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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2 11:33
​我在上海,为了三倍加班工资留守大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亿欧网(ID:i-yiou),作者:钱漪,原文标题:《我在上海,为了三倍加班工资留守大厂》



“让我加班的不是老板,是其他愿意加班的人。”


请假3天、拼一个9天“超长续航”的假期,还是加班5天、拿一笔相当于平时11天的工资?


这个问题,在自嘲为互联网民工的孟灵(化名)心里早有答案。“没怎么纠结,五一这种节假日出游,机酒都比平日贵几倍,游客扎堆的体验想必也不怎么样。”孟灵笑称自己就是颗“酸葡萄”,“说到底还是差钱”。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200%的工资报酬。


另据《我国法定年节假日等休假相关标准》等文件,5月1日劳动节为法定节假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月工资基数÷21.75天×300%;5月2日-5日为调休假期,用人单位不能安排补休的应给予劳动者两倍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月工资基数÷21.75天×200%×4天。


照此计算,五一小长假加班5天的工资,相当于平时工作11天所获得的收入。你会选择加班工资放弃休假吗?


“早晚打工、摸两天鱼,挣了五千多”


加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职场现象。


《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这意味着,占用休息时间加班需要在员工自愿的前提下,用人单位和员工共同协商决定,无权强行要求员工加班。


然而企业“暗度陈仓”的事实并不少见。“明面上没有强制加班,但是暗地里有很多‘潜规则’。”在互联网公司从事项目管理工作的林媛(化名)表示,“公司每月会对部门工作总时长排名,总时间垫底的部门,该部门领导会被罚款,为了不给自己领导添堵大家都会尽可能多加班‘表现’。”


“但是最惨的不是强制加班,是强制无偿加班。”林媛无奈表示。


法律从业者指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劳动合同,未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便强制加班加点,或加班加点超出法定时限,或未足额支付加班加点工资报酬(不低于工资的150%)的非法用工行为,显然是违法的。


但在知乎搜索“强制加班”关键词会发现,选择妥协并默默忍受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一则“天天被要求无偿加班,我是不是要跟领导刚起来”的提问下,多位网友给出的建议是“最好不要”,满含“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无措。


智联招聘《2019年白领996工作制专题调研报告》显示,调研样本中每周加班的白领占比81.95%,其中无偿加班的占比77.61%,更有24.70%表示每天都在无偿加班。



资本逻辑和加班认同文化驱动下,国内互联网公司加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世界一流互联网公司的安全感来自对技术的掌控,国内互联网公司除了技术以外,竞争的关键在流量变现,因此‘快’是其首要追求的。”林媛说。


她认为,正是心里长久累积了这些愤懑,促使大家在法定节假日“赚加班工资”的行为愈演愈烈。“有同事清明假期两天,几乎没事也去早晚打一下加班卡,总共挣了五千多。”


然而非必要加班的效率存疑,也与高效组织管理的初衷相悖。


“哪有那么多工作要做”


无效劳动正在被越来越多企业摒弃。


一方面,真的有那么多任务要占用非工作时间完成吗?上海某大厂程序员崔玮(化名)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非必要加班,我觉得更多是用状态上的繁忙来掩盖价值上的迷茫。”崔玮向亿欧EqualOcean解释自己的观点,“好的公司是鼓励员工在工作时间内高效完成任务,希望尽量不占用大家额外的时间精力去做工作的。”


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就曾公开表示不提倡“996”,并称希望员工的常态应该是一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5个小时。


去年7月,有消息称阿里内部宣布不再强制员工交周报。阿里回应称,要杜绝形式大于内容、没有思考价值的PPT,而且不鼓励低效率的加班,“我们追求工作效率,无谓的形式只会增加负担”。


崔玮对此深表认同:“加班说明白天工作任务没完成好,是效率低下和拖延症的表现。”为杜绝无意义劳动,崔玮所在的公司采取申请加班制度——需要提前向上级明确加班原因和任务,由上级判断非工作时间加班的必要性并作出审批。


另一方面,“996”是否能为企业创造更高效益?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组织与人才战略教学杰出教授周禹直言,中国企业内大量的“996”是无效的。


周禹将无效加班部分归因于粗放管理。“很多管理者对工作安排的牵引力和价值把握力不足,特别是在确立、安排工作时,并没有真正想清楚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目的,对工作缺失相对明确的价值判断,进而导致员工反复折腾、盲目加班。”


Boss直聘的一项调查结果也与周禹的判断不谋而合。调查对象中,58.88%的职场人认为出现无效率加班的原因是领导能力不够、没做好安排,另有22.03%的受访人表示是公司制度问题导致,只有剩下26.09%将原因归结为自己对工作任务不够熟悉。


“让我加班的不是老板,是其他愿意加班的人”


一边对八小时外的工作深恶痛绝,一边却积极参与“集体加班活动”,这是众多职场人的“自相矛盾”之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力。


Boss直聘《2019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近半数的职场人选择加班并非因为工作,其中42.7%的人或因同事未走而选择留下,或因老板还没走不敢先走。


此外,“每天都加班”的情况在年龄越小的群体中比例越高。95后位居“每天都加班”的人群之首,而90后在“基本不加班”人群中垫底。



在上海某互联网公司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陈涵表示,“被加班”是一种“不足为怪”的常态。


“公司的文化非常‘卷’,同事们都非常拼,不止拼工作业绩,还拼谁加班走得晚。”陈涵(化名)向EqualOcean吐槽,哪怕自己的工作任务完成了也不太好意思走。


知乎一条高赞的回答这样诠释“内卷”:“内卷”就是你在电影院看电影,第一排有人站起来了,后面人为了不被挡着,所以也跟着站起来,到最后影院里所有人都不得不站起来。这种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似乎对职场年轻人更奏效。


多位互联网行业受访者持相似观点——加班是职场新人凭一己之力难以摆脱的“死循环”。


“背后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推动不良竞争的发展,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人也都是受害者。”一位不愿具名的90后受访者向EqualOcean吐露心声。


这种同一化的“道德绑架”,让职场新人在压力中逐渐忘记原本的节奏和内在需求。


陈涵认为,如果和其他同事的节奏脱节,会显得不合群,有可能也会影响自己未来的发展。“这种模糊的状态下,大家一致选择稀里糊涂地忙碌着。”


人类学家项飙在《十三邀》中把这种状态描述为一种“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指出内卷现象的背后是高度一体化的缺乏退出机制的竞争,拆分为价值评价体系和集体目标的高度一体化。


“大家都为同一个目标活着,社会认知对人生路径规划达成统一,要赚钱、要买大房子、要成家立业等,这导致大家都挤在一条道上。”项飙这样说。


写在最后


似乎是疫情后,打工人焦虑的相关议题总时不时扑面而来。


“这届年轻人正在被债务掏空”、“这届年轻人在焦虑什么”、“这届年轻人还没找着对象已经开始养老”等锐化并放大焦虑的标题铺满屏幕。“求求别再写了,问题一个都没法解决,光看得我血压升高。”网友小西评论道。


其实焦虑并非完全源于疫情,就业、婚姻、买房这些问题本就是时代性的矛盾,而生活本就是复杂的应用题。


“既然焦虑没有用,那就尽可能投入,按照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生活。”孟灵笑道,一方面,不会以外界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日子也要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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