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猝死的对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ID：postlate），采访：姚胤米、时娴，编辑：黄俊杰，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24日，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每一代人对于疾病的恐惧，都是时代焦虑本身的体现，猝死也是如此。这种致命的突发心脏疾病，是“996”工作文化包裹的一代人，所能找到的最具体的恐惧形象。

濒临死亡的那一刻发生在 2021 年 2 月的一个凌晨，接近三点钟。23 岁的郁辰在家加班。已经连续近 20 天，他每天都熬到这个时间，工作日睡上不到 5 小时，就得起来准备打卡上班。熬夜时，一打瞌睡，他就把烟点上，意识在一根接一根的烟中延续，支撑着他把项目再往前多推进一点。

只是那个早上，心脏拒绝跟着郁辰继续在电脑前多熬一分钟。他感觉很不舒服，赶紧躺下来休息，但思绪还在流动，熬夜熬得太久，交感神经持续亢奋，变得不再敏感。接着，心脏抗议了。郁辰明显地感觉到心跳的节律：一会儿很快，一会儿很慢。不一会儿，他开始喘不上气，眼前发黑，胸口闷得不行，意识也变得模糊，“脑子里天旋地转的”。他害怕了，赶紧坐起来。“深呼吸” 他告诉自己。几分钟过去，他再次试着躺下，那种窒息感又堵住了胸口。

折腾了几次，状况毫无改变。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是不是下一秒，我就会心脏骤停了？

他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年轻人猝死的新闻。叫救护车吧，“倒在医院门口，还能有人发现我。”他想。但又不能惊动家里人，“要是知道我又熬夜赶项目，父母肯定会骂死我。”

最终，他带上外套，拿起车钥匙，开车到最近的医院挂急诊。郁辰在南京工作和生活，冬天的凌晨又静又冷。开车的时候，他想，要是这么就死了也真是可惜，攒了那么多钱，还没好好花呢。

急诊科医生给他做了心电图，量了血压，抽血测了肌酐。幸亏症状持续得还不算久，他最终被诊断为心悸，并得到医生 “以后少熬夜少喝咖啡少抽烟” 的警告。

很多人没这么幸运。2020 年 12 月 3 日，国美电器福州分公司一名 27 岁的员工在年终誓师大会上猝死；6 天后，商汤科技上海公司一名 47 岁的员工在公司健身房外的沙发上猝死。月底，22 岁的拼多多社区团购员工“润肺”凌晨一点多在乌鲁木齐街头猝死。

悲剧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北京地铁霍营站、昌平东站、呼家楼站都曾发生过备受关注的猝死事件。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京东、美团等互联网大厂近五年内都有员工猝死的新闻被曝光。

场景多变。有的生命结束在工位上；有的结束在出差时所住酒店的卫生间；有的在下班后打球的球场；有的是和家人在小区散步途中；也有的在凌晨两点摇醒妻子求助说胸口好疼，几分钟后就口吐白沫；还有的在电脑前，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但微信还在不断弹出新消息。

更多的死亡不被人知道。他们死得悄无声息，和他们的生一样不为大众感知。

知乎上有人匿名回答：“在一个猝死率居高不下的非互联网公司工作 8 年，绩效优秀。一直以来猝死的同僚对我而言是个新闻中的事件和江湖传说，直到目睹同办公楼一个刚毕业的同事猝死，从办公楼抬走。” 并没有那起死亡的新闻报道留存至今。

2020 年 9 月，一位公关公司职员加班到凌晨两点多猝死。她独居在北京，90 后，是团队里晋升最快也最年轻的 leader。直至第二天上班时不见人影，同事们才意识到也许出事了。同样没有媒体报道，如果不是有一位共同的朋友，我也不会知道。

从前，因心梗而猝死是 “老年病”。现在，它正一年一年地突破年龄的下限。在上海新华医院当了 40 多年医生的李月华告诉我，1980 年代，她在急诊科救治的心梗患者都是 60 岁、70 岁以上的老年人。后来，有了 40 岁、50 岁的人。再后来，26 岁的患者她也收治过。

