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作者：（美）R.塔格特·墨菲 ，译者：李朝津，书籍：《日本及其历史枷锁》，原文标题：《从“昭和男儿”到“令和肥宅”：权力结构与传统中的日本男性》，题图来自：Unplash

01.“ 草食系男子”

“ 草食系男子”在西方媒体上有诸多报道，因为这个新词引发了世界各地对传统男性角色转变的关注。美国作家汉娜·罗辛在讨论美国的类似问题时，称之为“ 男性的终结”。 

同西方男人一样，许多日本男性现在的行为在一代人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年轻的日本父亲不会觉得年幼的女儿跌倒受伤后，他在公共场合安慰一下她有什么可羞耻的，但他的祖父可不会这样做。

战前，男人从来不会和他们年幼的孩子一起在公共场合出现，除非是在一些仪式化的场合，比如婚  礼和葬礼，但即便在那种情况下，也只有母亲会关注孩子的举止。

但今天，与西方男性一样，年轻的日本男性也会公开表达他们对女朋友、 妻子和孩子的情感。

青少年躲开女性以前被认为很正常，但现在他们不会因为女孩在身边而感到不自在。同时，如果说日本年轻人还无法像美国大学宿舍那样无视性别差异，但至少成群的日本男女一起工作、 玩耍已经不再被认为有什么特别的。现在，青少年男孩都用名字而非姓氏称呼彼此（对此老一辈是无法想象的），甚至在办公室里，年轻的日本男性也不会再像他们的父亲那样面对女同事表现出不自在，不会再把她们当作只能奉茶或复印文件的“ 办公室花瓶”。

但“ 草食系”的标签表明，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明显放松的道德观念。

新词汇再一次提供了线索。正如“ 无用的老男人”这个绰号用来指代退休男性一样，用来形容年轻男人的一些轻率用语已近乎公开的嘲讽。今天，许多日本年轻女性称呼她们的男朋友为“ 保持君”（キープ君）。

“キープ”来自英语 keep（“ 保持”），而“ 君”是日语称呼男孩时的后缀。*“ 保持君”的意思是，男朋友被留在身边是因为他在某些物质方面可以满足女人，而不是因为她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因此，“ 足君”是说他有一辆车，可以提供代步工具；“ 名刺君”（字面意思是“ 名片”）是说他会带她去高档餐厅，给女性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 贡君”（字面意思是“ 礼物”）是指他会给她买昂贵的礼物。

这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上只有男性可以对女性使用物化的语言，现在女性也可以随意使用同样的物化词汇在男性身上。

当然，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可以看到。但这里有趣的是，关于男性身上发生的事情的基本假设存在差异。美国当今流行文化中普遍存在的 对男性的厌恶心理，将男性（至少是异性恋男性）描述为无能的失败者或者麻木不仁的粗鲁汉。但在日本，男性多半被描写成受“ 肉食女” 支配的懦弱、被动的食草动物。

看一看 1979—1980 年的热门电视节目《淘气大王樱间长太郎》， 我们就能了解自那以后日本对男性的期待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个节目的名称几乎无法翻译。它讲的是一个小孩精力太过旺盛，以至于无法  控制。故事围绕着这位11 岁男孩的探险，以及他与姐姐、父母、老师、好友、对手、喜欢的同班女孩之间的关系。2011 年，在剧中饰演小男孩父亲的演员去世，引发了人们对这部电视剧的怀念之情。它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与《天才小麻烦》和《邻家小鬼》在美国的地位相当。

主人公樱间长太郎是日本传统观念中初露男子气概的典型代表。

这个小小的男子汉，无论天气多冷都会穿着超短的牛仔短裤。他表达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打架，以及一次又一次地惹祸。他的功课不好， 但严厉又可亲的老师很难不喜欢他。他的姐姐假装成得体的年轻淑女， 认为他是个难以忍受的顽童，但他那位好心的母亲知道怎样容忍他。他的父亲想当木匠，很明显，这本是他的志向所在，但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他被迫在郊区的一家百货公司找了份工作，在那里销售需要自己动手制作的木质家具，而且每天都要向顾客和高傲的老板卑躬屈膝—这对于讨论男子汉气概问题很重要。父亲通常用社会上唯一接受的方式发泄情绪，即对孩子的惹是生非大发脾气，但两个人总是会和好，因为他们本质上是彼此的老年版本和青年版本。对长太郎而言， 父亲的经历给了他一个直接明白的先例，他长大以后，孩子气的精力和热情被社会与经济现实驯化得服服帖帖时，他会过怎样一种人生。

