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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ID:story_fm),讲述者:赵小勇,制作人:徐林枫、付玉箫,文字整理:付玉箫、闫敬文,题图来自:讲述者
大芬村是个深圳的小村子。
说起深圳,你可能会想到它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曾经的世界工厂。但你很难想象这里会有一种工厂,里面充斥的不是机器的轰鸣,而是画笔的摩挲声;闻到的不是胶水塑料,而是油画颜料的味道。
大芬村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存在。
1989 年,香港画商黄江来到大芬村。他租了一间民房,带着几个画工在这里赶订单。
没想到从那之后大芬开始野蛮生长,油画加工、收购、出口等各类产业在这里集聚。慢慢地,大芬竟发展成全球最重要的油画交易集散地之一。
■ 大芬村的画工们 / 余海波 摄
鼎盛时期,在大芬这个没有工业企业的小村里,仅油画交易额都超过 2 亿元。无数张《星空》,《睡莲》,《蒙娜丽莎》从这里发往世界各地。
而这些世界名画的临摹品全都出自民工之手。
赵小勇,便是其中之一。
1. 我好像注定要画画
1972 年,我出生在湖南邵阳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虽然从小爱画画,但家里没有条件支持我的爱好。
1989 年,打工潮兴起,我也来到深圳打工。我们一行人就骑着破单车,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里找工作,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我都没找到。有时,好不容易排了长队到了招工处,人家拿着我们的身份证一看,外省人,不能要。
工作找得很心急,我就跟那些招工的说,“我们不要你的钱,你管我们吃住就好了。”
后来,我跑到蛇口海边做建筑工。工作很辛苦,我年纪小,吃不消。深圳海边的蚊子特别多,大得像蜜蜂一样。晚上我们点三四根蚊香都没用,只能用胶带把脸和脚缠起来,但也还是睡不好。
1992 年,我去到了一个做藤篮工艺品的工厂。在那里,我的工作就是在工艺品上画东西、上颜色,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也是我向往的工作。
那时候我非常喜欢画画。做工之余,我们工友会聚在一起画画,经常画到深更半夜,就画明星,比如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
工厂的设计师是个菲律宾人,他看中了我,让我当他的助理。他教我怎么去调色、怎么去画画,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我慢慢地学到了很多东西。
可能我这一生注定就是要去画画的。
■ 90年代,赵小勇在深圳
1993 年,我跳槽到了另一个做工艺品的台湾工厂,因为我技术还不错,让我画的都是最精细、最难的部分。我在那个厂里做了4 年,在那个年代,我就已经可以拿到上千元的月薪,厂长也很看重我。
有一天,和我同厂的老乡问我,“你这么喜欢画画,你有没有画过油画?”
我说,“没有”。
因为他哥哥在大芬村画油画,他就带我去了大芬村。那时,大芬油画还没有形成规模,村里也没有画廊,只有二三十个人在小型画室里画画。
当我第一次在大芬村看见油画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油画真细腻啊,画里的人、他们的眼睛和皮肤都太生动、太逼真了。
这些画怎么会这么漂亮?
从大芬村回去之后,我跟老乡说,“要不我们去大芬村画油画吧?”
