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从哪里来，女性直觉真的更准吗？

我们为什么会有直觉？为什么这些直觉有时候正确，有时候却错得离谱？为什么女人的直觉比男人更敏锐更准确？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隐藏着我们意识中最大的秘密。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环球科学（huanqiukexue），作者：戴维·G.迈尔斯 （David G. Myers），翻译：周林文，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01年4月的一个早上，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大沼泽市，衣着整洁、彬彬有礼的16岁少年克里斯多弗·博诺（Christopher Bono）来到杰姬·拉森（Jackie Larsen）面前。他的车抛锚了，需要搭车前往雷鸣湾（Thunder Bay）的朋友家。在交谈中，拉森觉得博诺很不对劲。她说：“我是一位母亲，我必须像一位母亲那样和你说话，从你的举止来看你有位很好的母亲。”博诺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的母亲在哪里。”博诺离开之后，拉森报了警，并建议警察调查他的驾驶执照。

2002年7月1日，俄罗斯巴希克利安航空公司（Bashkirian Airlines）一架喷气机飞行在瑞士领空，机上的防相撞系统指示飞行员让飞机爬升，以避开迎面而来的DHL货运飞机。几乎同时，由于指挥空中交通的计算机系统出现故障，一名瑞士航空指挥员只能进行人工指挥：让俄罗斯飞机下降。俄罗斯飞行员不理会软件系统的指示，飞机开始下降。

拉森的直觉具有预见性。警察通过驾驶执照确认了博诺母亲的身份，并找到了她的公寓，在那里的浴缸里，他们发现了她遍体鳞伤的尸体——随后，博诺被控一级谋杀。那个飞行员的直觉却导致了一场悲剧：两架飞机相撞， 71人丧生。

看过这样的故事，我们不禁要问：直觉在什么时候管用，什么时候又会带来危险？又是什么造成了其中的区别？

直觉是什么？

让我们想想由现代认知科学所揭示的这种双轨道思维（two-track mind）。2002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坎曼（Daniel Kahneman）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指出，轨道（系统）1——我们幕后的、直觉的思维——是迅速、自主、便捷、联想性的、隐含的（无法通过内省来察觉）并常常富含感情。轨道2——我们熟悉的、有意识的（外显性）思维——是有意的、按一定顺序和逻辑的，并需要通过努力来使用。

有两个现象被认为左右了轨道1的信息处理过程。坎曼和他后来的合作者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两位探索人类心灵的麦哲伦，提出了其中一种现象对直觉的影响。他们的理论认为人类进化出了思维捷径，称为启发式策略（heuristics），它让人们可以作出有效而迅速的判断。“快速而节俭”的启发式策略就像是感性的暗示，通常很有帮助，但有时却会引起幻觉或错觉。我们在直觉上假定，模糊的物体比清晰的物体离我们更远，通常事实的确如此。但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迎面而来的车辆会比看上去离我们更近。

在与友善的实验员交流后，人们更偏爱与她相像的人（人物A）。而如果该实验员不友好，那么人们会避开人物A。

我们的直觉受到的另一种影响，来自通过学习获得的联想，它会自动以感觉的形式显现出来，指导我们的判断。我们的生活经历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作为行动的参考。所以如果一个陌生人看起来像一个曾经伤害过或威胁过我们的人，我们可能会有所警觉，但并不用在意识中重现此前的那种经历。

1985年，美国图尔萨大学的心理学家鲍威尔·列维奇（Pawel Lewicki）做的一次实验中，对于两张照片中的女士哪个更显得友好，选择每张照片的学生人数相同。而另一组学生中，因为此前曾经和一名热情、和善且长相酷似照片A的实验人员打过交道，选择这张熟悉面孔的人数是选择另一张的人数的6倍。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这名实验员对一半的学生不友好。当这些学生对照片作出选择时，他们几乎都避开了照片A。

直觉的力量

我们的外显和内隐思维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我们有意识地交流时，一串串话语会脱口而出。我们知道咬字清晰地说“pad” （垫子）而不是“bad” （坏的），或者说“一个大红车棚”而不是“一个红大车棚”，尽管我们并不是有意识这样做。对于自动性的信息处理 （automatic processing）、阈下启动（subliminal priming）、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和即时性情绪（instant emotions）的研究揭开了直觉能力的面纱。

