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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梁静怡,头图来自:阿布
15头大象“离家出走”,目前,除一头离群孤象被送回故乡外,还有14头仍在玉溪徘徊。外界的视线聚焦到它们离开的地方,遥远而美丽的西双版纳,那里的云总是很低,澜沧江水穿城而过,浩浩荡荡——“澜沧”一词在傣族语中,就是百万大象的意思。
在当地,人象冲突由来已久,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面前,人们似乎无法交出一张两全其美的答卷。我们走访村庄,穿越雨林,希望寻得一个破局的答案。
生死自负
云低,犬吠,风热。远处的苞谷刚开始抽穗,和橡胶叶一起低语。 采访进行不下去了。
6月18日下午,坐在我旁边的是西双版纳勐腊县管护局副局长陈萌,他51岁,皮肤黝黑。我们本来要一起去勐腊乡下见大象地面监测员,可在一条宽不足10米、名叫“九分场”的乡间小道上,被拦了下来——前方草丛里有11头象。于是,我们就近坐在石头上聊天。
下午5点左右,陈萌的电话响了。不到一分钟,他挂掉电话,面露难色,转达领导指示,“要你们单位提供一个(带公章的)人身安全保证书。”内容是,出现生死安全问题,与当地政府无关。
我能理解他的难处,很多年前,当地曾有记者遭大象攻击而死。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亚洲象研究专家张立统计,2019年,大象在分布区引起14人死亡。可我一时拿不到公章,场面有点尴尬。
一头大象打破了尴尬,它从草丛冲了出来。像所有人一样,陈萌和我立即撒腿就跑。那一刻,众生平等,不管你是局长、记者、村民、是男是女,面对大象,第一反应都是“跑”。
一只不明所以的黄狗汪汪直叫。陈萌怕把大象吸引过来,“嘘,哪家的狗,别让它叫!”待场面稍微缓和,我们轻踮脚步,悄悄绕进旁边一座居民平房,爬上蓄水池,近观距离不到30米的大象。树叶荫蔽之下,大象的皮肤呈灰棕色,背部宽广。另一头象,用头撞击着平房的钢铁门,“砰!砰!”。
这于我而言的惊险半小时,已然成为了西双版纳乡民与大象相处的日常。据西双版纳州国家级保护区管护局统计,当地约300多头亚洲象,已有约三分之二都走出了保护区,散落在人们生活的乡镇。西双版纳景洪市管护局副局长查伟忿忿又无奈,他管辖下的景洪市景讷乡并非在保护区内,但大象常来“做客”,“给面子的话,40多头,不给面子,80多头。”
6月25日,象群格外“不给面子”地来访了。在景讷乡600多平方公里的地界内,80多头大象徘徊。
当天零点22分,景讷乡弯山角村,月色皎洁。国有林小道静谧幽深,我正跟随无人机大象监测员蔡明飞夫妇开车前往下一个村庄监象。又是一个电话。对方寥寥几句,蔡明飞一脚刹车,降下车速。原来,就在刚刚,村里的智能广播响起,提醒大象正在靠近村庄。蔡明飞在村里的朋友听到预警,估算他正往这条路上开,提醒他别和象撞上了。
我们恰恰和象不期而遇。两头小公象刚穿过马路进入草丛,在蔡明飞妻子手电筒的照耀下,小象白得像玉,悠哉自若。我们小心地缓慢驶过,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轻柔许多。
大象远行 图/阿布
这套预警系统从2019年11月开始建设,迄今,已有579台红外相机、181套智能广播分布在西双版纳12个乡镇、38个村委会、115个村小组。约四米高的红外相机拍到大象照片,传输到云平台服务中心,经过物种识别确定为亚洲象后,形成预警信息发布,整个过程仅需12秒。
系统虽智能,也只能起到提醒作用,无法限制大象的行踪。“我们现在累积的预警数量是5362次,影像数据是114万张照片。”6月11日,西双版纳州管护局科研所工程师谭栩吉说。这意味着,不到两年,人类生活的边界已被大象踏入5362次。
大象进村已属寻常,但这个夏天,15头大象“放飞自我”,离乡远行。这次,他们不再安心于只在保护区附近徘徊,而是离开西双版纳,一路北上。它们浩浩荡荡500公里,途径普洱、玉溪、红河州,靠近昆明。直到8月,尚未归来。
因为其中一头象的鼻子偏短,这群象被人们亲昵地称为“断鼻家族”。他们的行踪牵动人心。为了拍到大象,一家媒体的记者在山林里住了三天两夜,一出山直奔澡堂。直播博主们也闻风而动,见不到象,他们甚至沿路直播大象留下的粪便。当象群进入玉溪,几家当地媒体迫不及待地发起给大象取名的公众活动,活动页面写道:“特别强调的是,15头大象须以‘玉’为姓。”
7月7日,脱离北移象群独自活动32天的独象被麻醉送回版纳,回归山林。而其他的大象还在玉溪继续游荡。
“怎么听不到鸟叫?”
