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周琪，原文标题：《“侍神”郭敬明》，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只希望当我还在创作的时候，不要被这个社会遗忘，不要被读者所抛弃。”在接受作家富豪榜制榜人吴怀尧采访时，25岁的郭敬明这样描述自己的志向。十多年过去，已近不惑的他走到了“被遗忘”“被抛弃”的十字路口。

111位影视人对郭敬明、于正的联名抵制信在网络发布后，尽管郭敬明在微博向抄袭对象、作家庄羽表达了迟到15年的歉意，但依然未能改变他执导的作品上映一周即被下架的命运。

图为郭敬明最新微博

“争议”是郭敬明身上最醒目的标签，也是资本对他宠爱有加、不离不弃的理由，“争议”的另一层翻译是流量，在这个供给严重过剩的时代，流量的昂贵与珍贵不言而喻，娱乐圈相信“‘黑红’也是’红’，好过无人理睬的小透明”，这也是郭敬明信奉的生存法则，“争议”为他带来一次又一次曝光，资本蜂拥而至，“争议”向“正义”缴枪将他反噬，资本拂袖而去。

《奇葩说》有一期辩题是“20岁有个一夜成名的机会该不该要”，反方熊浩将这个机会比作囚禁侍神的神龛。侍神被主人豢养、驱驰，自以为有无边法力，却没有自由起飞和降落的意志。“你错觉掌握了权力，殊不知，权力在你背后，它支配着你，它催促你，去它想去的方向。”

在粉丝眼中，“小四”是才华与勤奋完美结合的“神”，但真相是，郭敬明建立青春文学帝国的第一天起，金碧辉煌的资本神龛便已就绪，“侍神”也成了他的宿命。

1. 作家圈外

同样年少成名于新概念作文大赛，郭敬明与韩寒被拿来比较多年。但郭敬明对这类比较向来是不屑的，一次采访中，乐嘉问他，“有什么想对韩寒说的”，他说，“没有”，不带半点犹豫。

他不愿同韩寒捆绑，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作为青春文学的两大IP，郭敬明和韩寒的粉丝分属两大阵营，鲜有交集，换句话说，捆绑无益于郭敬明商业版图的扩大。

他爱财，对金钱尤其敏感，不羞于展现“肤浅”的一面，尽管它严重背离了人们对作家的传统认知与想象。

小时候，在银行工作的母亲因为多给客户一百元而被扣了工资，为此流了两个晚上的眼泪。父亲买了人生第一件有牌子的衬衣，“花了不小的一笔钱，但是爸爸笑得很开心，他站在镜子前，转来转去地看着镜子里气宇轩昂的自己”。这些事情让他意识到，钱是能带来开心和伤心的东西。

他选择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叙事也往往与金钱相关：大学同学每周换一部手机，让初来乍到的他领教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变态”；出席活动没穿名牌，工作人员态度轻慢，他向《人物》记者描述那段经历之刻骨铭心，“耻辱感摧毁了（我）整个世界观”“（工作人员）那个表情我记一辈子”；后来，豪宅、华服、奢侈品开始出现在他数以千万计粉丝的社交账号上，过上“有钱人”的生活令他心情愉悦，物质堆砌出巨大的安全感。

作家圈子小而封闭，彼此之间在意对方的看法，评价标准主观而暧昧。郭敬明不打算进入，他自称作家圈子的“边缘人”，与其说是自谦，不如说是亮明一种态度，另一片广袤的世界像磁石一般牢牢吸引着他，撇去表面的浮华考究，当然这也是令他倾心的部分，更加诱人的是那个世界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够简单、直接和刺激，唯结果论——符合他的内心秩序，如同他所说，“你可以去学懂社会的规则，然后去玩死他们”。