“在中国，每年有 54.4 万人猝死。”——这是一个经常被反复引用的数据，从科普报道，到公交车上的公益广告。医生们往往会选择另一个更为直观、也更有威慑感的数据：在中国，每一分钟就有一个人猝死。

但这个数字既不准确，也有点老旧。“54.4 万”源自 2006 年中国医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一次医学跟踪观察统计。

当时，阜外医院的专家对中国四个城市超过 67 万人随访一年，统计到 2983 例死亡中，心源性猝死为 284 例，由此推断中国心源性猝死的发生率为 41.8/10 万，进而推算出中国一年猝死 54.4 万人。没有新研究给出准确的猝死人数，直至 2020 年，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依然在用这个 14 年前的推算结果。

2006 年，QQ 可以离线，还没有微信、钉钉这样永不离线的沟通工具，和智能手机一起让人与公司 24 小时相连接。今天年轻人面对的是更大的压力，更无孔不入的猝死的威胁。临床一线医生明显感觉到猝死的发生率比之前更高。一位医疗器械创业者估计，近几年每年的猝死总量“100 万肯定有了”。

这也只能是估计。许多时候，猝死根本来不及让医生确诊原因，无法计入统计数字。

吸烟、饮酒、熬夜、长时间工作、精神持续紧张和高压……它们都可能引发一场悲剧。深谈过后，你无法轻易劝这些年轻人“放松一点”，他们担心健康，但也清楚不拼的代价。

郁辰原本是国企职员，每月到手工资 6000 元。人生第一份工作，他做不到劝自己每天和近 40 岁的同事们聊房子孩子车子票子，听“小伙子要脚踏实地，早点找个老实姑娘结婚”的人生哲理。

业余时间，郁辰自学了 3D 动画制作，接零活，下午四点下班后画图，直到凌晨两三点，睡几个小时，八点钟到单位打卡。一天打两份工的状态经过了几个月，郁辰离开国企，开了自己的工作室。

在采访时，电话那端的背景音是鼠标按键的点击声。虽然现在只有一份工作，但他的工作节奏、生活方式与上次出事时相比，没太大变化。有时，连续加过几个班，工作室合伙人认真问他：“你说，我要是猝死了怎么办。”郁辰听完就笑：“那就把你的股份都给我。”

意外猝死确实很可怕，但他已经躲过了一次。难道要因为那样的“小概率” 而回到他好不容易逃出来的枯燥里去吗？而现在，如果不拼一点，个人价值感和更好的生活又能从何而来呢？

我劝他：“还是得多注意身体。”

他听了听：“我这个年纪，二十来岁都抗不下的话，以后更抗不下。我就想，我要是活不到 30 岁，那就拉倒吧。”

降低猝死的风险很简单：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更低的情绪压力就行。但人们做不到。这种无奈不同程度地存在在每个人的生活中，“996” 已经成为流行文化，人没得选。只能借助于外力。

展开人类和猝死对抗的故事，那些医学论文、调研结果、访谈文字，组成了一条“道阻且艰”的来路。现代医学从临床上给了人类抵抗的利器，只是，生活方式的变化让猝死的手伸得更远更长。

于是这场对峙变得复杂了，猝死变成了结果，而那种快要把人压成真空状态的生活才成了流行性现代病。

所有的意外都蓄谋已久

猝死一般由突发的心脏疾病，比如心脏骤停和心梗带来。心梗会引发心室颤动，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心脏抽筋。正常人心跳时，波形狭长得如同一条锋利的直线，发生室颤时，波幅变小，夹角变大，看上去像是举着一只小旗。

这时候心脏无法将血液送入大脑。几分钟时间，人脑开始死亡。

第一个使用心脏除颤技术成功救活猝死病人的外科医生克劳德·贝克（Claude Beck）曾总结到：心室颤动通常发生在本质“健全”的心脏中。他有一句名言“心脏好得不至于死（hearts too good to die）”。临床上，和很多疑难的心脏疾病不同，发生心室颤动的心脏既没有破裂，也没有到“烂得像一块抹布”的境地。