西双版纳,一座关于大象的王国。
我在西双版纳找到无数头“象”。首府景洪市的市中心,告庄西双景的大门外,两头雕塑白象盛装而立;街头的出租车上,贴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澜沧江水滚滚流淌穿城而过,而“澜沧”在傣语中,是百万大象的意思。
走在街头,总有穿着白衬衫的房产中介热情招呼,“看房吗?25万一套。”印着芭蕉叶的蓝绿色传单上,字里行间描述对美好生活的想象,“雨林度假”“神奇乐土”“旅居天堂”。一只灰色的大象也出现在传单上,成为必不可少的卖点。
刚到版纳的我,也曾为此心动,面朝雨林,四季如夏。可一位当地人泼了一盆冷水,甩出一句,“主城周围哪有什么雨林?全是橡胶林。”
从飞机上俯瞰版纳,山峦层叠,满眼葱绿。然而,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张锡炎告诉我,其实触目可见很多都是橡胶林。若在12月份前后到三月底四月初,橡胶林叶落枯黄,山上大片斑秃,和恒久常绿的雨林,形成鲜明对比。
47岁的张锡炎总是穿件印着小象的白T恤。他带着远道而来的朋友爬上村庄房顶,分享分辨雨林和橡胶林的方法。“一层一层有规则摞上去的是橡胶林,”他用手划过眼前的一大片,然后指着远处那一小撮,“一簇杂乱的是雨林”。
上面一层层的是橡胶林,下方杂乱的是雨林
近年来,西双版纳橡胶林的数量不断增长,据《消费日报》报道,2021年西双版纳橡胶林面积达447万亩。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一篇论文中引用的数据则更为严峻,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2007 年发表的报告显示,2000 年以来, 西双版纳新造橡胶林达300万亩,全州橡胶林面积从1988年的116万亩增加到615万亩。
橡胶林的膨胀,蚕食了雨林的面积。有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8年,西双版纳全州亚洲象适宜栖息地(乔木林和灌木林)面积减少了40.68%,变成了农田、茶地和橡胶林。
而雨林是大象生活的家园。一头成年亚洲象身高2.5米,长6米左右,四肢粗壮,体重4到5吨。庞大的体重让一头亚洲象每天要进食160到240千克,它们喜欢吃雨林里的嫩枝、树叶和茎秆,一天消耗60千克水,还需要在森林的小水塘里吸取无机养分。
“它们最喜欢的栖息环境是900米以下的雨林山沟、原始森林”,西双版纳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所工程师王巧燕说。而900米以下,恰恰和橡胶林种植的适宜海拔重叠。橡胶林被称为“绿色荒漠”、“抽水机”,“基本没(大象的)食物”,也不适宜大象栖息。张锡炎曾经带一个朋友进入橡胶林,对方问,“怎么听不到鸟叫啊?”
