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一个超现实的中国奇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原文标题：《“重返90年代”系列·三峡大坝 | 一个超现实的中国奇迹》，采写：梁瑀可，编辑：姜妍，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似乎正在发生摇摆。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下，以分秒计的信息更新速度让我们居于永恒的变动之中，时间日复一日加速，数字被不断更改，新闻被不断翻转。另一方面，在民粹持续崛起、社会持续分裂、气候持续变暖的大势当中，对个体而言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我们浮滞于一种新的常态之中，对于来路去路均不甚明朗。我们于是希冀向时间求得关于时间的答案，即向历史回望。

回望20世纪下半叶，80年代夹在革命历史与开放历史之间、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之间，因其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而闪耀着令人目眩的独特光芒。当怀念80年代蔚然成风，另一种声音也出现了，不断提醒我们80年代激情的不可能重复与不值得重复，人类学家项飚用鲁迅的“心里不禁起疑”形容他对于80年代的感情。夹在80年代和新世纪之间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十年；当“90后”一词从老一辈对年轻人的指代变成更年轻一辈对“老人”的称呼，我们似乎还没能停下对80年代的追忆和惋惜，给予1990-2000这巨大变动的十年以足够的关注。

如果说80年代一再被重提的原因，在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投入改革开放怀抱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在于李泽厚对个体存在与价值（而非宏大集体话语）的强调成为某种精神召唤，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国的体制变革、经济发展、思潮更迭甚至港澳回归，无疑同样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中，中国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下岗到下海，从单位到企业，从肯德基到商业保险，从日常消费到农民进城……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在全球化席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劳动者一方面投入应对体制改革、企业改制、饭碗由铁变回瓷的凶险、痛苦和机遇，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充满着困惑、混乱与无限可能的市场之海。东北的阵痛与深圳的崛起遥相呼应，农民工进城与三峡大坝移民交织流动，港澳回归、加入WTO与申奥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待与诉求，亦有国际政治的草蛇灰线隐埋其中。

文化方面，中国知识界走向了“思想隐退，学术凸显”的专业细分之路，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褪去了先锋的亮色，王朔和王蒙奋力撕毁崇高的面具，歌舞厅、游戏厅等“厅”在大街小巷出现，以《我爱我家》《渴望》为代表的平民文化方兴未艾，第五代导演正尝试在夹缝中寻找中国叙事的方式，现代艺术正向当代艺术转型，“艺术品市场”“策展人”“双年展”“美术馆”等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在九十年代出现并流行。

前有査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为人们所熟知——试图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对话或者自述，还原那两个风云变幻的二十年中的社会情境、主要问题及价值观念。界面文化在2020年推出“90年代”专题，在怀念80年代的浪潮至今仍未式微之时，试图带领读者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新认识那个深具转折意味的、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基本样貌的90年代。

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的第四篇：《三峡大坝——一个超现实的中国奇迹》。

一艘豪华观光邮轮行驶在长江上，余水目无表情地望向窗外，经过一片普普通通的河滩时，她的眼神忽然闪烁，那里曾是她家的老屋，如今已经淹埋在水下。纪录片《沿江而上》跟踪记录了长江边上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的生活，这家人因为三峡工程而搬离河边，余水是家中长女，家庭的贫困让她被迫辍学外出打工，成为了一名邮轮服务员。

《沿江而上》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余水的父亲在老屋即将被淹没之际，徒手把仅有的破家具一一背走，一家人推着装着所有的家当的推车住到了一间出租的房子里，“这里水啊、电啊都要花钱”，余水的母亲说起搬家后的不便，河边种的蔬菜瓜果都还没有熟，家里又断了生活来源。