如果在微博上搜索“猝死”，能看到非常多的担心和恐惧。

“晚上焦虑睡不着，一直想着白天要赶进度。整晚感觉心脏有点刺痛，怕猝死。”

“频繁的朝九晚九的会议，本职工作就堆到加班做。做活动策划，物料设计，采购，广告投放，写推文，做 H5，展会跟进，各种报表……快到猝死的临界点了。”

“连续几天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恶心呕吐，持续早搏，两眼昏花 ...... 感觉自己就是下一个登上新闻的某事业单位猝死员工。”

丁香医生《2021 年国民健康洞察报告》中有一项数据：52% 的受访人担心自己会猝死。

恐惧下，有的人已经停下无休止的熬夜加班，但依然没能逃脱猝死的魔咒。

2021 年 1 月 5 日晚，时尚博主小雅在北京飞往上海的深夜航班上因为心脏骤停去世。小雅生前是较为知名的穿搭博主，微博账号“雅鲁藏布江女人”有 141 万粉丝。

知名博主的工作时间和地点都不固定，频繁换城市，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小雅曾经也是。她生前和好友陈欢的聊天很少在白天，经常是凌晨两三点。

消息刚出来时，朋友们都不相信，毕竟小雅从小就是体育特长生，常年保持规律的跑步习惯。而且，为了健康着想，小雅现在连作息都调整得正常了：十二点睡，早八点起。但直到看到小雅的几个社交账号发布了同样内容的讣闻，大家才在心里“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

作为好朋友，陈欢见证小雅从零开始一步步积累名气，她知道小雅从小就好强，“不仅体育好，成绩也绝不落下” 那种。时尚博主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各种品牌活动、时尚盛典、宣传代言，每个星期好几场，还不能拒绝， “如果你拒绝了一个机会，人家下次可能找的就不是你了。”

生活节奏可以强行调整，但精神压力放不下来。有时小雅实在太累了，会特地飞回老家重庆和朋友们聚一聚，只是几个小时后又匆匆离开，赶回去继续工作。

从 1950 年代末开始，欧美就有医学论文研究精神压力与猝死之间的关联。美国德雷塞尔（Drexel）大学医学院神经病学系一篇 2006 年的学术文章中，建议将抑郁、焦虑作为可能影响心脏异常的已知重要因素。另一篇欧洲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显示：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内的心理情绪压力是心源性猝死的中度有力触发因素。

只可惜，猝死并不能有效预防。即便每年定期体检时多加一项心脏检查，也无法帮助一个人预测他是否有猝死风险——只有经历过心梗的人，心电图才会发生明显变化。

有人随身携带硝酸甘油，但心内科医生的告诫是：这样的处方药决不能随便乱吃，一不小心，反倒能把自己吃死。速效救心丸从成分上看，就更没用了。

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被视为可能引发猝死的危险因素。比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症。对应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体现为，日常运动量、是否有抽烟、饮酒习惯、饮食结构是否平衡、高强度工作时间是否过长。

吸烟是危害最大的。医学参考书全球标准的《默沙东诊疗手册》记载：每日吸烟 20 支或以上的吸烟者与不吸烟者相比，男性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增加 3 倍，女性增加 6 倍。而戒烟后，风险会降低到一半。

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王苏医生是个 85 后，也是丁香医生上活跃的医学作者，擅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公众做医学科普。他说烟草最大的危害在于燃烧时会产生“一大堆草字头”的化学成分，而人类的肺在进行气体交换时，“会把你吸进来的所有气体照单全收”，“草字头”成分们因为是有机元素，可溶于血液，跟着心脏的泵血功能“到处跑”，对血管细胞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时间一长，形成斑块，风险很大。

戒烟的益处可以即刻显现，“今天戒烟，今天受益。” 王苏说。雾化电子烟弹和 IQOS 那种充分加热的电子烟，也不建议使用。

身体的一些提醒的信号往往会被忽视。比如，总是胸口疼可能就不太好。但大多数人都不会马上去医院，“只有疼了半小时、一小时，才会想到这么久不见好，还是去医院看看吧。”有十年从医经验的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徐海军说。