他答应了。
我们两个辞工来到大芬村。待了一个月之后,老乡不想画画了,就回到了原来的工厂,而我决定继续留在大芬村。
到底在大芬村能不能生存下来?我能不能画好?这些问题我没想过。
那时候,我只是凭着画画这个爱好就出来了。
既然出来了,我就不想再倒回去。
2. 从《咖啡厅》开始
1996 年到 1997 年,我在大芬村里学习油画。那个时候的大芬村是个城中村,很破旧,臭水沟的味道远远就能闻到。
在这里,画工们都在忙着赶订单,没有人会手把手教我,学画基本都靠自己摸索。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画卖不出去,没有收入,只能到处借钱。直到一个老乡找到了我。
他手上有很多订单,就叫我帮他给油画铺底色,他也教了我许多和色彩有关的技巧。
在接到的第一笔订单里,我画了大概 20 张画,领了八九百块工资,那是我在大芬村赚的第一笔钱,我太高兴了。
有了收入,我就可以继续买画布、颜料和书。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画好梵高。
梵高的《咖啡厅》是我临摹他的开始。第一幅画的不好,就接着画了第二幅,慢慢就有感觉了。
到了第三幅的时候,一个画廊老板买走了我的《咖啡厅》,他还买走了我临摹的梵高的其他作品。而且,这些画他后来都卖掉了。
我想,既然有人接受了我的画,我就要更加努力。
1998 年,我成立了自己的画室。到了 2000 年初的时候,大芬村变得越来越有名,村里的每个画室都在接大量的订单。那时,我们画室的习惯是从下午两三点开始画画,一直画到凌晨三四点,有时还通宵。
■ 赵小勇的画室 / 余海波 摄
夜里,大芬村的每个画室都会听一档叫做“夜空不寂寞”的电台节目,节目专门做给漂泊在外的异乡人听,连我们大芬的画工也会给节目组打电话。
就这样,万籁俱寂中,整个大芬只有电台的歌声和画笔摩挲的沙沙声。
3. 流水线上的画家
有一次,我碰到了一个来买画的香港人。
他进店就夸我的画很漂亮。他从包里拿出了 10 张梵高作品的相片——我们临摹油画都是照着原作相片来——想跟我谈一笔 20 张图的订单。
那时候的油画生意供不应求,来大芬的画商里,香港人是最大的客户群体。
我心想,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在那一个月里,我很认真地去画了这 20 张图,交付后,老板很满意。马上他又给了我 20 张相片,每幅相片画 10 张!
因为订单量大,单靠一个人没法完成,我就叫了我的老婆和弟弟一起过来帮忙。我和我老婆之前是在同一个工厂认识的,她也懂一点画画,再加上她悟性好,只用了三个月就学会画《星空》了。她现在《星空》画得比我好,都不用看稿,拿起笔很快就能画出一幅来。
于是,我老婆就专门画《星空》,我弟弟就给我铺底色。
后来,大概在 2001、2002 年的时候,我又接到一个更大的订单—— 5000 张梵高的《鸢尾花》。我们整整画了一年,就只画这幅画!一个人画背景,一个人画花,另一个人画花瓶。
虽然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但这样的速率在大芬村还是不够。到了 2003、2004 年的时候,订单量越来越大,一个月就需要完成 1000 多张图。我就把家里的亲戚们都叫来一起帮忙。
那个时候,我们七八个人就挤在一间租来的屋子里画画。几面墙上钉满了画板,每天都在赶画。吃饭、生活也都在这个屋子里。累了拿个草席往地上一铺就能睡着。
■ 大芬村的画工们/余海波 摄
你知道我们这么赶了多久吗?
十年。
这十年是苦过来的,为了养家糊口,我把画室当成一个工厂,别的什么也不想。
我不想我们以后要去做什么,也不想如果没有订单,我们该怎么办。
4. 见梵高,是一个梦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油画也卖不出去了,我的画室一年只能接到一批订单。为了生存下去,我决定转型自己做画廊卖画。
有一天,有个客人一进来就感叹,“这里就是梵高博物馆吧!”
我打趣地说,“你怎么知道梵高博物馆什么样?”
“我就是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的人啊,”他还说,“如果你去阿姆斯特丹,我带你去博物馆参观。”
我当时很惊讶,但也只当他在开玩笑,没把这话放在心上。
我还记得啊,以前和朋友合租。那晚,他突然很激动地叫我“小勇,小勇!快来看电视!”
