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致诚劳动者（ID：ZC-labor），作者：打工人的律师朋友，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或许就像许许多多不甘心的女性一样，总会有声音告诉她，“这当初是你自己的选择”。

一、选择

手机震动，沈玉萍在医院收到公司发来的和解条件，她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今年4月，沈玉萍在这家名为“极致宝妈”的平台做月嫂。干了快两个月，突然传来公司破产、发不起工资的消息。很快，沈玉萍被拉到了一个两百人的讨薪群里。群里好几个姐妹被欠了五六万，字里行间尽是无助、焦急和愤怒。

沈玉萍被欠了两万块钱。家在农村的她本就不富裕，刚和丈夫两人供儿子念完大学，还要赡养三位疾患缠身的老人。为了要回这笔辛苦钱，沈玉萍跑了两趟公司。那里总是人头攒动，挤满了讨薪的月嫂和要求退款的雇主。

没有人告诉她们这时候该找谁。

沈玉萍开始和姐妹们辗转派出所、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焦头烂额之际，河南老家的丈夫发来了一条让沈玉萍崩溃的消息：他被确诊了癌症。

沈玉萍连夜赶回去，家门都来不及进就直奔市肿瘤医院。复诊结果上写着“考虑转移”，医生直言“已经是很晚期的晚期了”。丈夫需要立刻住院做穿刺手术，手术费就上万；之后还得用特殊药做化疗，医保也报不了多少。

为了筹钱，沈玉萍又给公司打电话。公司终于同意现在支付工资，但只给七成，而且此后双方就算两清。对方发来一份和解声明书模板，让沈玉萍“自己选”。

沈玉萍没有办法多想。在丈夫病床前的桌子上，她找到了一支笔，照着模板，歪歪斜斜地开始写，“我是月嫂沈玉萍…自今日起，我与极致宝妈（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已结清所有工资及押金。”

从去年年底开始，170多个被平台欠薪的家政女工找到致诚。其中有40多人和沈玉萍一样来自极致宝妈，另外130多人则来自“管家帮”，那是一个体量更加庞大、号称“中国家庭服务O2O模式首创者”的互联网家政平台。

但她们谁也没想到这么大的平台也会欠薪。

“有的姐妹都抑郁了。有的回家拿不出钱，老公以为她瞎花了，正闹离婚。”一个年龄稍长的家政女工说道。

像沈玉萍一样，这些女工都来自农村。在援助申请表里的家庭成员一栏，她们有的写着未成年的两个儿子，有的写着残疾的小妹，还有的写着年逾古稀的母亲。养育家庭的重担让她们选择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到另一个家庭里去做“保洁”、“保姆”和“月嫂”。

家务劳动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在一家之内长期以来都是免费劳动。但走出家庭又如何呢？在商品社会中，家务劳动也往往缺乏法律的足够保障。

最让这些家政女工们愤懑和困惑的是，管家帮和极致宝妈分明早就已经从每家雇主那里收的全款，之后本该用来给她们发工资，“那些钱都花哪儿去了？”

二、消失的血汗钱

管家帮成立于2006年，相比仅成立三年的极致宝妈，它算是有着“悠久历史”，更多次被冠以“家政行业领跑者”的称号。但就在2020年初，这个曾经的行业向导却突然被爆出大面积欠薪。财经一篇报道称，大量家政人员被拖欠工资1-10个月不等，欠薪总额超过千万，仅北京地区就涉及700多人。

回顾管家帮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引线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埋下。

2013年，老牌家政企业管家帮开始主攻线上，接连获得多轮融资，从此步入一条高速扩张的赛道。2016年，管家帮的C轮融资更高达两亿，远超当时互联网家政服务企业平均0.26亿元的单笔融资额。 

2018年9月，为了抢占市场、逼退竞争对手，管家帮推出了“双免”政策：同时免除雇主和家政人员双方的中介费。几位向致诚寻求法律援助的家政女工表示，当初正是受双免政策吸引才加入了平台。

这是一步险棋。毕竟对于90%以上的家政公司而言，中介费是最主要的收入。管家帮既然要打破行业惯例，也就意味着它必须找到其他来钱的路子以维持资金周转。

管家帮找到的金融富矿是一个名为“长收短付”的商业模式：雇主要想免中介费，必须按管家帮要求一次性缴纳半年或一年的全款；管家帮“长收”了这笔款项以后，再按月“短付”给家政人员。

对于不愿一次性付清全款的雇主，管家帮还与金融机构合作，“贴心”地提供了白条服务：加付3%的手续费就可以实现按月分期支付。例如，一份管家帮格式合同里就白纸黑字地写着“XX贷分期支付”这一选项。

