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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27 11:30
陈宗周与《电脑报》往事

原文标题:陈宗周办《电脑报》,采访、撰稿:朱芳文,图片:陈宗周提供

 

一、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

 

1953年春,重庆市西南税管局宿舍大院。5岁的陈宗周仰着头,看墙壁上的告示,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好多汉字,端详许久,认不全,他猜是人名,然后突发奇想,爸爸妈妈的名字是不是也在上面?很快,他从家里找到户口本,折身返回,比照户口本和告示,一笔一画,最终得以印证,这让他很兴奋。多年后,那张告示榜,成了陈宗周童年最深的记忆。

 

陈宗周在上海出生,没几个月大,就跟着父母一路奔波,由上海,经湘潭,过洞庭湖,最终落脚重庆。

 

陈父一生颇为坎坷,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民国政府做税务官,1930年代末,任四川省富顺县税务局局长,1946年解放战争开打前回东北,任三个省的税务局局长。1948年,跟蒋经国“上海打虎”。1949年没去台湾,之所以留下,一是认为国民党太腐败,身在税务系统更容易看清这一点。二是陈宗周的弟弟宗光即将出生,一家人不愿奔波劳苦。建国不久,陈父任职西南税务管理局,主编西南税法,还担任西南税务培训班的班主任,为新中国培训税务干部。

 

陈母是四川人,与陈父在东北结婚。解放后努力干革命,曾被评为全市劳模,还作为调干生,在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念国民经济与统计,那是一套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治理方式。改革开放前,重庆日化系统的工厂建厂工作,陈母几乎都有参与。

 

父母工作忙,无暇顾全四个子女的学习和生活,长子陈宗周不得不学会照顾自己。大人没时间管,陈宗周过得无忧无虑,跳房子、滚铁环,都玩过。但最开心的还是读书。父亲带他去税务局的图书室,他几乎翻遍所有的画本,识字后,常常一个人从住处米亭子跑到解放碑的新华书店,那儿有新出版的单行本苏联小说,他最喜欢讽刺小说。

 

陈宗周7岁读重庆大同路小学,没两年,父亲被划为右派,母亲从区委下到工厂做工人。“家庭出身不好”的帽子,戴在头上有多沉重,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母亲担心儿子上不了初中,跟他讲高尔基的故事,鼓励他自学,还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幸运的是,从重庆实验小学(后改名重庆市人和街小学)毕业后,陈宗周还是进了重庆四十一中,这所学校后来恢复旧名巴蜀中学,以名人辈出闻名。2013年,巴蜀中学值80周年校庆,推出“杰出校友”名单,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著名物理学家刘寄星以及陈宗周等数十人名列其上。

 

不幸的是,陈宗周在班里有点孤立,跟几个走读生勉强能聊几句,与那些住读生,则像两个世界的人,大家无话可谈。其中,既有出身原因,也有性格原因,更是社会与学校氛围使然。在那特殊的“三年困难时期”,连学校足球场都做了菜园,种牛皮菜,作粮食充饥。可是,还有位同学,居然告诉别人,他家吃荷兰炼乳。现实,比讽刺小说更为讽刺。

 

同学眼里的陈宗周,是另一副样子。“开学第一天,他在桌上画了一道三八线,稍一过界,他举拳就打。”多年之后的一次同学会上,任育浦还记得这个男同桌很难接触,不敢跟他说话,不过,“他做几何题,辅助线画得非常好。”任父当时是个比较大的干部,在陈眼里,任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没法交往。

 

他也想有所改变。入团申请书,提过很多次,但因陈宗周不滑头,不瞒报,有一说一,最后当然没有结果。彼时,陈宗周自觉唯一出路,是努力学习,读高中,上大学。

 

 

 (陈宗周自重庆四十一中毕业。)

 

可惜,生活从不依照小人物设想的道路前进。

 

1964年夏,陈宗周从班主任手上接过一张“不录取通知书”,一时无法接受,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念叨——“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老师听完,默默无言。说不录取出乎意外,也不合理,只是陈宗周不愿承认,念念不忘自己是初中部数学竞赛第一名,作文比赛第三名,甚至连长跑都是第四名。