当时在放梵高的传记电影。这是我第一次了解梵高的故事,原来梵高对绘画、对艺术是这么的执着,他的生活很打动我。
那时,我对梵高很痴迷,买了很多和他有关的书和画册,我想更深入地去了解他的画。可画册和真迹终归还是不一样。
我从 1999 年临摹梵高开始就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去看他的真迹,可我也知道,这只能是一个梦。欧洲太远,太花钱。而我每天都要赶订单。
5. 在阿姆斯特丹
2013 年,纪录片导演余海波和余天琦父女找到了我,他们想拍摄我的生活。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踏上了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旅途。
■ 赵小勇在阿姆斯特丹
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外,我隔着很远就看到了一张梵高的自画像。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因为那是我画的。
原来,这就是之前来过我画廊,邀请我去荷兰的客户。可当我走近时,我发现这不过是个可以移动的纪念品店铺,就像一个集装箱一样。在我的想象中,我认为我的画会在欧洲售卖,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我的画既没有在画廊里展示,也没有装框,就是那样叠在一起钉在墙上。
我心里挺失落的。
后来我们一行人就去梵高博物馆参观了。当大门打开的那一刻,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梵高的自画像,我不由自主地把脸挨近了去看。
不一样,跟我画的不一样。
这些年,我看了那么多书和图片,可当我亲身来到真迹面前,我才发现原作和图片是有多么不同。画册上的画笔触很粗狂,色彩又很靓丽,可博物馆里的那一幅笔触非常细腻,色彩很柔和。
■ 赵小勇在梵高博物馆
除了那幅自画像,在博物馆里,我看的最久的画是《向日葵》,这幅画也是我临摹次数最多的梵高作品。
我发现梵高这幅“向日葵”很“奇怪”,因为画布上四个角用的笔触大小都不同。有一个画角是用 1 号笔,转到其他角就变成了 3 号笔、 4 号笔。我在想,梵高在画这幅画时,一定不断地试了又试。
创作《向日葵》时,梵高很孤独,同是画家的好友高更是他的一个精神支柱。或许是为了迎接高更来到他的小屋,又或许是为了挽留高更,梵高把友情倾注在了这幅《向日葵》里。从这些变换的笔触可以感受到,他很用心,也很小心。
6. 再见,“咖啡厅”
之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闲逛着。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无意间来到了梵高那幅《咖啡厅》的实景地。真是跟画里的“咖啡厅”一模一样啊。
我独立完成的第一幅梵高作品,就是《咖啡厅》。
那晚,我太高兴了,在咖啡厅买了两瓶白酒,喝醉了。
在阿姆斯特丹呆的四天里,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去咖啡厅转一圈。
当时余老师对我说,“你就在这个咖啡厅画一幅画吧。”我说好。
■ 赵小勇在咖啡厅画《咖啡厅》
这里没有画板,我就地找了一个红酒桶,就靠在红酒桶上画。我也从来没这样画过,起稿时膝盖都在抖。
不过当时画得很快,半小时内就完成了。周围的外国人都围了过来,夸我画得好。咖啡厅的老板也一直在看着我画画,当我画好后,他很不好意思地问我是否能把这幅画送给他,我答应了。
老板拿到画之后很高兴,把画挂在了吧台的位置。倘若以后再来,我们还能看见这幅画。
那一天,我和梵高站在一样的位置,和他画了一样的画。
后来,我们还去了许多梵高生前去过的地方。最后一站,我们去了奥维尔,梵高在那里画下了他最后一幅画,《麦田上的群鸦》。
而离麦田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就是梵高和他弟弟的墓地。
这个墓地里的坟墓大多富丽堂皇,雕花装饰都很精致。但梵高和他弟弟的墓却很普通,上面缠绕着常青藤。
那一天下着雨,我们一路采了些野花。有一个小伙子点了几根烟放在了梵高的墓碑前。我们把花摆在一旁。
从墓地返回,经过麦田时。天空乌云密布,我们情不自禁地向天空喊着“梵高”。
喊啊喊啊,惊起了一群乌鸦。
7. 梵高,在看着我画画
从麦田回来后的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
我画了 20 年的梵高,可画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卖掉还是又要重新画一遍。而这些作品永远都是别人的,不是我自己的。
去荷兰前,我有一幅《吃土豆的人》刚完成一半。回国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幅画完成,随后我把梵高所有的画重新画了一遍。后来,这些画都卖出去了,唯独留下这幅《吃土豆的人》。
接着,我开始尝试着去画一些原创作品。
我老婆跟了我这么多年,画了这么多年,却没有一幅她自己的画。所以,我的第一幅原创作品就是画我老婆。
我画完之后拿给她看,她很开心。后来有人想买,她就说不卖。
这几年,我创作了很多系列,有关于家乡的,有关于梵高的,也有关于我自己的。
■ 赵小勇原创作品
回想自己的前半生,我觉得很梦幻,好像从决定前往荷兰的那一刻起,我就走进了一个漫长的梦里,在这个梦中,我真正地见到了梵高。
他就站在我身边,看着我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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