很多雇主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使用“白条”意味着管家帮可以用雇主的名义在银行先贷出全部款项，而雇主其实就此背上了一笔贷款，必须按月向银行还贷。

有了“互联网金融”的加持，利用收支之间的时间差，管家帮形成了一个不受监管的资金池，其体量又因为信息平台天然的规模属性进一步扩大，而同样被放大的还有暗藏其中的金融风险。

2019年，管家帮仅用一年时间就将全国60家门店发展成了1100家。鼎峰时期，管家帮的商业版图涉足全国100多个城市，坐拥各地60多家分公司、上千名员工和80万家政服务人员。

危险在欣欣向荣的表象下悄声蔓延。正是从2019年10月份开始，管家帮发放工资的节奏有了明显延迟。“那时候就经常拖个一两周才发钱。你催着点儿就先发给你，不催就一直发不出来。”一位家政女工回忆道。

2020年初，疫情给了管家帮本就问题重重的资金链一记痛击。因为家政用工需求减少，众多家政人员也无法返京，管家帮业务量大幅缩水，收入只剩过去的十分之一。大面积拖欠工资的局面变得无可挽回。

三、“欠薪入股”

欠薪事件爆出后不久，北京政府就迅速约谈了管家帮，督促其“积极筹措资金直面问题”。在约谈会上，管家帮欠薪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该公司快速扩张、业务模式转型、融资出现困难等导致资金链断裂”。

过分相似的情节或许会让很多人想起同一年爆雷的互联网租房平台“蛋壳公寓”。

蛋壳同样利用“长收短付”作为扩张策略，先是用优惠政策激励租客一次性年付租金，再月付或季付给房东。为捕获更多租客，蛋壳也和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租金贷”，让众多租客不知不觉背上了一笔贷款。

2020年10月，蛋壳公寓因疫情等各种因素资金链断裂。平台坍塌后，矛盾随即被转移到上下游之间。大量房东收不到蛋壳的租金，上百万租客面临可能被收房的窘境。

技术的便利好像正使得大型互联网平台的金融“玩法”向更多行业蔓延。而当它闯入劳动力市场时，危险就更加不可估量。

在管家帮爆雷一年多后，另一个家政公司极致宝妈又上演了雷同戏码：一次性预收家政人员劳务费后遭遇周转危机，大量家政人员被欠薪。

稍做检索就能发现，极致宝妈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注册资本100万元、实缴资本85万元的小微企业。这么一个资金微薄、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怎么会欠下数百万工资？

其实早在2018年，已经有报道指出“管家帮涉嫌引导用户小额贷款”，其资金池的潜在风险也有所揭示。但这种现象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也未能被及时叫停。

当监管滞后，资本会用其熟谙的各种伎俩在无序扩张中迷失方向。正如习总书记在2016年就明确指出的，互联网金融管控“是高风险、高技能的，如果判断失误、选择不慎、管控不力，就会发生问题甚至大问题，严重的会影响社会稳定。……现在，经济社会管理难度很大，各种复杂因素很多，出现一些失误是难免的，但学费不能白付，要吃一堑长一智，举一反三，避免同一种失误一犯再犯。”

今年10月，管家帮老板又向被欠薪的家政女工们发出了新“号召”：用她们被欠的工资入股。

“现在大家一分钱也不用掏，之后公司赚多少就分大家多少，最后还给大家的钱说不定比欠的还多。”在一份录音里，一个男声信誓旦旦地说。

四、跌落

“我不会再信他的话了。”万娟说。

去年初，万娟被管家帮拖欠了8500元的工资。管家帮不断承诺下个月就能还上钱，但下月复下月，万娟和其他姐妹等到年底，也没有等到承诺兑现。

在望不到尽头的等待中，万娟开始找新的单子维持生计。但就在去年底，她碰巧在极致宝妈签下了一单，又被极致宝妈欠了8500元工资。

资本肆虐后留下防不胜防的陷阱，万娟一年间被中伤两次，这让万娟心灰意冷，“对家政不那么上心了，想改行。”

曾经，需要独自抚养两个儿子的万娟是拼了命做家政的。

七年前，万娟6岁和12岁的两个儿子要升学，开销越来越大。但万娟的前夫攒不下来钱，拿不出孩子学费；后来干脆直接消失，抚养费也不再给了。

想多挣点钱的万娟离开了老家的工厂，到大城市做月嫂。她平时在家政公司接单，偶尔也自己接接私活儿。2018年初，眼看着小公司的单子被大平台的流量越挤越少，她才加入了管家帮。

但不管在哪里接单，月嫂都是一份“24小时的工作”。白天得做辅食和月子餐、做抚触、洗衣服、给宝宝洗澡、换尿布。晚上还得守在婴儿床跟前定时观察情况，“夜里只睡两三个小时是常有的，能睡五小时那就是奢望了。”