但就当时而言，长太郎的唯一真正弱点在于他对同班同学瞳的纯真感情。

他不知道如何表达这种情感。瞳觉得长太郎很难相处，因此更喜欢他的对手，也就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正弘，而正弘的父亲是长太郎父亲的老板。不过，在遇到真正的危险或道德难题时，长太郎通常表现得更好。瞳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解这一点的，尽管她对长太郎粗鲁和笨拙的方式感到恼火。

从日本传统的各个角度看，长太郎都是一个男孩应该成为的样子。正如剧名显示的，他身上洋溢着超级男孩的活力。他长得很帅，但他所有的男子气概都与其对手正弘的漂亮外表形成鲜明对比。他可能不太会表达，功课也不好，但他正直善良。他是一个真诚可靠的朋友， 可以了解别人的感受，虽然有时不知道如何处理。

长太郎代表的人格特质在日本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在今天的媒体上，它往往表现为一种怀旧的复古。（《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中的男 主角和他儿子就是典型代表。）在电视剧中，是长太郎打败了对手，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 正弘们”赢得战争并得到了瞳这样的女孩。外表俊秀而女性化，温柔而有礼有节，在日本各地被视为普遍标准，无论 男孩还是年轻男人都要遵守，尤其是如果他们希望吸引女性的话。

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女性现在决定了日本男性应该如何行动和表现自己。

但这太简单化了。从某些根本意义上讲，雄性打扮而雌性选择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所有文化和所有时代，而且出现在整个动物王国中。

雌雄莫辨的爱美男性，其原型可以追溯到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那里。当时，社会对书法与诗歌艺术的重视远胜于军事和男性功勋。

正如前面提及的，在江户时代，“ 女形”（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性歌舞伎演员）是时尚和艺术潮流的重要引领者，而且绘画中“ 美少年”的形象根本无法同女子区分开来，除非暴露他们的性器官（正像春宫画中展示的）。作为一种性别表象人格，“ 美少年”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存在，虽然他的性别特征在明治以后变得很明显，但仍然柔弱而敏感。

不可否认，男同性恋现象在日本文化中有很长的历史。但在今天，“ 美少年”通常很受女性欢迎，而且是有意为其打造。可以作为证据的有：当代人对“ 少年之爱”故事（这类故事通常由女性且为了女性而创作，其主角是极为俊俏的少年同性恋情侣）的热情；或者是一群少女挤在运动场上对杰尼斯事务所的作品尖叫，这家经纪公司 在过去的两代人中发掘了无数美少年，让他们在舞台上激情飞扬。

因此，日本丰富的历史和艺术记录充分表明，日本女性一直把有修养且敏感的唯美主义者视为理想的男性类型（也就是说，这并非过 去 20 年里突然出现的现象）。

但在过去，经济和社会现实不可避免地介入其中。直到最近几十年，女性很少能自己选择丈夫。就算她能自己挑选，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年轻男性的前途，是他在社会上获得一份稳定工作的能力，因为这是她能过上体面生活的唯一途径。

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意味着他能否被公司或官僚机构等强大的经济组织 接受，而接受程度（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取决于他的教育背景、上进心、没有丑闻以及适合融入日本组织生活的性格特征。如果他相貌英俊，而且喜欢现代爵士乐或安东·布鲁克纳的交响乐，那也不错， 但无论如何，他在未来不可能有时间培养这些兴趣。

今天，许多日本女性不再需要通过男性获得经济独立，也不再需要通过男性来获得她们在女性圈子中的社会地位。她们现在可以自由地运用性、浪漫以及经济标准来选择伴侣。其他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世界各地的男性面对的都是要求更高的女性；在发达国家， 仅仅作为“ 好的供应者”的男性已经没有优势。

但在上一代人（自从《淘气大王樱间长太郎》俘获了电视观众的心的那一代）那里，日本特有的一些东西也发生了变化。日本男性获 得情感满足和争取他们作为男人的自尊的传统方式被打破，正如日本 女性获得了一种新的独特能力，这种能力使得她们可以对未来的丈夫和男友提出西方女性不会提出的要求。

02.日本的男性认同

日本文化与社会长期浸透在同性关系中，尤以男性为然。

日本男性数百年来都倚赖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男性，这种关系对建立亲密情感以及经济政治网络都非常重要。当然，血缘关系和异性联系仍然一直存在，没有它们社会是无法存在的。