这只是无数个三峡故事的小小缩影，伴随着整个九十年代时代脉搏的跳动，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大坝在长江上崛起，千百万人的生活因此改变。相信每个中国人关于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的记忆恐怕都或多或少与此有关，这是一项“世纪工程”、“伟大工程”，为了防治长江特大洪水带来的洪涝灾害，为迅猛发展的经济提供工业电力保障，一条长达3335m，坝顶高达185米的大坝把长江拦腰截断。

2004年12月10日，三峡大坝全景。图片作者：天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导演贾樟柯敏锐地捕捉到了三峡大坝建设的历史时刻，他带着摄影组前往三峡记录下珍贵的影像资料，一部《三峡好人》获得了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该片以三峡拆迁为背景，讲述了煤矿工人韩三明和女护士沈红从山西来到重庆奉节，分别寻找已离开自己的前妻和丈夫的故事。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自己初到三峡的感受，“在巫山和奉节，整个城市好像遭受到了核打击或者外星人袭击，奉节两千年时间形成的城市文化和历史，两年的时间就拆掉了。这就是中国的超现实，但在那个年代，超现实才是现实的一部分，可能晚一天一栋房子、晚一个月一座城就没有了。”

在贾樟柯的电影镜头下，建筑废墟、锈迹斑斑的钢管在三峡库区随处可见，到处是光着膀子在房屋上方敲敲打打的工人。当世人把目光对准三峡这项伟大的工程时，贾樟柯却将镜头下移到了底层人民身上，也不禁让人开始思索，到底谁才是“三峡好人”？。

《三峡好人》（2006）电影海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项耗资百亿的巨大工程，曾经引发了无数中西方科学家、工程师和环保人士的关注，对于修建大坝利弊的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其中涉及的移民、环境、国防问题至今没有统一的结论。唯一可以明确的是，这种惊天动地的工程直到九十年代才真正在中国有了实现的可能，经历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有需要也有了底气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一个伟大的科技发展国家，应具有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防洪发电、造福一方，三峡大坝就是背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登上舞台。

一、百年大计

长江绵延6300公里，灌溉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尼罗河、亚马逊河，是世界第三大河。它发源于西藏北部的冰川地带，从中国西南山麓奔流而出，穿过一条200公里长的壮观峡谷，这就是三峡。时间倒退回一百年前，最早提出在长江修建大坝的是孙中山。1919年他在《建国方略》里，就首次提出在三峡建造水闸提升水位用以改善川江航道和水力发电的设想。五年后孙中山应广州国立高师的邀请发表演说，对开发长江三峡水力资源做了更加生动的描述：中国没有大不列颠一样满地跑的火车，也没有美利坚一样横贯东西的铁路大通道，但我们有长江，有取之不尽的水力资源！仅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资源，就可发生3000余万匹马力的电力！“ 这番讲话激励了当时无数具有”科学救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们，这个时期成立的矿务司地质科后来也持续发挥着不小的作用，不仅一直做着长江流域的水文探测，储备水利人才，在蒋介石执政时还邀请到了萨凡奇博士到中国考察。

萨凡奇是美国的著名水利大师，曾经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在哥伦比亚河上成功修建大古力水坝，到中国时，这位已经年届65岁的水利大师立刻对三峡产生了同样的热情，他不顾当时中国战乱的危险形势，对三峡两岸的地形地貌和江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完成了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

1944年，萨凡奇（前排中）在长江上考察。图片来源：Wikipedia

当时已然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的中国，显然没有实力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萨凡奇的方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支持。萨凡奇的学生张光斗也对此提出了质疑，“三峡工程耗资如此巨大，国家这么穷，万万不能在此时兴建。”但张光斗在国民党撤退时把珍贵的水利资料留在了中国大陆，为后来三峡梦的实现埋下了种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长江一次酣畅淋漓的游泳振奋了国人的情绪，他写下诗句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再一次点燃了中国人的三峡情，1958年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三峡事宜的主要负责人。但由于世界格局尚处于冷战状态，战争的威胁没有消失，再加上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对中国技术支持的撤退，两位领导人都没有看到三峡大坝建成的曙光。

