的他们，只能凭着手机上的护照照片，找到旅游中介帮他们找一家不需要护照也可以入住的旅馆，然后到附近的中国领事馆办理回国的旅行证。因为没有银行卡和现金，只能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找到地下换汇的中国人，勉强支付在马尼拉的房费和伙食。打听清楚菲律宾海关的通关费后，最后一天留着足够的现金，仓皇逃离马尼拉。

后来，那个扔了手机就跑的小五再次联系我时，已经交了6000块钱加入了一家传销组织。在那里，他终于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友谊。

他说：“这里没有欺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刺鸟栖息地，作者：老幺，作者简介：台湾清华大学人类所博士生，柬埔寨游民；关注非正式经济和金融奇观的起落。兴趣是研究挣快钱，不劳动，吃利息。最近追踪在东南亚讨生活的各色人群，希望写一些关于他们的生命故事，从个人经验出发拼接成经济万花筒，收集社会转型背后抖落的碎片，欢迎交流与合作：bethchen2016@outl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