尽管工作范围就是照顾宝宝和妈妈两人的衣食起居，但见到其他人需要换洗的衣服，万娟总会顺手洗了；回家吃晚饭的人多了，万娟也会顺手把一大家子的饭做了，因为“当月嫂的，眼里要有活”。由于总弯着腰忙忙碌碌，“没有哪个月嫂腰不疼的”。

有的客户觉得月嫂挺轻松的，不明白为什么万娟一天要收300多块钱。万娟会笑着应两句，辛酸直往肚子里咽。

一年下来，万娟至少会接八单，最多的时候能做十单。牺牲这十个月睡眠，万娟能挣下来九万块钱。她会先拿出两万左右当儿子们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开支，再攒下四五万“给他们以后结婚用”。

和无数母亲一样，万娟的字典里好像没有“自己”。

这七年，为了当好一个母亲，一年到头熬夜没让万娟放弃，一直不见好的腰疼没让万娟放弃，一度被人看低也没让万娟放弃。

但是一想到被欠的血汗钱，万娟就感觉浑身没有力气。她不明白自己的选择怎么会接连出错，不明白为什么受苦受累却没有回报。看到起诉管家帮的姐妹们至今没有要回来钱，万娟也打消了起诉的念头。

“不想折腾了，感觉没啥希望。”

五、在边缘的家政女工

在我们身边，像万娟这样的女性有多少呢？

过去几年，中国家政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从2015年的2776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8782亿元，目前家政企业数量已突破200万。截至2020年，中国家政工人数超过3500万，其中95%以上是女性，九成是农村妇女和城镇下岗职工。 

然而，这一庞大就业人群的法律保障却非常单薄。

1995年，一份劳动部的政策中就已经写明“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法”。根据现行劳动法规定，劳动关系的一方必须是企业组织等“用人单位”，而人们理解的家政工多直接受雇于家庭雇主，这种个人之间的雇佣关系并不在劳动法保护范畴之内。

与家政工的个人雇佣关系相对应的，是家政企业所普遍采取的“中介制”模式。从1983年第一个家政中介成立以来，家政业就一直以中介制为主，目前200多万家政公司里中介仍占90%以上。

家政中介公司通常声称其仅负责撮合，向双方收取每单中介费后就拂袖离去，此后家政工的工资考勤等一概不管。但现实中，不少公司虽名为中介，但却对其家政人员有着严格的管理，比如不得拒单、不得接私单、休假天数限制等，违反者将受到相应处罚。

沈玉萍以前所在的家政公司就不允许她们接私单。每接到一个私活儿，上交公司奖励200元，私自接单则可能被罚3000元。

在个人雇佣关系、中介制的名号下，家政工们实际可能受到了来自个人雇主和家政公司的双重管理。然而没有人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人会为他们缴纳社保。这不仅让家政工们日常劳动权益受损，也让他们在出现伤亡等意外时面临更高的维权成本和无人兜底的法律风险。

2013年前后，互联网平台入局家政领域，仿佛要将家政工们带入一个冉冉升起的朝阳产业。但这些五花八门的用工模式究竟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平台承担何种责任、家政工权益如何落到实处，在立法与司法中都还悬而未决。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着力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其中：

• 员工制家政企业应依法与招用的家政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按月足额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

• 家政服务人员不符合签订劳动合同情形的，员工制家政企业应与其签订服务协议，家政服务人员可作为灵活就业人员按规定自愿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城乡居民社会保险。

今年10月，商务部等14部门发布《家政兴农行动计划（2021~2025年）》，明确提出：

• 加强涉及家政从业人员权益的纠纷调处，保障家政从业人员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休息等权益。

• 研究推进家政领域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权益保障工作。引导家政平台企业积极购买相关商业保险，利用规模优势降低保费成本。

• 落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政策，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合理承担家政领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责任。

国家政策已经为未来改革指明了方向，家政工必须被纳入劳动权益保障的框架之内。

看到这些为平台经济劳碌的普通劳动者无法得到充足的保障，致诚主任佟丽华曾写下一篇两万字长文，言辞恳切地指出当前劳动法律保障范围的局限，“农民工、家政工、外卖骑手等人群还没有获得劳动法的保障，这与建立勤劳致富基本国策的发展理念存在很大差距。建议通过制定《劳动法典》，大幅扩大保障范围，使绝大多数劳动者都能获得劳动法的保护。”

