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敲边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有马体育（ID：youmatiyu），作者：大码哥，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口问题就像一道多解的方程，用不同方法解题会得到不同的答案。生育权利是一种解题方法。人们有生的选项也有不生的任性，这是生育权利。老龄化及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一种解读思路。一个社会需要年轻的人力资源以维系发展。这些解读方法与思路得出的答案都不能算错，因为从观念与理论上看，这些答案没有一点逻辑的毛病。

但是，现实不是逻辑的简单复刻。现实有很多变量。人口就是一个变量。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它，就不能掌握这个变量在社会变迁中的意义。人口又是一项政策。如果我们不能把握政策变迁的脉络，就不能洞察人口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到底具有怎样的效力。人口是一个工具变量。在变化中，我们能够看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试。

市面上流行的人口学家们局限于人口谈人口，总像是数学推算。逻辑预演获得不到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何调试的答案。我们应从长计议。从生一个到生三个其间经过了40年，我们需洞察在40年的变迁中，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年龄、人口结构变化。举农业为例。前现代农业社会的人口问题简单说是一个温饱的问题。

我们不必使用佃农理论等晦涩的经济学原理，在过去四十年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对以小农为基础生产单位的前现代农业，一定有直观的认知。因为是小农经济，土地总量有限，局限于有限资本投入，土地产量有限。人均产量就成为温饱的重要指标。温饱问题带来人口的流动或者稳定，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一种调适。

过去四十年间，商业化带来生活机遇释放。人口在城乡间流动，人口红利得到释放。这种释放的结果不仅仅是人力资源优势，更有单位家庭财富的积累。生活机遇的释放也就是藏富于民的过程。我们不必探讨税赋等抽象的经济学指标。白岩松在批评躺平主义时说中国的年轻人应该感到幸福，因为他们比日本的年轻人更早买到房子。他很讨厌，但说的是事实。

问题是怎么看待这种事实。举教育为例。70、80、90一代年轻人的家庭确实积累了财富，这些财富可能是一套房，两套房，但其子女不是从幼儿园开始就为房地产事业做贡献了吗？中小学教育有学区房的概念，大学教育有产业化的概念，实际上教育投资就是一种消耗财富积累的过程。财富在个体与社会间的流动，经由人口实现某种程度的转移平衡。

前现代农业社会，家有良田百亩，富不过三代。现代商业社会，家有广厦三间，广不过三孩。这是一个非常通俗的道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人口是一个中介变量。人们倾向于没有人想多生孩子这一结论，我认为这只是中产阶级的一种假设。我的假设与此不同，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80，90后父母们或许正在加入生育的大军。

这一假设不仅来自生活经验的支撑。四十年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城乡间流动，大学生鲤鱼跳龙门，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之多的人生活于城市，农村的生态空间与生育空间已然很大。商业化农业时代，城镇化工业机遇，一代人已经完成了生育所需成本与资本的积累。他们当然是为了自己生孩子，但最终结果会是为社会花钱。

我们需要从社会与环境变迁中考察这种关系，人口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下的一个因变量。考察人口问题不能只看到当前的放还应追溯此前的紧。至于人口学家们的观点，比如梁建章鼓励生育，说人力资源是一种优势，这种白开水观点说了等于白说，顶多算是给政策敲个边鼓而已。敲边鼓的人因为名声大，所以鼓声很响亮，看似是理念的进步，其实在掩盖真正的运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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