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陆飞，编辑：苏小七、袋米，监制：猫爷，题图来自：《东城梦魇》

“……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安静的革命之一，如果一场瘟疫在中西部夺走那么多人的生命，那将被视为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可是，正因为它的缘由是蓝领岗位的减少而不是细菌感染……覆灭几乎被视为正常。

—— 乔治·帕克《下沉年代》”

最近，口碑剧集《东城梦魇》颇受好评（豆瓣评分9.0，IMDb评分8.6）。

阴郁的画面，经济衰败、毒品肆虐的小城镇，丧失希望的人们，失踪和谋杀，这让人不断想起《真探》和《利器》。

然而，独特的是，《东城梦魇》明明是一部犯罪嫌疑剧，各种线索情节也引人入胜，但到了最后，凶手是谁，好像并不重要。因为“真凶”不是他，也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这个名为东城的，再普通不过的美国小镇。

更触动人的，是主角梅尔（凯特·温斯莱特饰）在警探、母亲、祖母、女儿等多重身份前的喘息与挣扎；是生活在这个因成为“铁锈带”而分崩离析的小镇中的人们，在灾难和绝望之后，一点点艰难地重新靠近彼此。

一、小镇之罪：没有标新立异的恶，才更让人绝望

在《真探》《利器》，以及绝大多数罪案故事里，恶都是耸人听闻的。传统的罪案故事，探索个别的人性案例，会让你在夜里熄灯入睡时，不禁为世间居然还有这样的人在走动着而害怕。而《东城梦魇》则像是你醒来后的噩梦：

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地方，除了人口流失和经济凋敝之外，再没什么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的新闻。在这里，除了偶尔见到的新款手机以外，没有任何知名大公司和崭新生活方式的身影；学生们在唯一一所中学里念书，成绩几乎一样差，未来的职业选项清晰可见——与父母一模一样。

突然有一天，一名高中学生，也是一位17岁的未婚妈妈被人杀害。悲伤是有的，但周围的人似乎并不太诧异，仿佛这样的事就是这个地方的日常。

随着案件的侦查，细节也渐渐清晰。有娈童嫌疑的牧师、吸毒的男男女女、代代继承的未成年父母、家暴的父亲、自杀的孩子、乱伦的叔叔......这些人遍布小镇，有加害者，也有受害者，但看完剧集会发现，谁也算不上是十恶不赦的人，人们都陷在一个巨大的困境中，各自有各自的泥沼，无处可逃。

是谁让小镇成了这样？又是什么力量使当地人对悲剧失去了愤怒？更隐蔽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让屏幕之外、东城之外的人们，遗弃了这些同胞，对他们的痛苦视而不见？

这些问题的答案，才是《东城梦魇》最后交出的凶手——无声笼罩的恶。

对“恶”的探讨视角从个体转向系统，并不偶然。

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崛起后，美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广泛且长期的反省：为什么经济看似还在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标志着进步的全球化和科技行业没有惠及中下阶层？为什么底层人民抛弃了对民主的信任，宁可选一个“乱来”的人，也不要另一个建制派？

如果批评处于底层的“红脖子”们愚昧落后或不够努力，是毫无意义的。表面上的“不努力”并不是原因，而是社会撕裂的结果。更应思考的是，人们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如果他们从前不是这样，是什么改变了他们？

近几年博得大名的著作《扫地出门》《乡下人的悲歌》等，都在阐释这个转变。其中出版于2013年的《下沉年代》，更可以说是《东城梦魇》的脚本。

《下沉年代》通过几位美国“60后”（剧中女主梅尔的妈妈那般年纪）的人生轨迹，串起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描绘出“美国梦”大厦的缓慢解体。解体的并不只是中下阶层的物质梦想，更在于不同阶层的国民之间，失去了命运共同体的联结感。

用作者乔治·帕克的话说，“许多美国人觉得他们在孤军奋战……精英阶层蒸蒸日上，而普通人，包括那些过去或许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却在生活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当我们说起“美国梦”或是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时，往往有一种过分简单的想象，以为那是一个人只要努力就能实现富裕的自由。

事实上，这样的阶层流动得以实现，隐含着很多的条件。帕克列出了一长串的制度设计和社会支持，譬如工会、联邦住房管理局、本地的大型企业、地方党派利益集团等。

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各股政治和经济力量彼此博弈，才最终形成了有利于大多数人实现梦想的稳定环境。

而随着上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盛与全球化生产方式的扩张，这种大环境不复存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变化，让蓝领工人失去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甚至再也没有上升的余地；中产阶级也因为大型连锁公司的挤压而陷入萎缩。

大型连锁商店使人们得以买到更便宜的商品。然而，《下沉年代》中，一个在本地经营加油站和快餐店的人算了一笔账，发现每当一家大型零售商进入社区后，当地人花在那里的每1美元中，就有86美分流向其它地方，并非留在当地，惠及当地的经济。而被大型商超冲击的本地小企业，原本都是社区的支持者。

