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兵/还未毁灭，也没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邱兵 ，作者：邱兵

冬日的清晨经过波士顿Beacon Street（信号街），麻省理工学院附近有名的长街，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突然想起了那个出生于1926年的作家，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正是在信号街度过，明年，是他一百年的诞辰。

弗兰克·惠勒（Frank Wheeler）和爱波·惠勒（April Wheeler）住在康涅狄格州郊区一条中产阶级的街道：Revolutionary Road（革命之路）。

弗兰克在纽约一家公司做着他并不尊重的工作，爱波曾梦想成为演员，现实中是家庭主妇。他们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失败者”，而是“自认为尚未失败的人”。

爱波参加了一次业余戏剧演出，结果演得很糟，观众反应冷淡。她第一次明确意识到：也许我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有才华。

弗兰克没有真正安慰她，两人开始在“谁更失败”这件事上暗暗较劲。

爱波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卖掉房子，带着孩子去巴黎。她工作养家，弗兰克“寻找真正的自己”。

“巴黎计划”成为他们婚姻的“精神止痛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重新相爱，重新轻蔑邻居，重新嘲笑“普通人”。

转折点到来。

弗兰克的公司提供了加薪和晋升，这正是他们口头上一直鄙视的东西。

弗兰克退缩了，他用各种“理性理由”否定巴黎计划。

爱波再次怀孕。她明确表示不想要这个孩子，认为这会彻底封死“另一种人生”的可能，弗兰克则坚持这是正常人生的一部分。

在一次激烈但并不歇斯底里的争吵后，爱波独自在家，试图用一种“医疗操作式”的方式给自己做流产。结果：严重失血，死亡。

弗兰克搬走，继续工作，继续生活。邻居们迅速把这段悲剧整理成“一个不太幸的故事”，生活回到秩序。

《革命之路》，总是被误读为一部关于婚姻失败的小说，不是，它是关于“希望”如何被“日常生活”慢慢杀死的小说。

1992年11月，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因为肺气肿及并发症去世的时候，年仅六十六岁。

根据波士顿大学学生报的回忆，他在1990–1991年曾在信号街的Crossroads Irish Pub楼上的一间公寓里住过，常常去酒吧跟学生聊天喝酒。

据说，他的房间非常简陋：一台打字机，两盏微弱的小灯，到处是踩死的蟑螂，碗橱里还有脏兮兮没洗的锅。

但是，他有三件坚持了一辈子的事：写作，终生写作。抽烟，即使在最后一年里他得借助氧气面罩来呼吸时，抽烟也没中断过。喝酒，白天不喝酒，他要写作，一到晚上却总是烂醉如泥，不醒人事。

耶茨活着的时候，并不受欢迎，他的另一本了不起的作品《十一种孤独》的中文译者陈新宇说，（大意），耶茨让你在阅读中明白，生活之路有时会意外地转个弯，但给我们的并非惊喜，只是无奈。

耶茨的书从来不是畅销书，没有一本书的精装本销量超过一万两千册，人们需要鸡汤，不喜欢揭伤疤。

1999年，评论家斯图尔特·奥南（Stewart O’Nan）在《Boston Review（波士顿评论）》撰写题为《The Lost World of Richard Yates》（理查德·耶茨的失落世界），深度追问“为什么我们弄丢了一位伟大作家？”

此后掀起了一次小小的耶茨高潮。好莱坞拿到《革命之路》的版权，将其改编成电影，由著名导演山姆·文德斯执导，2008年12月同名电影公映后颇受好评。

我非常喜欢耶茨，看过差不多所有翻译成中文的他的作品，就像大学时喜欢齐秦唱的悲伤的情歌一样。

中文写作里没有“耶茨时刻”，早期的余华有一点，也许吧。近年来大量的非虚构写作，似乎更接近“耶茨世界观”，没有逆袭，还未毁灭，也没赢。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即将结束的时候，耶茨世界观正在重新笼罩一代人：并非所有努力都有结果；并非所有梦想都能兑现；并非所有困境都值得被改写。

耶茨式世界观在当下变得异常准确：不是给希望，而是给尊严。

这是《革命之路》的结尾女主决定自己在家流产并最终走向死亡的一段描述：

“爱波把书桌收拾干净，并且为弗兰克铺上干净的被单之后，就提着废纸篓走去后院。这是一个典型的秋日，气候虽温暖宜人，但一阵阵微风拂动着草地上的落叶，让她回想起童年每一个勇敢的开端，回想起开学前几天大人为她准备的苹果、铅笔和新羊毛衫。”

2025岁末零下十一度的清晨，在信号街的街头，所有过往，像潮水一般缓缓流过。

像童年每一个勇敢的开端。