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苏惟楚，编辑：李晨，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进行了十几分钟之后，祁琪在校内的第二次心理咨询以不了了之告终。

2019年此时，这个来自西南某高校的女生被确诊为重度抑郁。“发病的时候时时刻刻都想死”，她自我孤立、逃避现实环境，偶尔上课，大多时间吃完药窝在床上，“混沌地与外界隔绝”的同时，试图求救与自救。

第一次校内心理咨询以期待落空告终。很快，她被安排了第二场咨询。当祁琪走进教学楼的一间教室时，意外发现，在场的有咨询师、辅导员和母亲，咨询师是她曾经的任课老师。

“不是开口的氛围”，四方僵坐了一阵，辅导员和母亲走出教室。但祁琪的情绪已经受到影响，她拒绝敞开自己。

这也是祁琪最后一次走进校内心理干预系统。

但她又是幸运的，祁琪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另一套治疗系统，在经过持续的药物疗程、精神科专业医生的治疗、返家休息之后，如今的她已经逐步恢复大学生活。

但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在一段下掷抛物线的人生之后，恢复上扬。

偶尔治愈根据公开资料统计，自 2020年5月至2020年12月，有51位中国高校学生自杀，时间集中在 10、11两月。

也是在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宣布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并重点关注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

事实上，早在2000年后，一些高校就已经开设心理咨询室，如今，许多高校的心理危机干预系统看似也一直处于运作中。

偶尔治愈访问了一些进入高校心理干预系统的学生、参与的老师、心理咨询师，以及一些游离徘徊在系统外部的学生。

把每个人的期待概括在一起，就能看到，TA们对这个系统描画出的最理想的形象是：专业且能够满足来访需求的团队；能够准确识别危机信号，响应并有效干预；“预警”和“保密例外”的体系下，建立信任和安全的咨访关系；重视且了解心理健康的行政决策者；摆脱病耻并配合治疗的家长。

新冠疫情的爆发让这些问题变得尤为突出 —— 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焦虑、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作息、学习和未来规划出现不确定因素，如此种种让一些高校学生犹如崩到极致的满弓。

那么，现有的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系统足以承载和应对这些问题吗？

学期结束，还有 100 人在排队

2020年，是赵文河做心理咨询师的第8年。

在这期间，他在东北一所大学做了两年辅导员。从2017年开始，他在北京高校担任单人兼职心理咨询师。巅峰时，他同时接受四所高校学生的来访咨询。

咨询需求完全饱和，很多时候甚至不能被满足。赵文河经常会看到，当学生发起预约时，会被告知目前的时间段已经全满，需要等待两周。

但在另一端，高校配备的咨询师团队已经开始等待“被翻牌子”。在赵文河兼职的其中一所高校里，全职咨询师有6个，兼职咨询师达到20多个。他们以50分钟为一个单位，一上午三个单位，一下午三个单位，晚上两个单位。

心理咨询室咨询师排班表

图源：某高校预约登记信息表单

在2020年疫情的特殊节点上，一些学校把线下的咨询转到了线上。咨询师们时刻处于被挑选的状态。

“看时间安排，或者认同老师写的理念，或者觉得你长得好看，就会选你，心理咨询中心的助理会通知咨询师，在哪个时间有哪个来访者，然后就进行首次约谈。”

面对大量的来访者，学校需要保证的是，“把每个时间段都排满”，只要学生来，都能够找到人。也因此，学生们的咨询次数也被限制，一学期大概在6~8次。一旦超出限额，当学生提出延长咨询的需求后，咨询师需要上报申请。

但赵文河说，即使是这样，一个学期结束了，还有100个人在预约系统外排队等候。

这并非孤例，偶尔治愈在对北京、华中、西南几所高校的访问中发现，学生进入干预系统的时间大多为一周到一个月不等。

对于过长的等候时间，在北京就读研究生二年级的阿枝提出质疑。当她需要进入系统寻求帮助时，已经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认知功能紊乱，没有办法听懂别人在说什么，自己也说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自我认知到了最低的点，甚至好几次，她有了自残行为。

