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与被左右的命运

这是写于2019年的文章，借着最近共同富裕被提出，从犯罪率的视角聊聊三次分配，旧文新发。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乔治王（ID：BBfresh），作者：王乔治、地中海螃蟹，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996 年，南昌。歌舞厅坐台女陈佳，把一名男子带到了自己临时租住的出租屋。男子刚一进门，一把刀就抵了上来。

拿刀的是一个留着八字胡的男子，是坐台女陈佳的男友，他这样说道：“给家里打电话要钱，不然就杀了你！”

在二人的逼迫下，这位被仙人跳的男子熊启义抓起了电话，但他拨的，却是 110。看着肉票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耍花样，八字胡二话没说，一刀结果了熊启义的性命。之后，这对雌雄大盗搜出了死者身上的钥匙。

7 月 29 日傍晚，八字胡来到了死者家楼下，神色自如地向路人打听熊启义住在几楼。

晚上 8 点多，这个穷凶极恶的男人站在了 601 室门外。他掏出白天从尸体身上摸出来的钥匙，从容地打开了房门。他将屋里的劳力士表、手机等财物洗劫一空，离开了案发现场。

整个 90 年代，都被这些穷凶极恶之徒杀人夺命的恐怖阴云笼罩，各种泯灭人性的大案惨案层出不穷，许多出租车的副驾驶都坐着彪形大汉压车，以防被劫杀。

因为在当时，要想驱散这些阴云，侦破一起命案并不容易。熊启义一家被灭门后，南昌警方投入了大量警力。在得知男主人当日去过歌舞厅后，他们走访了全市的坐台小姐，最终只找到了“陈佳”在工作单位留下的假身份证。

线索断了。

那时还是无芯片、无防伪的第一代身份证，黑市上买卖假身份证十分普遍。在没有人脸识别，DNA 技术尚未普及的 90 年代，一张假的身份证，让犯罪分子的真实身份难以确认。即使是真的，全国身份证信息也没有联网。在落后的刑侦技术限制下，一起案件，一旦跨了市，除非公安部督办，否则就很难再追查下去了。

与此同时，却是犯罪分子的机动性被大幅提高。铁路系统开始完善，而火车票还不需要实名制。只要买得起票，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坐火车或汽车，去到另一座城市，再找一家旅馆住下。在刚刚过去的 80 年代，要想住店，还得拿着推荐信。而 90 年代，只需用笔填个登记表。

这对穷凶极恶的雌雄大盗，在南昌犯案后，很快就拿着假身份信息，坐火车逃窜去了温州，继续犯案。

打一枪换个地儿，再弄张假身份证。从 1993 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20 日，短短 40 天，一位神秘的“黑衣人”足迹踏遍成都、西安、洛阳、东莞……七省11市，行程数千公里。在各地的招待所内，这位黑衣人连杀16人。这起充分利用了时间差的连环杀人案，就是轰动一时的西南旅馆杀人案。

而近年来被抓捕归案的逃犯，能制造出轰动效果的，犯罪年代大多也都可以追溯到 90 年代。比如前几年才被缉拿归案的白银案凶手，高承勇。从 1988 年到 2002 年的 14 年间，入室奸杀女性 11 人，最小的只有 8 岁。

而文章开始提到的那对雌雄大盗，女方“陈佳”的真名，正是近期家喻户晓，逃亡 20 年的蛇蝎美人，劳荣枝。那个八字胡男友，便是 90 年代令人闻风丧胆的杀人魔，法子英。

造就了劳荣枝们和那个时代的，除了 DNA 技术、实名制、身份证信息联网、摄像头这些利于办案的外部技术条件外，还有分配模式的转型。

在我国的历史进程中，共有过三次分配模式的转型。而每次的转型，都意味着一场社会剧变。新与旧，对与错，守旧还是发展，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在转型期内像海浪般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地剧烈碰撞，无论过去还是未来，它都始终冲刷着我们每一个人。