上千亩森林被大火吞噬,山顶冒着浓烟。这幅发生在2005年的画面一直留在阿明脑海里,他是西双版纳基诺山巴飘寨的村民。
阿明记得,2005年后,胶价上涨,整个村寨58户没有一户不种橡胶,村干部带头放火烧山,开辟了2000多亩橡胶林。按照生长规律,橡胶本该种在海拔900米以下,可盲目扩张下,900米以上的地方也能看到大量种植的橡胶林,有的地方甚至种到了山顶。
这样的情况不止在基诺山,也发生在西双版纳各个角落。绿色和平的潘文婧当时在保护区旁的村寨走访,调查大象和人相处的情况。那里原本都是森林,等她两个月后重访,山已经变得光秃秃的,“大象也不去了”。
在这次大象出走事件中,橡胶林的扩张被认为是“赶走”大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这种人与大象竞争栖息地的情况,早已是历史的重演。
历史学家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一书中写道,4000年前,大象曾出现在北京附近。可随着人口增加,“农民和大象对栖息地直接争夺”。在冲突中,大象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中原大地消失,18世纪后,只留存在云南西南。
尽管如此,几十年前,亚洲象在云南尚有喘息之隙。西双版纳在上世纪50年代才有20万人口,地广人稀,“人和象冲突并不明显。”云南大学教授、生态人类学家尹绍亭说。可随着橡胶移民,人口增长,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整个版纳常住人口有130万人口,人口密度是上世纪50年代的6倍。
与此同时,大象数量也在增长,从1970年代的100头左右,到目前的300多头。“环境的压力和资源承载力完全不同,”尹绍亭说,“人与环境、人与地的关系,不断变迁,出现压力、紧张、失衡,不断调试,大象是被动地适应着环境。”因此,人象冲突愈演愈烈。
“我们一直是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的”
人象冲突之际,来自远方对版纳种橡胶破坏大象栖息地的指责,像小刀片一样飞向这座边陲小城。6月16日,我把橡胶林的问题抛给州林草局局长朱洪进,他回答:“我们一定要历史的、客观的、科学的、发展的看待这些问题。”
橡胶也被称作“流泪的树”,最初只能在赤道南北纬10度之间的热带地区生产。它和钢铁、石油、煤炭并列为现代社会四大工业原料,被民用、军用工业大量需要。“美帝国主义对我进行经济封锁,”由中国农业部农垦局编写的《中国天然橡胶五十年》记载道,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会议中宣布,“为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自给。”
西双版纳的气候条件适宜种橡胶。在1958到1960短短两年,滇南、滇西南接收湖南支边青年和省内橡胶移民达6万多人,版纳景洪市国有橡胶林农场猛增到90个。
橡胶林 图/阿布
当地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告诉我,她的爷爷就是其中一位“橡胶移民”。他上世纪60年代从湖南迁到版纳种橡胶,从此留在这里。她的父亲当年才十几岁,这些年来对版纳是又爱又恨。与那些留在湖南的表兄弟相比,“到这么偏远的边疆,发展是差了很多,他恨这个,”她说,“爱呢,他把自己一生、孩子的一生都献在这里了”。
“为了发展橡胶事业,我们西双版纳也是做出了贡献的。”朱洪进说。
改革开放后,为了帮助当地脱贫,政府继续发展民营种植橡胶。巴飘寨村民阿明曾经历过极度贫穷的时光,“一年吃一顿肉,1块8一包的春城烟都买不起”。“版纳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又是山区,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市场都是闭塞的,过去其实我们是落后的。”朱洪进解释。
橡胶成为了当地发展经济的抓手。西双版纳景洪市原市委员秘书长刀博文记得,80年代老百姓领橡胶苗都不用钱,“国家又鼓励,大家都热情高涨的”。
43岁的阿明也拥有一片橡胶林。种上橡胶以后,他换上了皮卡,前两年还新建了两层的木质小楼,一窝燕子在他新房的屋檐下叽叽喳喳。6月14日晚,他炖了一大块五花肉,配上鲜嫩的韭菜和刚采的鸡枞菌,香气四溢。吃肉不再是奢侈,阿明想象不到再回到十几年前没有橡胶的日子。