“不能再等了”，阿枝向信任的老师求助，老师采取了紧急干预制度，将咨询安排在一周之内。

“排队有不合理的地方，很多学生的情绪可能是突发的，需要被及时处理”，基于自己的体验，阿枝强调。

“心理中心反复询问你是否有自杀倾向、是否有自毁倾向，有没有自杀的想法和念头，有多强？一天出现多少次？有没有自毁的念头？是否已经有了这样的举动？我是一个喜欢描述自己情感的人，情绪有100分就会说100分，但有些同学可能比较内敛，TA可能已经有100分了，但说出来只有20，预约时老师就会把TA排在一个月之后。”

在这套系统里，“早发现”和“主动干预”，被反复提到。

人们希望，早在那些危机出现之前，警报就已经拉响。

为什么 ta 们不想被发现？

为更早地识别与发现，高校往往会发放量表进行筛查，或者设置心理委员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措施低估了学生对成为“校园异类”的担忧。

方斐与祁琪在同一所学校。每学年初，学校都会发放心理问卷，由辅导员在年级群里统一发布，学生通过个人账号登录系统填写量表。量表大多由数十道选择题构成，选项有着明显的指向性，询问学生的心情、睡眠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学生“作弊”的空间。

2020年疫情返校后，念大三的方斐在成都第四人民医院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她描述自己，“觉得活着没意思，疲惫，有时候极度暴躁，不想社交，极度自闭，自卑又自负，有自残行为，有自杀倾向”。

但尽管如此，她在9月开学初这份量表里，留下的是一份“标准答案”。像这样做的并不只她一个。疾病和社会意识的双重作用，让生病的学生变得敏感，他们担心以“异类”的身份暴露在更广阔的社交网络中。

方斐的“警惕”来自高中，在校内进行过一次心理咨询之后，很快班主任就获知了这一信息，找她谈话，同时表达想告诉家长。“感觉像打小报告”，她拦住了班主任。那场谈话并不愉快，对方“说了一些没有任何帮助的话，还让我觉得自己‘不正常’”。

除了量表问卷的形式外，在一些高校，还设立心理委员这一职能，试图起到“瞭望塔”的作用。担任“心理委员”的学生需要观察和评估班级同学的心理状况，主动干预，一旦超出能力范围，则需要上报。

一位曾担任“心理委员”的学生告诉偶尔治愈，因为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在解读日常生活中同学的行为时会出现误判，“放大一些问题”或者“错过一些信号”。更多的时候，为了避免同学间的矛盾，他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咨询师赵文河也发现，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还在于，心理委员一旦被选出，反而因为这个身份，难以和同学达成有效沟通，“如果是这个班里的热心人，大家愿意跟他聊，但一旦成为心理委员，大家都不跟他聊，这种很常见”。

除了担心成为“另类”之外，“休学担忧”也经常被提到。学生们常会举例，认识的某一位同学因为心理健康恶化，休学后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一位学姐，留了好几级，失去了学校的社会关系，当她重新回到学校时，就像一个外来闯入者。实际上，大家也不会排挤你，但在这个已经牢固的集体结构中，你天然就是疏离的”，一位在武汉念书的学生提到。

武汉某校的心理咨询室

图源：该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官网

什么情况下会触发休学？

赵文河告诉偶尔治愈，除了自杀倾向问题，如果学生在咨询中表现出精神分裂、双相情感障碍或妄想症且会对他人造成潜在威胁的症状，会被额外标注成“危险因素”上报，其后，学校会参考医生的诊断，建议家长安排学生休学。

休学治疗通常会安排一年，当学生提供主治医生开具的健康证明，即可复学。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休学是一种综合性的考量，一种不带任何褒贬意味的人生选择。