一、一次分配

1977 年冬天，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

高考恢复了。

自隋唐科举起，数千来，读书一直都是底层通往上游的主要通道。时隔十年，这一通道被再次打开。1977 年冬和 1978 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 1160 万人。

在恢复高考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已有 1000 多万名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和近 60 万名研究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借由高考，赶上这班时代浪潮的 1000 多万人，命运就此改写。

一次分配又叫初次分配，它只讲效率。谁创造价值的效率更高，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回报。而高考的作用，正是筛选出能创造更高效率的人。

高考恢复一年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 家农户在一间破草屋里开了一场秘密会议，签了一份实施“包田到户”的协议，从原先的“大锅饭”改为自负盈亏。很快，在领导的支持下，这些人不仅没被处分，这种模式还被推广到全国。除了农村，城市里的国企也开始获得经营自主权。再一年，中央批准了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建立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来了。

新政策带来的种种改动，都是为了筛选出创造更高效率的人。就像高考一样，这些时代下的天选之子迎来了自己人生最大的机会。

“只要胆子大就能赚钱。1981 年 5 月，我跟我哥哥、老村支书三个人，每人出 500 元，凑了 1500 元，买来设备办蜡烛厂。家属在后方做蜡烛，我们三个男人出去跑销售，一箱蜡烛能赚几块钱，这在当时是大钱。当年 10 月，我们三人又到处借钱，每人出资 3000 元，招工办了个服装厂。这两家工厂，让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

有着浙江最富村之称的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现任党委书记邵钦祥这样说道。

只要胆子大，即使你没有参加高考的知识储备，也能通过下海经商，完成阶层跨越。70 年代全民下乡，80 年代全民经商。在改革初期，要成为富人，要求其实并不高。

浪潮之下，部分人被浪花推到了先前不敢想象的高处，而海面之下，是那些原本遵循着旧系统“大锅饭”规则的人，也被不可避免地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时间来到一次分配更加彻底的 90 年代。原先还未完全脱离“大锅饭”模式的国企迎来了下岗潮。生存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对吃不饱饭的人来说，他们更容易感受到的是这种稀缺带来的影响：我饿过肚子，我知道饿的感觉是什么。富人什么感觉？我没概念。我只关心，下一顿饭在哪儿。

稀缺，让人不可避免地变得短视，关于人生，关于未来，都不知该如何规划：他们不会去下海经商，他们需要的，是被安排。

换而言之，摆在整个社会眼前的，不是一群壮志凌云，想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人，而是等着被安排的，一张张等饭吃的嘴。

普通人只想有口饭吃，而那些天选之子，已经用起了大哥大，开上了小轿车。枪打出头鸟，他们成为了用最原始的野蛮方式掠夺生存资源的天生犯罪者的目标。法子英落网后，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只是为了搞钱。当警察向他喊话：“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的。一样珍贵。”他从容地说道：

“说句难听的，你一个月才多少工资？”

1997 年春节期间，在河北周边犯下多起案件的刑满释放人员白宝山，因为当地警察及军队提高了戒备，选择流窜到千里迢迢的新疆作案。在当时，购买火车票还不需要实名制。在火车站，旅客通过进站口，携带的行李包裹都要上 X 光检测线。但旅客身上是不需要检查的。白宝山利用了这点，将携带的自动步枪藏在了身上的羽绒服，顺利过了安检。

就这样，携带着用来做案的 81 式自动步枪，和用来住店登记的假身份信息，他顺利踏上了前往新疆的火车，制造了后来震惊世界的‘8.19’特大抢劫杀人案。

这起案件轰动全国，一路上报到了中央。但有着北京、新疆两地，上万警力资源做支撑，侦查工作还是陷入了困境：案发现场取到白的脚印只有 41 码，刑侦人员就此判断他的身高不高。但直到落网后，所有人才发现，白宝山的个子有一米八，他只是天生一副小脚。

而白宝山的事迹还有一点值得玩味。在第一次刑满释放后，因为坐过牢，他找不到工作，也上不了户口。在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电视作品中，这成了他报复社会的原因之一。