改革之路无法一蹴而就，但每向前一步就有一步的光明。

六、等待

目前，管家帮案件已告一段落。虽然有关部门已经高度重视，但管家帮名下没有财产，法院只能裁定执行终结。这些家政女工需要继续等待管家帮恢复偿还能力。

大部分被极致宝妈拖欠工资的当事人也收到了一审胜诉判决，但因为公司方上诉，案件还在进展当中。

但这个进展已经和沈玉萍无关了。9月24日，沈玉萍拿到了一审败诉的判决。尽管代理律师和沈玉萍在法庭上反复陈述事情原委，但推翻协议的条件非常严格，法院还是认定了和解声明的效力。

对于这份在丈夫病床前被迫签下的和解声明，沈玉萍不是没有过不甘心。可一想到上诉需要再交几百块钱，而且翻盘的希望渺茫，沈玉萍还是放弃了。

或许就像许许多多不甘心的女性一样，总会有声音告诉她，“这当初是你自己的选择”。但面对罹患癌症的丈夫，“不这么选择又能怎样呢？”

如今，沈玉萍依然做着家政工作，得空就赶回老家照顾丈夫。现在丈夫病情控制得不错，肿瘤已经小了一倍。

“既然出现了问题，我们就应该面对。我们有信心面对这个困难的事情。”电话那头，沈玉萍的声音里有一种令人动容的平静和坚强。

只有谈起正在部队当兵的儿子时，沈玉萍沉默了几秒，“可不敢让他知道，怕影响他。我们昨天还在说，等他明年回来的时候，得把家里的药都藏起来。”

*文中沈玉萍、万娟均为化名。

致诚主任佟丽华后记

对于致诚这样的专业法律援助机构来说，管家帮、极致宝妈这两个案件办理起来也很艰难。但这样的案件给我们带来三个思考：

首先，应该建立更多帮助劳动者的专业法律机构。

在处理这种案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引导、帮助劳动者依法维权，还需要疏导、安抚当事人的情绪，给她们温暖和力量。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有些案件并不一定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在这个过程中律师如果能理解和支持当事人，对她们而言也是一种慰藉。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专业法律援助机构的一大价值不仅是依法维护他们的权益，同样重要的还有化解社会矛盾，让权益受到侵害的人感受到法律的力量和人文的关怀。所以，我一直呼吁国家应该建立更多帮助农民工和其他劳动者的专业法律机构。

其次，互联网发展迅速，新业态劳动者的形态也越来越复杂，这是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必然现象，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平衡好鼓励创新和规范管理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要给市场探索创新的空间，鼓励一些企业进行探索；而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任一些企业做出不规范的行为。

具体来说，有三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重点：

第一，加强对平台创新模式的调研。对于创新的做法，尤其是涉及劳动者权益和金融风险的，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开展早期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及时研判利弊和风险点。不能等到问题严重、爆雷以后再进行处置。

第二，加强对平台创新模式，尤其是其金融和劳动者权益保障风险的监管力度。在调研基础上，及时对风险本身进行监督和管控。例如管家帮这种形成大型资金池的互联网平台，其实不仅具有金融风险，而且还会产生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风险。平台所收的这笔资金应该专款专用，政府则要加强监管，不能放任这种金融风险和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蔓延。

第三，司法机关应该加强调研和指导的力度。从司法机关的角度来说，应该跳出个案，加大研究力度。

例如，有些企业利用明显的优势地位和劳动者签订协议，其实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原则，这些协议的效力应该怎么看待？再如，企业收了这么多钱，这些钱到底流向了哪里？从法院执行的角度来说，也要穿透表面安排、深究资金流向。比如有的企业高管可能拿着很高的薪水，但最后劳动者微薄的工资发不出来了，这种问题如何解决？还有，有些经过几个所谓投资过程的周转，资金被转移走，这种情况如何执行？

总之，司法机关要加强研究，跳出对个案表面现象的判断，深究背后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让公平正义得到更好的实现。

最后，我还是想强调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在这些案件中，我们看到有的劳动者起早贪黑，甚至夜里也睡不好觉，付出了辛苦却拿不到钱。这么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国家怎么实现共同富裕？怎么能让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呢？现在，劳动领域的问题不是单部法律修修补补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系统研究、系统方案来应对的。

因此，我们呼吁国家尽快制定《劳动法典》，全面改革和完善劳动法律制度，包括把共同富裕提升为基本国策。此外，我特别想强调对女工权益的保障。家政工绝大多数是女性，但家政工却没有被纳入劳动法的保障范围。劳动法承认劳动者和企业之间不对等的关系，给予了劳动者特殊保护。

但遗憾的是，家政行业中的大量女性不在劳动法保障范围内，无法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有些月嫂表面上看起来收入很高，但其实夜里还需要工作，她们是异常辛苦的。因此，我们需要特别强调对女工权益的保护，把家政工纳入劳动法的保障范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致诚劳动者（ID：ZC-labor），作者：打工人的律师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