讽刺的是，美国是过去半个世纪商业活动和全球化的赢家。只是赢家们数量很少，集中在银行和科技巨头里，在国会山和荧幕里，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关心的是如何长生不老、如何到太空旅行、如何更加成功，而不是帮助其他人。

在下沉的年代里，与其说下沉的是所有人，不妨说是，上升的兀自上升，下沉的兀自下沉，整体表面上仍是一个国家，只是彼此的命运已经毫无联结。

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年代里有自己的位置，不是身在下沉之中，就是对下沉充耳不闻。

二、“生命中不存在随机的痛苦，你必须为此负责”

《下沉年代》的原版书名是The Unwinding，直译过来是“解体年代”。正如前文所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部分人蒸蒸日上，更大部分人越陷越深，而不复存在的是彼此间的理解。“光明中人想到黑暗中的同类，能不催泪唏嘘”，这份命运共同体之感已然解体了。

《东城梦魇》的一大优点，在于它通过剧情的进展，让观众体会到了这种理解与共鸣的变动，只不过它是反过来，让解体的各部分重新联结。

人物刚出场时，似乎都是黑白分明的“问题”角色——瘾君子、未成年父母、叛逆期青年。他们让观众很难遏制住“怒其不争”的心情，叹息的同时也会指责剧中人“为什么就不能努力一点”。

然而，他们能怎样努力呢？是好好学习，成为“小镇做题家”，离开这个地方？或是拒绝躺平，拼命工作，实现财富跃升？

随着越来越多的情节填充进故事之中，黑白的界限逐渐模糊，观众会发现自己对每个角色的软弱和瑕疵都多了几分理解，也一定会产生疑问：过上这样的人生，究竟是他们不努力，还是大环境下的习得性无助？

在不公的命运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前，个体的责任边界到底在哪里？或许这样的问题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

譬如教育，《东城梦魇》中，女主角的女儿通过教育离开了家乡，成为了可能是家族几代人中第一个大学生。可惜这样的安排或许并不符合普世的现实，道理很简单，有人得A就有人得BCD。另外，读不起大学的人又该怎么办？

何况教育并非灵丹妙药。美国教育“再生产”理论的两位著名学者鲍尔斯和金蒂斯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已经提出：

“……学校是被资本赋予重任的机构，任务是为工业秩序再生产劳动力；在这个工业秩序中，工种有高低之分。学校不可能成为民主前哨，因为它在结构上无法催生这些结果。公共教育的目标是为不同层次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生产不同的工人。有些学校培养经理人；有的培养技师和专业人员；大多数则为工厂和大型企业提供产业工人和办公室文员。除少数例外，学校的课程设置，权力关系和教师生活其实都是在说服工人阶级和贫困人口，使他们相信他们注定要留在社会底层。”

而在社会学经典著作《学做工》里，作者保罗·威利斯通过对工人阶级子弟的观察，更进一步地告诉人们，即使一个人擅长读书，学校也给予了阶级流动的机会，一个人也可能“主动”放弃这样的机会。因为他生长在工人阶级的现实与文化环境里，成为一个“擅长读书”的人，会让他成为学校里的怪胎，社群里的异类，简而言之，不再是自己人。这又是一重阻碍。

将生活的困境完全归因于个体自身，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视角，正是导致“下沉”和解体的“罪魁祸首”。它把系统性无力转嫁为个人责任，好像一个悲惨的人必定懒惰且道德败坏。

而事实是，在屏幕之外，美国此刻有1250万的孩子，他们的母亲和剧中的受害人一样，在生育时未婚且不满18岁；还有多个州正在推动《心跳法案》，几乎要使堕胎不再可能，使未来的年轻人更容易被早早困住。

作为“小镇做题家”的成功代表，法国哲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在自传性社会学著作《回归故里》中，提出了另一种声音。他写到左翼话语是如何渐渐消失，让受到不公的人不仅得不到理解，甚至还会内化自己的失败：

“人们不再谈论探索与抗争，而是谈论‘必要的现代化’和‘社会重建’……‘个体责任’的话题取代了社会对于个人命运影响的话题……兴起的是‘社会契约’‘社会共识’这样中性的概念，在这些概念搭建的框架中，每个个体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平等？多么可耻的笑话！）……这一‘政治哲学’想要达到怎样的意识形态上的效果呢？一方面鼓吹‘自由个体’的概念，一方面试图用历史和社会决定论的想法来消解‘自由个体’的理念。”

既然“每个个体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结局如何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不是也有从小地方出来的成功代表吗？马斯克不是移民吗？奥普拉不是单亲家庭的黑人吗？既然他们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

这种逻辑取代了理解和干预，以“平等”的口号成为社会主流的优绩主义（或功绩主义/精英主义）。优绩主义的核心思想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崇尚机会平等——同样的大学入学分数线，同样的工作录取标准，同样的社会支持——假设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么成功就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应该受到奖赏，而失败者只能责怪自己。

然而很明显的，是社会发展中早已累积的各种结构性的不平等。这时候宣布，大家就以各自今天的位置为起点向前跑，第一个跑到终点的就是赢家。那么赢家，当然会是已经领先的人。