还有一些更隐蔽的症状，当事人自己不知道是大问题，只有经验丰富的急诊科医生才能预判。

2021 年春节期间，一名 27 岁的男生在同学聚会上喝酒喝到呕吐，被 120 急救车送到徐海军所在的急诊科。给病人用完止吐药后，对方提出胸口不太舒服。一般来说，酒后呕吐会让胸口产生烧灼感，但徐海军听病人的描述，觉得比较怪，便主动给他做了一个心电图，判断患者心脏可能有一根血管堵了。徐海军和同事刚把病人推进抢救室，病人就发生了呼吸心跳骤停。经过“电视上演的那种”紧急心脏按压和电击，最终把人救了过来，没有留下后遗症。

“才 27 岁的人，心脏血管会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徐海军感慨。这位患者也是搞 IT 的，刚从国外留学毕业归来，是某单位的科员，身体稍微有点胖，但不是肥胖，血压或血糖也不是特别高，平时抽烟。“没有无缘无故的猝死，所有的意外都是蓄谋已久的。”他说。

通过病人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可以倒推他们在那一刻所经历的痛苦。

心源性猝死的人，会突然意识丧失、呼吸不规律、身体抽搐。70% 心梗的病人会感到胸闷、胸痛、大汗淋漓。30% 会经历光是听描述就很恐怖的“濒死感”——心脏剧烈的、持续的、压榨性的疼痛。王苏把它形容成“像一块几百斤的大石板压在胸上”。

心源性猝死只要几分钟就会让大脑供血不足，“一旦大脑不听使唤了，膀胱、括约肌这些都疯了。” 王苏说。

他曾经出过急诊，见到过心源性猝死的病人的狼狈。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身体是软的，一看下半身，一滩——大小便失禁，屎尿脏了一裤子。

“救命神器”的有效与无效

前北京急救中心资深急救医生张元春曾在健康脱口秀栏目《健谈》中说，自己从事急救工作 10 年，只救活过一个心源性猝死患者。

猝死时，阻塞发生在纤细的心血管里，只有借助心脏造影技术才能看到阻塞位置。从小臂上开一个口，用来传导造影剂的鞘管内径只有 2 毫米。鞘管从小臂上的血管进入，走过大臂、经过锁骨，一路伸进心脏。这条游走于人体内的血管之路，能有 1.5 到 1.8 米长，如果病人身高很高，也会超过 2 米。

借助造影剂，医生们看到病人心血管的图像。血管从主动脉延伸出去，分叉，越来越细，越来越多，像大树的根。枝杈停住的地方，就是血管阻塞的地方。心脏是造血器官，任何一处阻塞，都有可能在几分钟内使人丧命。

时间向人类苛刻且严厉地要求，抢救心源性猝死病人的成功率以每分钟计算。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诊科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提到：突发心脏骤停 3 分钟内得到治疗的人，生存率可达 70% 以上；超过 4 分钟，患者大脑细胞将因供血不足逐渐死去；5 分钟内，患者生存率变成 60%；超过十分钟，生存率降到几乎为 0。

而目前在中国，救护车从出诊到抵达现场平均需要 15 分钟。指望急救车及时赶到并不现实。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 2016 年在《柳叶刀》杂志上说，中国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人中，只有不足 1% 成功获救。

现场的人可以提供一些更及时的帮助。比如心脏按压（但把人救活的概率很小）。电击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以前，只有医院里有这样的电机设备。1950 年代起，欧美各国的医生们经过各种试验，迭代掉一批批产品，有了今天广为人知的 AED。

AED 的全名叫自动体外除颤仪。心脏骤停会让原本有节律的心电信号传导路径改变，几个信号杂乱无章地叠在一起，心肌“不知该听谁的”，每一缕心肌都在按照各自的节奏去跳，结果整个心脏都在抽搐。AED 的原理是施加一个强电流，就像在嘈杂的市场里有人敲了一下锣，把所有的杂音都压下去，告诉心肌“听我的”。按照这个节拍跳动，心脏恢复应有的节律。