不过,胶价并不稳定,2005年橡胶价格开始疯涨,后来最高时期每公斤可达30多元。可2018年前后,胶价一度跌到每公斤6、7元,去年稍涨了点,但也只到9元。阿明家去年一年割胶只能收入3万元。
为了这并不稳定的收入,胶民要付出很多辛劳。6月14日,我住进阿明家,第二天跟着阿明以及他的妻子先则进山割胶。平常,夫妻俩总是9点多睡,次日凌晨2点起。凌晨3点,我们换上胶鞋,坐上皮卡,伴着阴凉的山风,出了巴飘寨门左拐,摇晃地往林子里前行。
一路寂静,我们到达山的东面,前面就是橡胶地了。虽然点着蚊香,可蚊子还是集群地往我的脸上糊,先则却像没感觉到,只是专心地割胶。
6月15日,基诺山,先则割胶 图/梁静怡
在树干距离地面1.5米高处上挂一个瓷碗,先则熟练地先抽出一条干胶,用刀顺着划痕的方向往上割一圈,白色的胶水迅速凝结,滴落在瓷碗里。她动作熟练,割一棵只要10秒,一排割完,我们扒开杂草丛,往下走割下一排。橡胶林里黑暗寂静,只听见猫头鹰的声音。
大约割了两小时,雨声渐渐逼近,先则有点懊恼,“阿明估计要怪我了”。出发前他们有过争执,阿明听到了变色龙的声音,觉得会下雨不愿上山,但先则觉得不会,“多割一天,就多一天的钱”。
山路泥泞,我们全身湿透才爬到车里,都冻得够呛。阿明发动车子,可车轮空转,烂泥横飞,只能等天亮雨停了再走。今年的雨季来得早,从5月到8月,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一场大雨,就意味着我们今晚割的所有橡胶,都会被雨水冲走,分文无收,本来熬夜一晚,“可以赚200的”。
车里,阿明点了一根烟,小火苗在黑暗中闪烁,他和先则都很沉默。雨水敲打着车窗。我问先则,种橡胶这么累,熬了一夜,一分钱都没有,会觉得委屈吗?
“不委屈,我们一直是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的。”她说。
任由外界热火朝天地讨论,当地人顾不上理会,为生活而忙碌着。我了解到,附近温泉村发生过一起因割胶而被大象伤害的命案。这是一个悲伤往复的故事,大象因橡胶失去栖息地,而胶民因大象而死。
我去温泉村走访此事的第二天,温泉村小组长杨则汉特意打来电话:“记者,你能不能到中央反映,因为大象我们大半年割不了胶,完全没有收入。”
山里白花盛开的时候
人类学学者王希言认为,动物可以成为哨兵,发出信号,“环境破坏并不仅仅意味着某一区域内栖息地的破坏或物种的灭绝,还关系到更广泛的地区和族群,这当然包括人类本身。”这次的大象也是如此,它们似乎以“出走”之姿发出警告,它们栖息地的失落,同样对人自身产生影响。
6月的西双版纳正值雨季,我出门总得备着伞,一场酣畅的雨后,我脱口而出,“版纳真的很湿润宜居啊”。可同行的当地人立刻纠正:“你能想象,版纳是一座缺水的城市吗?”
曾经的西双版纳被称为“热带雾都”,在旱季,浓雾弥漫在乡间小道,行人走过,遍身水珠,这样的浓雾来自雨林涵养的水分,滋养着大地。1954年,在版纳景洪,一年雾日能达184天,但近年来,雾日显著减少,甚至出现过水库干涸的情况。
气候的变化,橡胶林难辞其咎。“大规模毁林种胶破坏了天然林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的功能,”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周琼在论文中写道,“(这)成为西南及东南亚长期大旱的深层原因。”
缺水的征兆在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凸显,当时阿明家附近有一个村寨,开始种橡胶后,“村子都没水喝了”。因此,当阿明所在的巴飘寨也想种橡胶时,村里老人们并不同意。可当胶价上涨,金钱的诱惑袭涌而来,老人们也挡不住了。
橡胶改变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冲击着人们的观念。巴飘老寨本有两棵大榕树,被供奉为神树。过去,山民们信奉“山有主、树有魂”,可财富让神灵退却,年轻一代把其中一棵砍掉卖了,腾出地方种橡胶。吊诡的是,不久以后,村里就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山体滑坡,千百年来从未出现过。
“我们种橡胶把对自然崇拜最典型的东西摧毁放弃了,年轻人以后就不知道神林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有神林,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尹绍亭说。
