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不是靠养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ID：The_sun_also_rise），作者：慕峰，原文标题：《奋斗不是靠养蛊——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救中国》，头图来自：《摩登时代》剧照

今天我才把衡水中学张锡峰同学的演讲视频看了，同时还看了复旦大学数院姜某刺死该院领导王某的一些报道。

张锡峰能不能代表衡中我不知道，姜某能不能代表海外归国的教研人员我也不知道，他们都是个体。但从个体的故事，我们也可以来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所谓的“强迫奋斗”模式，或者叫“倒逼”机制，包括许多企业和机构在搞的“末位淘汰”制，到底对未来是好还是坏。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美已经消亡将近100年了，即便它后来有了各种变形，但在先发国家，个体权利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中小企业和机构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免于被大企业、大机构侵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最早是出现在欧美先发国家的。全球化一定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先发国家的大企业、大机构很难欺负他们的下游和员工，只能转而寻求将低成本的生产环节放到海外。

为了追求利益，大企业只能将这种“社达”精神传播到海外。充分利用海外后发国家的“人口红利”，让后发国家成为“世界工厂”，让后发国家的老百姓成为一个个廉价的劳动力，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今天先发国家尤其是美国本土的问题，不是大企业、大机构直接侵害本土下游和员工的问题，而是将产业链全球化后，本土缺乏足够就业机会，以及金融、互联网等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即便在今天，美国大企业、大机构也不敢再像镀金时代那样，去公开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去对员工搞各种倒逼、压制，如果要搞，也要披上一件合法的、虚伪的道德外衣，并且一定要留出救济安排，成本不知道比镀金时代高了多少。这不是天赐的，也不是什么西方制度的天然优势，这些都是先发国家的老百姓花了上百年时间努力争取到的。

很多企业和机构都在搞改革，改革的办法往往很简单，就是“绩效决定”和“末位淘汰”。绩效要客观，于是要有一批人天天搞标准，标准越定越细，迎合标准就完成KPI，至于结果是否走样，制定标准的时候基本不考虑，制定标准的人与一线人员往往是脱节的，反馈不及时。

百年老店与初创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百年老店基本什么都见过，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但中国的企业能有二十年生命都不得了，大量初创企业也不懂什么管理，最简单的管理就是把所有劳动力都搞成“奋斗B”，在资本加持的时候就群嗨，资本退潮的时候就裸泳。

企业这么干，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把劳动力成本压得低低的，即便总价不低，单价一定要低，虽然给你开出了高工资，但我占用了你每天14小时的工作时间，就好像你真会干14小时不摸鱼一样。

结果是什么呢？一是少部分行业虽然赚得多，但这批人除了买房投资，平时也没时间消费。二是大部分行业根本赚不到那么多，但非要学那些赚得多的行业，把人们的时间全部占据完。新时代的磨洋工除了效率低这一个后果之外，还有压制消费这另一个后果。不压制劳动力，早一点下班，仿佛就跟不上时代，就证明你不够“社达”。还是那个问题，你真能提供那么多有价值的工作吗？还是让硕士博士都在干高中生就能干的工作呢？

企业乱来一定程度上还有市场竞争来约束，搞乱了人就走了，市场中的人流动性大。但整体氛围如果有问题，走到哪里都一样，就变成了整体问题。不要问为什么创新那么少，社会达尔文主义+垄断抑制的时代会有多少创新呢？请问谁研究了吗？为什么许多年轻人，甚至更多中年人要从一线退出来，是他们不想奋斗了吗？不是的，是他们不想替你奋斗了。谁不想替自己奋斗呢？

我认真看了张锡峰同学的演讲，从内容上看，有很多是事实，我也看到他母亲在台下泪流满面。许多农村、小镇的学生，去到类似衡中这样的学校，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因此改变了命运。但今天的衡中模式，其实并不代表公平。大城市掐尖，拿走了中小城市的优秀师资和生源，中小城市掐尖，拿走了小镇的优秀师资和生源，那农村和小镇上的其他学生怎么办呢？难道人人都可以上衡中吗？这是张锡峰同学无法回答的。

我们很难去责怪一个17岁的高中生讲要去“拱城里的大白菜”，这个世界是成年人创造的，不是中小学生创造的。但作为成年人，确实也会想，如果我们的选拔制度，尽皆选拔的是对城市带有偏见、认为城市里的家庭都是可以一对一家教、认为城市里的家庭都是无比富足的学生。带着这种偏见的“优等生”，未来会为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呢？

信息的不对称，不只是城市里的人不知道小镇做题家的痛楚，事实上，这一代城市里的居民大多数都是小镇做题家出身，他们恰恰完全知道小镇的情况是怎样的。信息的真正不对称，是今天的小镇做题家们，基本不知道城市生活的痛楚。

不是每个类似衡中这样中学的学生，都能上985、211，他们中的许多，可能也只能上普通的高校。人们的质疑，并非在否定年轻的学子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去改变人生，而在于如何让他们不在幻想与敌视的精神中奋斗。毕竟，今天在城市里已经立足的小镇做题家们，大多数并不来自衡中这样的学校，他们曾经也在相对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他们今天回到小镇后，看到自己家乡的学校正在要么沉沦、要么变成另一个衡中时，他们的心里会怎么想呢？当他们回到一线继续“鸡娃”时，又会怎么想呢？

社会达尔文主义充斥着每个角落，从中学开始，就期待奋斗三年、改变一生，怎么可能呢？每家企业都盼着两年C轮、三年上市，怎么可能呢？这种氛围下的社会，有几个人还能安心于做基础突破？有几个人是靠内驱力而不是外部压力和幻想在生存呢？

复旦数院的故意杀人案，法律性质上是清楚的，但学术上的“末位淘汰”与倒逼机制，是真学到先发国家高校tenure制度的精髓，还是另一种养蛊呢？敢不敢先淘汰掉老人，先淘汰掉行政人员？被规制的新人，有权利去参与规则的制定和对执行提出质疑吗？即便你最终证明了姜某存在精神方面的问题，你就一定能证明这套制度是运转良好的吗？我们的学研机构能够在搞末位淘汰之前先做到“去关系化”吗？如果你没有任何配套机制，让所有年轻人都成了6年一签合同的学术机器，人生有几个6年呢？我能讲什么呢，我只能讲，如果你出生平平，还是不要去尝试做高端的基础研究了，还是学一些能挣钱的专业，或者至少保持自己能转入不依赖于他人的行当。否则，你的人生将处于怎样的不确定性之中呢？伟大的科学成就，有几个是在风雨飘摇的人生之中产生的呢？

有时候我庆幸自己没有待在高校，否则还能像今天这样自由地想写什么写什么吗？我很可能变成一个老油条，以最快的速度评完职称，然后不会有多一些深入思考，因为到时候，看着文字就会自觉的进入一种虚伪的工作状态。

这个时代需不需要奋斗者？当然需要。但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努力向上、无法妥协，走别人的路让人无路可走？你想要成绩，可以像二十年前的跨国企业一样，继续将“人口红利”研究透，继续将“社达主义”贯彻下去，但不要问为什么他们越来越怠惰，因为基本不可能有人从16岁开始一直亢奋到40岁。

以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ID：The_sun_also_rise），作者：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