这个强锣般的瞬时电流电量在 120 到 200 焦耳之间，瞬时电压可以升到 2500~2700 伏，是家用电 220 伏的十几倍。如果在实验室里将 AED 的两个电极片靠近并放电，可看到一个很强的电弧，电火花“啪”地一声就打过去了。

克劳德·贝克是最早成功使用电击除颤的人。1947 年，他给一个 14 岁少年做开胸手术时，病人突发猝死。贝克将自己设计的除颤仪直接接到心脏上，救活了病人。

70 多年的改进，除颤设备有了长足的进步。AED 不需要开胸、不用接电源，甚至也不需要专业医师。

AED 相当于“傻瓜相机”。启动 AED 的一刻起，就有语音全程指引使用者按步骤操作，机器可以自主判断是否需要电击除颤。只不过在实际使用时，还是免不了人的判断。比如要是碰到胸毛特别茂密的人，得先把胸毛剃掉，才能保证电极片贴得够严密。

因为使用简便、效果好，AED 被誉为“救命神器”。AED 在发达国家推广已有多年。1999 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 AED 装置用于临床。2000 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 AED 产品向全美人民进行电台演讲。2004 年起，日本皇室面向公众推广 AED。

然而，它在国内的普及度和覆盖率还远远不够。发布于 2020 年 8 月的《中华急诊医学杂志》上的《中国 AED 布局与投放专家共识》指出，根据目前的文献数据，平均每十万人中拥有 AED 的这一数据：美国是 700 台，日本是 276 台，中国城市中排第一的是深圳，17.5 台。

不会有人比 AED 科普人更了解推广它有多困难。

杨光是一个专门在北方地区做急救培训的讲师，同时代理 AED 的销售。他的观察是：没有那么多公司有主动为员工们采购 AED 的觉悟。“现在很多单位采购 AED 还是有一点流于形式”他说。

因为在管理流程上需要满足安全认证资质，主管单位强制要求配备 AED。毕竟是面子上的事儿。有的公司装完 AED 后，会用锁把门锁起来，钥匙交给特定的工人保管。一台国产 AED 的市场价格在 2~3 万元，成本不低。还有的装了设备，但不组织员工接受急救培训和每年的复训，AED 成了装饰品。

落到公共场景的 AED 就更少了。

小雅出事时乘坐的是东方航空的航班，2021 年 4 月底，我们采访了东航的空中乘务员，对方回答，一些时间更长的国际航班上 AED 配得比较多，但目前国内短途飞行还没有配备。

尽管现在北京市部分地铁线路配有 AED，但人们很难在匆匆出行时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而在面积更大、路线更复杂的换乘站，人流密集时，取送 AED 的时间也充满不确定性。

“说实话，假设我现在突然倒在这儿了，方圆一公里或两公里能有个急救员找到 AED 并且把我救了？我不太敢确定能有这样幸运的事情发生。”杨光说。

我们谈话的地点在团结湖地铁站附近，靠近北京最知名的商圈之一，三里屯。我打开地图搜索该点附近的 AED，最近的一个在 6.7 公里之外。那一刻，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繁华与落后。

以生命的代价换来进步

人与猝死的搏斗充分体现了“黑天鹅效应”：人们认为自己极不可能经历它，因此不愿花时间和资金提前做准备。只有猝死反复发生后，才愿意为此投资。

2016 年，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 6 号线呼家楼站猝死，在国内第一次引发对 AED 设备缺乏的大规模公共讨论。

《北京商报》一篇相关报道提到，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田颖曾联合 AED 生产商，提出捐赠一批 AED 给北京地铁，但未能成行。田医生当时得到的反馈是：“地铁方面表示没有政策、没有许可、没有地方放。” 再有类似事情发生时，急救专家们便“默契”地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家属告地铁公司。

频繁发生类似事件，推动着公司做出改变。2018 年 6 月，字节跳动行政部一位负责安保的员工在工作中猝死，消息曾短暂地在网络上被讨论，但很快，字节跳动官方“辟谣”信息不实。但后来，有多位当时在职的字节员工证实确有其事，并且补充说“各种心脏疼、晕倒的很多”。