大象 图/阿布
2013年,张锡炎问一位基诺山的小伙子,“你觉得你们最值钱的是什么?”对方答,“橡胶、茶叶,如果还能砍的话,森林里的大树砍下来卖钱。”
小伙子的父亲是基诺族文化传承人。原本山地民族的文化是在雨林中孕育的,和自然息息相关,你问山民什么时候出生,他会告诉你“山里白花盛开的时候”;打铁节、新米节都是雨林里最真实的呼吸。可小伙子却是在橡胶林长大,所有的时间被橡胶林规训,那些浪漫而富有诗意的节日,变成了何时“出胶”“割胶”。那些奶奶辈会唱的古老歌谣,到了年轻人一代,很多都不会唱了。
在版纳,我一度沉迷于当地酸酸辣辣的蘸酱“喃咪”,是傣族老妈妈用多种当地特色香料制成,黄瓜、小茄子、青涩的芒果蘸上“喃咪”一嚼,味蕾在唇齿间如烟花般迸发。但当地人告诉我,很多香料越来越难找了,因为它们只生长在雨林,而雨林已变成橡胶林了。
因为肩颈疼痛,我还去寻访了一位傣医,他用一种紫红色的药水往我肩上一喷,然后吹气念一连串我听不懂的语言。我问药水是用什么制作的,他不屑于解释,“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他每个月都会进山里住一段时间采草药,可很多草药和香料也是一样的命运,“反正找不到了。”
尹绍亭非常痛心,“橡胶是外来工业化的种植园经济,我们的文化是在传统农耕的基础上建立的,跟它是不相容的。”他说,“假如几十年以后,我们不再种植橡胶,森林恢复再生,但是我们的山地文化怎么恢复?怎么再生?难了。”
版纳的云,云下是流淌的澜沧江 图/梁静怡
从巴飘老寨的山上下来,版纳的云总是很低。沈从文1938年写《云南看云》,“尤以天时晴明的黄昏前后,光景异常动人。完全是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我觉得,自己和沈从文似乎在看同一片云。可他笔锋一转,“在这美丽天空下……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深一层的认识。”
70多年后,我们好像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经济刺激渗入大山,人们经历不适和惶恐。早种上胶的山民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批,当地人李红军记得,当时每到晚上,那些家里富起来的小孩儿,衣服口袋塞着一沓一沓的红色钞票,开着摩托车飙车,从山上一冲而下,“夸张到你不让我买单,就是看不起我。”
“原来人与环境、社会是一个非常兼容的体系,(可现在)最根本的价值观改变了,”尹绍亭说,“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是金钱观,我们追求的是金钱,金钱多少成为我们的幸福、判断成功的指数。”
我在版纳参加酒局,对方告诉我“喜欢喝就喝,喝了就为了高兴,劝酒费酒”。他聊起,版纳原本并没有劝酒文化,但后来要谈橡胶生意,为了拿下订单总是被劝酒,慢慢劝酒文化也影响了版纳。走在告庄夜市,做生意的东北口音四起。一位当地人问:“版纳会不会变成第二个三亚?”
两难
当地也考虑过发展除了橡胶以外的其他产业,但却面临两难困境。在被大象追前,勐腊县管护局副局长陈萌正和我说起自己的无奈,“我们勐腊县土地面积 (约)1029万亩,但是森林就占到800多万亩。”他犯难,“我要招商引资搞一个开发区、工业园区是不是要土地?随便什么地一看都是国有林、都是保护区,不能动。”
因为财政没钱,整个勐腊县只有14名野象监测员,有三个乡镇没有监测员,大象来的时候只能从别的村紧急借调,因为当地没钱请更多的监测员,发不出工资。
15头大象出走后,看到共派出了600人的队伍去前方监测大象,景洪市管护局副局长查伟不理解,“我们这儿,两个人,看9群(大象)。”
大象在乡镇横冲直撞,造成损失。“版纳有老百姓就说,保护大象你拿去保护,为什么你大城市不拿走,你放在我这儿,我这庄稼损失你赔我吗?外界大家都看象,象多可爱啊,它进你家去试试?”张锡炎说道。
“不要一味指责版纳的人怎么怎么样,版纳的老百姓也想环境好,(但)他也要发展,不种这个(橡胶)他吃什么,他啃叶子去啊?”张锡炎说。尹绍亭为当地人感到委屈,不能因为大象“萌得可爱,憨态可掬”,就对当地老百姓“生存、愿望和发展毫不关心”。