时间来到了八十年代，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邓小平判断建大坝的时机已经成熟，再加上长江流域发生的几次特大洪水，建设三峡再一次被提上日程。国务院成立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并设立三峡开发总公司负责工程建设。1990年，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推动下，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即著名的“175方案”，把水位线从150米提升到了175米。1992年4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建造三峡大坝成为现实。

在中国近百年几位重要领导人的推动下，三峡大坝水利工程终于在 2003年建成，并实现了首次通航，它崛起于世纪之交，牵连着中国文明古河的命脉，给国人带来的荣耀感和价值感远非研究报告可以估算。

二、计划与市场之间

兴建于中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接轨的三峡工程，得益于九十年代这个绝妙的时机。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带来的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和实实在在的用电需求，三峡工程不会最终顺利上马，但若没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集体力量决策实施，三峡梦也不会有可能成为现实。

《江城》的作者何伟在书中写到，“当我每次在长江上经过，我都感叹政府建设三峡大坝的时机掐算得非常完美。当人们回顾中国这个特定的过渡时刻——它前所未有的融合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

贾樟柯也感受到了计划经济属性跟三峡工程的牵绊，他用“烟酒茶糖”四个篇幅给电影《三峡好人》分幕，烟、酒、茶、糖是计划经济下政府配给给家庭的奢侈品，贾樟柯说“到了三峡之后先是感受到物质的消失，因为城市和建筑是物质的，另一个感受就是三峡工程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那么大工程的决定和实施都很有中国特点，所以无论从空间的改变到人际关系的改变有象征着作用。”国家在七十年代开始实行的现代化进程是三峡工程的一个助推器，邓小平在当时提出到了2000年全国发电量要翻两倍，这项工程被列入过国家的五年计划，而这一切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烙印。

整个九十年代，人们一方面刚刚经历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冲击，开始从自我和财富的角度重塑生活的意义，与此同时还活在“舍小家、保大家“的集体意识里，对荣誉感和国家意义构成的话语体系保持认同，最终使得一百多万依恋旧土的中国移民出走他乡成为现实。

在《国家行动》一书中，作者何建明记录了两个地区争当拆迁第一户的故事：重庆市涪陵库区在人大会议决议前13天就开始动工了；屈原家乡秭归的老村支书韩永振在村民犹豫不决时带头拆了自家的新房子，获得“三峡坝区移民第一户“的牌匾。在这些故事中，集体荣誉感在移民拆迁的动力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百姓对实际经济损失的估量往往来不及或者还没有能力计算，在国家工程面前就已经一马当先。

2001年，湖北宜昌，建设中的三峡大坝。图片作者：周国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三峡大坝方案研究到建设的贷款支持，国外专家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81年，美国专家被邀请来访问三峡坝址，促成了一项美国对中国建坝者进行技术援助的五年期协议。从1985年起，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资助当地一家公司对修建三峡大坝撰写可行性报告，这项工作在资金提供方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部门水利电力部的共同监督下实施，经过四年时间的论证，该研究组织得出结论——在三峡修建185米高的大坝，蓄水160米在技术上、环境上、经济上都是可行的。

就是这份报告后来引发了国内外激烈的讨论和质疑，当时有些其他国家建造巨坝后产生弊端，来自各国的独立专家著书陈述了报告存在的漏洞，也在中国掀起了民间和知识界激烈的讨论，当时的公共领域双方意见争论不休。

反对的声音主要指责报告没有使用足够的水文数据（主要包括地表水、地下水、水质数据和河、湖地形等相关属性数据——编著），人们对修建三峡大坝的疑虑集中在几个方面：移民生计问题、防洪有效性问题、泥沙淤积问题、经济预测不准确等问题……科学界也有声音提出，如果中国受到空袭，三峡大坝将成为一个主要攻击目标。

