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罗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城市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原文标题：《在不确定中生产满足——网络时代下中国青年数字劳动研究述评（2010—2020）》，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摘要：近年来，网络时代下青年问题研究的议题已经由文化、消费等扩展到了劳动。本文通过分析近十年来国内青年数字劳动的既有研究发现，当代青年的数字劳动已然形成了“在不确定中生产满足”的逻辑主线。在网络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介入不断加深的同时，数字劳动通过劳动关系链条的延展和劳动控制的技术化，增长了青年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并借助劳动技能门槛的降低和劳动者的商品化，促使青年劳动者们生产深入消费者欲望满足的劳动产品。这也意味着，青年数字劳动所隐藏的社会矛盾亟待得到重新审视。

关键词：网络时代；数字劳动；不确定；劳动过程；青年

一、缘起：网络时代下青年研究的劳动转向

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高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达64.5%。）。网络时代的到来与网络社会的形成日渐成为社会大众的共识。在代际与文化的加持下，与互联网同步诞生与成长的中国80、90后乃至00后青年们，不仅在“基因”上打上了互联网的烙印，更在网络场域中发展着自己的文化、消费、劳动等社会实践。正如风笑天指出的那样，网络已然成为青年社会化连续体中的重要一环^[1]。因此互联网不仅应然，也实然地成为青年研究的重要场域，并出现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网络社会的影响初显之时，我国青年研究的重心聚焦于文化、消费等领域^[2][3]，而随着青年们社会与网络的参与程度不断提升，劳动问题也逐渐被学界所关注。毕竟，劳动是一个社会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因素^[4]。事实上，劳动问题本身就是卡斯特（Castells）信息时代三部曲所关注的网络时代核心问题之一^[5]。

而随着网络对现代社会的“入侵”不断深入，以计算机、网络、通信等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数字经济，并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的同时^[6]，带来了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这一全新的劳动方式^[7]。同样的趋势也在中国上演。随着新经济发展与互联网媒介的迭代，特别是随着我国双创实践与“互联网+”新业态的深度融合，大量区别于传统工作模式的数字劳动快速产生，并吸纳大量的青年投身其中。

从网络写手到视频博主、从网约车司机到共享单车猎人、从网店小二到新媒体运营者，这些标榜灵活、自由的职业将一部分青年转化为新一代数字劳动者^[8]，并阐发出与之相对应的、全新的劳动方式和劳动观念^[9]。当然，我国的相关研究也随之追赶上了西方的脚步，并聚焦于青年这一典型的网络群体，生发出丰富的研究^[10]。

二、回顾：中国青年数字劳动的经典类型

当前，学界对数字劳动的概念界定依然莫衷一是，甚至存在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基本分歧，并由此衍生出数字劳动的狭义与广义之分^[11]。本文的讨论范畴则更多借鉴了福克斯的结论，即数字劳动涵盖了网络场域下，工业、服务业、信息等领域中的各种相关劳动形式，其中互联网专业劳动、无酬劳动、受众劳动、玩劳动等劳动形式则是数字劳动在互联网中的具化形态^[12]，并以青年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通过对其参与数字劳动的既有研究（2010—2020年）进行经典的类型化回顾，进而勾勒出当代社会劳动网络化的景观，以期为该问题的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1. 知识与技能的网络兑现：程序员与字幕组

最早与互联网发生勾连的数字劳动当属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技能兑现于网络专业劳动者——程序员。作为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软件生产国，中国的IT产业就业人口超过500万，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程序员这样一个被称为“码农”的群体。从IT行业的特征来看，其劳动产出需要大量的、高知识的劳动者参与，也就有待一种有别于传统行业的组织形式加以实现。

近年来，我国针对程序员的研究则从团队、性别以及实习生等视角进行了扩展。梁萌的研究指出，基于网络知识生产与创新的项目制劳动方式，催生出程序员内部的一种新的团队组织形式——“虚拟团队”^[13]，而劳动者本身的文化资本——技术，则在知识生产的劳动过程中提升了劳动者的自主意识^[14]；王程韡等人的研究则聚焦于程序员中的特殊群体—实习生，相较于正式员工，在“导师-实习生”的劳动关系中，实习生实现了自我物化，将自己视为可计数的劳动产品，甚至形成了对互联网的超越现实的认同^[15]；不仅如此，既有研究还进一步展示出程序员这一颇具文化技术特征的行业中，社会价值观念中性别话语施加于女性程序员之上的现实困境^[16]。