版纳景洪市林草局的绿色大楼外,粘贴着几个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张锡炎不想去批评那位说山里最值钱的就是橡胶的基诺族小伙子,他感慨,“绿水青山真的是值钱的,可光讲道理是没用的,你得想办法帮他变成钱。”
事实上,当地政府和民间力量已做出这样的尝试。2010年,在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主导下,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成立。基金会从2017年开始筹划“雨林修复”项目,引导村民退出自家不适宜种植橡胶、茶叶等单一经济作物的高海拔地块,改种其他经济性树种。为此,基金会设计了一个雨林生态财富模式,通过管理费补偿农户生计,同时发展旅游产品和农产品销售,几十年后待树成材,可申请合法砍伐,也可贷款。
阿明就是加入“退胶还林”的其中一户。他把老寨那些不出胶的橡胶林都砍了,和基金会签订了10年植树管理合同,免费领取像小叶紫檀、山桂花这样的经济性树苗,他来负责养护。每年每棵树苗阿明会收到基金会10元的管理费,第一年领到钱时,他高兴得把钱撒得满地都是。截至2020年底,基金会已推进了三年的雨林修复项目,共种植了2万余棵树,修复面积约323亩。
退胶还林种的新的经济性树苗 图/梁静怡
可这样的模式并非一帆风顺。张锡炎说,去年,基诺山么卓村的村长联系到基金会,50多户村民打算拿出600亩橡胶林退胶还林,张锡炎谈了好几次,快要谈定时,10月底,橡胶突然涨价,村民反悔了。“若是顺利,这片林子本可连上万亩的天然林。”张锡炎有点遗憾。
往年,基金会发放的树苗由西双版纳林草局免费提供。一棵苗根据品种和大小不同,少则十几二十元,多则几十上百元,每年单是树苗就耗资将近百万元。可是今年,“由于云南省为期五年的经济林木推广项目结束,进入验收阶段,版纳林草局没有了这笔预算,今年暂时没有免费树苗给我们,”张锡炎在“小象计划”公众号中写道,“基金会必须得自已想办法解决。”
在一场“各怀心事”的饭局上,州林草局局长朱洪进和张锡炎曾经深聊。朱洪进也想推进热带雨林修复示范工作,缺钱,听说对方是个基金会,“我以为从他们那里可以挖点钱。”可聊了不一会儿,张锡炎说资金不够,朱洪进才发现,原来对方也想找他要钱,“我一听说都是没钱的,”算了算了,朱洪进心凉了一半,“要靠政府拿钱、拿资金,说个老实话,我们地方政府太穷了。”
在勐腊,6月18日,我临时参加了一个上级部门组织的、几十人的媒体团,当地林草局在农家乐招待了一顿饭。
2020年,勐腊县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77元,平均每月1064.75元。我们这顿饭由勐腊县林草局买单,六桌共计1500元左右,相当于当地人一个多月的平均工资。我有些愧疚。
朱洪进说,大象出走后,总有人问他,局长,你怎么老不去把北上的15头大象领回来?他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派出去的,(它们)帮我们要项目资金去的。”
丛林的智慧
上世纪80年代以前,西双版纳州自然保护区内有100多个自然村,2000多户山民,日常生产主要是刀耕火种。人们在森林里将树木焚烧后形成肥料投入土地,种植农作物获取食粮,时而轮歇迁移。
后来,“刀耕火种”被外界认为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是“落后、愚昧”的象征,逐渐被淘汰,原住民也被要求陆续迁出保护区。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慢慢发现,传统的刀耕火种,能够促进林下草本和幼树的生长,这恰恰是大象喜欢的食物。原住民搬迁出后,保护区森林覆盖率一路狂飙,从上世纪80年代的88%,到了如今的93%。“森林郁闭度大了,林下草本禾本科长势不旺,间接导致大象食物减少。”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所工程师王巧燕说。这也是外界猜测大象不断离开保护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保护区本身也显示出局限性。人们本来以为设立保护区是给大象划定了一片“生活区”,然而,这些年来,这种想法则愈发显示出是一种一厢情愿。大象并不知道人类已经给他们的生活划定边界,他们频繁地走出保护区,踏足周边人类居住区。“具体它是怎么想的,无法跟它沟通,我们也不知道。”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说。