 

当时的社会,总号召青少年勇攀科学高峰。这种召唤,从小刻在陈宗周骨子里,抹不去。今天再回忆,他仍黯然,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梦想依然是当科学家。

 

班主任名叫周天应,后来成了重庆很有名的化学老师,他也多次提醒陈宗周,如果考不上高中怎么办?16岁的陈宗周怎会想到这个问题早有别的答案。

 

 (1968年,陈宗周与何健生。)

 

哭了两天,不能解决问题。初三毕业生陈宗周去新华书店买了高中课本,还拉来生死兄弟何健生一起自学。第二年,二人再考,成绩都挺好,但因家庭背景,只有何被重庆电力学校录取。陈宗周继续自学。说是自学,也不算,一是课本找不全。二是许多知识点理解不了,一个人死抠硬记,学不到精髓,顶多搞清楚高中要学什么。三是还得考虑如何养活自己,补贴家用。

 

上学的路断了,另一条路不由自主地在脚下展开。

 

二、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1965年,“工业学大庆”运动依然蓬勃,四川展开石油大会战,相关部门韩信点兵,要求身体健康,有力气,肯吃苦,不问出身。陈宗周们大声高歌“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进了“四川石油钻前二团”。所谓钻前,就是钻井之前,包括修路,平井场,运土石方,这份工作与民工无异,与石油工人无关,要知道,当年全靠人力,没什么工程机械可用。这群年轻人苦中作乐,创造出一个名词:“✕✕工”,既不是合同工,也不是正式工,一个没有身份的“身份”。

 

半年后,一批表现良好的年轻人,被选入四川石油管理局地质调查处,陈也进了205地震勘探队,还是不明身份的“✕✕工”,还是繁重的体力活,但是,哪怕感受到现代科技的一丝气息,也让他们大喜过望,唱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头发”这样的《勘探队员之歌》。

 

1966年5月,连在校学生都放下了书本,无助的陈宗周默默调整自学方向,从高中课本中抽离,开始自学《电工学》和《电子技术》,甚至请母亲买来一本苏联版的《地震勘探》。稍有余暇,也是在阅读中度过,遇到什么读什么,阅读更多,内容更杂。

 

 (1967年,陈宗周与一起钻研无线电技术的好友谭先铭。)

 

离地质调查处很近的南充石油汽修厂,有几名年轻的汽车机修工,与陈宗周关系好,听陈抱怨无书可读,顿时萌生“洗劫”学院图书馆的大胆想法。想到就做,他们真的闯进藏书室,拿走一批封禁的翻译图书。周先福是领头人,他招呼大家把禁书全数交给陈宗周,还说了一句让后者终身难忘的话:“你以后当了工程师,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书里,有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它教人发散思考,考虑事情不能只有一个方案,要在多种方案中选择一个。《蓬皮杜传》里的戴高乐令陈印象深刻,一个要求选票超过2/3才肯连任的总统,是何等的骄傲和自信……

 

那段岁月,因为阅读的乐趣,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不再强烈。令人欣慰的是,物质上已有不错的回报,40多元的工资,大大超出周边许多人。

 

1971年,陈宗周离开地质调查处,回到重庆,在金属冲压厂做电工,靠着自学的电工知识,评到三级工,工作轻松,工资将近50元,而同时期从农村进厂的同龄人,只能拿18元的学徒工资。知识对收入的贡献,显而易见。

 

(1981年,陈宗周在重庆日化食品技工学校做电工老师。)

 

此后,陈宗周陆续在重庆第二轻工业学校、重庆轻工局的食品日化技工学校工作,做电工,做电工代课老师,做图书室管理员,读书,写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多年之后,他更加相信母亲说的这句话。

 

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发生深远变化。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开始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国策。顿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

 

也是在这段时间,陈宗周通过四川省电视大学电子专业自学考试,拿到了“电子专业”大专文凭,还结婚生子。人生,焕然一新。

 