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监狱的在押犯中，再犯罪人员平均占到了 17% 以上，其中刑满释放人员第一年重新犯罪的比例占 48%，第二年占 32%，第三年占 19%。预防和减少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至今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 90 年代赫赫有名的杀人魔，如前文提过的法子英、有着“重庆一流悍匪”之称的胡道平、以及白宝山，均是有着犯罪前科的刑满释放人员。

即使是今天，刑满释放人员该如何重新融入社会都是一个大问题，而在当时，根本没有人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这属于二次分配的范畴。

二、二次分配

青岛北山公园有一个乒乓球球友圈，2017 年 3 月 18 日，这批由退休老人组成的球友们组织了一次聚餐。圈里的球友们都来了，唯独缺了陈正林。菜上齐后，每人先抽了一支烟，接着用筷子蘸一点酒洒在地上。

那天，是陈正林的头七。

七天前，这位省吃俭用了一辈子的老人，投海自杀了。他的衣物被海水冲去了附近沙滩，唯一能辨认身份的东西是裤兜里那张写了名字的红纸——那是某次参加保健品会议时，留下的姓名牌。

在他人生的最后四个年头里，买了近 10 万元的无用保健品。发觉受骗后，他在遗书中写道“给大家带来了压力和麻烦”，然后选择了自杀。

对陈正林来说，10 万块，是一笔大数目。退休后，陈正林离开老家信阳，来到青岛帮女儿带孩子。此后，他断断续续做过保安，月工资最高 1700 元，每年自费缴纳养老保险金。生活拮据的他最大乐趣，便是在闲暇时，来到北山公园，跟这些球友们打几场乒乓球。

来这儿打球的，大多都是退休老人。与此同时，专挑老年人下手的诈骗犯们，也盯上了这块地方。

比你更懂爸妈的，是骗子。一天，陈正林和妻子正在锻炼，一个自称王笑笑的姑娘很热情地过来打招呼，叫陈正林“叔”，叫他妻子“姨”。她自称是一家名叫向尚的保健品公司员工，问了他们是哪里人后，向他们要了家庭住址和电话。

故事开始向着熟悉的剧情发展。没过几天，陈正林接到了王笑笑的电话，“叔，你们在家不，我来看看你们”。这样的登门拜访不止一次，而这个名叫王笑笑的陌生人每次上门都不会空手，要么提个西瓜，要么带上一小蓝鸡蛋，给老人们送上伴手礼。

很快，王笑笑开始邀请陈正林夫妇去“开会”领礼品。陈正林夫妇不知道的是，一旦去开会了，他们就陷入了骗子们精心设计的“杀猪盘”。

在会上，台上的主持人不断带动着气氛，向这些老年人贩卖着焦虑，放大老年人常见的症状，说这是病。台下又安插了拖，只要有一位老人购买了他们在会上宣传的保健品，主持人立马对着麦克风大喊，“恭喜这位姨／叔抢到了两盒”。

而此时，台下王笑笑这些销售员往往都会跟陈正林这些客户说专家认证过，再不买，就抢不到了。

据向尚的前员工透露，这些所谓的“教授”，有的只是路边随便找的体育老师。而那些给老人诊断的“护士”，都是向尚人事部的员工。

陈正林拒绝了第一次的推销。因为他身体向来硬朗，有球友还打趣道，你咋从来不生病？但王笑笑并没有放弃。之前做的功课，足以让她拿下这单。

“叔叔行了，咱这单子你就签了吧，你看我为你服务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是为了你健康好，成为我们公司的高级会员，以后还能跟这些叔叔阿姨一起玩”。

就像现在的杀猪盘，在环环相扣的攻势下，“好说话”的陈正林按王笑笑的建议，瞒着家人，四年内，掏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