可以说三峡大坝的建成经历了“梦想70年，论证40年，争论30年”的曲折历程，在最后两年，全国50多个学科，在国内知名、国际上也有重大影响的400多位水利水电专家和权威对三峡工程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再一次得出了“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上是承受的了的，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好”的论据。

这样的争辩延误了三峡库区经济的发展，因为迟迟没有上马的水电项目，可能被淹没地区早就没有了发展的动机。

在1992年人民代表大会上三分之二的通过率支持下，有关是否修建三峡大坝的讨论最终结束。国家在修建过程中确实也考虑了争论中涉及到的各项问题，并采取举措将损害变小。直到2020年11月1日，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根据验收结果，三峡工程建设任务全面完成，运行持续保持良好状态，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全面发挥。

三、三峡好人

究竟谁是“三峡好人”？是数十年抛家舍业建设三峡的工人们？是一百二十万“舍小家、保大家”的三峡移民？是无数次推翻论证研究设计方案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还是以举国之力支持三峡大坝建设的中国人民？

如果问出生在湖北宜昌兴山县高阳镇的王芝（化名）这些问题，她不会知道答案。王芝跟随父母搬迁时只有12岁，对她来说当时最重要的是儿时游玩的电影院和街道就要全部敲毁淹没到水下。

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王芝已经是一名母亲，她回忆道，整座城市搬迁跨越的时间非常长，前后有十年之久，所以并没有轰轰烈烈的搬迁仪式。她记得大家都为能够成为三峡移民感到兴奋，除了能为国家伟大工程做一份贡献，更多的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希望住到更好的房子，过上更新的生活。

这么一项庞大的工程，涉及的利益纠葛和博弈是多方面的，按照1993年的测算，这座绵延600公里长的水库，淹没两岸耕地和果园达到了42万亩，当时住在淹没线以下的人口有84.75万人，到了2013年，三峡库区一共牵涉到12座县城和114座集镇迁建，像王芝一家搬迁安置移民已经增长到了124万人。

当时中国正以新的形象站到世界的面前，如何妥当的做好这么庞大数量的移民工作成为了重中之重。黄河的三门峡大坝、汉江的丹江口大坝和乌江的乌江渡大坝，在从1950年后因修建水电大坝被迁居的1000万人中，直到八十年代仍有30%~40%处于贫穷状态并缺少足够的食品和衣物，由于过去制定的移民政策过于简单不符合实际，导致一二十万三门峡移民返库的遭遇，留下长久的伤痛。

尽管根据世界银行“成功移民”的标准，中国后来改善了移民安置的指导方针，可是因为三峡工程涉及迁徙的人口数量之多和难度之大，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质疑。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向国际水利组织提出了一项中国建设三峡工程“造成一百多万移民的人权得不到保证”的提案。

为此，中国决定下重金解决移民问题，并首次提出“开发性移民”的方案。按照1993年末物价水平计算，三峡工程总投资900.9亿元中移民安置费有400亿元，占总投资的44.4%。政府对三峡库区农村移民采取了形式多样的安置方式，如继续以种植业为主的就地后靠安置、政府组织外迁或投亲靠友自主外迁、自谋职业、从事第二或第三产业安置、社会福利安置等，政府积极引导和鼓励移民远迁到三峡库区以外的适宜地区安置。

在移民安置中，农村移民安置最为复杂，难度最大，三峡库区的农村移民占总数的40%以上，如果仅靠三峡库区有限的耕地资源，全部就地后靠安置就很容易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远迁他乡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补充手段，最终统计，在三峡库区以外安置移民共计有14.1万人，其中四川、山东、广东、福建等11省市安置三峡库区移民7万人。

三峡船工的“活化石”谭邦武，图片摄于2002年，主人公时年91岁。图片作者：田平、文林，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些祖祖辈辈居住于长江边上的人们，要离开家乡奔赴未知时面临的是怎样的心态？1997年在涪陵教书的何伟，在《江城》一书记录了这个即将被淹的城市人民的生活，人们仿佛对即将离开家园毫无知觉，大多人觉得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事情于是不再关心，175米水位线到处清晰地标注在城市的建筑上，但人们似乎更愿意活在当下。