盲视（blindsight）：

关于我们双轨道思维的最好例子来自对一位名叫D.F.（名字首字母缩写）的患者研究，这是一名由一氧化碳引起脑损伤的妇女，她无法辨认物体。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心理学家梅尔文·古德尔（Melvyn Goodale）和英国杜翰大学的戴维·米尔纳（David Milner）发现，从机能上来说，D.F.只是部分失明。

当被要求把明信片塞进邮箱横着或竖着的狭缝时，她可以凭着直觉准确无误地做到；尽管不能说出面前的物体有多宽，她可以将手指张开合适的距离来抓住物体。古德尔和米尔纳说，多亏有了“看不见的视觉”，她行动起来似乎有“神灵附体”一样。

我们通常认为，是视觉系统控制着我们由视觉引导的行动。实际上，视觉包含两个系统，它们在脑中有各自的中枢。正如古德尔和米尔纳所认为的，“视觉感知系统”让我们能够“创造出用于思考这个世界的精神素材”——也就是辨认物体和计划行动。“视觉行动系统”每时每刻都在指导我们的行动。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这两个系统会互相冲突。在“面孔凹陷错觉” （hollow face illusion，一张凹陷的脸孔会显得突出）中，我们有意识地觉察到一张突出的脸孔。而与此同时，当被要求擦去脸孔上的污物时，我们的手会毫不犹豫地伸到面具里面去。

片刻解读（Reading "thin slices"）：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纳里尼·安巴蒂（Nalini Ambady）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的著名研究显示，我们常常在一眨眼间就形成了对一个人正面或负面的看法；受试者在观看了三段教授教学的录像片断（每段两秒钟）之后给教授打分，而从这些分数可以预知期末时学生们给教授打的分数；研究人员还发现通常只要短短6秒钟，就可以领略到一个人的精力和热情了。

巴奇在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即便是转瞬之间也能够让人获得信息。当他在1/12秒内展示一幅面孔或物体的图片时，人们即时对这些图片作出了评估。“我们发现，人们可以在1/4秒内判定一个东西是好还是坏。”巴奇说。因为有一条从眼睛直达大脑情感快速反应控制中枢的神经通路，它绕过了大脑用于思考的部位——大脑皮层，所以我们在开始理性分析之前就已经有了情感体验了。

有些科学家假设这种即时的情感体验有一些生物学意义。当我们的祖先遇见陌生人时，那些能够迅速准确辨认出愤怒、悲伤、恐惧和快乐的人更可能生存下来，并留下后代。根据美国东北大学的朱迪思·霍尔（Judith Hall）对125项研究进行的分析，通常认为女性会比男性更迅速地察觉到别人的情绪，是有一定道理的。

比如放映了一段两秒钟的、关于一个生气妇女的无声录像之后，女性会比男性更准确地由直觉知道她是在谈离婚的事情，而不是在责备某人。女性同样比男性更善于识破谎言和分辨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是真心相爱还是逢场作戏。

直觉性技能（Intuitive expertise）：

如果经验为直觉提供了信息，一旦我们学会把提示信息和特殊的情感相联系，许多判断就会变得自然而然。驾车是需要集中精力的，但通过实践之后就会变成第二本能。当心里想着其他事情的时候，手脚似乎靠着直觉在驾车。

对于后天学习的职业技能的研究，显示了相似的自动性（acquired automaticity）。有经验的汽车机械师和医生常常在匆匆打量和倾听之后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而不用按部就班地检查；只要瞥一眼棋盘，大师（他们能记住50000种棋局）就可以持续地下出快棋；老练的日本鸡配种员可以在1小时之内区分出1000只刚刚孵化的、看似毫无差别的小鸡的性别，准确性近乎100%。但所有这些是怎样做到的，专家都很难解释。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说：“直觉恰恰就是识别。”

直觉的陷阱

在生活中，我们学到了能让我们迅速快捷地作出判断和行动的直觉性技能。不过在心理科学领域中，聪明人因相信直觉而犯错的例子随处可见，有时甚至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我们的经验来自于非典型的事例，或者一种轻率且令人不快的启发式策略，而且它会把我们带向歧途时，我们就会犯这种错误。当看到一支篮球队击溃弱小的对手时，我们可能认为这支球队是不可战胜的，而当他们被强大的对手蹂躏时，我们会大跌眼镜。