2017 年 3 月 11 日，在女儿家带孩子的陈正林对妻子说道，自己要回出租屋吃午饭。妻子让他就在这儿吃。陈正林拒绝了，临走前吐露了一句“顺便找向尚算账”。妻子想陪他一起去，陈正林再次拒绝了，说自己一会就回来。

根据街道监控显示，陈正林中午十二点多从家里出发，往海的方向去了。

据《2019 年中老年反欺诈白皮书》显示，中老年已成为诈骗受害人群的主体，越来越多的陈正林悲剧诞生了。

骗术在不断升级。

借助网络，诈骗的形式，变得更加纷杂多样，连年轻人都无法招架：还记得几年前的高考考生徐玉玉吗？骗子声称有笔助学金要发给她。徐玉玉一步步进入骗子的圈套，转过去 9900 元父亲辛苦打工挣来的学费。发现被骗后，报完警的徐玉玉伤心到猝死在了回家的路上。一个穷苦人家的大学生，生命就此终结。

诈骗为什么愈演愈烈？我们可以从开头说到的一次分配到二次分配的转型上找到线索。

在中国，诈骗是有地域特征的。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就电信网络新型诈骗问题召开会议，并将全国诈骗的版图公开于众。这是第一次揭开年“产值”数以百亿计的电信网络诈骗地域化问题。

以上几个地区都位于福建，被称为“诈骗之乡”：而夺取徐玉玉生命的骗子，正是来自地图上的安溪。

犯罪地域化，远不仅限于诈骗。除了“诈骗之乡”，还有“假鞋之乡”、“制毒之乡”……因为这些地方名头太响，有经验的警察几乎能在第一时间判断出嫌疑人来自何方。

犯罪从单打独特逐渐地域化，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现象。这正是只注重效率的一次分配带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资本越密集的地方，城市发展的效率就越高。这些天选之城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资金、基建网络、劳动力。东三省黑吉辽的 985 大学生只会背上行囊住进北京的地下室当北漂；过去还出现了“环江西高铁网”、“环江西经济带“这类让江西老表们欲哭无泪、具有黑色幽默的新名词。

有蒸蒸日上的深圳，也有与世隔绝的大凉山。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高效创造价值的技能，而在被榨干的本地，又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上升渠道，犯罪应运而生。

犯罪的诞生，是在推动社会发展实行的一次分配原则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答案就在于二次分配。

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不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二次分配也可以叫再分配。它注重公平，简单来说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哪怕大家都穷得响叮当了，只要大家都一样，就是合理的。恢复高考之前的大锅饭，就是典型的二次分配。

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开倒车回去吃大锅饭。任何时候，一边倒式的一次分配或二次分配都会冒出问题，合理的分配方式，是二者的结合。也就是政府报告常出现的：注重效率，兼顾公平。

在法子英被处决的 1999 年，教育部出台了一份名叫《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文件。这份文件提出，到 2010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 15%。

2006 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 80 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

2011 年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0 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比两年前，2009 年 1196 元的标准提高了 92%。

让更多人找到工作、让农民有饭吃、让穷人能活下来……这一切，都是在贯行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二次分配与一次分配相结合政策。

1992 年，总设计师在南方谈话中说道：“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现在，钟表的指针已经走到了这个时候。

三、三次分配

2001 年，一家韩国游戏开发商带着一款“二流游戏”，找到上海市动画协会，寻求推广。这款“二流游戏”，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传奇》。协会的朋友推荐给了陈天桥。当时中国的游戏行业还属于蛮荒状态。面对这个送上门来的新机遇，陈天桥选择掏出 30 万美金的全部家底，买下了这款游戏的代理。他要赌一把。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2001 年 9 月，《传奇》公测。两个月后，在线人数突破 40 万，游戏开始收费。第二年，这款风靡全国的游戏，想给《传奇》充值却买不到充值卡的玩家直接冲到了公司大门。陈天桥每天净赚 100 万。

年仅 31 岁的陈天桥凭借 90 亿的资产，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首富。至今无人打破这个记录。