三、偶然做了编辑

 

1982年5月的一个下午,陈宗周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展览,偶然间看到一张手写招聘广告:重庆市科协的《科学爱好者》杂志招聘编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34岁的陈宗周走进藏身科委5楼的编辑部,见到了60出头的曾昭闿-——《科学爱好者》杂志的负责人。后来,陈说,曾老师是他这辈子最要感谢的人。而曾老师也在晚年的自述文章中,把发现陈宗周看成工作经历中令人欣慰的重要事情。

 

此前,陈写过多篇科普文章,有篇谈英国科学家巴贝奇的原始机械计算机,文章在《重庆日报》发表,还意外地拿到16元钱稿费。更意外的是,那个下午,那篇文章改写了陈的一生,使其从70多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两个月后,陈宗周报到第一天,屁股还没坐稳,分管领导赵义熙给陈安排了18个版的任务,超过整个编辑部三分之一的工作量。陈赵两人此时还算“陌生”,起码陈不了解赵。赵老师却通过女儿掌握到陈的情况,赵女苏宁与陈同校同级不同班,这位出身“另一个世界”的女同学,对陈的评价颇为客观:很聪明,成绩很好,因为出身不好,没机会念高中。

 

曾昭闿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学系,是编辑部唯一有理工科背景的大学生。赵义熙念的是育才学校。二人都是老党员,吃过不少苦,经历过大风大浪,对年轻人包容。二人都很照顾陈。曾告诫陈:“编辑出版工作一定要细心认真,稿件一定不要出差错。稿件上一处错误,刊物印刷出来,就会变成几万甚至几十万处错误。”

 

编辑这份工作,有一定“弹性”,一篇文字的质量,通常由投入时间多寡来决定。这对人的自律性,也是一种残酷的考验和磨砺。在曾的示范下,不出错,是折磨陈宗周编辑生涯的基本要求。

 

(1983年,陈宗周采访科学家茅以升。)

 

陈宗周也争气,不停地编,不停地写,参与刊物制作的所有流程,组稿、编稿、采访、写稿、校对、排版、打样、印刷、发行、组织活动、搞经营……经验逐渐丰富。1984年,杂志改名《课堂内外》,陈宗周升任编辑室主任,而曾、赵两位前辈即将退休,二老找陈宗周商量。


陈宗周自我评估,做内容,他在行,搞管理,他不行。所以,他欢迎新领导。陈宗周对搞管理的基本要求是:能指导下属做正确的事。对此,二老有点失望。赵甚至提醒陈宗周:“如果有一天,你们关系处不好,你怎么办?”陈想也没想,说,“那我走呗”。

 

自信和谦虚,一体两面,谦虚是外在表现,自信是内在表现,一旦反过来,就变成傲慢了。以前,赵忍不住会批评陈的这种“傲慢”式的自信,他说,“陈宗周同志,你还是谦虚点吧”。但陈宗周没想那么多,他以为,所有人都做得到就事论事,而且,所有事都可以就事论事。

 

四、为了生存办《电脑报》

 

1987年夏,陈宗周突然接到通知,从《课堂内外》杂志调任重庆市计算机普及中心做负责人。这个结局既意外又合理。他第一时间想起陈登凡,电话打过去,那边却哈哈大笑,登凡说,“来来来,我们的蜜月开始了”。

 

陈登凡是重庆市科协普及部部长,比陈宗周小4岁,多年来,陈宗周一直称登凡是他“年轻的老领导”。在一次全国性的青少年科技发明与科学论文竞赛上,陈登凡是重庆的带队干部,陈宗周是记者,二人结识,彼此印象深刻。


陈登凡是工农兵学员,学化学,中学基础好,知识扎实。陈宗周服他,有两点原因,首先,登凡尊重他,他能感受得到。其次,登凡为人厚道,值得欣赏。

 