另一类比较典型的知识兑现型的网络数字劳动类型则是字幕组。字幕组指的是互联网时代，为海外影音文化作品配上字幕，并无偿发表于国内互联网之上的民间自发组织，这也是一个由青年知识群体主导的领域。

孙黎指出，我国网络字幕组成员以大学生居多，大部分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是大学毕业的白领阶层。字幕组生产的并非表面的字幕这一简单的文化产品，而是一种产销合一的迷文化，进而实现了对翻译作品的二次创作^[17]；也正是这种劳动产品的独特性质与魅力，使得大量的知识青年们，愿意超越传统劳动的雇佣关系，并以不亚于程序员之类有偿劳动的组织性和满足感，投身其中^[18]；张斌甚至认为，字幕组的劳动，体现了网络时代数字礼品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的回归^[19]。因此，字幕组实际上是“众包劳动”在中国互联网场域中较早的一种呈现。

2. 日常生活的网络化：购物、外卖与网约车

创立于2003年的淘宝网，可以说是最早将中国人日常生活场景搬上网络的举措之一。时至今日，以淘宝为代表的各种购物网站及App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消费的主要场域，仅在2019年上半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额就达到了4.34万亿元。既有的网络购物行业内的青年研究较少涉及劳动范畴，而是更多地聚焦于青年的消费者属性。不多的研究也是偏向于淘宝村这一充满乡土气息的语境下，青年淘宝店主们凭借其知识、技能与资源的相对优势而成为获益者^[20]。

与之相对的，网络购物环节中另一个直接与客户接触的职业——快递员则更加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这些身处资本高度控制下，用高强度劳动支撑其社会运作方式转型的底层青年劳工们^[21]，在不同类型（电商直营型、第三方直营型和第三方加盟型）的快递公司的分类劳动控制之下，表现出差异化的劳资共识^[22]。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而稳定的面对面接触中，快递员往往能够借助“熟人关系”来化解不同形式的职业风险^[23]。

在购物场景之外，互联网企业还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运作，建立起各种类型的信息平台，将涉及大众日常生活的其他场景也赋予网络特质，并美其名曰——“分享经济”。与网络购物类似的是，以食物为消费品的外卖行业在超视距管理为特征的多元主体强控制下，劳动者形成“扁平化”的社会网络关系，进行着非人性化的情感劳动实践，从而在享受互联网红利的同时也进一步固化了自己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底层位置^[24]。

而网约车则是近年来最热门的数字劳动典范之一，吴清军认为，网约车平台的建立在提升了社会整体交通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劳动控制类型，平台通过三种核心机制——工作自主性机制、计薪与激励机制以及星级评定机制—控制劳动过程并促使青年网约车司机们进行超额劳动^[25]。

3. 网络时代的“手艺人”：网络写手与视频博主

与程序员以及字幕组等知识青年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展开数字劳动不同的是，网络写手与视频博主等类型的青年劳动者们，更像是一群生活于网络时代的“手艺人”，以自己的各种非传统的劳动技能来满足受众们的文化需求。

网络写手指的是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小说、散文等各种文学创作的群体。《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末，国内45家重点网络文学网站的驻站创作者数量已达1400万，其中签约作者数量达68万人，47%为全职写作。

他们在数字技术与传媒市场的双重催生下，从网络草根的“野路子文学”成长起来并走向前沿^[26]；在独特的盈利机制下，签约平台的网络写手们的写作，从脑力劳动异化为体力劳动^[27]；尽管从中走出了一堆知名写手，凭借其备受欢迎的作品所获得的巨大收益而频频出现在中国作家富豪榜上，但是更多的写手们不过是挣扎于网络文学平台中的制造“梦想”的“文学打工仔”而已^[28]。

随着互联网的技术不断进展，青年一代通过网络记录生活、传播信息的方式也由从文字跨越发展为视频，并随之催生了视频博主行业。一开始，网络视频博主们更多的是自发地通过视频记录生活，并将之上传至网络进行传播，而优酷、土豆、爱奇艺等视频网站的出现，使得这种自发的行动汇集成众包生产^[29]，视频博主们则在为网站资本实践扩张的同时，完成了日常生活的“变现”^[30]。而在以快手和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中，青年们则通过创意劳动实现获得感与实际利益的兼收，尽管他们可能因为“产消者”的合一性而遭受到视频平台的双重剥削^[31]。