2019 年 5 月，35 台美国卓尔牌 AED 在字节跳动北京总部安装完成。近几年，国内不少一线互联网公司都配备了 AED 和急救包，比如阿里巴巴、腾讯、华为、联想。

但是没有哪家公司、哪个单位或学校愿意宣传自己装了 AED。“说白了，大肆宣扬之后，万一后来出事了没救过来怎么办？”杨光理解公司的心态。

这不是中国特色。如今 AED 在海外更普及的结果，也是以生命为代价得到的。

2009 年，《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称，美国四大高端连锁酒店集团中，最普及的一个也只有 20% 酒店配备了 AED。企业这样做的原因很清楚：有设备没救好，有法律风险；没设备没法救，就没法律责任。此时，已经是克林顿公开推广 AED 近十年之后。

现在，这些跨国集团会按照各国法律规定，在各个地区的酒店内安装 AED，但在中国内地，它们一般不会被摆放在大堂、餐厅等显眼位置，而是放在保安室、监控室等。

一个顾虑是，中国将 AED 归类为三类医疗器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只有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医师才有资质对患者进行诊断治疗。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普通人并不具备随意使用 AED 救人的资质。

十年前国外经历过的，十年后在中国要重新经历一遍。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上午，人大附中丰台学校一名 10 岁的小学生在跑步期间猝死后，周边初高中也开始装 AED。

类似的事后补救，杨光见过许多次。

2019 年 11 月 27 日，台湾艺人高以翔在宁波录制综艺节目期间意外猝死，当天上午，消息开始在媒体上被大规模讨论。那天，杨光正在参加海淀区的一场急救技能大赛。下台时，他发现手机的各种信息、电话快要爆掉了——都是来买 AED 的。

每一次热点事件都会有一个短暂的 AED 购买小高峰，但也很快就过去了，直到下次热点事件再发生，再警醒。他是那种看上去孔武有力、精干健壮的类型，对现状的满意和不满都表达得直接。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杨光的话里有一些复杂的感慨。

急救普及，把人往安全区再推一步

有 AED 之后，还需要猝死发生的现场，有人能用它急救。一些人致力于急救科普，让更多普通人有能力在关键时提供帮助。

靠近北京市东五环的高碑店东区因为地租便宜，聚集了许多家具制造公司、家居设计公司和小型影视工作室，园区的双层建筑有着相同的外观，按照数字编号，沿着通惠河依次排开。在这些长相一致的小门里，我敲开了“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急救科普学组”的门。

三位工作人员坐在地下一层，他们的负责人贾大成先生在一层接受采访。

贾大成今年 72 岁，是北京市急救中心的退休医生，做急救科普至今快 40 年，被誉为 “中国急救第一人”。最近，他忙着成立一个“生命救援联盟”，就是为了推动急救科普以及推广 AED 的工作更好地发展，琢磨搞个正式的启动仪式。说起来兴致勃勃。

1980 年代中期，贾大成第一次给别人讲急救科普课。授课对象是化工二厂这样的单位。当时的教具朴实极了，只有一块大黑板，各种演示图都要自己画。贾大成专门买了加大加厚的工程师绘图用大白纸，单价“很是昂贵”。

贾大成是国内首个推广 AED 的医生。1996 年，美国一家医疗器械生产商送给北京急救中心一台 AED。那时，别说是普通民众，医生们也没听说过 AED。贾大成研究了一会儿，意识到“这个东西太适合老百姓了”。一点医学知识都不懂，教几分钟也能学会。

他对急救科普兴趣浓厚，坚持了许多年。朋友们帮他开通了新浪微博，社交网络成了他随时随地开课的地方。去任何一个城市讲课，他都提前在微博公布行踪，这样还可以顺路给更多人讲一讲急救。

给人讲课没少遭遇白眼。有一回去某单位讲课，贾大成在前面走，身后两个员工毫不顾忌主办方和主讲人地大声议论：“什么科普啊，纯骗钱的玩意。”急救培训师们都有过类似经历。比如，上课时被放鸽子、到场人数少得可怜、听课时溜号……还有的直接说：“干嘛叫我学这个，你是来咒我的吗？”