陈登凡是聪明人,考虑到做陈宗周的领导有一定难度,他找陈宗周商量,订立出相当明晰的相处之道:第一,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吵都很正常,但所有争吵不过夜,当天就得解决;第二,解决的方法,最好就是喝一顿啤酒。十多年来,两人喝过几次啤酒。有回住在省科协招待所,相持不下,要喝啤酒,一时又找不到下酒菜,只好用泡菜下酒。现在也喝,逢年过节,陈宗周总会邀请陈登凡和几个好友到家里喝几杯。

 

在邓小平“普及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下,陈登凡亲手组建重庆市计算机普及活动中心,做重庆市青少年计算机竞赛,也选拔人员参加全省全国的竞赛,顺便做点计算机设备供应的工作。陈登凡明白,不能只靠国家拨款搞发展。他想过做贸易,进口计算机到国内销售,但没找到换外汇的渠道,最后不了了之。

 

陈宗周到岗后,为活动中心明确了三大工作任务,第一,青少年的计算机普及。第二,全重庆市市民的计算机普及。第三,计算机普及的规律研究。对此,登凡认可,同时强调要有稳定业务和稳定收入。二人合计,办刊办报,能一举多得,满足所有要求。二人设定的目标也很实际,自负盈亏即可。

 

1988年初,在重庆市科委软科学处支持下,陈宗周争取到一笔调研经费,联合重庆大学,做了5000份问卷,了解家庭电脑在重庆的现状与前景,并成功预测:到90年代末期,重庆家庭的电脑普及率会达到20%。这项研究获得“重庆市科技成果奖”。再做夏令营,有5000人参加。然后配套夏令营,又做营员家长培训班,让家长们直接体验Apple II 八位机的魅力。三件事反馈超乎预期,增强了陈宗周办电脑普及刊物的信心。

 

1990年下半年,在重庆市科协负责人王华炳和重庆科协党组书记王子源的支持下,《电脑报》成功申报,先以内部刊物形式试刊。等到来年6月,《电脑报》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陈宗周为法人代表,任常务副总编(后任社长),主持日常工作,陈登凡兼任副社长。二陈的“蜜月”,有了胜利果实。

 

创刊初始,除聂荣臻元帅为《电脑报》亲书的刊头之外,还缺钱缺人。陈宗周找钱找人。缺钱,做培训,办书店。陈为活动中心争取到一块新招牌,“重庆市计算机软件人员培训中心”,培训发证,一年最多能赚20万,一直到1993年上半年,培训业务都是《电脑报》的主要营收来源。


缺人,自己动笔写。陈宗周用武楼、于普、家笠、健生等做笔名,“感觉这样可以把自己的队伍壮大一点。”前前后后,他在《电脑报》上写了几十万字。

 

(1994年,陈宗周在北京采访比尔盖茨。)

 

(1997年,陈宗周采访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

 

1992年1月3日,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电脑报》创刊,拿到3万份订单,一年订阅费7.8元,邮局拿走40%,到手剩14万元,收支不平衡。第二年,订单翻倍,还卖出去十几万套合订本,收支实现平衡。

 

此后,《电脑报》进入快速发展期,到2003年,这份由开培训班赚到的2万元起步的内部刊物,已成为旗下拥有独资和合资20多种科普报刊、年营业收入4.6亿元、利润6000万元的电脑报集团,单期发行量达70万之巨的《电脑报》,覆盖全国2300多个县市。那一年,《电脑报》社还成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35家试点单位之一,是全国媒体同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对象。

 

2010年11月21日,方兴东与陈宗周座谈3个小时后,记了一篇2万多字的《影响中国互联网100人-陈宗周访谈》,详细叙述了《电脑报》快速发展的里里外外。陈宗周解释,《电脑报》的快速成功,“是因为顺应了计算机普及的大潮,然后又引领了计算机普及的大潮。”方兴东认为,“《电脑报》能够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通俗实用,《电脑报》还有一些人文精神在里面,这是它跟其他媒介区别的根本所在。”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每个参与甚至围观《电脑报》发展的人,都有一份不同的答卷。

 

五、《环球科学》等了34年

 