“希望学生在休学的状态下，不考虑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治疗疾病”，赵文河解释，这并不是一种甩锅的决策。

但对身处其中的学生来说，失去社交、生活和学业的停滞，感觉是一种“惩罚”，由此会产生更多心理负荷。也因此，一些学生陷在死循环中，一些学生担忧重蹈覆辙。不管是否进入干预系统，他们都被卡住了。

进退两难的咨询师

被卡在系统里的，不只有学生。

与校外心理咨询服务不一样的是，在校园内部，承担咨询师工作的并不只有赵文河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有一些辅导员、心理老师或者其他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员被纳入咨询系统中。

这意味着，本该坦诚、平等的咨访关系，变得微妙起来。比如本文开头，祁琪提到，第二次进入教室后，她发现，那位咨询师曾是她一门课程的任课老师。

“不敢说实话”，另一位在山东念书的学生与祁琪面临同样的处境，在那场漫长的咨询里，她时刻注意对方的神情，“老师皱了一下眉头，就赶紧想，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这个老师会怎么看，什么样的回答她应该满意。”

也有学生提到，因为咨询师难以分清自己身份的转变，原本的心理咨询或者危机干预， 变成了思想教育课程。

而即使是赵文河这样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在“保密例外”的原则下，也要花更多心思维护脆弱的咨访信任关系。

什么是“保密例外”？

按照规定，接触到档案和督导的咨询中心工作人员和咨询师被要求遵循保密原则。但在一些情况例外，比如来访者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来访者有致命的传染疾病可能危及他人；未成年人收到性侵或虐待；法律规定需要披露；有中度以上心理问题需要辅助性心理咨询。

按照流程，赵文河在接到来访者的第一件事，就是需要签署保密协议，并告知对方在上述情况之下，会与亲属或者辅导员联系，“我会告诉他，我也是打工人对吧？我要按照规定去做这个事情，但我也尽量把这个事情对你的影响降到最小”。

心理咨询知情同意书

图源：杨燕 摄

在2017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不久，赵文河接到过一例来访案例。女孩是北京高校大一的新生，来咨询之前，已经在医院进行确诊。赵文河在接访过程中，也能明确地发现女孩一些表现——反应迟钝，自我贬低。

女孩的创伤来自童年遭遇的一些经历，但这些不被家里人知晓，在生病初期，她也无法得到来自家人的支持。

赵文河提醒女生，根据他对情况的判断，需要打破保密原则，把一部分情况报备心理健康中心，“我说这里有个有一点危机的个案要关注，写一份报告，由学校的管理人员启动跟辅导员的沟通，再通过辅导员告知家长。”

“在此之前，我跟女生说，我们现在需要商量沟通一下，你认为哪些细节和问题是可以通过辅导员转告的，哪些是不OK的，每个细节都谈清楚。其实没有人规定我一定要这么做，但你要保护她的心态，就人性化一点。”

当流程开始运作之后，咨询师所处的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主导并做出决策的很少是这些专业人士。

赵文河处理过多起危机个案，“一旦出现危机状况，会建立一个微信群，把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中心的主任，辅导员、学工部主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拉到一个群里，形成一个专案小组。咨询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是行政领导。根据不同的个案进行不同的处理。”

李莹在安徽一所高校兼任心理咨询师，她的本职工作是学工部的行政人员。她在 2018 年提出离开咨询师岗位，因为意识到跟领导在对学生的安置问题上发生分歧。

当事女生在李莹的持续做了一段时间的咨询，但是情况仍然没有改善，甚至出现了情绪失控。学院主管领导出于大局的考虑，劝女生休学。

领导的表述让李莹很难接受，“他当着学生的面跟家长说，这个孩子的情况如何糟糕，如何影响其他学生，你需要带她去精神病院，关一阵看看。大概就是很伤害家长和学生情感的表达，让这个孩子也觉得很恐慌”。