4. 在屏幕中展示自我：主播们

网络天然的跨越物理边界的特质，使得身处不同时空的人们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成为可能。2016年中国进入“视频直播元年”以来，最受关注的当属青年女性组成的女主播群体，而由于其特有的性别特质与劳动类型，针对该群体的研究基本上沿着情感劳动的脉络展开。

涂永前等人的研究分析了女主播们通过身体符号化、打造“人设”和重塑关系的情感制造，从而调动消费者的情感，进而使之转化为打赏的劳动过程^[32]；在具体的情感制造过程中，女主播们通过身体的展示，进而满足消费者的窥视欲望，并伴随着虚拟现实中所特有的操演、冒犯与越轨^[33]；而表演则是女主播们情感劳动中的关键概念^[34]，深浅不同的表演会对其个体的劳动感受产生巨大差异。

当然，网络直播的世界绝不仅限于“活色生香”的青年女性，主播们展示了现实世界更加“光怪陆离”的一面。给观众带来更强烈感官刺激的“吃播”便是其中一例，在主播们暴饮暴食的同时，观众们得到了或满足或刺激的体验^[35]。

年轻男性们则更多地进入电子竞技的直播行业之中，这群年轻的中等学历男性^[36]，拿着偏低的收入每天高强度地练习与直播，憧憬着成为头部主播的荣耀与神话。

随着直播行业的发展，直播带货开始成为主播们的重要收入来源。于是，他们基于一种造富神话与游戏心态，通过表演劳动，将直播带货演绎成一种区别于线下的购物剧场^[37]。徐林枫等人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了直播行业的劳动控制根源—建立于“人气游戏”基础上的薪资制度，这也使得主播们在不得不接受劳动极度商品化和薪资红利化的后果的同时，依旧维系着“命运自主”的虚假意识^[38]。

5. 为互联网而生的另类劳动：粉丝劳动、游戏代练与网络水军

除了上述以网络为生的数字劳动（即上述劳动类型原本就存在于现实之中，网络的参与不过是扩展了劳动内容，提升了劳动效率而已）之外，还有很多为网络而生的、崭新的数字劳动类型，这些劳动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甚至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

首先是网络社区所形成的粉丝群体及其免费劳动。严格来说，以青年为绝对主体的粉丝们，其围绕偶像的一系列劳动与互联网上众多的内容生产的创造性免费劳动一样，是以兴趣而非利益为趋势的，只不过粉丝的劳动会更多涉及礼物经济和情感卷入^[39]。

与粉丝劳动相对应的，游戏代练是另一种模糊了生产和消费、工作和娱乐的边界的数字劳动形式。职业游戏代练者们以一种“自愿的、愉悦的”方式主动参与到生产劳动之中^[40]，却最终不得不面对游戏兴趣缺失与社会边缘压力所导致的双重困境。

与前述劳动的合法性不同的是，网络水军是一个游走在灰色甚至黑色地带的典型互联网产业，但是由于其弹性雇佣制度和低门槛的“优势”，也吸纳了大量青年投身其中，甚至成为众包劳动方式在网络时代的最主流模式之一。劳动者们以刷分、注水、提量、刷单等“游击式”的数字劳动^[41]，试图为幕后的雇主左右互联网生态的舆论。

三、总结：在不确定中生产满足的青年劳动者

综上可见，2010年以来，国内关于青年数字劳动的研究延续了传统劳动研究脉络的同时，针对网络发展现实背景下新出现的诸多劳动类型进行了扩展。从中可以觉察的是，在移动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十年里，网络更加深入地介入到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吸纳了更多的青年投身其中，并“驱使”他们沿着“在不确定中生产满足”的逻辑主线，完成自己的数字劳动实践。

1. 劳动产品：深入的欲望满足

纵观前文所述，既有的青年数字劳动大部分可以视为非物质劳动，即意大利学者拉扎拉托（Lazzarato）所定义的“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和文化内容的劳动”^[42]。

程序员和字幕组等知识与技能兑现型的网络数字劳动者，其产出的是消费者们使用的互联网工具或者外国影音作品；购物网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们等服务行业从业者借助互联网平台为消费者们提供更加便利、高效的日常生活服务；网络写手们用无数个或原创或“抄袭”的文学作品，为读者们编织出一个个“逃离”现实社会的小说世界，视频博主们更是用每天数以千万级的长短视频填满网友们的闲暇时光；在屏幕中或活色生香、或光怪陆离的各类主播们则供应了观众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得的猎奇性的观赏体验；而那些仅仅存在于互联网上的各类另类劳动更是填补了某些消费者存在于白与黑之间，且在现实社会中难以满足的特殊需求。