2009年4月2日,香港,87岁的杨振宁亲自开车送61岁的陈宗周到沙田车站。当日,二人与江才健(中国台湾学者,《杨振宁传》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共同追忆《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的前尘往事。

 

1972年7月1日,周总理请杨振宁吃饭,席间,总理问如何提高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杨先生大着胆子提了两条建议:第一,现在中国对基础科学不太重视。第二,在中国要加强科普工作。他还特别提到,像《科学美国人》这样优秀的科普刊物,值得引进和翻译。

 

1845年创刊的《科学美国人》,堪称全球科普杂志的领袖与标杆。其作者包括爱因斯坦、玻尔等一百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多数是在成为其作者之后,才摘得诺贝尔桂冠。其读者,更是从爱迪生到比尔•盖茨,无数人从中受益。

 

《科学美国人》的中文版《科学》于1979年创刊,落户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情报所),成为我国最早引进版权的外国期刊。一本科普刊物进入中国,由杨振宁推动,前后三位总理支持,足见其意义重大。

 

不过,《科学》在情报所的发展不如预期,至2001年,发行量仅4000来份。当年7月,科技部决定将杂志由重庆迁到北京,改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信所)主办。2005年10月,在当期《科学》扉页上,一则公告宣布了美方提出终止合作的消息。

 

2004年秋天,时任《科学美国人》全球副总裁的迪安·桑德森来到重庆,第一次见陈宗周,二人探讨《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的未来。桑德森的问题是,已在中国落地多年的老牌杂志,如何让最新的前沿科技知识,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得到更有效的传播?陈宗周的问题则是,如何让全球最优秀的科学资源,在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显然,是同一个问题。此时,创办《环球科学》杂志,已是水到渠成。

 

从科协大厦到情报所,直线距离100多米。陈宗周从窗口往外望,《科学》杂志曾经在情报所的办公室,清晰可见。情报所一度拥有《微型计算机》《新潮电子》和《计算机应用文摘》等三份响当当的科技媒体。其中,《微型计算机》《新潮电子》都是情报所与《电脑报》社深度合作的产物。

 

陈宗周为何敢做《环球科学》?在《百期少年》一文中,陈提出三个理由:


  • 其一,《科学美国人》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发行多年,原主办单位和编辑团队付出了心血,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 其二,中国科技发展已进入自主创新阶段,科技的自主创新需要引进和借鉴,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国内介绍国外最新科技成果,是长期的重要工作。


  • 其三,中国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也要借助较好的平台传播出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科技和东方文明,我们需要借船出海。

 

《环球科学》于2006年1月创刊,陈宗周担任社长至今。到2011年,杂志发行量突破10万份,成为中国科普纸媒第一品牌。从1972年到2006年,等了34年,《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终于走对了路。

 

六、都是为了年轻人

 

2019年4月4日晚,《科学爱好者》杂志前总编曾昭闿老师逝世,享年97岁。第二天,噩耗传来,正在小区散步的陈宗周,呆在原地,泪水涌出眼眶。平静下来,他写了一篇题为《叫我小陈的那位老者走了》的文章,详细回忆他与曾老师相识相交相惜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全是怀念和感恩。

 

文章写道,“曾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于年轻人的态度。发现年轻人,善待年轻人,积极培养和提携年轻人,关键时候坚决支持年轻人,我从老师那儿学会很多。”

 

回顾陈宗周作为年轻人的经历,从背负家庭出身的压力,不允许入团升学,到有人指引,凭着自学,走过那段漫长的艰苦岁月,既有被歧视和压迫的不堪,也有被信任、鼓励和成长的感动。对一个以“厚道”来判断朋友品质的乐观主义者来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已成天性。

 

在2003年之前的《电脑报》,曾出现“24岁现象”。黎和生成为《电脑报》编辑部主任是24岁,廖丹、刘寅斌、李大学、林军、胡喆,也是在24岁左右被委以重任,独当一面。与其说陈宗周愿意给年轻人机会,不如说陈宗周体谅年轻人的艰难,这一点,人生没有经历起起落落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与认同。

 