至于文学圈热衷于讨论的作品好坏，他并不怎么计较。聊起写作的话题，最多点到喜欢的作家为止：一串闪耀而熟悉的前辈名单——鲁迅、史铁生、莫言、曹雪芹、普鲁斯特……最后不忘补充一句“我永远成为不了他们”。写作是孤独的，他不要这样，他贪恋和享受别人的目光。写作可以是爱好，是工具，但绝对不是目的。

正如媒体人周安安在《郭敬明的自我造神运动》一文中所指出的：在其他作家还纠结于“写作是为了传达自己还是满足读者需求”的命题时，郭敬明似乎在这方面没有太多迟疑。他说，自己在参赛前买来了全部的新概念往届作品集，研读和分析哪一类作品最受评委青睐，并从中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一种。他又按照这个标准，写了七篇不同体裁的文章寄给大赛组委会。他说，自己就是奔着获奖去的。这种明确的目标性，更像是一个商人的禀赋，而不是文人。

文人会为了无限接近理想目标而不计代价与后果，商人不会，毕竟性价比太低。郭敬明非常介意投入产出比。他写作速度飞快，最多一天能写三四万字，《最小说》上48页的空白，也不过是一个晚上的事。

《最小说》（第一辑）豆瓣书评

《小时代》电影前两部，他用79天就拍完了，总投资4千万，累计票房八个亿，名副其实的“性价比之王”。正是《小时代》系列成就了乐视影业转瞬即逝的辉煌，乐视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10。在2015年的股东大会上，有资深分析师认为，“假如乐视影业单独上市，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华谊兄弟”。

2. “你不是我的目标读者，不用看”

回过头看，《小时代》系列的成功不全仰仗IP影响力，市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0年至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连续六年的超高速发展，以2013年为例，当年上映的《天机·富春山居图》（3亿），《不二神探》（2.8亿）与《小时代》（4.84亿）在豆瓣上的评分都不足5分，被形容为“烂片三连”。

冯小刚说，之所以会有垃圾电影，就是因为观众垃圾，老电影人说这话，不仅得罪了观众，也暴露了对“粉丝文化”的无知。

粉丝比观众包容，粉丝自带“滤镜”，愿意为爱“发电”（花钱），作为情感需求得到满足的回馈，符合电影作为一件商品的资本逻辑。

郭敬明对粉丝需求的理解如此深刻，以至于不久前过世的、乐视影业前CEO张昭评价他是“非常好的产品经理”，用郭敬明自己的话说，“我有一个优点。我非常清楚大众的审美是什么，我会给他比这个审美再高半格的东西。你给他一样高的，他会觉得你太平庸，太普通；给他高一格的，他不觉得那个东西美，所以你要在中间一个非常准的位置”。

韩寒的比喻更直接：“我觉得他就是写给那些地级市、县级市或者城乡结合部的人看的，作为大上海的繁华和奢侈品的一个教程吧。”

产品经理郭敬明关心的是电影的话题讨论度、百度指数、相关搜索量，以及各个网站的点击排行。数据不会骗人——比如被诟病的名牌服装，粉丝们喜欢；被抱怨的女孩之间的卿卿我我，反倒是女性观众最感动的桥段。于是，接下来要做的无非是把观众喜欢的部分保留下来，再拼命强化它们。

至于对其“拜金”价值观的批评和质疑，尽管媒体追着一遍遍地问，他也配合着重复那套标准答案：“你不去拍（物质），不去写，不代表不存在。不要去逃避这个问题，而要勇敢地面对。”但切回产品经理视角，评论家们并不是郭敬明需要取悦甚至讨好的对象，就像乐嘉曾请他推荐一本书，因为他的书自己一本都没看过，郭敬明笑着说，“你不是我的目标读者，不用看，对你来讲，不值得看”。

另一个真相是，“拜金”气息浓厚的作品通常更加“赏心悦目”。作家毛尖在回答国产影视剧为何“嫌贫爱富”的问题时说，“越豪华的地方，物质和人就能汇聚更多线索，在这个意义上，倒也不能完全说中国影视剧特别爱慕虚荣，可能也间接说明我们的影视剧还在初阶水平，能把穷人拍好，才是进阶吧”。