与财富同时到来的，是疾病。2004 年的一天，陈天桥坐飞机从上海飞往北京。在飞机上，他突然感到胸部剧痛。误以为是心脏病发作的他，在飞机落地后连忙前往医院。医生却告诉他，心脏没有问题，剧痛的原因是惊恐症。

当天下午，这位最年轻的首富独自坐在北京的一张长凳上，产生了不再做生意的想法。

“压力太大，太痛苦。”

2009 年，盛大游戏上市，创下了当年美国最大的 IPO 融资规模。而陈天桥的健康状况却再次告急。最严重时，他头晕目眩甚至无法移动。

“当你躺着时，你就不能坐着。当你坐着时，你就不能起来。你无法呼吸。”

在妻子的劝说下，陈天桥决定隐退，出售了大量股份，举家迁往新加坡，并辞去了董事长职位。

退出公司事务后，陈天桥从自己的个人财富中拿出了 10 亿美元，并决定每年至少捐出 1 亿美金，用来资助人脑研究：这些钱，全捐给了包括加州理工学院在内的美国高校。

陈天桥夫妇的举动，正是目前国内所缺失的三次分配。而这种缺失就像深水鱼雷，甚至没被人察觉。

我们先总结一下一次和二次分配的理论：

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进行的分配，目的是筛选出有效率的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进行的再分配，先富带后富；

但仍有一次和二次分配都没有覆盖到的情况。比如陈天桥的脑科学研究，注定了是投入大，短期没有回报，甚至有生之年不见得能落地的投资。但它给未来解决抑郁症、帕金森、老年痴呆这些病症带来希望。

这些事需要有人做，却很少有人会去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靠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它以慈善为最终目的，以投资及商业的形式，通过专业的风险投资机构和分析工具，让这笔捐款能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利他也利己。而不是直接粗暴地给穷人分钱。

现阶段我们对慈善的理解还非常狭隘，慈善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慈善本身。许多企业家做慈善，是为了避税、公关、建立政府关系的手段……最重要的，还是为了当下看得到的回报所进行的利益交换。

而纯粹的慈善会被视作冤大头，更不用说以道德的力量来推动分配。陈天桥跑到美国研究人脑，比尔盖茨在北美解决非洲的疟疾问题，这些三次分配的例子，都跟现在的我国无关。

时至今日，是尚未进入公众视野的三次分配被完全忽视。这就像个循环，又像一颗计时炸弹，不知未来会以何种形式引爆，又将把我们推向何处。

四、结局

1997 年 9 月 5 日，距白宝山在边疆宾馆连杀数人，抢走 140 万现金才过去不到一个月。当天傍晚，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一行四人来到北辛安白宝山的住所。白宝山不在。晚上 7 点左右，他们又来到了白宝山母亲家，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正是白宝山。

片警说：“你的户口市局批下来了，是 8 月 25 日批的，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把表格填一下。”

他穿好衣服，对母亲说：“没什么事儿，我的户口批下来了，民警同志要我跟他们去办户口，完事就回来。”

然后，他跟警察出去，上了车。半年后，白宝山被执行枪决。

1999 年 12 月 28 日，距离千禧年还剩两天，此时已捉拿归案的法子英同样被执行枪决。虽然劳荣枝逃了 20 年，但在处决枪响的那一刻，属于白宝山、法子英、劳荣枝们的时代，就已随着枪声，以一粒不起眼的尘埃形态，化为历史。

部分参考资料：

社会变迁与犯罪治理.张荆

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中国的财产犯罪——1978-2005年的实证研究.陈屹立

论类型犯罪地域化.石思

稀缺.塞德希尔·穆来纳森 / 埃尔德·沙菲尔 

中国诈骗地理（上），有你在的城市吗？.珠海网警巡查执法

中国刑侦一号案.牛伯成

一老人 4 年买近 10 万元保健品 发觉被骗投海自尽.新京报

消失的盛大陈天桥：为何把市场拱手让给阿里和腾讯？.凤凰财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乔治王（ID：BBfresh），作者：王乔治、地中海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