不难看出，这些劳动产品，总体上向对于消费者欲望满足日趋深入的方向发展着，这也无形中印证了网络对于大众日常生活入侵程度的加剧。

而与劳动产品对于消费者欲望满足的不断加深同时进行的，则是青年劳动者劳动技能门槛的降低以及其自身的逐步商品化。事实上，科技进步的负面效应之一就是劳动技能相对于劳动者重要性的降低，资方通过“概念与执行相分离”的策略就直接导致了工人的“去技能化”，进而加深对于劳动过程的控制^[43]，只不过这一点随着网络社会的形成及其衍生的对于青年劳动力的极度渴求而空前放大了。

相较于程序员（学历与编程能力）与字幕组（外语能力）等互联网早期劳动者专业技能的需求，日常生活场景的互联网化直接吸纳了诸多普通的低技能服务业从业者。

例如，淘宝以其门槛低、技术难度小和初始资金少的优势吸引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44]；

网约车司机也不需要面试、入职、签订合同、培训、工作任务分配、工作协作、业绩考核、薪资发放等复杂的劳动过程，只需要注册和接单两个步骤即可以在平台上进行劳动^[45]；

而以视频网站为典型的内容产出平台，为了尽可能扩大劳动者的规模及其劳动产出，则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原本需要创意的视频创作模板化和程式化，使得即便是学生和退休妇女都能够轻松地掌握相应的技能而成为文化商品的产出者^[46]；

而移动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人手一部手机的状况，则使得短视频平台更进一步减低了劳动者的入门门槛，任何一个人只需要用手机通过点击录制、拍摄、发布三步就可以发布作品。

为了更好地生产出满足消费者深入欲望的劳动产品，青年劳动者甚至还需要将劳动者本身都贡献于数字劳动。

对于网络写手来说，文学梦想与艺术品格的本位追求，被置于读者的喜好趣味之后^[47]；

对于网络主播来说，情感由个人私有变成面向观众表演的劳动策略^[48]，更遑论将身体乃至日常生活都变成被观赏的消费品^[49]；

对于游戏代练来说，个人原本的技术（游戏技术）、空闲时间的欢愉以及游戏的兴趣都转化为虚拟物品[50]；

对于网络水军来说，他们的信誉级别被转换成明码标价、可以交易的数字资本，并成为最重要的劳动工具^[51]；

对于粉丝群体来说，不仅他们自身，乃至他们的社交关系，都成为免费劳动的一分子^[52]。

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劳动技能降低的前提下，青年劳动者对网络的依赖不断增强，进而不断失去其独立性，以至于成为完全商品化的劳动者。

2. 劳动过程：增长的不确定性

对于网络依赖性的不断增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则是不断增长的劳动不确定性。这一点在既有研究中，青年劳动者们不断在不同行业中进入又退出中可见一斑。当然，对于劳资双方而言，劳动者进入和退出行业的低门槛机制发挥着“安全阀”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剧烈劳资冲突发生的可能^[53]。具体而言，这种整体上不确定的劳动趋势是由劳动关系链条的延展和劳动过程控制的技术化两个因素共同导致的。

传统的“资本—劳动者—消费者”的三元劳动关系链条在网络时代下产生了新的变化，资本化身为互联网平台，并且加入了各种类型的劳动中介组织，进而演变为“互联网平台—中介组织—劳动者—消费者”的四元劳动关系链条。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和网络系统的互联网平台，依靠其优势的信息处理和资源匹配能力逐步取代了现实的劳务市场^[54]。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逻辑实现了网络社会的扩张^[55]。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平台通过非正式的雇佣契约、劳动保障义务的解除，以及弹性化的薪酬支付体系等方式，将市场风险部分地转嫁到劳动者个体^[56]，而这种脆弱的劳动关系，则进一步放大了劳动关系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在平台的操控之下，以内容创造为目的的青年劳动者们不得不进行流水化的作业^[57]。

而各类中介组织的出现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趋势，各种公会、公司类型的中介组织负经纪公司或工作室之名，旨在为主播或视频博主等提供宣传和流量等服务，却行劳动监控之实，不仅抽取青年劳动者们大比例收入作为回报，更会直接介入到主播或视频博主的劳动产品内容管理之中，其结果必然是催生出文化产品的类型化与庸俗化。

