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生育补贴推高至10万元，人口形势能否逆转？

在呼和浩特，今后生育三胎孩子的家庭，最高能领到总共16万元的育儿补贴。

3月13日，呼和浩特市卫健委发布落实《关于促进人口集聚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育儿补贴项目实施细则及服务流程。从今年3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一孩一次性发放育儿补贴1万元；生育二孩发放育儿补贴5万元，按照每年1万元发放，直至孩子5周岁；生育三孩及以上发放育儿补贴10万元，按照每年1万元发放，直至孩子10周岁。

这并非地方育儿补贴“第一枪”。然而，呼和浩特的“真金白银”显示出了罕见的魄力。目前，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亦在酝酿中。3月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团组会议时透露，国家卫健委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相关育儿补贴的操作方案。

2022年，中国出现了近60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到2024年连续三年负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大约为-0.1‰。同时，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954万人，实现七年来首次同比增长——育儿补贴出台后，新生儿阶段性的止跌反弹能否持续？

一、各地育儿补贴能领多少钱？

呼和浩特规定，享有育儿补贴的家庭，必须为2025年3月1日及之后的合法生育家庭、并符合《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夫妻至少一方户籍地为呼和浩特市，在呼和浩特市居住、工作、生活，要求人、房、户一致，且新生儿首次落户在呼和浩特市。

此项规定意在防止套取补贴，确保新增人口留在当地。接受中青报采访时，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杨钟介绍，发放育儿补贴只是其中一项政策，目的是促进呼和浩特市人口聚集。呼和浩特卫健委还会从“婚育”“养育”“托育”全周期发力，推出系列惠民政策。

呼和浩特卫健委官网《财经》显示，人口政策方面，呼市已经推出了一系列配套举措，包括为新婚夫妇提供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免费筛查新生儿的耳聋基因、遗传代谢病和儿童安全用药；为2025年3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新生儿，且落户呼市的产妇每人每天免费提供“一杯奶”，连续提供一年。产妇可获得3000元的电子券，在网上商城自由选购牛奶产品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呼和浩特教育局推出支持政策，开创了全国先例。在义务教育阶段，二孩入学“幼随长走”“就近择优”，三孩及以上孩子入学可在本市自由选择。杨钟介绍，呼和浩特市还将为入托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每年发放600元托育机构照护补贴。而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每年约有5万的净增加人口，已经是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增长最快、最多的城市。

呼和浩特并非育儿补贴的“第一枪”。此前，云南、宁夏已经实现了省级覆盖。2023年起，云南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分别发放2000元、5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此外，每年发放800元的育儿补助到3周岁。同为2023年起，宁夏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2000元、4000元的一次性育儿补贴，对三孩家庭每月给予不少于200元的补贴至孩子满3周岁。

东北三省的人口外流形势一直颇受关注。2023年，哈尔滨出台试行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二孩和三孩家庭每月分别给予500元和1000元育儿补贴，对购买新建住房的二孩和三孩家庭，分别给予1.5万元和2万元购房补贴。住房公积金贷款缴存及租赁提取亦有政策利好。

同年，杭州市开始对二孩给予一次性育儿补助5000元、三孩给予一次性育儿补助20000元；同时设有孕产补助，对二孩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元，对三孩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山东济南对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对其中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人员及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生育妇女每月加发200元育儿生活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二、补贴能否促进人口增长？

更早的生育补贴可追溯至2021年，四川攀枝花率先推出生育补贴政策，为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500元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此外，对在攀枝花入托普惠托育机构的0~3岁婴幼儿，按照200元/人/月的标准发放托育补贴券；提高多孩家庭房贷标准，夫妻双方和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多子女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提高到90万元、65万元；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计算天数调增，每多一胎增加15天，让育儿妈妈有更充足的休息恢复时间。

在2024年12月举行的四川省新闻发布会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军峰介绍，政策实施三年来，累计发放补助金3200万元。其中，农村户籍领取补贴金人员占比达77.8%。政策出台前，2018年~2020年，攀枝花出生人口平均降幅达12.26%；政策出台后，2021年~2023年，该市出生人口降幅逐渐收窄，平均降幅缩小到0.8%，该市常住人口连续三年实现正增长。