新的楼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兴建起来，但何伟发现，这些匆忙建起的居民楼是按照城市人口的习惯建立的，没有放农具的地方。一个叫黄宗明的移民向何伟表示不愿意搬到远处，因为听说了搬到广东的移民因为语言障碍不能融入当地的情况。他们一家住惯了离水近的地方，水位上涨当天，他们在水边久久不愿意离去。直到水位线逼到临时搭建的棚屋下二点五米处时，黄宗明还在徒手修一条简陋的小船。

《江城》，[美] 彼得·海斯勒 著，李雪顺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1 

库区一百二十万移民在学术上称为非自愿性迁移，这类迁徙决定于工程建设的需要，不以移民本身的意志为转移，而且有很强的时限性，一切都在与金钱赛跑。何伟记录了他在移民阶段的见闻“一般而言，是成批安置的；有时候一个村子被装上一条船，送往下游的其他省份，再由政府提供少量的土地补偿。我认识一个警察，他要护送整个村子的人坐火车去广东。他陪着村民们坐了两天的火车，把他们送出广州火车站坐上早已等在那里的公共汽车，然后转身又登上了回程的火车。”

《沿江而上》中的一家几口就属于没有户口的流动人口，世界银行在评估三峡水利工程的移民安置问题时，将这类流动人口预测为总的库区移民人口的10%，但显然，这样的估计在当时的中国相当保守。90年代，中国已经放开地区间的人口流动管制，有大量的无户籍人口散落在农村和城市，这些人通常没有工作单位，或者是农民但又没有多少土地，这些“没有被官方登记为居民“的流动人口往往得不到合理的移民安置和补偿费用。

除此以外，有些地方移民遵循的是以水位线不同一刀切的方法，有的同宗族、同血亲的家庭就被生生的分开了。《忠县三峡移民志》第一卷长达80页的移民大事记中用简洁的语言记录了移民被分散安置的情况：2000年2月22日，洋渡、新生、复兴三镇的241名移民先后登上“长月号”客轮，迁往湖北省荆州市安家落户。8月21日，忠县县城码头“长月号”客轮载着乌杨、任家两镇44户188名外迁移民出发，迁往湖北省荆州市太湖港农场。8月23日，涂井、甘井、洋渡镇的611名移民登上“长展”、“长鲲”两艘外迁移民专船，起航远赴山东。2001年3月6日，乌杨镇25户144人启程前往湖北省太湖港农场……2002年8月14日、16日，来自乌杨、甘井、新生、东溪、石宝6个乡镇的1269名移民落户湖南。

王芝一家是幸运的，他们只是搬迁到了离原址十几公里的新县城，并没有过多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她还是提到了家里的老人们对旧城的依恋，“家里的亲友群里转发高阳镇的老照片，老人们指指点点哪条街是哪条街，还有那些过去的故事。”

如今，时间整整过去了20年，当初的青中年变成了中老年，这些健在的人们再也回不去故乡，百万移民从故土被分散到全国各地，在那些环境迥异，或者语言不通的地方又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这座移民搬迁工程集体记忆的原始丛林里，我们很难知道当初做出“牺牲”的三峡人得到与失去的应该如何比较。在如今人们享受到水电站的建立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他们不该被忘记。

四、消失的珍宝

同样值得铭记的，还有那些永沉江底的瑰宝。水位线淹没方案一再调整也牵动着不少知识分子、文人墨客的心，大坝的修建，意味着将有数以千计珍贵的文化历史遗迹，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在长江西陵峡及峡口以东，屡次发现大溪文化遗存，考古发现距今六七千年前，已经有人类在此进行着以水稻为农作物的大量经济活动，辅以渔猎和采集及制陶等作业，因此，该地区汇聚了一大批国宝级珍贵文物。