作为“行政人员”的李莹需要服从、配合领导以学校利益为先，但同时，兼任“咨询师”的她又需要提醒自己要以来访学生的利益优先。

“整个人很分裂，找不到一个标准答案可以解决，最后就是，我感觉抛弃了这个信任我的学生。”

在系统中被解决与无法解决的

有人在这个系统中获益吗？答案毋庸置疑。

在杭州念大学的林琛在这个系统中得到康复。他的创伤来自于原生家庭，和父母的交流充斥着障碍和隔阂。在考上大学的一年之前，他已经确诊了抑郁症。

2020年，考上大学的他如实填写心理问卷，学校知道后，咨询师和辅导员先后找林琛了解情况，告诉他，可以去医院复查一次再下定论。如果医院不好挂号，学校可以联系医院安排就诊——赵文河告诉偶尔治愈，北京高校也有这样的设置，因为挂号难，学校往往也打通公立医疗机构精神科的绿色通道。

辅导员会时不时过问林琛的现状，比如是否适应学校生活，对学校有没有什么要求或者建议，日常生活是否需要帮助。但基于对自己现状的认识，林琛大多时候会婉拒辅导员的好意。

但林琛对学校的应对是满意的，这远远超出他的预期。

学校给他传递的态度是，正面且乐观地应对这件事，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也没有退学或者休学，不是一个上下级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我们是共同体。

对于林琛而言，学校是让他远离心理创伤源头，重新开始生活的栖息地。他对自己的专业和课程充满热忱，主动报了第二专业，“总之，对一切都充满信心”。

北京某高校心理咨询流程图

图源：杨燕 摄

但也有一些问题，是系统也解决不了的。

“比如说，很多高校老师自己是不能接受抑郁症这个东西的存在，他感受不到的东西，就觉得不存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赵文河说。

在他接访的一些案例里，学生的压力源来自于导师，“因为抑郁，学生的活力会下降，做不了工作，需要在学业和导师分配的工作上松弛一些”，但当赵文河启动沟通流程之后，发现挫败无处不在。

“一般来说，都是学工部告知，然后通过学院院长或副院长跟导师谈。辅导员不行，级别太低。但学工部跟导师是两套体系，走学术和管理。”

赵文河说，有的导师不太把管理当回事儿，如果跟他说，要让学生去看病吃药，一些导师的态度就是“好人谁去那地方，你就是不想干活，诸如此类，孩子的压力就更大”。

在赵文河接到一个案例中，学生最终只能以毕业的方式离开导师，“他所有的期待和盼望，就是能够离开那个人”。

而在系统中，家长的配合和参与也从来不可缺少。

“有的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经常出现问题，比如学校通知说，孩子有抑郁症，家长就说，孩子在家没问题，到学校怎么就出问题了。或者说，学习都学不好，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在对谈的时候，赵文河始终强调，解决这类问题从来不是哪个群体或者个体的责任，而是一个协调性的工作。

“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学校、医院、家长、孩子都往一个方向使劲，问题才好解决，但凡有人觉得，你是坏人、你在害我、你在甩锅，这个事情就不好了。”

不应被“心理脆弱”简单概括

在对话中，赵文河一再表达自己的顾虑：“我们做这一行的都不建议宣传自杀类的问题，因为知道的多了，会模仿。”但对这一话题噤口不谈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频繁出现的高校自杀现状。

如果只是归因于个体或者群体的身体或精神疾病的原因，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问题。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在论文中提到：“自杀者个体具有焦虑 、疑心 、抑郁、病态人格 、脱离现实等性格缺陷之类的导致自杀的身体或精神疾病的原因，几乎可以成为解释自杀现象的‘万金油’，对每个地区、每类人群的自杀都适用。然而事实上，自杀者不仅仅具有巨大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 、城乡差异 ,而且还具有巨大的区域差异 。对这些差异的解释 ，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理论传统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或扮演成 ‘包打天下’的角色。”