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出现，不仅在组织关系上重构了劳动关系链条，更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新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化手段—算法。正如孙萍的研究指出，算法通过日益增强的精准性和标准化管理，将劳动过程置于细致入微的数字监管之下，使得技术理性最终得以管理“人的情感”，并以此实现劳动价值的最大化和高效化^[58]。

以快递行业的数字化技术监控为例：快递公司透过数据管理体系，将快递员与快递进行捆绑，后台可以实时监控到每一位快递员的位置、收派件量等工作情况^[59]；从购物网站衍生出的评价机制则将消费者拉进劳动控制的闭环，共同参与到对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劳动者的监控之中^[60][61]；而在网络主播这里，劳动控制的目标与手段则转向为“人气”与“礼物”这些可以直接量化为经济收益的可量化指标^[62][63]；在技术化的劳动控制下，工程师文化中所倡导的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以及民主化的决策机制不断异化^[64]，不仅成为所有依附于网络平台的劳动者的“命运自主”的集体意识，还配合着极少数爆红者的造梦神话的塑造，共同掩盖了平台的剥削事实。

3. 逻辑主线：在不确定中生产满足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经典之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不无乐观地预测，随着科技进步所建立的信息社会中，将会出现一个由训练有素、天资聪颖的科技工人所构成的智识阶层，并作为全新阶级引导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65]。而对于网络带来的劳动形式的重构，哈特和奈格里也曾寄予厚望，他们认为，网络使得劳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规范—信息、沟通和合作，而这将为新的社会形态提供潜在的革命主体^[66]。

遗憾的是，正如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所归纳的那样，人类对于技术进步的崇拜，并憧憬其足以对社会整体实现一种颠覆性推动的“迷思”，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67]，而互联网及数字技术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而上述研究，已经在事实上无情地证伪了互联网诞生之初，学者们对于其去中心化的、平等化的期待幻想。网络时代的来临与数字技术的进步，在创造新的劳动形式，乃至社会形态的同时，非但未能解决原有的劳动控制问题（突出并尊重劳动者们真正的主体地位），反而形成了新的困扰（使得更多人陷入资本与技术编织的更加绵密的劳动控制之网）。

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造成劳动力商品化的直接因素，或许可以归于劳动力再生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这也是数字技术的介入得以实现由劳动力商品化进化为劳动者商品化的根本动因^[68]，网络由此凸显出其作为脱嵌于现实的一种异化力量。这种力量作用于青年数字劳动之上，并遵循着“在不确定中生产满足”的逻辑主线展开（详见图1）。

网络通过劳动关系链条的延展和劳动控制的技术化，催生了劳动过程中不确定的增长，并借助劳动技能门槛的降低和劳动者的商品化，促使其生产出深入消费者欲望满足的劳动产品。两者共同加深了青年劳动者对于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依赖，并化解了其“去商品化”的意识。

四、反思：重新审视青年的劳动问题

卡斯特认为：劳动过程是社会结构的核心^[69]。需要指出的是，青年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劳动这样触及社会基本运作规则的问题），不仅会在某个具体的时间节点上升为全社会的公共议题，更会在以青年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生命历程为单位的时间长河中持续发生作用。毕竟，“工作的不稳定状态会让人把经济产出看做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同时又无法对未来产生任何预期”^[70]。

当网络产生的文化消费品日趋以满足消费者的感官刺激为己任而庸俗乃至低俗化之时，当劳动剥离掉青年劳动者们的技能属性而将自己的时间、情感、身体、爱好、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等都异化为纯粹的商品之时，当资本驱使着各类中介组织不断延长劳动关系链条并对青年劳动者“上下其手”之时，当网络技术的进步被运用于劳动者的绵密控制而非劳/消双方的真正福祉之时，当青年劳动者们被一个个看似触手可及却终将破碎的造富神话所引诱与沉溺之时，青年数字劳动已然成为当代中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

概言之，在“看电视就是劳动”已经悄然演变为“上网就是劳动”的当下^[71]，网络与数字实际上已经充满日常生活的全部空隙，并且不可逆转。而进一步揭示青年劳动者在网络场景下劳动的社会意涵，寻求青年劳动者商品化的破解之道，则有待理论创新与田野研究的重新审视。

[基金项目：本文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日常生活视角下城郊社会空间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9YJC840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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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罗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城市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