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来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层观察家 ，作者：程春晓

从我认识爷爷起，他就戴着一顶藏青色帽子，里面还垫着一张剪成圆形的旧报纸。有时候他会摘下帽子用热毛巾擦头，我就看到热气从他的零星灰白头发的秃头上滋滋升起。按我爸的说法，人就像个暖水瓶，最重要的就是要戴上帽子，否则就会因热气跑掉而死。所以我奶奶睡觉的时候也都会戴着一顶棕色的毛线厚帽，她会笑着对我妈说：嫚啊，人老了就是怕冷。而这个时候我妈会转头对我说：你奶奶，小姐身子丫鬟命，站在小凳上够衣服都不敢的。

每到过年前后，我都要提前回到老家去。有一年我走路十几里地回去，在村口看到爷爷跟一群老头在路边种树。又有一次，爷爷带我去村东边的山上，他跟一群人在铺碎石子。这是我仅有的对爷爷每天到底在干什么的记忆。村里所有老头，只要到一定年龄都会加入老头队，老头队的职责就是给大队上干活儿，赚一点钱。而从我认识爷爷起，他就已经是一个老头了。

秧歌是海阳本地的特色。每到过年前后就是秧歌最盛的时候。然而我居然对秧歌的记忆十分有限。只记得，墙上用纸糊的广播网里，一阵滋啦滋啦声之后会说：来秧歌了吭，来秧歌了吭。

广播网是家家户户都必须安装的，后来我到军舰上服役，广播一响，所有人都要停下手里的活儿支起耳朵听命令，倒是让我想起村里的广播网。印象中，来秧歌的通知是所有广播里最短的，第二短的也是每天傍晚会听到的是：大桥上，有卖海虹的，十块钱六斤。这个时候，我的小大往往会发表评论说：好大的大桥，2米长的大桥。其他更正式的通知，开头会先说一句：广大党员干部及村民。

其实根本也不用通知，秧歌一进村，锣鼓家什声音是整个村子都能听见的。然后爷爷就对着我说：去望秧呱吧？爷爷的腿不是很好，等我们慢腾腾地走到了，大队门口的空地上早就围成了黑压压一大圈。我坐在爷爷头上，往里看，怎么看也看不见。只听见一阵喧闹之后，又突然安静，然后就有一个人嘴里在连搭着什么，据说是在念喜歌儿，然后锣鼓又突然响起几声，然后那个人又继续唱念。如此反复几次，又开始下一轮的喧闹。

山东的男人，根据我总结，只有两种类型：一天说不了三句话的，和一天能说一万句话的。爷爷属于前者，他跟我在一起，最经常做的事是，用眼睛盯着我，同时用手指关节在一张方杌子上打锣鼓节奏，用关节打了一会儿，就又换成用指头尖打，我看到沉默的眼睛里有节奏在跳跃。爷爷不说话，但是我知道爷爷一直在思考，有一天，我大概十岁，他突然开口问我：周*康，是不是朱德的儿子？原来，他把周和朱搞混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爷爷其实一辈子都没能挤到前排，看到一场完整的秧歌？所以他对秧歌的记忆，也几乎全是关于声音的？

我的四爷，好像没进老头队，但他进了秧歌队。四爷在秧歌队里的角色是猪八戒，在他家里，他曾骄傲地给我展示过他的装备：一个猪鼻子面具，还有一张油光光的硬硬的大肚皮。

四爷喜欢说笑，我印象中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一定要跟我说很多逗我玩儿的话，说完，脸上总是带起“看我，我正在讲笑话”的笑。四爷好像还是村里扎上茔用的纸马、纸人的人，每次过年我去他家，他家里正间屋里都摆满了这种东西。也许，正是因为制作猪八戒装备需要类似手艺，让他得以入选秧歌队。

两三个月前，我在北京见了一个founder，我和另外一位朋友在一个四合院的里屋等他，他坐下来，开口第一句话说：你们知道吗？北京最近正在抓人。后来聊天中我们得知他也是海阳的，其实，他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差不多猜出来了。

1742年版《海阳县志》里是这么评价海阳人的性格的：民多朴野，性皆犷直，犹有古风。凡有施为，质多文少。

海阳秧歌的形成，很可能与海阳的卫所文化有关，是一种军事的残留。《赵氏谱书》里有海阳秧歌的最早记录：世袭指挥镇抚诰封武略将军……乐舞生闻韶率其创练之秧歌，舞唱于庭。

我最近一段时间对秧歌产生兴趣，一是我的孩子晚上在家看电视学秧歌，而让我真正感到海阳秧歌的重要的，是我前一阵加了一个家对面的舞蹈机构，想给孩子报名，她有一天在朋友圈晒讲座，我点进去一看是张荫松讲授《非遗舞蹈——山东海阳秧歌工作坊》。

我发现，海阳秧歌的武术成分和动作幅度，比陕北、胶州、东北等秧歌都要大不少，但少于潮汕英歌。海阳秧歌武术主要体现在大夫，据说打的是海阳本地螳螂拳。海阳秧歌最引人注目的，一是多层的阶级秩序：以主大夫为核心，2名或4名副大夫为周围，然后是16或24名花鼓，以及与之配对的16或24名大嫚，然后是三组固定小戏角色货郎和翠花、锢漏匠和王大娘、丑婆和傻小子，再往外是一些随机角色比如猪八戒背媳妇、旱船、骑驴的之类的，可有可无；二是变化多端的队列阵势，有遍地开花、众星捧月等。而最让观众激动的，还是秧歌结束前的队伍聚拢和随之的对外突然爆发，叫三进三出，在对外爆发时，整个秧歌队往往一起大喊前进，而观众则连连叫好。海阳秧歌的精髓，张荫松在《海阳秧歌教程》总结为节奏上的“一惊一乍”。但是他没有总结人物的精神状态，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总结，就是：“志得意满”。

是啊，一个人，如果能入选秧歌队，他还有什么不值得自己骄傲的呢？更何况，海阳人本身就是骄傲的。我的孩子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是已经初步有海阳人的样子，她会早晨起来突然说：我不用教自己学会游泳了，或者晚上突然来一句，我可厉害了，我会爬树了，而其实她这两样都不会。这也是上海最让我不适应的地方：上海人太正常了。我的同学李凌霄告诉我，他对烟台最大的印象，是小时候他来烟台，路边有个小平房，上面写着几个大字：XX大饭店。

爷爷给我讲的故事，我印象中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行村的日本鬼子进村，当时我四爷太小了，所以没有跟大队伍往山里跑，当时爷爷已经十岁了，他跟我四爷一起蜷缩在炕上，装成小孩样，躲过一劫。还有一个是他听他的爷爷说的，说清末的时候，徐州来了一伙人，到村里进行了烧杀抢掠。

爷爷也会教我他的爸爸，他的爸爸的爸爸，还有他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名字，但是也基本只能教到这里为止了。二零零三年，村里修了新村志，爷爷让我和哥哥去把村志抄下来供他研究。爷爷还曾传授我姓氏32个繁字用于起名，实际上这套繁字历史并不长，是同治年间搞联宗联谱的时候才搞出来的，到我爷爷这代，也才用到第六个字。而且我去年才发现，我爷爷教我的一个字是错的，他把丕写成了培，这也导致我给我的孩子起名的时候，错误使用了“培”字。

海阳秧歌与潮汕英歌最大的不同，海阳是政治的，而潮汕是宗族的。“舞唱于庭”，是大队的庭，而不是宗祠的庭。在上海，经济把普通人保护得太好了，当一个人感受不到政治，只能说明他已经远离了世界的本质，这对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来说，是最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