流行的互联网平台也干扰了科普信息的传递。王苏写了几年的科普文章，现在感到科普越来越难。

他试过很多方法，让文章被更广泛的人群读到，比如去给一些泛领域的媒体平台投稿，还专门在老年读者为主的公众号上写文章，并配上“那种老年人会感兴趣的彩色的插图”，但效果就是不好。而那些在抖音、快手上讲“伪科学”的内容，传播速度快多了，因为说的东西受众更愿意听——毕竟 AED 的使用再怎么简化，也不如“喝茶抗新冠”喜闻乐见。王苏很是无奈。

急救行业估算，目前，中国公众的急救普及率不及 1%。就连医护人员也并不都掌握急救知识。民营急救培训机构嘉高喜和的总经理陈佳吉说，来考取急救证书的人中，有不少是在职医护工作者。

急救科普既刻不容缓，又需要一点长期主义的耐心。急救改变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几乎都不吸烟，很少喝酒，保持每天早睡的习惯。当然，还包括让家人每年“强制”接受自己的急救培训。

何况，很多人就算听过急救课、考过证书，到时候一样不会救人。为了让学员真正掌握急救方法，2013 年，全民互助平台第一反应的创始人陆乐专门改良了急救教材，参照了美国西点军校的压力训练法设计课程。

他要求每一个学员用假人体验。开始操作时，其他老师在旁边 “扮演路人”，有冲上去拦着的，有假装家属上来吵架的，也有在旁边瞎指挥的——很接近现实抢救中可能碰到的各种状况。陆乐相信，在充满压力的混乱环境下，学员如果能做到冷静地控场、操作，也就更能掌握急救方法。

为了让普通人更“放心”地帮助别人，而不用担心法律风险，像第一反应这样的民间组织、迈瑞医疗这样的民营企业，以及医学专家等，共同参与了“中国好人法”的推动，呼吁法律对救助者免责。

2017 年 3 月 1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民法》修订案，在第 184 条中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2020 年 1 月 1 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孟令悦建议将 AED 的使用方法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同时建议让警察、消防员、保洁员、保安等学习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

部分路线的北京公交车上，也会插播 AED 的宣传片。之前专家们一直推不动的 AED 进地铁，在 2020 年终于有了进展。

2020 年 10 月 27 日，北京市交通委和北京市卫健委公告称，北京市正式启动轨道交通车站配置 AED 工作，计划在 2022 年底前实现 AED 设备全覆盖，一线站务人员获得培训证率超过 80%。

用新技术对抗伴随技术而来的疾病

技术被用于在中国快速弥补基础设施的不足。急救也不例外。

曾经发生过心脏骤停的人，三个月内再次发生心梗的概率较大。这样的患者需要使用 WCD（可穿戴的自动除颤设备）。它的技术要求更高，进口产品单月使用费用 3 万元左右，还没有国产替代品。

郑杰是苏州维伟思医疗科技的创始人，在几家最知名的医疗器械跨国公司工作了 20 年，是中国最早一批引进 AED 的人之一。那时，AED 主要在公立医院急诊或急救系统使用。郑杰为此把一线城市的公立医院都“跑遍了”，对病人们急迫的需求印象深刻。

“在医院再怎么配备，也解决不了院外猝死的问题。”郑杰在外企就职时，也曾建议总部重点考虑中国市场，但医疗公司相对比较传统，且中国区决定不了太多事，最终没有下文。郑杰多次考虑后，决定自己创业。

4 月底的一天，我在苏州工业园区，维伟思医疗科技的办公室见到了郑杰。他们不仅生产 AED，也在研发 WCD。

在研发区，郑杰骄傲地展示 WCD 样品。它长得有点像一件背心，因为要贴身实时监测使用者的心电信号，“背心”含有导电的柔性织布电极。纤细的金属丝织进柔软的布料中，导线规整地埋在内侧，连接一个对讲机大小的监测设备，在腰部形成一块凸起。当病人发生心脏骤停时，数个胶囊大小的动力设备会在几秒内喷出导电胶，在一分钟内完成对病人的心脏除颤。