1999年6月6日,黎和生离开《电脑报》社。当时,这位1991年底加入电脑报团队的元老级员工弃“报”从“网”的故事,由刘韧写成《报人黎和生的Internet抉择》一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影响甚广。但创业不易,黎和生的新事业《现代计算机》杂志连受挫折,发行打不开局面。


此间,陈宗周9次约谈,劝黎回归,直到2002年,黎和生才肯答应。二十年后的一个晚上,已成著名投资人的黎和生喝醉酒,打电话给陈宗周,说,“真的,陈老师,我就像您儿子一样,您就像父亲一样关心我。”

 

1996年夏天,哈工大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林军,在哈尔滨打电话给远在重庆的陈宗周,自称是《电脑报》的读者,希望毕业后加入编辑团队。陈宗周没有片刻犹豫,在电话里表示欢迎。1997年初,还在念大四的这位年轻人,成为编辑部的一员。


到年底,《电脑报》新开网络版,林军遂成为这块新园地的负责人,后又出任天极网创始总编辑。几年之后,林军离开《电脑报》,创办科技媒体“雷锋网”,著成《沸腾十五年》一书。

 

2001年春天,即将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胡喆,在校园里闲逛,看到成果展中有上届校友在《电脑报》的身影,被打动。这位年轻人也成为“24岁现象”中的一员。胡喆离开《电脑报》后,参与了UCWEB和百度早期的工作。2021年,他与林军合著《沸腾新十年》。

 

曾昭闿体谅陈宗周的艰难,放手让他磨砺。陈宗周体谅黎和生、林军、胡喆等人的艰难,才有了《电脑报》的成长和“24岁现象”。谁都年轻过,谁都艰难过,年轻人最大的艰难,不是相信自己,而是如何获得成长。必须得承认,每一份艰难,都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甚至命运。


七、尾声

 

2003年7月9日,55岁的陈宗周卸任《电脑报》社社长和天极网董事长等职。

 

头一年的10月13日,陈宗周写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当企业家》的文章,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影响,他提到,“我只敢鼓吹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去当企业家,中国也需要更多的企业家。而我自己,还是待在书房里不去当企业家为好。”

 

他告诉一位年轻人,“不想当企业家,也一直是我的真实想法。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护照上有职业这一栏,我填的是编辑,而不是经理、管理人员等。”

 

他还说,“现在,我是以一个退休的科技工作者的状态,在工作,在生活。”(完)

 

手记

 

稿子写完,请陈老师指点,两天后,除校订事实外,我注意到,他删了几处。他解释,不想这篇文字给任何人造成一丝不便。这样一来,我觉得连文章标题也不够明晰,不能让读者一眼看懂他的故事为何与众不同。

 

我明白他的考量。的确,有什么是放不下的呢?但我担心对他不够公平。他笑着说,“看看我得到的,已经足够公平了”。他忘了采访过程中自己几度哽咽。

 

时光流逝,你很难分得清,哪些事真的放下了。所谓“公平”,在时间面前,与许多其他信念一样,不再坚韧。

 

我写陈老师,理由有三:

 

其一,2000年之前接触互联网的中国人,有谁没读过《电脑报》?这份内部小报,如何做到全国赫赫有名,其中的艰难,值得了解。

 

其二,艰苦岁月不仅仅是他的,也是你的,也是我的,有否觉察而已。个人改变不了环境,但起码可以先改变自己。如何走出,靠的又是什么?

 

其三,《电脑报》《环球科学》或同时期的其他报刊,无论是引进全球最新知识,还是输出中国式的答卷,其连接与转换的媒体价值,熠熠生辉,其对中国科普事业的贡献,不可磨灭。而今,我们又为什么要做媒体?我们这一代媒体人又当有什么样的抱负或使命感呢?

 

的确,“使命感”也是一种信念,但在垃圾资讯大爆炸的今天,它是一个奇怪的论调,不合时宜,令人尴尬,让人不知所措。

 

但有一点我能确认:如果不幸想起什么信念,就该提它一下,也许有作用呢!

 

朱芳文,2021年6月3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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