时任湖北省文物局三峡办公室主任王凤竹在2007年接受采访时总结道：“三峡工程将淹没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忠县、丰都等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城，库区文物十分密集，种类繁多，地面有异彩纷呈的民居、古庙、桥梁、碑刻等，地下有遗址、墓葬、石器等。这些文物古迹跨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两汉和唐、宋、元、明、清朝，时间跨度之长，堪称一部‘中国实物通史’。”

在库区被淹的一百多处文化历史古迹中，有以“鬼城”之称的丰都，曾经以展示光怪陆离的阴间鬼神世界的阴森恐怖而又严明公正的鬼文化而闻名，如今完全没于水下。屈原《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李白诗：“下笑世上人，沈魂北丰都”，说的就是这里。还有因三国刘备托孤传为千古佳话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白帝城，其他诸如秭归县的屈原故里、宝坪村的王昭君故里、奉节城的八阵图，以及杜甫草堂、“孟良梯”古栈道遗迹等等文化古迹的淹没无不让人遗憾。

还有令古今文人画家魂牵梦绕的三峡自然风貌，更是构成了中国山水文人画的一个重要元素。山水花鸟自然向来是中国古代文人寄托自己精神世界的载体，所以山水画向来不以写实为目的、只求意，中国传统教育本就强调对自然的审美、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

电影《三峡好人》里就融入了传统绘画视觉元素，采用了大量的轨道横移的镜头，把连绵的山水和人的活动结合到一起，将颜色改造为青绿山水，与绿调子的传统画相对应，像一幅徐徐展开的中国古代卷轴画。一个令人难忘的特写镜头是韩三明举起手中的10元人民币背面，眼前是即将消失的白帝城，时空的交错再次引起观众共鸣，站在山河面前的当代人和古人在此刻有了某种牵连，历史在这里有了一种回应，仿佛可以在同一时空进行对话，然而这种牵连随着水位线的上涨而被切断。

古迹的消失意味着现代与古代羁绊的消失，这影响到一个民族精神气质的传承是否有具有连续性，人们对自身过往的反思是否具有参照性。那些有关三峡的古诗词文和神话传说，将只是变成纸上的泛泛之谈，连接巴蜀和荆楚两大地区的通道走廊烙下的巴楚文化、神女文化，历朝历代路径此地的诗人留下的华章诗篇……当下一代的青少年在读到这些文字时，便再不会有鲜活的联想，可以听到的只剩下逐渐远去的前人的诉说。

2017年12月4日，湖北宜昌，航拍冬日三峡文物复建群。图片作者：林森，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相关部门尽了最大努力对这类文物进行修复，例如大昌古镇和张飞庙就按照原貌进行了复原重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的白鹤亮，以“无压容器”的保护方式，修建了世界上唯一在水深40米处的水下博物馆，让后人还可以目睹世界上所发现的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枯水水文题刻。此外，被列为世界八大奇异建筑的石宝寨，也被筑起50米高的水泥墙来抢救性保护。当年这些抢救文物古迹的举措在今天更加显得具有前瞻性。

但对于王芝来说，儿时从家里出发去宜昌坐夜船的神秘体验将永远消失在记忆里，路过的那些险滩、黑漆漆的山头怪石，以及家乡流传的无数神仙鬼怪传说，将不再有存在的痕迹。

五、现代性和环保意识

三峡大坝建设是新中国历史上被公众广泛讨论过的为数不多的公共议题之一。中国至今引以为傲的国家效率在如此庞大的关乎国计民生的计划面前，仍然慢下了步伐，这其中的矛盾和复杂性不言而喻，这与人们逐渐意识到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明显有关，也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反思表现。