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首份预防自杀报告，向人们发出提示，在15~29岁群体中，自杀是第二大主要死因。

美国加州独立执业心理治疗师朵拉陈在一篇文章中引入了“青年危机”的概念。这是由“中年危机”演变而来的词汇。

心理学家Dr.Alex Fowke将此定义为“一段关于职业，人际关系和财务状况的不安全感，怀疑和失望的时期”。一般来讲，青年危机出现在人生的20岁到30岁中期。

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朵拉陈形容：

“那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焦虑感，就像是一只在太阳底下被关进玻璃罐里的蜜蜂——前途看似一片光明，却不知道该怎样冲破这层厚厚的玻璃，向着那光明飞去。”

研究者指出，心理上最容易被青年危机所影响的，恰恰是那些上进生。

一位来自985大学的学生这样描述自己的压力源：身边的同龄人都很优秀，或者过得非常有意义，而自己却始终追赶不上。相形见绌之下，被裹挟在焦虑、嫉妒、愤怒、自责之中。

这与赵文河的观察不谋而合。

“越是好学校，好学生，可能被发现出现问题的越多。”

其中有这些学生能够更早意识问题并愿意解决的原因；也有一些在于，重点院校的学生习惯向特别优秀的人对标，给了自己很大压力。“ TA 们不知道自己可能在全社会已经排名前1% ，只是觉得，谁比我强，我就看着谁。”

“内卷”“绩点为王”一度是高校里的热频词汇。

有人一度总结，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 ，最终精疲力竭。

在偶尔治愈接到的一个案例中，林书晗，她在武汉高校念大三，这个来自西北的女孩寄希望于教育实现阶层跃升。她向朋友描述自己的目标：北上广一线城市工作，让自己和父母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在林书晗的理解中，实现这个目标“没有捷径”，家里无法负担留学的费用，也不能为她提供在大城市扎根的人脉支持。面对一些公司“只招硕士”的学历限制，她认为自己有且只有读研这一条路。

保研成为女生大学生活的核心，要计算成绩、科研、社会实践三项得分，她艰难地分配时间，维持三者的平衡。

偶尔，林书晗会向朋友表达自己的迷茫，“一切都被量化了，保研要量化三项成绩，考试要量化分数，‘没有获得知识的感觉’”。

朋友描述，林书晗喜欢文学，却经常劝读文学的学妹转专业，因为“没出路”。

也因为竞争，林书晗的人际关系全面溃败，她申请到的国家级项目让很多人提出质疑，认为她挤占科研资源。

疫情打乱了她的所有规划，武汉封城被迫留校、创新项目无法推进、2020年六级考试延期举行。她被告知，如果当年9月之前没有合格的六级成绩，她会直接失去保研资格。

这似乎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之前，不是没有人察觉到信号。

林书晗在凌晨12点的朋友圈会流露出脆弱，“求学太苦了”“想家，想爸爸妈妈”，第二天一早，她又删除那些朋友圈。

她也会连续发十几个消息给朋友，“你在哪”“你在干嘛”“你怎么不接电话”。

林书晗所在的学校有6个心理接待咨询点，最近的一间办公室距离她的宿舍有900多米。在疫情期间，心理中心不断通过公众号向学生告知可以提供援助。

然而，这个被朋友评价为，“追求完美，积极在各种场合发挥作用，渴望在每一重评价体系里获得认可”的女生，一直到她离世，都没有被学校的心理干预系统捕捉到。

参考文献

[1] 刘燕舞.自杀研究:困境表述、理论检视与进路转换[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03):63-70.

[2] 朵拉陈 Dora Dui Chen.致所有正在经历“青年危机”的人[N].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6期(1063).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张稆元、杨燕、刘一、王思齐、史晓宇、陈华崟、宋佳玲对此亦有贡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苏惟楚，编辑：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