我询问了周围人对郭敬明作品的看法，她们都是女生，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的中国非一线城市，为“小四”在青春期流了不少眼泪。

其中一位说：“回头看，书里的很多情节设置并不合逻辑，比如主角常常莫名其妙就’死’了，有一种’为悲而悲’的感觉。”另一位说：“如果穿透浮夸的文字表象，里面的情感还是很’好哭’的。《小时代》里几个人虽然阶层不同，性格各异，但彼此依赖互相需要，这种情谊甚至比爱人之间的情感更加动人。年轻人会一厢情愿地被吸引——即使现实生活有种种不开心，但内心深处依然向往’小四’所描绘的纯粹的忠诚和守护。”

在那个标签、人设尚未泛滥的年代，郭氏作品已牢牢占据“疼痛青春文学”的“垂直赛道”。他擅长用充满画面感与想象力的文字描绘青春的忧伤和悸动，“45度角仰望天空不让眼泪掉下来”“青春是道明媚的忧伤”，虽然情绪大于内容，却让少男少女找到了课外读物中为数不多的情感宣泄出口，他们由此互相抱团取暖，舔舐伤口，产生连接。

“谁来写都无所谓，谁来写都会受欢迎。在那个世界里，郭敬明就是教主，是国王。”著名出版人路金波说。

这样的共情不仅发生在读者与作品之间，也溢出至读者与作者之间，流淌成郭氏商业帝国的护城河。无论成名后的哪一个阶段，出现在公众视线的郭敬明都会有意无意强调自己多年来所受的委屈和不公，就像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一直有人妖魔化、丑化我，以示自己的清高和正义”。当粉丝眼里的“小四”是弱者，是被曲解、嘲笑和伤害的对象时，他们的保护欲和战斗欲被激发，忠诚度被巩固。

即使不是刻意为之，“示弱”与“树敌”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固粉（稳固粉丝）”手段。对此，学者林西（化名）曾有如下阐释：“在粉圈，恨比爱长久多了。党同伐异是一个极其常见的手段。另外，从组织学的角度，操作粉群或者说凝聚粉群的一个经典方式，就是’大粉’树立一个敌人。”

最极端的体现是庄羽诉郭敬明抄袭案，有大批郭敬明的粉丝在网上谩骂和攻击庄羽”碰瓷“，指责她借人气小说的高热度炒作自己，明明是受害者，庄羽却不得不多年承受巨大的压力。媒体人周安安指出：“郭敬明成功地利用一件丑闻，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面对成人世界的悲情英雄。这迎合了他作品中的一大主题：青少年在成人世界中受到的伤痛。”

图为庄羽女士的置顶微博

3. “王”的管辖

《小时代》中，顾里出身于上流阶层，其他三个女孩出身平民阶层，顾里是其他女生的“王”，电影中反复出现“女王加冕”的桥段。《爵迹》中，七位王爵手下各赐封一名使徒，使徒与王爵呈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不得逾越，只有在王爵身故或者被囚禁时，使徒才可以变成王爵。

由阶层导致的支配与被支配、掌控与被掌控的关系，是郭敬明作品的一大母题。艺术某种意义上是对现实的反哺。郭敬明在30岁前完成个人品牌和商业帝国的构建，他从“选秀教母”龙丹妮那里获得启发，举办文学新人选拔赛，作为一场包装纯熟的选秀，风头盖过了“新概念作文大赛”。

对于新人而言，签约最世文化，意味着搭上一列通往“畅销书作家”头衔的超高速列车。如果没有郭敬明，《最小说》旗下的作者新书只能卖3000本，但封面一旦写上“郭敬明推荐”，就能卖出十倍的数量。