但让观察者震惊的是，与传统中国和西方相比，日本的男性连带关系相对更为核心。

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的血缘关系是至高无上的，而在西方，至少在引进基督教后， 以性爱为基础的男女配对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

在前现代的日本，对领主和男性群体的忠诚总是优先于家庭关系，更不用说对情欲的迷恋了。在战后初期，说美国男性和日本男性对家庭与学校（或工作场所）关系的看法完全相反，这不夸张。

对穿着“ 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美国男人而言，办公室是他必须去的地方，他在那里建立的人际关系 大多出于必要，没有情感沟通，只有在家里他才能放松下来，做回自己。对日本的工薪族而言，真正亲密的关系是在同事和老校友间，而 不是在家里，家庭只不过是他们的加油站。

《日本及其历史枷锁》

从性的角度看待日本的男性群体是错误的。不可否认，迟至百年以前，年轻男性对女性的兴趣会被视为不健康和懦弱的，他们对同性反而会产生依恋的感情。但到江户中期，被武士阶级视为“ 光荣”的同性恋已逐渐式微。到了明治时期，随着政府效法西方模式立法禁止 同性恋活动，它就完全消失了。

日本男性并非为了满足性爱而加入男性群体，他去那里主要为了情感寄托。能够与此竞争，提供一个轻松自在的环境让他们“ 做自己” 的，就只有童年时与母亲的关系了。

“ 二战”以前美国的大众文化。它指出，就算无关性爱，男孩也被期待在感情上互相吸引，而对女孩过早产生兴趣会被视为有碍男性性格发展。当然，西方意义上的婚姻也常常能为男性提供一辈子的寄托与陪伴。但对数百万日本男性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情感关系是与其“ 仲間”（老友）的。在日本，由男人来决定男孩在什么环境下成长为男人，由 他们设定成年男性身份的标准，并决定谁符合这些标准，谁不符合。

再次申明，上述情况并非日本特有的。在我们所知的几乎每一个  传统社会中，男孩都会离开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领域，虽然有时是被  强行赶出来的。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花几年时间在全是男性的环境中，无论是学校、工作场所、狩猎群体或战斗群体还是牧师培养阶段。只有在被其他男性证明了他们的男子汉身份之后，他们才会以丈夫和父  亲的身份回到女性王国。这种男性的生命历程不仅在所有的人类社会 中普遍存在，甚至在其他灵长类动物和其他高度进化的社会性哺乳动 物（如大象）中也能看到。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许多其他东西一样，日本的经验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只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本质内容的差异。男性群体几乎在所有  社会中都扮演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但在日本，他们占了不成比例的主导地位。今天正在侵蚀男性群体的力量—妇女政治和社会赋权；新的经济现实更青睐女性的同理心与情商，而非男性的竞争力、等级和发达的肌肉—绝不是日本独有的。但对日本男性来说，后果可能更具毁灭性，而且会以与我们在西方看到的不同的方式将他们撵出局。

03.日本男性群体动力的变化

在战争年代，不受约束的男性群体动力在战术辉煌和战略灾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到了战后，这种群体动力会被重新部署以服务于经济的发展。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企业成功地把战争时期父辈  在前线的情感生活传递给了日本的年轻人，它是另一种版本的“ 兄弟组合”英雄主义和亲密感。

不少观察家注意到“ 奇迹”年代中日本企业的半军事化氛围—显而易见的上下尊卑制度，对牺牲及“ 耐力” 的强调。日本人事经理非常刻意地利用男性群体的动力以树立团队精神，并激励他们的员工投入到工作和牺牲的狂热中。年轻的公司新人在工作的前几年通常会住在全是男性的宿舍里。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也会像一般的工薪族那样，到新宿和大阪的夜店玩乐、狂欢。

换言之，他们像士兵那样生活、行动和思考—这是有意为之， 以激发那种奉献的热情和精神，让年轻人共同作战，甚至为对方牺牲。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差别：日本工薪族的牺牲不是为了保卫家庭、国家、朋友，或者保护母亲和姐妹，而是为了生产和销售更多产品。