在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看来，优绩主义不仅是一种自带幻觉的骗局，更重要的是，它滋长胜者的傲慢，让人们觉得自己过得好、考上名牌大学、获得高薪工作、从未沾染不良嗜好，完全是自己的功劳。

是谁决定了升学考试里小提琴可以加分而种花不可以？为什么擅长理论的人获得大学文凭的机会要大于擅长手工劳作的人？是因为数学的社会价值更大吗？那么华尔街里制造金融危机的人，在社会价值上又比疫情下送外卖的人大多少呢？

去年9月，桑德尔出版了新书《优绩的暴政》，从反抗优绩主义的角度，解读美国底层这几年来激增的民粹表现。

他认为优绩主义的暴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无视了一部分人的贫困，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下，知识精英取得巨大利益，而多数工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成功者却忽略了其中的经济结构和分配不公；另一方面，它还鼓励了对贫困者的轻蔑。

在宗教式微的年代，人们终于摆脱了“原罪”。然而，一部分人却发现自己又被另一种罪迎头赶上，而这一回，他们是自作自受，因为不再是所有人都有罪了。承受不公已足以令人愤怒，在不公之上还要强加道德罪名，怎能使人不怨恨。

三、道歉与自我原谅

然而《东城梦魇》中几乎没有表现恨，不仅没有恨，甚至也没有愤怒。这在一开始会让观众忘记“局外人”的责任。但抽离了激烈的怨恨与愤怒之后，局内人的挣扎和痛苦才更显露无遗。

相比起许多破案剧主角，本剧主角梅尔算不上多厉害，她之所以成为东城最有力量的人物，并非出于才智，而是因为她的人格特质——她和所有人生活在一起，同时，她始终不接受小镇的“日常”。

从第一集开始，梅尔就展现出一种宝贵的特质：一方面，她身上没有憎恨，她好像能够原谅所有人做出的所有龌龊苟且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她有种朴素的坚持。看过剧的人可能还记得，第一集时，梅尔有一幕非常讨嫌。她遇到了自己的老同学，同学的女儿Katie已经失踪一年。显然，这位同学有无比正当的理由对警方不满。但是梅尔非但不安慰她，反而不停在她耳边强调自己为此做了哪些工作，显得极为不近人情。

随着剧情渐渐推进，我们才知道，原来梅尔也失去了自己的儿子，而她的儿子和Katie一样，是个瘾君子。当梅尔向同学不停地强调自己的付出时，事实上是她想要说服的人是她自己。对于她儿子的人生，对于这个小镇，“我尽力了”。

梅尔不是英雄，不仅没有任何拯救世界的超能力，自己的生活也绝不成功。正因如此，她的坚持才让人萌生希望，让整部剧不至于全是合乎人之常情的软弱或指责。

剧中梅尔的女儿说，梅尔不会离开东城，因为她舍不得这个地方。如果更好的人都选择了离开，这个地方会怎么样？《回归故里》中，放弃了家乡的埃里蓬分享了自己的负罪感：

“我的两个弟弟……主动离开学校，然后在非常有限的几个选项中选择自己的职业，这些职业是给这些辍学生准备的，不过他们认为辍学、工作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于是我问自己，我关心他们吗？我曾经在学业上帮助过他们吗？我曾经尝试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吗？因为在思想上意识到学习的必要性并且热爱书籍，渴望读书，不是被普遍赋予的秉性，而它们却与个体的社会地位及其拥有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我没有在任何一个方面成为兄弟们的‘守护者’，于是我很难没有负罪感。”

尽力而为，然后原谅别人，是小镇里唯一可能的和解方式。全局最感人的一幕，出现在最后一集，梅尔的母亲，一个暴躁老太太，向没说过一句好话的女儿道歉：

“我当时很愤怒，又没办法治愈你父亲的问题。” 

“我原谅你。”

“很好，因为我也早已经原谅我自己了。”

说完，她忍不住哭了出来。

道歉是有用的，因为它向人们宣告，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幸，不是你的错，它能让你卸下屈辱。但道歉同时也是无力的，仅仅是调整对事情和他人的看法，远不足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太习惯于用调整心理的方式去适应问题，让996变成打工人的自嘲，让阶级流动僵化变成佛系躺平，因为我们意识到了个人在困难面前的渺小，无限地提升自己又是不可能的任务，与其受挫，改变心态要容易的多。

《东城梦魇》的结尾用了类似的方式，让主要角色们通过心理的调节达成和解。那是一抹略带虚幻的温暖，既肯定了梅尔的努力和小镇中人和人尚存的彼此支持，也弱化了现实的矛盾，真正需要改变的议题，仍然只是轻轻掠过的背景。

全剧里，梅尔只哭过一次。是在她去向被害同事的母亲道歉时。她带着同事一起排查嫌疑人，结果同事不幸牺牲。她当然没有得到原谅，而是得到了重重的巴掌。

她会不会后悔自己对破案的偏执，间接导致了别人的牺牲？她会不会懊恼自己不是个更优秀的警探，从而可以保护好身边的人？

然而，这个巴掌不该打在梅尔脸上，这些眼泪也不该由她来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陆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