每位作者都是他的营销对象，“敏锐、感性、超尘脱俗，让人心疼的脆弱”是他为作者铺好的“人设”轨道。郭敬明签约的作者也是他的仰慕者，他们几乎都远远弱势于他，需要花费相当时间争取他的肯定与喜爱。

“在你的公司里，你一定是帝王般的强势，没有人能违抗你的命令，没有人能左右你的决定。”郭敬明曾提过他管理公司倾向于集权管理，并以盖茨和乔布斯举例：“其实他们都是中央集权得不得了，而且外界一提到他们企业，就只有这一个领袖，绝没有第二个。这都是他们特别牛逼的管理。”在《财经天下》的采访中，他自称“偏执的控制狂”。

在易立竞的专访中，郭敬明提到他在读的一本书是《独裁者手册：为什么坏行为几乎总是好政治》，他对心理学感兴趣，希望从中吸收“作为一个群体的领导，怎么逐步暗示别人，让别人听话”的方法。

《独裁者手册》的核心思想是一套适用于所有组织、公司、国家的“统治攻略”，揭示了领导人在任何体制下都能获得成功的法则，包括“让你的致胜联盟（不可或缺的核心支持者）越小越好”“让你的名义选择人集团（潜在支持者）越大越好”“掌控收入的分配”“支付给你的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等。总结起来就是：找到尽可能多的钱，给关键但尽可能少的人花。

《独裁者手册》两则热评

出版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签约作家们等级分明，码洋决定地位，50万以上的是王牌作者，10～20万的是中段作者，5万的屈居金字塔底部。每年年末，只有销量前15名的作者——致胜联盟——才会被邀请前往郭敬明购下的豪宅参加公司年会。赚钱和赢可以换来尊重，老板郭敬明将他的成功学逻辑复制到了企业的管理中。

表面上，他对旗下作者的态度是无条件宠溺的。他说，要将他们被很好地保护起来，不食人间烟火，才能生产出青少年喜爱的、脆弱又美好的故事，但宠溺和保护并未换来致胜联盟的长期忠诚，他们一旦长出独立人格，想要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创作主导权时，与郭敬明独断专行的管理风格擦枪走火，几乎在所难免，而郭敬明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延迟年轻的作家长大”，好让他们一直活在“王”的管辖里。

讽刺的是，即使是再“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家，最终也要被残忍的现实拉回地面。随着《文艺风象》在2018年底停刊，最世旗下的五本期刊均迫于经营压力被画上休止符。作家们纷纷离开，有的转投其他出版社，有的成立个人工作室，有的在微博上“活成了”令人唏嘘的样子，还有的站出来提醒所有人远离他的这位前老板。金钱让郭敬明的商业帝国转动，也维系着等级的金字塔，当金钱的魔法消失，管辖和权力不过一地鸡毛。

人到中年的韩寒在最近的一次露面中坦言：“我和这个世界挺搭的，感谢这个时代可以让我赚到一些钱。”这句话放在郭敬明身上同样适用。当80后、90后的“中年人”开始用批判性的视角重新审视青春疼痛文学，意味着他们真正长大了，至于更年轻的一代，在社交媒体、短视频、算法推荐的围追堵截下，他们无暇进入郭敬明的文字幻城。

抄袭官司败诉后，郭敬明解释自己之所以采取不回应的状态，是因为“无论你回应也好，不回应也罢，这件事情总会消失的，可能半年、一年、三年或者五年”，但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消失，抄袭是他的“原罪”。与此同时，这个时代的偶像们越来越谨小慎微，一旦“失格”要立即道歉，以尽可能延续待在神龛的时间。值得回味的是，在郭敬明的道歉微博下，一条点赞最高的评论是：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份悔悟的说明，而是沾满利益算计的账单，每个字都有他预期的价格。

帝国的光环褪去，他再也无法伪装成一个独自面对成人世界的好孩子。

附：郭敬明商业版图（数据来源：启信宝）

担任法定代表人（6）

担任股东（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周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