创业一年半，郑杰觉得自己做的事比过去 10 年加起来都多。

AED 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从研发到上市有一系列测试。开发工程样机就需要一年左右，然后是 4 到 6 个月的各种性能测试。之后还有动物实验、类似论文答辩的报告送审，等待国家食药监局的器审中心受理通过。

整个过程里出了任何问题，都要打回去重头来过。就像好不容易六楼爬到五楼半了，也要回到一楼重爬。现在维伟思的 AED 终于进入了报告审核期，如果一切顺利，今年下半年就可以上市。而 WCD 还需要更长时间。

苏州心擎科技医疗公司的创始人徐博翎则专注于人工心脏的研发。心梗过的人，心脏细胞会受到损伤。体外人工心脏可以较好地提供帮助。

人工心脏的发展就像登月计划一样备受瞩目，它的发明经历了一代代的进步。第一代人工心脏是仿形的。到了第二代，人们放弃形似，还原心脏的机械动力原理结构，用一个旋转式的离心泵去推进液体，临床效果不错，就是并发症多。到了第三代，机械轴承被悬浮设计替代，计算机技术还可以做到实时监测血液相容性，很多并发症也被解决了。

不过这些技术都需要随身带着不小的东西。只有经历过猝死，并且侥幸生还的人需要用。

第一反应研发了一套紧急救助应急管理系统，如果有人在公司里突然晕倒，通过扫描墙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触发应急响应机制，系统将在扫码开始的 8 秒钟内，通知离出事地点最近的急救员带着 AED 前来提供帮助。目前，腾讯、中海地产都采购了这套技术解决方案。

但一旦脱离公司的特定环境，来到公共空间，状况又变得不乐观。

在高德地图中搜索“AED”、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救命地图”，都可以看到最近的 AED 位置，数据由第一反应提供。但数据来自于志愿者们实地走访记录，如果一台 AED 换了位置或过了有效期，数据也很难及时更新。

而且不同地点选用的 AED 品牌不同，品牌方之间数据不互通，各品牌方与 120、999 急救系统也不打通，导致现在仍无法用一套技术实现对城市所有 AED 的统一管理。

第一反应还试过与丰巢科技合作，那是 2017 年，陆乐当时设想，通过众筹或机构捐款，让落在社区里的每个快递柜都有一个专门的格子存放 AED。并计划三年内在 80 个城市里，让 6 万台 AED 进小区，还要为每一个丰巢快递柜落地的小区配备 500 人的急救培训，并建立一支社区急救队。只可惜最后募到的钱很少，项目推进艰难。

郑杰认为未来 AED 能够高效使用到大众场所，应该让设备能“移动”起来，他计算过，移动 AED 的覆盖面积会比固定位置的 AED 大 6~7 倍。把它们放到京东的无人机配货点，哪里需要，3~4 分钟内即可完成 AED 投送；其他的移动场景以及交通工具如出租车，社区安全巡查人员以及网约车的后备箱、外卖小哥的电瓶车里配上。郑杰觉得，以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移动分布的 AED 能确保猝死者在 4 分钟黄金救援时间内得到急救。

只是公司又能有多大意愿支持外卖骑手、司机、快递员学习急救、并且保管如此昂贵的一个设备？缺乏足够的商业激励，公共急救领域，并没有出现一家像阿里改造零售生意、滴滴颠覆出行市场那样的公司。

猝死只是结果，但无从改变成因，人们只能对抗结果。

最近一年，急救讲师杨光见到了更多人，为了保护身边人而主动购买 AED、学习急救。

2020 年，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他，提出购买一台 AED。他们的儿子在一家未上市的互联网大公司上班，一次因为连续的高强度加班，深夜昏倒在办公室。他所在的办公室没有配备 AED，也没有组织过急救培训。

夫妻俩嘱咐儿子，这台 AED 要放在他工位。他能用，同事也能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ID：postlate），作者：姚胤米，文章中杨光、陈欢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