在战后的头几十年，上述目标非常重要，以至于日本文化似乎可以从心理上说服年轻的工薪族，要求他的思想如同士兵一般，准备做出最后的牺牲。

在第四章中讨论的战后解决方案，使得生产和销售产品成为使日本恢复其某种程度的伟大的唯一途径。从个人层面看，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战士会让年轻的日本男性获得作为男人的社会价值和自尊，为同侪钦羡。

此外，他还可以加入一个优越的男性群体（取代了过去的日本军队）。加入后的回报不单是稳定的收入和地位，还 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和社会认可的性释放—首先，可能通过“ 酒水女郎”（“ 娱乐”费用通常可以在企业的开支项目下报销），然后通过婚姻。

今天，文化对待工薪族的方式已近乎公开嘲讽，时尚的年轻女性称呼工薪族男性为“ 老家伙”（おやじ）。今天，人们欣赏的男性不是工薪阶层，而是企业家、设计师、由杰尼斯事务所力捧出来的“ 偶像”，以及一些通过自我奋斗成名的体育明星，例如棒球运动员铃木 一朗、足球运动员中田英寿和年轻的高尔夫球手石川辽等。

然而，文化描述的理想与现实的机会之间存在着根本差距。可与之比较的是，美国职业体育向年轻黑人男性传递的信息与他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选择之间也存在巨大差距。很少有年轻的日本男性能在商业世界成功出头成为企业家，因为商界从根本上还不信任他们。对于那些想在设计和平面艺术行业出人头地的人来说，能得到好工作的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像铃木一朗这样的运动天才或由杰尼斯事务所捧出来的男明星，他们看起来星光四射，但在日本男性中实属凤毛麟角。

在第六章里我们提及，读卖机器及其棒球队等现实管理者大肆吹捧的旧式工薪族道德规范，至少引导日本男孩和年轻男性走上一条可能会带来合理结果的道路。然而，在上一章我们指出，过去20 年的经济创伤让年轻人更难在企业和政府机构中获得稳定职位，而这些仍然 是日本人获得社会地位和安全保障的唯一可靠途径。

其结果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性焦虑和社交恐惧，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万年轻日本男性相互不来往或与异性绝缘。新词汇再一次提供了线索。最有名的就是“ 御宅族”这个词了，它跟“ 寿司”一样，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在国外，这个词指的是对动漫或漫画等日本流行文化有狂热兴趣的人，而在日本，它指的是一个人（通常是年轻男性）痴迷于某种事物，以至于放弃和真实的人接触。这种痴迷通常与科技或 流行文化有关，但也不尽然。“ 御宅族”一词的关键不在于迷恋什么东西，而在于这种迷恋压倒了生活中所有其他的东西。

其他词更消极。例如，“ 萌え”（从其本来的含义“ 萌芽、发芽”引申而来）一词指的是那些不愿意和真实女性建立关系的男人。他们  崇拜虚拟世界中的可爱人物，通常是对一些年轻女孩想象的投射。“ 蛰居族”（引きこもり，字面意思是“ 长期待在家里不参加社会活动”）指的是那些从来不离开卧室的年轻人，很明显，它与“ 御宅族”有重叠的地方，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两者。但“ 蛰居族”不一定会迷恋某些东西，他只不过讨厌、害怕这个充满责任和期望的世界，以至于想要  逃避。当然，要成为“ 蛰居族”，他必须有一位母亲为其提供食物， 而且住在有卧室的房子里。

这个词反映了一个潜在的问题：不愿意长大，不愿意成为一个男人。当然，对小飞侠彼得·潘不愿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的抱怨随  处可见。但无论在伊夫林·沃笔下的英国还是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美国， 能永远像男孩一样无须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只有上层社会的男性，否则只会穷困潦倒。但今天的日本、美国或英国已经没有人挨饿了。

在美国和英国，年轻男性在前途无望的职场苟延残喘，他们的姐妹则不断加入单身职场母亲行列，这种情形多半发生在中低收入 者与工人阶层。日本的“ 御宅族”和“ 蛰居族”则多半来自上层中产阶级。

这些词传达的消极和畏缩似乎是我们上面提及的新反叛女性的另 一面。但简单地把“ 草食”男性和“ 肉食”女性并列，会忽略阶级因素的重要性。典型的“ 蛰居族”一般出生在富裕家庭。他小时候可能很少见到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已经爬到日本大型企业或官僚机构的高层，很少在家。他母亲则耗费全部精力为他找一所好学校，并竭力满足他的一切需要。“ 黑妹”可能有一位整天在外工作的母亲，做的是商店服务员这种工作，而她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或者在小型家庭公 司从事体力劳动，这类公司在日本不计其数。