两头大象 图/阿布
外来者总是不自觉地以俯视的姿态来打量雨林,用所谓的“先进”标准去衡量和评判着。然而,实践却证明,不尊重丛林的智慧,总是要付出代价。“我们都需要不断地学习,适应,不断地纠正我们过去的错误,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尹绍亭说。
在云南采访的同期,我的一位同事去了安徽安庆,探访一座荒废的动物园。她看见一个特别大的露天鸟笼,挂着的牌写着“百鸟争鸣”,当年里面圈养了很多种鸟。可动物园管理混乱,鸟儿死的死伤的伤。可如今动物园废弃后,反而很多鸟儿飞了过来,在长得比笼子还高的荒草间飞舞、鸣叫,实现了真正的“百鸟争鸣”。还有不少新植物冒出来,野猪、松鼠、黄鼠狼不时出没,“动物们已经不再是被圈养在一个笼子里面让人观赏了,自然已经形成了某种新的秩序。”
版纳的六月依旧游人如织,大金塔下,穿着傣族盛装的姑娘们笑意盎然。当地有走入雨林的活动,这本是体验雨林的最好机会,可不少从一线城市来的游客却并不想真正走进过当地人的生活,而只是“打卡”式旅游。他们甚至要求,能否让山民背着桌子进山,“雨林里铺上白桌布,戴上白手套,然后在那里以雨林为背景,进行一场野奢的享受。”一位旅游从业者说。
6月26日,我跟着基诺族的猎人进入基诺山。林荫层叠,泥土松软,青苔附于石壁,我们溯溪而上。雨林重新定义了“强大”和“弱小”。几个人手拉手怀抱不住的大树,经过雷击雨蚀和藤蔓缠绕,会枯残倒下,依然倔强昂着头的,是从树缝中钻出来的菌菇,和看似弱不经风的小草。
行走久了口渴,猎人随机砍下野芭蕉,剥开芭蕉芯,溢出满腔清甜,这也是大象最爱吃的食物之一。此刻,我们和大象,都平等地受到雨林的滋养。“我们经常把丛林法则等同于弱肉强食,”张锡炎说,“可真正的丛林法则,是相互依存而共生。”
我们从大城市来,看似离文明很近,却离自然很远。下雨了,我感到寸步难行,但猎人却能独自一人在雨林待上十几天。以前他们进山打猎,打到野猪,一定会和其他猎人分食,然后彼此帮衬着走出山林。
6月26日,猎人走在倒下的木头上 图/梁静怡
“我们本就是林子里出来的去了毛的猴子,你所有的自大、傲慢、无知,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强加的。”张锡炎说。可山民们却对自然有着最朴素的生态观,山有灵,树有魂,要敬畏和互助。
有一次,张锡炎在河边喝酒,听到一个在版纳居住了20年的外地人感叹,版纳现在环境越来越差。张锡炎反问,“你来这儿20多年,你为这个城市变得更好,或者不让它变得更差,你做了什么?”面对外界对版纳的指责,张锡炎也想问,“你为大象和雨林做过什么?”
北上的大象还在远方。朱洪进想好了,若是归来,要给大象“表彰,记一等功”,因为是大象让大家关注到西双版纳,“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我们的同志回家。”
6月18日那天,半小时后,追我和陈萌的象群向深山行去,危机终于解除。九分场路重新畅通,附近勐满岔河小学的学生放学了,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三三两两地回家。
夜风轻柔。我和无人机监象员蔡明飞在景讷乡的黄草岭水库监象。我们在水库这头,象群在山那头。相距400多米,我们只能通过红外相机看它们。我问蔡明飞,你对大象是什么感情?他回答:“很奇妙,但我说不出来。”
红外相机下的象群,亚洲象预警平台截图
那是一群从水里出浴的象,原本有十二头,可就在前几天有一头小象出生了,正在玩泥巴撒娇,是象群里的第十三头。蔡明飞想给小象起个小名,他知道我姓梁,转过头:“要不,叫梁十三吧?”
那一刻,我好像明白了蔡明飞与大象那种奇妙又说不出的感觉。我并不拥有它,但却和它产生了某种联结,我希望它健康成长。我们在这个世界共生,都对雨林怀有某种乡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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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梁静怡,原文刊载于《智族GQ》八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