今年全国两会，生育政策亦多次引发热议。全国人大代表张强建议，完善生育补贴制度，在落实国家统一补贴基础上，鼓励地方差异化奖励多孩家庭。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董事长兼CEO（首席执行官）姚劲波建议，通过发行超长期国债等筹集资金设立国家人口发展基金，对多孩家庭实施补贴；对养育家庭的社保、所得税、购房土地出让金等按孩子数量实行累进制减免。

中信证券一份报告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在步入低生育率社会后均采取了生育支持政策。现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与补贴力度具有一定正相关性。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生育补贴力度或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若按照呼和浩特补贴标准外推全国范围，预计到2030年生育补贴的财政支出规模2870亿元，占比GDP（国内生产总值）仅0.2%。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宋健对《财经》表示，发放育儿补贴，是低生育率条件下通过经济措施进行生育支持的重要方式。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支持政策值得鼓励。同时，须动态把握家庭需求，确保生育支持政策取得预期效果。此外，还要研判政策可持续性。经济刺激类政策一般而言“开始容易结束难”，要结合地方经济能力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

三、年轻一代为什么不愿多生孩子？

需要注意的是，宋健提醒，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发达国家也采取发放育儿补贴的方式进行生育支持，但效果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有所不同。宏观层面，经济支持措施总体上有利于提升生育水平，但在微观层面，育儿补贴对不同家庭生育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

例如，韩国晚婚、不婚现象逐渐增多，近年来，韩国一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少有的生育率低于1的成员国。韩国从2006年开始制定低生育对策，提供育儿补贴、对允许职场母亲灵活工作的小企业提供补贴。2024年1月，韩国保健福祉部宣布，大幅提高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贴。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可以获得100万韩元（约合5450元人民币）补贴；抚育1至2岁幼儿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万韩元（2725元人民币）补贴。

今年2月下旬，韩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韩国2024年总和生育率出现了九年来的首次同比回升。有分析认为，这得益于疫情期间被压抑的结婚需求反弹。韩国2024年婚姻登记数飙升，同比增长14.9%，创下1970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增幅。此外，2024年为农历龙年，龙年生育偏好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育率上升。同时，亦有观点担心，考虑到结构性经济和文化问题，年轻人对婚姻和生育的看法并没有太大改善，这可能只是短期变化。

归根结底，东亚社会育儿面临繁重的压力。专家分析，韩国低结婚率和低出生率有多种原因，包括高昂的育儿成本和飙升的房价，以及激烈的社会竞争、获得高薪工作的难度。职业母亲的双重负担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她们在维持事业的同时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和照顾孩子。

类似情况也显现在中国。艾媒智库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开支不断增加，许多家庭在考虑生育时会因为担心无法承担这些额外的经济负担而选择推迟或放弃生育。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2020年出生人口规模为1200万人，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极低生育率水平。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2023年，中国有23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比2022年增加了3个。然而，庞大而年轻的人口红利仍是所有城市经济腾飞的基石。“即使在科技进步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数量充足的人口仍是保障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础。”宋健说，人口大流动也对各地准确把握人口动态、制定合理的相关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打造生育友好的文化支持体系

3月7日，雷海潮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时指出，人口问题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和动态研究的重要问题。要进一步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方面的成本，要大力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为需要进行托育服务的家庭提供更多普惠性服务。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目前，各省份普遍设立了60天以上的延长产假，15天左右的配偶陪产假，5至20天的父母育儿假，各省份产假均延长至158天以上。此外，医保方面，国家医保局在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中，亦将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例如，江西从2024年1月1日起，住院分娩不再设置医保起付线，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报销100%、三级医疗机构报销90%。2024年7月1日起，浙江省将参加职工基本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领取失业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范围，并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不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茅倬彦指出，除了儿童津贴、税收减免、服务补贴、住房补贴和生育津贴等经济支持举措，积极生育支持政策还应该包括文化支持和顶层制度保障等等。从全球看，常见的文化支持政策包括重视家庭关系、打造生育友好社区和工作环境、提高婚育文化的包容度等等。顶层制度保障政策则包括将应对低生育率上升为国家战略、设立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建立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等。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营养科主任徐丛剑建议，应该延长男性的陪产假，让男性承担更多的养育责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副教授米荣表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应该让适龄女性因为生孩子而影响就业，也不应该让已经就业的女性因生孩子而担心失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说，如今，少生优生成为青年一代的主流观念。面对晚婚、晚育、少育，需要充分理解、尊重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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