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现代性思想，推动了西方科学、工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体系的发展。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技术的大进步，使得人类改造自然的速度突飞猛进。科学和技术替代掉宗教，成为了引领人类向前的动力，人为主体，自然是客体，主客二分法将人与自然站到了对立面，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就卷入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传统文化教育逐步被西方的自然科学教育所替代。至修建大坝之时，经过近百年的洗礼，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现代化启蒙，西方主流观念中以科学和技术为主导的发展观也已经基本成为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基本精神是人可以通过理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同时能够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由此可见，现代性包含了两层含义，一层是对改造世界的信心，另一层是对改造世界的反思。现代性之所以会带来环境危机，是因为人对改造世界的自信心不断膨胀，而反思却存在滞后。到了七八十年代，西方的现代性不断完善，尤其是作为第二层面的“反思性”日益增进。1978年，美国兴起了一种新环境范式的理论，意识到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的相互反馈，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他们还认识到，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学上的潜在限制。

人类逐渐意识到巨大工程容易对自然造成意想不到的破坏，美国、加拿大许多已建成的大型水电站造成的环境问题至今无法解决，人类开始反省，自身的有限性是否具有向自然抗衡的力量，西方各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环保运动，因此才会对三峡的建设存有同样的质疑。

然而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更多的是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中，而不是从传统文化中独立地发展出现代性，现代理性的根基并不深厚，反思性也进展缓慢。基本上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时间上是被高度压缩的，例如英国、美国完成工业化分别花了200年、135年，而日本韩国仅分别花费65年、33年，在中国更是如此。可以说，从天空到地上再到地下、从陆地到海洋、从中心城市到偏远农村，中国面临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以及后工业化时期的各种环境问题，这显然比发达国家分阶段出现的问题要严峻得多。

2020年8月25日，湖北宜昌，夕阳西下的三峡大坝。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中国环境治理的最初阶段，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是非常薄弱的，直到1983年，国家才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而且落实到现实层面的过程更加缓慢。1990年，国家环保局开始连续发布《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布环境变化的相关信息。

进入21世纪，国人的环保意识逐渐加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了坚持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强调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2015年年初实施的《环保法》，立法目的也由过去的“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调整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决定是否修建三峡大坝的当口，刚刚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中国，虽然面临环境污染问题，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严重，中华鲟等珍惜物种也濒临灭绝，但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当时的中国应该正处于初步具有了环保意识，又相信自己有力量解决问题的自信时刻。

国家确实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来解决问题，比如利用大坝泄洪排沙设施“排浑”，将洪水中的泥沙通过泄洪排出水库至大坝下游，减少泥沙淤积问题。为了应对水环境和水质将造成的不良影响，200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要求在工程蓄水之前完成蓄水位以下库底的清理工作，完成库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建设。根据检测，目前库区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在汛期，水库内的漂浮物还是影响了水质而且汇聚在坝前，对工程的正常运行造成不利影响。

针对陆生植物，采取建自然保护区、珍稀植物保护点和古代珍奇树种保护三类方法，修建了宜昌市大老岭国家森林公园、兴山县龙门河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自然保护区和巫山县小三峡景观生态自然保护区等，以及万县荷叶铁线蕨自然保护点、秭疏花水柏枝自然保护点及宜昌市莲沱川明参自然保护点，拟从库区5000株古大珍奇树中挑选出199株作为库区重点保护对象。在长江中上游设长江鲟、胭脂鱼和白鲟人工繁殖放流站，自葛洲坝1981年截流建坝以来，已在坝下形成中华鲟产卵场自然繁育，每年向长江中投入大量的鱼苗。

2009年6月29日，中国三峡总公司中华鲟研究所在长江湖北宜昌段江南樱桃园码头举行2009年度第二次中华鲟放流活动。此次放流的鱼种以中华鲟为主，另有少量胭脂鱼，共约7万尾。图片作者：黎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如今，随着对环境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中国环境政策的新取向更加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更加强调科学合理地管理人类社会需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青水绿既能让人记得住乡愁，又可以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和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中国的传统自然观结合起来，或许才是平衡发展和环保的唯一出路。