换言之，“ 蛰居族”和“ 黑妹”不是兄妹，无论字面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英国的足球流氓或美国那些认为男性“ 无用”的单亲妈妈，也许是由相似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造就的，但这些人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其实并不一样。

04.阶级的再兴起

一个世代以前，日本人认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也就是说， 实际上没有明显的阶级之分。对于一个等级制度已经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甚至包括语言）的社会来说，这是值得注意的。当然，这从来都不是真的。即使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没有人会把一个在大藏省或日本兴业银行担任高级职务的官员与一个在“ 下町”（东京传统的工人居住区）的农民或工人相提并论。

但“ 二战”确实摧毁了日本的财富储备。占领当局的改革废除了除皇室之外的所有世袭头衔，没收了农村地主的财产，剥夺了财阀家族对日本最著名公司的所有权。从严格的经济角度看，在战后初期， 日本确实变成了一个很大程度上单一阶级的社会—一个非常贫穷的社会。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让日本全体民众共同获利。同时，大企业的补偿措施也避免了美国式骄奢银行家和首席执行官富豪阶级的冒升，他们高高在上地从经济顶层发号施令，统治整  个社会。在“ 奇迹”年代发家致富的日本人大多是地产商或建筑公司的老板。他们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与自民党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与东京大学出身的官僚，以及大银行和知名企业的上层相比，他们不过是人们眼中野心勃勃的暴发户，没有真正的地位。像首席执行官、银行家、高级官僚这种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的薪水其实相当微薄，更不用说大学教授或大报纸的编辑了。

但这基本是中产阶级社会的幻觉，导致其形成的原因不是相对平均的金钱分配，而是工薪阶层文化的传播、电视的出现，以及读卖和电通等这些传媒帝国成功地利用新式媒体确保大多数日本人切身奉行工薪族价值。

米基·考斯和迈克尔·林德 等作家提到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 二战”后美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但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至少是美国白人）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吃同样的食物，对是非对错很大程度上有相似的观念。然而，今天阶级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如此之明显，因此无论你喝着微酿啤酒还是百威淡啤，打开电视看福克斯新闻还是看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都能清楚地看到阶级的划分。

毫无疑问，美国的阶级分化和阶级仇恨现在比日本要明显得多。

在日本，没有人能像拉什·林博或格伦·贝克那样，对教育阶层的学识、行为和生活方式尖锐痛斥。美国的精英阶层也没有对下层阶级男性的道德观念的蔑视。但在这两个国家，一个在人们的记忆中似乎没有阶级，几乎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每个人几乎都有相同品位和追求的社会消失了，这让大家感到迷惘和痛苦。新词汇再一次提供了线索：

“ 赢家组”和“ 输家组”是最常用的两个词。一个世代以前，这两个词即使不是毫无意义，至少也不会引起足够注意。但在今天的“ 格差社会”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力量。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建基于如此不同的出发点，但在阶级问题上却遵循着相似的概念轨迹。这就强调了一个论点，即有金钱以外的因素牵涉其中。

在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时候，下层阶级受制于贫困的威胁。亚当·斯密有一句名言：“ 一个星期的……挥霍便（可以）永远毁掉一个贫穷的工人。”但现在在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富裕社会里，挥霍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能的。

斯密认为大多数社会存在两种道德体系，上述情况的结果与斯 密的论述完全相反，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在两种道德体系中，一种 是“ 松懈的体系……由所谓的时尚人群采用”，特点是“ 追求享乐，已达某种疯狂的程度”；另一种是“ 严肃的体系……为平民崇拜和崇敬”，在这种道德体系中，过度是被“ 痛恨”和“ 厌恶”的。

在今天的美国，真正努力工作、维持婚姻、过着节制而严肃生活的 是中上层和上层阶级的成员。挥霍钱财、过着放荡生活的不再是富人的儿子，而是社会底层的男性。

经济形态在改变，以前工作需要强壮而有竞争力的男性，现在需要的则是有同理心的勤奋女性。同时，学校也在女性掌握下，喧闹的男孩使其忙乱不堪。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和英国下层社会的年轻男性很早便离开学校，逃避对工作和家庭的责任，通过追求更宽广的文化和他们渴望吸引的女性来获得慰藉。