直觉性恐惧（Intuitive fears）：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经常弄错害怕的对象。由于9·11的景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许多美国人对于飞行表现出过高的焦虑。但我们的恐惧与现实不相符。美国国家安全局报道说，从2001年到2003年，按每英里计算，美国人死在客车上的危险是在商务航班上的37倍。对于大多数航空乘客来说，旅途中最大的危险来自开车去机场和离开机场的路上。

在2001年底的一篇论文中，我曾经计算过如果美国人减少20%的飞行次数，并把这减少的飞行里程中的一半用于驾车，那么在下一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会增加800人。在随后的文章里，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心理学家格尔德·吉格伦泽（Gerd Gigerenzer）确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死于交通事故的美国人比往年同期多出353名。

为什么我们如此经常地弄错害怕的对象？为什么这么多吸烟者（他们的习惯让他们平均缩短大约5年的寿命）担心飞行（平均只会缩短人们一天的寿命）？为什么我们更害怕的是暴力犯罪而不是肥胖和动脉栓塞？为什么大多数妇女更惧怕的是乳腺癌而不是更加致命的心脏病？为什么我们更惧怕的是悲剧性的、却很少发生的恐怖活动，而不是在未来无处不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球气候变化？简言之，为什么我们对小概率的事情坐立不安，而忽略更可能发生的事情？

心理科学确认了4种导致我们形成危机直觉的因素：

1. 我们祖先的生活史告诉我们应该惧怕哪些东西。我们带着大脑中古老的记忆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我们会惧怕禁闭和高处，害怕蛇和蜘蛛，害怕我们部落之外的人。

2. 我们害怕自己不能控制的东西。我们坐在自己的车里，会觉得控制住了局面，而坐在飞机上的17B号座位上时却不然。

3. 我们惧怕直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吸烟的致命性和海平面上升以及恶劣气候的威胁是很遥远的。而飞机起飞却近在眼前。

4. 我们害怕在记忆中不断出现的威胁。如果一枚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国客机，由于可获取启发式策略，这个事件对航空工业将是沉重打击。考虑到要理解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航班上是小概率事件有多么困难，概率说服不了我们。直觉性恐惧会左右我们的意志。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低估了那些能缓慢地夺走我们生命的威胁（吸烟每年悄无声息地夺走了40万美国人的生命），而对有大规模杀伤力的东西关注过多。通过把我们的直觉性恐惧与事实相对照，留意一下人们实际上是怎么死的，我们就可以为未来最大的危险做好准备，并解除恐怖分子最重要的武器——被夸大的恐怖。

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2007年年会上发布了一项实验结果，美国俄勒冈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观察到两个并存的倾向性，即人们对于种族清洗的众多受害者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而对于被充分报道的个别受害者却表现出更多的道德关怀。

在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行为心理学家黛博拉·斯摩尔（Deborah Small）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乔治·洛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的合作中，斯洛维奇还发现人们更愿意捐款给某一个挨饿的非洲孩子，而不是捐给同样挨饿的许多其他孩子。而且当孩子的相片配上一个统计概要，说明在其他非洲国家还有上百万像她一样需要帮助的孩子时，捐款数急剧下降了。

“捐款数受到人们对年轻受害者同情心的影响。”斯洛维奇指出，“一个文明人的标志是能够读懂一行数字并为之动容。”虽然上述说法可能是真的，但逻辑性的轨道2系统被富含情感的轨道1系统压倒了。

直觉——这种迅速的、自动性的、非理性的思维和情感——从我们的经验里收获果实并指导我们的生活。直觉功能强大，常常很明智，但有时会带来危险，尤其是当我们太注重感觉而疏忽了思考的时候。今天的认知科学让我们更加赞赏直觉的能力，但同时也提醒我们把它与现实相对照。充满智慧和批判性的思维常常始于我们倾听来自自己广阔的内心深处的低语，在我们细心求证，验证结论和规划未来时成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环球科学（huanqiukexue），作者：戴维·G.迈尔斯 （David G. My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