六、活的印钞机

在那个经济即将腾飞的时刻，国家更关心的是国民的生活保障，人民是否能免于洪涝的灾害，下游的航运能力能否加强，两个吉瓦的发电站可以带来多少的电力用于工业建设。

如今三十年过去，曾经大多数的争论现在已经有了答案，不可否认，三峡大坝已经成了一台大型印钞机，按照每个机组的年平均发电时间4000小时左右算的话，每年发电量900亿度带来的收入是225亿元，相当于每天6000万元，这比得上一台百元印钞机一天的印钞量。截至2020年8月底，三峡电站累计发电量达13541亿千瓦时，有力支持了华东、华中、广东等地区电力供应，相当于节约标准煤4.30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69亿吨，成为中国重要的大型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2020年7月16日，湖北宜昌，三峡枢纽及右岸外送输电线路。图片作者：郑家裕，图片来源：人民视觉/视觉中国

三峡的防洪效应也很明显，从入库最大洪峰看，2010年和2012年的几次大型洪灾洪峰都在七万立方米/秒以上，三峡水库成功地把洪峰削减到四万多立方米/秒，确保了长江中下游一片安澜。这与1998年是天壤之别，98特大洪灾的最大洪峰流量只有63200立方米/秒，但百万官兵以血肉之躯在荆江大堤上严防死守的情景至今令国人难忘。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大堤一旦决口，对江汉平原1500万人和2300万亩耕地将造成的严重后果，自古以来，荆江大堤的防洪就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三峡大坝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削峰、错峰作用将中下游尤其是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高至100年一遇，起到了很好的防洪效果。数据显示，从大坝蓄水至2020年8月底，三峡水库累计拦洪总量超过1800亿立方米。

此外，三峡工程也有利改善了川江航道通航条件，过闸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2019年达到1.46亿吨。三峡水库每年枯水季节下泄流量提高到5500立方米每秒以上，为长江中下游补水200多亿立方米，改善了中下游地区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条件。

不管这项工程曾经经历过多大的争议，都是中国九十年代的重要缩影，它展现了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在特定的时期对经济与环境、科技和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平衡和探索，三峡工程所代表的万众一心的力量如今依然令人振奋。如今，宏伟的大坝给国内外到访的游客带来了强烈的视觉体验，仿佛其不是出于人间，而是来自外太空的巨型建筑。

这让人联想到《三峡好人》里的UFO桥段，那年贾樟柯在长江边看到了一座纪念塔，本来是为了纪念移民修建的，后来因为没有继续做下去，就裸露在长江边最美的河道旁边。导演觉得此物不应是人类世界的东西，是天外飞来的，就在电影里安排了一个纪念塔飞走的桥段。不可否认，这种超现实感始终贯穿着进入新世纪的中国。

参考资料：

1、【美】彼得·海斯勒 《江城》李雪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美】彼得·海斯勒 《奇石》李雪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3、何建明 《国家行动》.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8.

4、《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古迹的价值评估（ 一）》 李秀清 李宏松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8年5月

5、《长江三峡地区文化资源的综合评价》 郑敬东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6、《三峡工程真的给中下游防洪帮倒忙了吗？——从建成7年来的表现看三峡工程防洪作用》王亦楠《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29期

7、《三峡工程的环境影响及其对策》 王儒述《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2年7月  

8、《三峡工程论证始末》潘家铮《中国水利》1989年第1期

9、《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安全及长期使用问题研究》 郑守仁 《中国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2011年8月  

10、《绿色生活方式中的现代性隐喻——基于CGSS 2010数据的实证研究》 赵万里 朱婷玉《广东社会科学》 2017年第1期

11、《符合型环境治理的中国道路》洪大用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6年第3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写：梁瑀可，编辑：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