与此同时，经济和生理的力量迫使女性进入劳动大军，她们因为对孩子的关注而成为相对驯服和勤奋的工人。对于不愿意上进，只等她们养活的男人，她们越来越不愿接触，何况他们还那样难以驾驭。

如果今天美国和英国两极分化社会的最大危机是：流氓无产阶级男性在一边，被剥削的单身贫穷女性在另一边，而精英逐渐忽视两者的悲惨状况。

日本的危机则完全不同，它下层社会的男性很少表现得粗鲁不文，而这在美国和英国是司空见惯的。不可否认，一小撮青少年会中途辍学，穿着糟糕的衣服招摇过市，沦落为摩托车族，若没有一些年纪较大且老于世故的权威男性相助（日本电视剧充斥着这种故事），他们甚至会沦落至进入黑帮或监狱。但他们的数目不多。

绝大多数日本年轻男性（尤其是那些出身贫寒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勤奋工作，彬彬有礼，对自己、家庭、朋友、组织以及整个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是一个旅游和生活的好地方，为什么这里对许多世代的外国人产生了令人难 以置信的影响的关键原因：普通的日本人认真对待他们的责任。他们掌握着顺从但不卑躬屈膝的艺术，在表达自尊的同时，表达同理心和乐意帮助的诚意。

从历史上看，日本女性的表现（假如不是更多的话）与男性一样， 与男性不同的是，社会各阶层的女性都是如此（日本上层阶级的男性  经常妄自尊大，要求别人顺从）。顺从与会关心人是个美丽的组合， 是传统社会对日本女性的期待，从最底层的女仆和妓女到最上层的女性，无一不具有这种特质。这一点也有助于解释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 为何日本女性对西方男性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和吸引力。但在新世代里，年轻的下层日本女性被认为有了某些“ 态度”，而其上层阶级的姐妹则拒绝履行一直以来为她们设定的贤妻良母和自我牺牲的角色， 这表明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元素正在发生转变。

很多人会说：“ 时候到了！”我们在第六章已经提及，战后的解决方案剥夺了女性许多传统上的支持网络，但没有提供任何沿着西方路 线的补偿，无论是自主性还是接近婚姻平权。就算丈夫同意，工薪族 的习惯做法也会干预，条条框框的限制使大多数此类婚姻的质量难以保证。在这种环境下，难怪日本女性集体发声，表示她们已经受够了。

但这也带来了棘手的挑战。日本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是其社会凝聚力：近乎普遍的团结感、相互信任感和责任感。如果普通的日本男性不再被温暖慈爱的母亲抚养长大，他们不再理所当然地期待婚姻和家庭，上述一切则很难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男性群体会幸存下来。当婚姻和家庭崩溃时，男性群体作为卓越的社会组织重新出现。但男性群体可能会变得粗野不文，就像在西方的许多地方一样。迄今为止，日本社会中形形色色的“ 辣妹”表象人格和越来越普遍的对男性的公开蔑视仍停留在表演阶段，如姿态、时尚和俚语。人们不知道这种情 况会持续多久。

今天，出身“ 良好”家庭、聪明而成功的日本女性越来越多地获得教育，她们很清楚地表示，希望自己可以像西方女性那样，在日本领导阶层取得她们应有的地位，而不再只是精英儿子的母亲。但与西方女性不同的是，她们仍未能真正融入日本核心组织的权力结构。今天，在重要的企业、大学、官僚机构和媒体中，女性可以担任真正负责的职位，但数量仍然不多。

结果可能是对两个世界都最坏的状况。日本可能正在失去史上最佳贤妻良母的服务，但又没有足够的能干且有学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进入社会统治阶层的最重要机构。

可以想见，日本很可能会陷入女权主义反对者早就警告过的局面，即整个社会的男性将被取代：上层社会的男性羸弱而娘娘腔，下层社会的男性则粗野不文。但很明显， 日本并没有像女权主义支持者所预言的那样，在女性全面赋权后收获  相应的社会益处：各类制度包容而富有同理心，并且拥有向前迈进的  使命感，而不只是求生存和竞争拥挤的职位。

到目前为止，日本男性的粗野不文多半限于想象范畴，或是男孩子晚上到警察严加管制的娱乐区（如东京的歌舞伎町）寻欢。但这个国家的领导阶层不仅看起来羸弱和娘娘腔，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准备承载包容性、同理心或任何超越其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的使命感。正如我们会在本书最后一章看到的，这将越来越妨碍东京建立健康、长久的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